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時寫的，《建軍大業》很火，但還沒來得及看。不過這個問題仍然是存在的，如果有槍桿子就能有政權，為什么建立新中國的不是北洋軍閥，而是共產黨?共產黨和北洋軍閥的區別是什么?這是共產黨成功的關鍵】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建黨90周年。辛亥革命和中共建黨都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至深至巨。在這兩件大事之間，相差十年，也就是1911年到1921年。這十年的時間差里，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試驗了各種政治形式，最后無不以失敗告終，最終導向了中共建立，從而將中國帶入一個新時代。
4月到5月，CCTV在黃金時間播出了電視劇《中國1921》，以為紀念。而這個電視劇選取的時間背景恰好是1918年一戰結束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間跨度為三年。而這三年也恰好是北洋政府政治上最終破產，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則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新的政治力量。一個夕陽西下，一個如日東升，兩條線索交織、糾纏在一起。
北洋政治何以破產
武昌起義的槍聲結束了帝制，中國進入共和時代。但是這共和并不是人民共和，也不是社會各階層聯合的共和，而是北洋軍人的共和。
國民黨雖然倡議革命十多年，但要想在1911年接盤，顯然還差得太遠。無論是政治、外交、行政、軍事、社會改革等諸多治國理政的方面，國民黨除了簡單的口號式主張，還沒有成熟的想法。甚至連如何在清帝遜位之后仍將蒙古、新疆、西藏保留在“中國”之內，他們在理論上都無法解決。
從這個角度說，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權落入北洋軍隊為骨干的舊官僚、舊軍隊之手有一定的必然性。至少他們的行政經驗要比國名當更豐富，更懂得如何與列強打交道，而這是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的能力。
實際上，不僅中國如此，多數前殖民地國家都有類似經驗。在國家、民族陷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后，統治者改革往往先從軍隊開始，所以軍隊往往是這些地區和國家中最先接觸到新思想進而產生民族自強和政治改革意識的群體。土耳其、埃及均是如此，甚至我國西藏地區也曾有過藏軍軍官為主體政治改革勢力。土耳其政治轉化較為成功，凱末爾革命之后再未出現較大幅度的政治動蕩，而埃及則長期處于軍政府狀態之中，從納賽爾革命到薩達特再到已經倒臺的穆巴拉克，都是以軍隊為其整治后盾。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現在經常有人提到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同情戊戌變法、推動晚清新政之類的事情，其實不足為怪。因為他們與外國打交道多，所以對新事物、新思想接觸較多，從而在舊式官僚中較早產生政治改革和軍事自強意識。而且，他們本身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力，也有能力推動這些改革。
但這不意味著軍隊可以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新政治秩序的出現端賴于新政治力量的出現，年輕軍官主導下的“革命”能起的最大作用往往僅限于打倒、推翻舊政權，為新政治力量打開成長的空間，充當國家護衛者的角色，而在政治上則只能是過渡時期的里外狀態，而不能成為常態。因為軍隊本身只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科層制系統，可以為一個國家提供政治秩序保護，但卻沒有為民族指明方向、帶領人民走向未來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
辛亥革命后，舊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尚未誕生，軍隊成為國家權力的主人。在當時，唯一有可能為國家帶來新秩序的只能是國民黨，但國民黨本身缺乏明確的政治主張，又缺乏與軍隊在博弈中共享權力的政治經驗，所以國民黨與北洋軍的政治蜜月僅僅2年多即告結束。從政治上說，這無異于將辛亥革命的果實拱手讓給了北洋軍隊，并且隨后在南方發動“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從而使國家陷入南北分裂之下的戰爭狀態。
袁世凱死后，段祺瑞繼掌北洋。段本人醉心武力，夢想以武力實現國家統一，而在政治上則先后扶植黎元洪、馮國璋和徐世昌充當傀儡。無論是段祺瑞本人，還是他所扶植的傀儡總統們，他們根本上仍然是舊政治的代表，只能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團，而沒有意識形態，也就是沒有“主義”。所以，段祺瑞才找了王揖唐這樣的政治掮客來充門面，甚至還大談社會主義以顯示自己并不守舊。
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一個基本不同之處即在于，現代政治即使本質上仍然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與合作，在表面上也仍然必須以意識形態來自我標榜和號召人民。換言之，即現代政治光有團體不行，光有主義也不行，而必須將兩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共同體，才能夠成為一個新的政治力量，給民族、國家和人民一個“愿景”。
而這恰恰是北洋軍人所無法提供的。他們有名義上的憲法、兩院制國會、大總統和安福系，但惟獨沒有意識形態共同體，沒有明確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改革主張。所以，即使在北洋軍隊內部，也有類似吳佩孚這樣同情五四運動的人，更有馮玉祥這樣更年輕的傾向于更全面、徹底的革命人，一有機會，他們便會反戈一擊。直皖戰爭段祺瑞倒臺后，北洋也進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段祺瑞好歹還有統一全國的理想，繼起的曹錕之流則干脆連這樣的理想也沒有，成了純粹的政治玩票。而北洋也在這樣一波又一波的內部分裂中走向了滅亡。
國民黨與共產黨
很明顯，在《中國1921》里，主線是北洋政府和毛澤東為代表的有政治理想的年輕人，而國民黨只是配角，一個歷史的看客。
國民黨何以會淪落為歷史看客?因為國民黨與北洋軍閥一樣，沒有政治信仰。
國民黨早期主要的政治訴求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而這一任務在辛亥革命中已經完成了。接下來國民黨應該做什么，國民黨內部本身并無統一意見。而在與北洋政府分裂并陷入對立后，國民黨退往南方，尋求軍閥支持，以“二次革命”為號召。
但一次革命導致的結果是北洋軍閥統治，全國名義上統一，實際上各地都處于半獨立狀態。在國民黨能夠發揮影響的南方各省，軍閥們也只是名義上支持國民黨，實際上與北洋軍閥毫無分別，國民黨曾經說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毫無動靜。而且，國民黨還要承擔南北分裂的政治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二次革命”對一般民眾的吸引力相當有限。
而孫中山本人雖然對英美社會政治相當熟悉，但在遇到挫折時想到的卻是老辦法。國民黨在經歷辛亥革命之后的渙散狀況后，孫中山試圖改革，但重整黨的辦法卻是用類似黑社會幫派的方式，讓黨員宣誓對他個人效忠。一個以革命為主要目的的黨，用如此不革命的方式，其結果自然使國民黨不僅沒有更革命，反而更像一個政治投機團體。
反觀共產黨，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共產黨的發起和成立之前，其主義已經開始傳布，并且對對在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相當有吸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共同體，而不是利益共同體。并且，共產黨很快就區分了其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明確了其階段性工作目標。
共產黨孕育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社會改革為其使命，有明確的政治主張。新文化運動使共產黨成為一個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政治團體，而參加五四運動的過程則讓他們從一開始就注重發動民眾參與社會改革。而國民黨思想上始終未脫舊式精英的氣味，政治上則始終存在著投機傾向，尋求軍閥的支持，幻想著畢其功于一役，也沒有腳踏實地地進行過社會改革實驗。
所以，《中國1921》中有些看似不必要但實際上十分關鍵的線索，比如小耳東從一個車夫變成工運積極分子，劉根從鴉片鬼變成禁煙的積極參加者，意義即在表現作為新文化運動呼喚出來的“新人”，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注重對人的改造。而這也是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終建立新中國并將中華民族帶出歷史最低谷的制勝法寶之一。
而國民黨真正有明確的政治主張的時期實際上也就是與共產黨合作的那幾年，1927年兩黨分裂后，國民黨雖然名義上取得了全國性勝利，但其意識形態上的失敗也使國民黨迅速從革命黨蛻變成了一個官僚、精英和權勢階層的共同體，從而注定了其失敗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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