8月8日晚上8點左右，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一起去看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丁盛原來是廣州軍區司令員，1973年12月，毛澤東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被調廣州軍區，原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被調南京軍區。丁盛這次是去視察舟山群島以及大、小洋山島的。大、小洋山島在長江口外，離上海不遠，島上的軍事由南京軍區所屬上海警備區管轄。視察后，丁盛一行從吳淞口登岸，下榻在軍隊所屬的延安飯店。馬天水等知道丁盛在上海，相約去看他。據王秀珍后來回憶：丁盛當時對他們說：
許世友在廣州說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無冤后世無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后，是他搞我的家屬、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屬和孩子。他們在廣州拉一批人請客吃飯，我在南京很孤立。我從廣州來南京沒帶人來，我是襟懷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殺頭的。[1]
丁盛說，這次軍區開會，通知60軍，但軍長、政委都不來開會。60軍政委是許世友的前任秘書，軍長張明也是緊跟許司令的。他們聽許司令的，不聽我的。丁還解釋說，60軍駐防地就是從南京到蘇州。[2]丁盛這些話，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聽來，是對他們的提醒：離上海最近的駐軍聽許世友不聽他丁盛的。王秀珍后來回憶，她聽了這席話后的感覺，是心里很緊張，汗毛凜凜：
我想一個南京軍區的司令員指揮不動一個軍，他很孤立，搞他是很容易的。我又聽了丁盛說他不怕殺頭，我想一個司令員都要殺頭，那我們也要殺頭了。所以聽了丁盛的話，我感到汗毛豎豎，心里很緊張。以后，我將此事告訴了施尚英，要他心中有數。[3]
在王秀珍他們探望丁盛之前，6月28日，上海民兵指揮部上報市委《關于武器分發的請示報告》。這是一個例行報告。[4]但是，1976年上海民兵的武器發放，晚了許多時候。本來，在1976年一季度，總后勤部的預算總量武器已經陸續到警備區武器庫。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按常規向上海市委分管民兵工作的王秀珍請示，要求下發。但王秀珍說：現在主要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武器發放慢一慢。拖到六月下旬，施尚英又一次向王秀珍提出武器下發之事，王秀珍要求他們按慣常手續，先向市委打個報告。6月28日，市民兵指揮部即向市委打了報告。7月3日，馬天水打電話問施尚英，為什么報告上全自動武器不下發?施答這是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批的意見。事實上，這是市民兵指揮部的意見。因為全自動步槍發一次是一百發子彈，半自動是五十發子彈，市民兵指揮部討論時，覺得用全自動步槍訓練太浪費子彈，提出暫不下發。參加討論的李彬山同意。馬天水意見，全自動武器還是全部發下去。但是，一個月過去，發放武器的報告沒有批下來。8月10日，施尚英去康辦開會，詢問報告為何沒批?馬天水說：我早就批了，并將辦文的干部找來。一問，才知道是因為對上海在蘇北的大豐農場是否也要發槍有異議，所以沒有將馬天水的批文轉民兵指揮部。馬天水大發雷霆，指示說大豐農場單獨處理。他隨即在原來批過的報告上，又寫上“立即發”，對施尚英說：你們明天就發。于是，市民兵指揮部于8月11日，開會布置發武器，到8月底，七萬多件武器全部從倉庫領出，到9月10日，大部發到基層。[5]
馬天水為什么那么急地要發槍?文革后他自己在交代中說，是怕毛澤東逝世后打內戰：“為什么這么急，主要是今年以來特別是主席病重后，我們受四人幫的毒很深，我和徐景賢、王秀珍同志也曾議論過主席百年之后的形勢萬一發生內戰和鬧亂子，手里有點力量。”[6]而丁盛后來在回憶錄里說，文革結束后，對他審查的辦案人員要他承認：因為他8月8日那天晚上，在延安飯店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們講了那番話，馬天水他們才去檢查槍發下去沒有，急著要發槍。[7]丁盛不承認自己曾經講過那番話。但不管發放武器是否與丁盛的話有無關系，對毛澤東病重病危的擔憂，尤其對毛澤東逝世后可能的形勢變化的擔憂，不能不說是馬天水急著發槍的原因之一。本來，上海的發槍是個每年例行的民兵行動，但因故拖延了，從年初拖到到8月才實施。這時毛澤東已經病危，又加上馬天水批示“立即發”。于是上海的發槍，與毛澤東逝世，在時間上幾乎重合。這不能不引起軍隊的警覺。
而在此之前的1976年3月8日，一顆巨大的隕星以每秒十幾公里的速度，帶著火球穿過地球的大氣層，飛至吉林地區上空爆炸，大量碎隕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區一帶，其中最大的三塊隕石，沿原來的飛行方向繼續向西偏南方向飛去，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區的三個地方。民間傳說：這樣大的隕石跌落在中國，是預兆著中國最重要的三個人物的離世。當時，周恩來已經于二個月前的1月8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接著，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連北京都能感覺到嚴重震感。終于，仿佛是應驗著天人感應的隕石傳說，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毛澤東逝世，市民兵指揮部繼續根據原來的工作預算，又下發了六萬余發子彈和一萬五千萬發炮彈。到9月中旬，毛澤東逝世前便定下的武器發放，基本完成。
9月21日，在北京參加衛生部會議的徐景賢，去釣魚臺張春橋住所看望張春橋。談話中，張春橋悲觀地表示自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早就準備殺頭了”。[8]徐景賢后來回憶：
那天，在談到上海的工作時，我說在主席逝世以后，聽說市委機關里對誰誰今后可能擔任什么職務有些議論，王秀珍已要機關黨委轉告各方面不要議論了。這時，張春橋說：“要謹慎小心，特別是你們幾個人講話要注意”。他特別關照說：“你回去再跟老馬說一說，南京路上出現過的大字報(指要張當總理的大字報)再也不能貼了，這是毛主席單獨向我作過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經給老馬打過電話了，你再說一下”。
張春橋說到謹慎小心以后，把話題一轉，他說：“人家已經講我們是‘上海幫’了”!他很惱火地緊接著說：“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會，偏偏把我們幾個(指‘四人幫’)排在一起，那個時候我就給總理提了意見”。
張春橋還當我的面對上海工作發指示，說什么要引導群眾，要有信心，要振奮精神，團結的面要廣一些，等等。
張春橋當時還對我說：“要經常分析階級斗爭的形勢”。[9]
我向他當面匯報了我所知道的軍隊的一些重要情況，我們“有所準備”，“馬老和我們已經給民兵增發了原定入庫的槍支”。張春橋很注意地聽，完全是默許和支持的。[10]
上海還沒有經歷過如林彪上臺那樣的考驗，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總是要連累你們的。[11]
對毛澤東逝世，張春橋心中是哀痛的，這種哀痛，是對毛澤東的感情，也是對自己命運的預感。這種心情和預感，張春橋曾經對蕭木也有所表露。在徐景賢去看張春橋前幾天的9月18日，毛澤東逝世追悼大會那天，蕭木也參加了大會。他從釣魚臺步行去追悼大會現場的天安門廣場，足足走了三、四個小時。蕭木步行，是為了收集民眾對毛澤東逝世的反應，為自己寫小說積累資料。追悼大會結束后，回到住處，蕭木便接到張春橋的電話，要蕭木去他的住處。張春橋平時與別人很少私人交往，能說話的人不多。他將蕭木叫去，看來有很多話想找人聊聊。蕭木講起自己步行一路的見聞，說毛主席逝世，大家都很哀痛并擔憂中國的未來。蕭木講述時，張春橋不時地插些話。張春橋并沒有要求蕭木向上海傳達他的這些談話，但事后，蕭木將這次談話回憶整理，寄給了朱永嘉：
朱、王、王、陳、賴、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橋同志找我談了一次話，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我對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后，處處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種失落感。春橋同志說：毛主席處處不在又處處在。毛主席雖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線、制度、政策都留下來了。春橋同志又說。毛主席的身體是被鄧小平搞垮的。鄧小平欺騙主席，大搞翻案，被毛主席察覺，只好帶病領導和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硬是把身體累垮了。光憑這一點，鄧小平的罪也就夠重的了。
二，我勸春橋同志要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體。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難受得受不了，胸中時常感到氣悶，守靈時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誰知被電視臺的記者拍攝進鏡頭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見春橋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對春橋同志表示擔心目前的形勢，特別是軍隊不在我們這邊。春橋同志說：現在的形勢不能同馬克思逝世時比，也比列寧逝世時的形勢好得多，當年托洛茨基是紅軍總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鄧小平雖被打倒了，但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在于誰掛帥.目前資產階級的力量遣沒有集結起來，缺少掛帥的人物。
四，我問春橋同志中央今后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春橋同志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在中央，在黨內的資產階級，要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修正主義上臺。蘇聯現在變修了，將來還是會出列寧的。中國即便修正主義上臺，將來也還會出列寧。
五，我講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壞人關門飲酒，引起群眾氣憤、上門懲罰。春橋同志說：我倒擔心這方面搞得太過分了，當然群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這樣好的八億人民，一定會涌現他自己的領袖。目前最困難的就是現在這一段時期，只要把這一段時期渡過去就好了。現在要出鄧小平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會起來反對的。
六，我對春橋同志說：廣大群眾普遍希望能盡快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六卷。春橋同志說：毛選五卷的書稿已被胡喬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難。還是考慮出單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國慶前爭取選出毛主席論接班人五條標準的。
七，春橋同志對我說：主席逝世時，蘇修也發來唁電。這樣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請示報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從外電消息中發現了這一情況，才讓他們把蘇修的唁電退了回去。
八，我談到現在人們普遍對形勢感到擔心。春橋同志說：要樹立信心，今后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這是大方向。你轉告上海的同志們，要振奮精神，努力工作，準備斗爭。
此信閱后即毀，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蕭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12]
蕭木后來解釋他最后的那兩句話“小人苦哉”，是因為張春橋并沒有讓他轉達這些話，他怕張春橋知道后責怪，所以他要朱永嘉看后即銷毀;“大人苦哉”，是擔心如果自己對張春橋的這些話回憶或理解有誤，會給張春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13]
9月27日，蕭木準備回上海探望病重的妻子，臨行前向張春橋告別。張春橋和他談了三個小時。這三個小時的談話內容很零散，許多是關于寫作方面的。因為蕭木回上海的另一個目的，或者說真正的目的，是想完成自己正在寫的小說。張春橋自己過去也曾寫過文藝作品，兩人在這方面很有共同語言，聊了很長時間。當然，也議論局勢。[14]張春橋說：
以前看文件，主席在，就看一遍，比較馬虎。現在主席不在，不得不多著幾遍。
我講到生產問題時，張說：1967年工廠停產，經濟是個問題，明年春天要有反映，上海工作要做得好一點。上海還沒有經過大的考驗，林彪要搞上海沒有搞成，鄧小平也沒有搞成。上海要經得起考驗，要多做工作，不要出頭。[15]
張春橋與蕭木的兩次談話，全是兩個人之間的非正式談話，張春橋都沒有要求蕭木向徐景賢等人傳達。但是前一個談話，蕭木整理后寄給了朱永嘉;這個談話，蕭木回上海后，應徐景賢要求“吹吹中央小道消息”，也向徐景賢轉述了。文革結束后，尤其是“上海沒有接受大的考驗”，被解讀為張春橋布置上海準備對抗。[16]不過，張春橋的這個預感確實是先驗的。這個預感，將在不幾天后被印證。
注釋：
[1]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2]在丁盛自己的回憶錄里，說這些話是徐景賢文革結束后捏造的，自己根本沒有說過這些話，為此他文革后特地去找過徐景賢要求對質，但徐景賢家人說徐景賢不在，他認為徐景賢這事躲避他的對質。引自丁盛口述的《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3]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4]每年，解放軍總后勤部都會對全國民兵的武器裝備制定計劃，下發到各大軍區，對上海的民兵武器裝備計劃是發到南京軍區的，由南京軍區同時發始上海警備區和上海市民兵指揮部。這些計劃發放武器下發入庫后，由警備區管理，市民兵指揮部根據總后勤部制定的年總量，相應制定分發預算，細化到每個師。預算報告主報上海市委，抄送警備區，抄報南京軍區和總后勤部。市委批覆后方可下發武器。
[5]以上關于發槍的內容引自施尚英1976年12月11日，載于《上海民兵斗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9期。
[6]馬天水1976年12月15日，載于《上海民兵斗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9期。而在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下發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材料之三》中所引王秀珍1976年12月6日的交代中，說“在毛主席病重期間。馬天水告訴我，王洪文打電話給他，急催發槍。后來，市民兵指揮部寫了發槍的報告給市委，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王秀珍這個交代將馬天水急著發槍的原因，說成是因為王洪文的電話。但是，筆者尚未看到馬天水本人的交代。按常理，如果有馬天水關于王洪文打電話催他發槍的交代這樣重要的直接證詞，專案組應該不會再轉彎引用王秀珍的交代。
[7]《丁盛回憶錄》。
[8]《上海文革史話》第936頁。
[9]徐景賢1976年11月5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干部會議秘書組1976年11月18日印發。
[10]徐景賢1976年12月]2日，轉引自《上海民兵斗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9期。
[11]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材料之三》，張春橋這句話是朱永嘉交代中轉述徐景賢的回憶。不過朱永嘉的這個交代沒有被標明日期。
[12]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版。
[13]這是蕭木對筆者解釋的。
[14]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15]蕭木1980年7月8日《談話記錄》。
[16]徐景賢的交代中說是張春橋讓蕭木帶話，但蕭木對筆者說，張春橋當時只是和他信口聊天，也沒有托他傳話。這些話，是他回上海時，經過康平路會議室，正在學習的徐景賢等市委干部看到他，讓他談談中央情況。他于是向他們回憶了張春橋的這段話。徐景賢馬上就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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