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再不能允許出現逼死人的現象。我們對審干的方針政策應該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務分子,我們一個不殺,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
話說1943年7月間,著名音樂家、作曲家賀綠汀來到了延安。不久,他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禮堂舉行文藝聯歡晚會。毛澤東也來了,他穿著灰布中山裝,敞著領扣,左手夾著煙卷,正與旁邊的人談論著。周揚把賀綠汀領到他面前,介紹說:
“這位是《游擊隊之歌》的作者賀綠汀同志,剛來不久,湖南邵陽人。”
毛澤東握著賀綠汀的手高興地說:
“還是老鄉喲。賀果這個人你認識嗎?”
賀綠汀說:
“他是我三哥。”
“啊!賀果是我在長沙第一師范的同學。”毛澤東顯然很興奮:“你的《游擊隊之歌》寫得很好啊,你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7月23日,楊步浩把打下的小麥,選最好的裝了500斤,用4頭毛驢馱著,帶著他的親戚李志明,高高興興的趕著毛驢來到棗園,把糧食送給毛澤東和朱德。
自從毛澤東、朱德同意楊步浩為他們完成生產任務后,楊步浩感到非常榮幸,渾身有使不完的勁,起早貪黑,也不覺得累。到了夏季,楊步浩種的小麥果然獲得了豐收。
當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楊步浩。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
“楊步浩同志,請坐,請坐!”
楊步浩就緊挨著毛澤東坐下,心里“突突”直跳,滿肚子的話,激動得不知從何說起。毛澤東問他:
“楊勞動英雄,你為什么要替我代耕?”
楊步浩向毛澤東講述了自己的苦難經歷,說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來得快,我全家早就餓死了,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你是我們勞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領袖,一天到晚為國家安危操勞,還有生產任務,我實在放不下心,就想為你代耕,公糧由我給你交。”
毛澤東感慨地說:
“這才象無產階級鬧革命啊!”
毛澤東接著問:
“你的麥子為什么種得這樣好呀?”
楊步浩就把自己不違農時,如何施肥、鋤草等等重要環節一一作了介紹。毛澤東很高興,當即提筆給延安縣長曹扶寫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視與推廣楊步浩的生產經驗。
晚上,毛澤東請楊步浩在家里吃飯,給他講了邊區建設和打敗日本鬼子后,建設新中國的事情。楊步浩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咧開嘴幸福的微笑著。
第二天,毛澤東請楊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種的蔬菜,隨手摘下一些西紅柿送給楊步浩。毛澤東還送給他一些熏肉、餅干,讓他帶回去給娃娃們吃。
楊步浩臨走前,毛澤東讓他到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給林伯渠談談農村的情況。毛澤東在給林伯渠的信上介紹道:
“茲有延安縣川口區六鄉石家畔勞動英雄楊步浩及其親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縣曹扶縣長介紹來談,獲知鄉村情況,很有興趣。茲轉介至尊處,倘有時間,乞為接談,他們極愿晉謁領教。并望招待他們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們離此70里之遠。”
毛澤東經常到延河灘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問寒問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澤東在河灘上散步時,遇到一個從城里回來的文人,只見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的在手中打轉玩,他跟毛澤東打招呼時,拐杖還在手中不停的轉來轉去的揮動著。說來也巧,正在此時,有老鄉的馱鹽的毛驢隊從這里經過,那人的拐杖還是不停的轉動著。鄉下人一向對讀書人有錢人謙恭,一見此人如此傲慢,自己被擠到一邊也就忍氣吞聲地趕著毛驢隊過去了。毛澤東非常氣憤的對身邊的人說:
“真是目中無人。他看不起勞動人民,只是因為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頭上顯威風,只比老百姓多這么點知識,就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擺臭架子。”
7月30日,毛澤東和康生談到了搶救運動中的擴大化問題。
原來在不久前,毛澤東發現一些在中央辦公廳從事機要工作的人員被懷疑,受到審查,感覺有些不對頭,他說:
“不可能有這么多的特務。”
他為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情況,讓有關人員將一些人的口供材料找來,認真審閱,材料還沒看完,便派人將負責復查案件的李克農、師哲叫了來,問道:
“你們送來的口供,我還沒有看完,你們那里還有沒有這樣的供詞?”
李克農說:
“還有三四十份。”
“你們覺得口供的真實性如何?”
“基本沒錯,個別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肅反的經驗教訓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澤東說罷,接著列舉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他又問:“現在是否也是這樣辦的?”
師哲回答說:
“一些具體的做法還不太清楚。”
“你們送來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給我了。”毛澤東看著二人疑惑不解的樣子,解釋說:“為什么不想看?我看這些材料像是寫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話不實在。你們怎么看?”
師哲解釋說:
“一句兩句錯話,恐怕難免,但這無關緊要。”
毛澤東認真地說:
“如果有1句假話,會不會有10句假話?有10句假話,會不會有一段假話?有一段假話,會不會全篇都是假話?我寫了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貼到墻上,每天改幾個字,一個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這還是自己寫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們寫的全對嗎?寫口供不是寫小說,不能編假的。你回去對寫口供的人說,一個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個字,一句話是假的,改正一句話,一段話是假的,改正一段話,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們把他們的口供交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去改,但要說明,一個字、一句話都不要假的。我們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師哲等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向寫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向毛澤東匯報了搶救運動中的混亂現象。毛澤東聽后說:
“我看是擴大化了。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種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同志的問題是會搞清楚的,現在可不能隨便做結論。我們如果給哪一個同志做錯了結論,那就會害人一輩子。現在做錯了我們要給人家平反,給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
再說毛澤東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談話中說:
“這樣搞肯定是有問題的。”
毛澤東指示說:立即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
1943年7月,日軍由于太平洋作戰失利,在華北撤退了一些次要據點,收縮兵力,八路軍乘機進行反攻勢作戰。華北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恢復和再發展的階段。
7月30日,毛澤東在關于黨的政策、任務問題致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的電報中,要求各地應加強對敵反“掃蕩”、反“蠶食”斗爭,強調“在群眾中普遍的、經常的任務則是戰爭、生產、教育三項”。
后來到年底,晉察冀北岳區恢復并開辟了平漢路西3600個村莊;平西區抗日武裝伸向察南,恢復與開辟了懷來、涿鹿、蔚縣、宣化、陽原地區2000多個村莊;冀中區恢復到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的局面;冀東、平北開辟了察北、熱南及遼寧西部大塊地區;晉冀豫的冀南區恢復、發展了10余縣;太岳區打開了高平、晉城、長子、沁水、曲沃、沁縣等邊沿區局面;冀魯豫軍區和太行軍區于7、8月間發起衛(河)南戰役和林(縣)南戰役,殲滅日偽軍1.2萬人,開辟了衛南、豫北廣大地區。
晉西北已將敵人擠到主要交通線,恢復了根據地。
山東根據地軍民,發動了奪取沂魯山區和諸城、日照、莒縣山區的戰役,基本控制了上述地區,打通了魯中、濱海、膠東解放區之間的聯系。
華中新四軍基本制止了日偽的“蠶食”和“清鄉”。蘇北的淮海、鹽阜區基本恢復;蘇中、蘇南、浙東區經過長時間反“清鄉”斗爭,擊退了敵人;淮北、淮南區基本恢復并開辟了部分地區;鄂豫邊恢復了襄西,發展了襄南,開辟了洞庭湖濱。
華南抗日縱隊先后粉碎了日軍對東莞、寶安沿海地區和海南島地區的圍攻、“掃蕩”和“清鄉”,鞏固和擴大了東江、瓊崖抗日根據地。
1943年8月2日,周恩來在中央辦公廳歡迎他回到延安的大會上,發表講話說:
“沒有比這3年來的事態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的了。”“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此后,周恩來參加了高干整風和研究黨史的活動。他在整風會上,為自己在抗戰初期的錯誤做了誠懇的檢查。高級干部中也有不少發言者批評了周恩來。
8月15日,中共中央在《總學委關于進行認識國民黨本質和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問題的通知》中宣布說:
“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亦告一段落。”
8月1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了毛澤東關于審查干部和肅清內奸工作的9條方針。《決定》還說:“這一次我黨審查干部,不稱為肅反,不采取一切特務分子和可疑分子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法。”
決定還說:“不能給群眾潑冷水,運動已搞成這個樣子,糾正起來也不是一日之功。”
此后,江青接到了柯慶施的一份申訴材料,她向毛澤東匯報說:
“少奇同志在華北局時,審干工作處理得不太好。”
毛澤東問道:
“有什么問題?”
江青說:
“他支持彭真在運動中打擊了許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慶施就是其中的一個。據他們搞的材料說,柯慶施是國民黨的特務,主要證明人是張秀巖。而張秀巖是彭真同志老婆的親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們已將柯慶施同志關押了兩年了,連柯慶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慶施在拘留室寫給我的信中說:真正寫了‘反共啟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劉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慶施同志在莫斯科時,是我們共產黨員中唯一見過列寧同志的,他要是國民黨的特務,那簡直不可思議。現在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這個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這么嚴重嗎?”
毛澤東立刻叫來康生,了解柯慶施的案件。康生說:
“不錯,柯慶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親自抓的,少奇同志也過了手。我雖然負責中央的審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經過我這里,大量的案子處理,是由各單位自己來抓。”
毛澤東指著江青說:
“江青向我講了柯慶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這個案子的全部材料調來,我要看一看。在沒有弄清問題之前,你通知有關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來做。總之,今后再不能允許出現逼死人的現象。我們對審干的方針政策應該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務分子,我們一個不殺,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各單位自己處理大多數的問題,必須遵循這個原則,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決問題。”
康生馬上向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要求他們認真執行。
柯慶施終于獲得平反昭雪。他后來在延安見到了毛澤東,流著淚一個勁地說:
“毛主席真偉大,毛主席真偉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黃泉路了。”
毛澤東說:
“是江青同志向我報告了你的情況,我才知道的。”
柯慶施感激地對江青說:
“毛主席有了你這樣的賢內助,是我們黨的幸事。”
柯慶施又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劉少奇在華北局時期的問題,毛澤東說:
“這些問題先不要再講了,事情復雜,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楚。你要學會忍耐,我也是這樣過來的。共產黨員不學會顧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氣爽。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剛剛開學上課,學員們正在窯洞里復習功課。一輛美式吉普車駛進了柳樹店的山溝,旋即停在醫科大學的操場上。當車上的主人走下車來時,被附近的幾個學員發覺了,他們立即歡呼起來:
“毛主席來啦!”“毛主席來啦!”
在宿舍里自習的學員們,聽到歡呼聲,都跑出了窯洞,奔向操場,把毛澤東圍了起來。
“當當當……”一陣清脆悅耳的集合鐘聲響了,學校領導指示各大隊集合,整隊到大禮堂聽毛澤東講話。學員們席地而坐,禮堂被擠得滿滿的。老師們和校領導都擠在禮堂大門口內的東側,緊靠著墻站立著,幾乎是站在了主席臺上。
主席臺上放了一張學員上課用的書桌。毛澤東的隨行衛士穿著一身灰色的軍裝,瘦小的個兒,顯得精干利索。他從腰帶上解下用布袋裝著的軍用白搪瓷茶缸,持著耳把,又從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個無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把茶缸放在書桌的西側。
當毛澤東出現在大禮堂門口時,學員們熱烈的鼓起掌來,隨著掌聲的節奏,學員們齊聲歡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澤東穿著一身褪了色的和戰士難以區別的灰色軍裝,松散著褲腿。他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他那1米8以上的魁偉身材,高大而寬闊的前額,深邃的眼神。一頭濃黑的頭發使他那黝黑的面孔顯得更加消瘦。他微笑著舉起了雙手,手心向下,接連輕輕的按了幾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
坐在第一排的王鶴濱看著毛澤東的樣子,立即想起了他在華北聯大時學生中流傳著的一句話:“毛主席像個老媽媽。”他正想著心事,突然聽到毛澤東說道:
“槍是可以殺人的!”
毛澤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了他講演的第一句話,頓了頓,他接著說:
“同志們,我們革命黨人認識這個真理,代價卻是慘重的,花去了無數個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敗的教訓才認識到的。于是,我們革命黨人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教訓,也拿起槍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戰友的尸體,我們繼續戰斗了。”
毛澤東頓了頓,穩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問道:
“那么,我們手里的槍是從哪里來的呀?”
毛澤東啟發式的提問,一下子把學員們的思維集中了起來。一個學員大聲說道:
“大概是通過地下工作者送來的吧?!”
毛澤東微笑著亮出了底牌:
“是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運來的嘛!蔣介石給我們當運輸大隊長,還是很稱職的喲!他既不用牛車拉,也不用毛驢馱,而是用火車載汽車運的呀!運來了嘛,我們就統統地收下,但是,不開收條的喲!”
毛澤東的話音剛一落,會場上立即迸發出爽朗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毛澤東也笑出了聲音,他隨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著說道:
“從前我們就是這樣,用小米加步槍戰勝了敵人的飛機和大炮,現在,我們對付日本鬼子也是這個辦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懷從華北前線回到延安,
彭德懷到了毛澤東那里,他要就毛澤東對他4月7日在太行山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的批評意見,準備和毛澤東辯論一番。毛澤東不想就此問題糾纏不清,就讓江青跟他解釋一下。江青接待了彭德懷,她說:
“主席為你講的話,兩天沒有睡好覺。你代表中央講這類意見,應該事先請示中央,而不能這樣無組織無紀律,這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表現。毛主席說,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彭德懷一聽就火了,他很不耐煩地說:
“你是代表誰來和我這樣談話?老毛呢?他為什么不能和我來談?還要你來出面?我認為你還不夠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體照顧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來操心。好不好?”
因為事先毛澤東有交代,江青有思想準備,就耐著性子說:
“我是沒有什么資格,可是我們共產黨人是講真理的,對的聽,錯誤的批評。毛主席讓我把他的意見轉告給你,這有什么夠格不夠格的?你的封建殘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認為毛主席的批評有道理,還是盡快改正為好。”
彭德懷一氣之下,拂袖而去。
后來,劉少奇和彭德懷去看望病中的關向應,關向應流著眼淚說:
“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時,聶榮臻也根據中央的指示,離開晉察冀,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
聶榮臻在抗戰時期,長期獨立領導一個大戰略區的黨政軍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澤東的信任和器重。毛澤東在他行前,特意致電給他,要他帶一支部隊,兵力起碼4000人,保證路上安全。恰好,呂正操率部同行,一路安全抵達延安。
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人,都到聶榮臻住處看望他,久別重逢,大家見了面,都很激動和高興,互問別后情形。
呂正操作為七大代表來到延安,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一見他就笑著說:
“你給我寫的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個簽字為難了我,猜了半天,才認出是呂正操。”
毛澤東又問他道:
“干嘛要把3個字連成1個字呢?”
呂正操不好意思的笑了。兩天后,毛澤東派人用一輛大汽車把呂正操和林楓接到棗園吃晚飯,邊吃邊談,一直到深夜。呂正操和林楓告辭出來,毛澤東還端著蠟燭照明,送他們走下山坡,上了汽車。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先后參加這次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陳云、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博古、鄧發,共11人;列席會議的有李富春、楊尚昆、林伯渠、吳玉章、彭真、高崗、王若飛、李維漢、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賀龍、林彪、羅瑞卿、陸定一、孔原、陳伯達、蕭向榮、胡喬木,共19人。
王明、王稼祥、凱豐因病未參加會議。
這次會議歷史上稱之為第2次“九月會議”,會議斷斷續續一直開到年底。
毛澤東在會議上,嚴厲的批判了王明在抗戰以來的右傾錯誤路線。許多干部都在會議上作了檢討。
彭德懷在會上報告了華北的斗爭情況,總結了各階段的經驗教訓,檢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他還總結了自己對毛澤東認識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領袖。
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會議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會上提出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是“入股革命”,一貫反對毛澤東,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幫了蔣介石的忙。
有人提出百團大戰是否有問題,毛澤東解釋說:
“在群眾中應該說打得好,在高級干部中也要說明百團大戰是英勇的,只能在戰術上加以說明。”
毛澤東很不滿意有關方面對百團大戰的宣傳。據聶榮臻說: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批評了這件事。毛澤東說:
“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多個團參戰,蔣介石很驚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后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所以,這樣宣傳百團大戰,就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后果。還有,在戰役第2階段,講擴大戰果,有時就忘記了在敵后作戰的方針,只顧去死啃敵人的堅固據點,我們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較大的代價。死啃敵人堅固據點的做法,是違背游擊戰爭作戰方針的。”
1943年秋,任弼時鄭重囑咐蕭三說:
“寫一本毛主席傳,以慶祝他的50大壽。”
任弼時希望蕭三在12月下旬完成。胡喬木也極力贊成此事。蕭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務,他說:
“我曾榮幸的和毛澤東同志在小學和師范學校同學過,參加了‘新民學會’的成立會,共同參加五四運動,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動,直到他親自到碼頭送我們上輪船赴法國勤工儉學。”“我倍受陽光雨露的哺育,領袖良師益友的教導熏陶,自然有許多親切的珍貴的回憶。”
后來,蕭三為此遍訪了在延安的許多人,有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賀龍、陳毅、羅瑞卿、蔡暢、譚政、陳正人、何長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后來,由于毛澤東堅決不肯做壽,蕭三所寫的那本傳記也未能如期完成。
1943年秋季的一天傍晚,毛澤東請中宣部長張聞天打電話把民眾劇團的柯仲平、馬健翎和抗戰劇團的楊醉鄉請到棗園住所談話。
窯洞里的陳設極為簡單,辦公桌緊靠窗口,桌上擺滿了書刊、稿紙和文具。西南角放著一張木板床,床上折疊整齊的被面上打著一塊約二尺長的補丁。
毛澤東見客人來了,和他們一一握手,示意他們坐下,點亮辦公桌上的小馬燈,笑道:
“請來‘三賢’,有兩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們是蘇區的文藝先驅,一個抗戰劇團,一個民眾劇團,好像兩個深受群眾歡迎的插秧隊,走到哪里就將抗日的種子撒到哪里。”
他指著柯仲平說:
“云南詩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勁。你們民眾劇團比抗日劇團成立晚好幾年,但也是在創作力量和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誕生的。一個時期,是靠種田做工的寫劇本,靠大伙節衣縮食搞募捐解決經費問題的。”
他又指著民眾劇團編導主任馬健翎說:
“‘馬髯公’堅持文藝和群眾相結合,走大眾化的道路,深入根據地,大寫根據地,連續創作和演出了《一條路》、《查路條》、《好男兒》、《拿臺劉》等劇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這很好。既是大眾性的,又是藝術性的,體現了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
柯仲平、馬健翎、楊醉鄉匯報了兩個劇團演出的情況,大家邊說邊笑,氣氛非常活躍。談話快要結束時,毛澤東指示說:
“抗戰進入了新的時期,共產黨不僅要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而且要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新國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為觀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經濟力量并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具體一點說,抗戰劇團和民眾劇團的創作和演出,就體現了一定意義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們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9月底,毛澤東接到從新疆傳來的噩耗,四弟毛澤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殺害了。
前面已經說過,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將在新疆的共產黨員、干部全部囚禁。后來他在1943年2月7日把軟禁的共產黨人投入監獄,從4月10日起,開始動用“抽皮鞭”、“坐飛機”、“老虎凳”等種種酷刑,殘酷折磨共產黨人。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務處李英奇與審判委員會主任富寶廉,拿著蓋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處決手令,來到第2監獄。他們指揮9名劊子手,手拿棍棒、繩索,把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從牢房中喚出,先用大頭棒將他們擊昏,然后用繩索勒死,裝進麻袋埋在荒無人煙的山坡上。過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的尸體挖出來,一個一個進行拍照,把照片送給宋美齡,向蔣介石報功邀賞。
1943年秋,鄧寶珊自重慶返回延安。他因為長期身心兼勞,到延安后,突然患病。毛澤東非常關心他的疾病,多次親自慰問敘談,還請精通中醫的李鼎銘先生為他治療,旬日而愈。
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對黨內的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必須責成各級黨政機關檢查減租政策的實行情況。凡未認真實行減租的,必須于今年一律減租。減而不徹底的,必須于今年徹底減租。”“今秋如能檢查減租政策的實施程度,并實行徹底減租,就能發揚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加強明年的對敵斗爭,推動明年的生產運動。”
“黨委、政府和軍隊,必須于今年秋冬準備好明年在全根據地內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而以農業為主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陜北稱變工隊,過去江西紅色區域稱耕田隊或勞動互助社),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發展為群眾服務的合作社。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明年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品,準備同災荒作斗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否則便將遇到極大的困難。”
“為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開展明年的對敵斗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于明年陰歷正月普遍的、毫無例外的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10月5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的社論。他在社論中寫道: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污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同時又聲言‘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在大多數國民黨員把持操縱之下,通過了和十一中全會大體相同的對共決議案。此外,十一中全會還‘選舉’了蔣介石作國民黨政府的主席,加強獨裁機構。”
毛澤東在社論中用大量的篇幅預言了國民黨在十一中全會后可能采取的3個方向:第一個是“投降和內戰的方向”,第二個是“以空言騙人,把時間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獨裁和積極準備內戰的方向”,第三個是“改變政治方針”。在這3個方向中,毛澤東斷言:第一個方向“對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是死路”,第二個方向“對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個方向,根本放棄法西斯獨裁和內戰的錯路道路,實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確道路,才是蔣先生和國民黨的生路。但是走這個方向,在蔣先生和國民黨今天尚無任何的事實表示,還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國人民仍然要警戒極端嚴重的投降危險和內戰危險。”
毛澤東在社論中同時表示:
“在蔣先生和國民黨愿意的條件下,我們愿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會議”結束,毛澤東作了關于黨的路線問題的講話,他說:關于路線問題的結論要到“七大”再做。
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相繼發言。朱德說:
“毛澤東同志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同志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同志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同志辦事的本事。”
10月9日,毛澤東在批轉綏德反奸大會的材料時寫道:
“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
這一指示,對中央糾正審干和肅奸中的錯誤,起了很大作用,使反特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及時得到糾正。
是年10月,在九月會議結束后,毛澤東視察了南泥灣,他的貼身勤務員齊吉樹記述了這一活動:
這一天,毛澤東起了個大早,精神格外好,他喊道:
“齊吉樹,今天我們到南泥灣,9點出發,告訴賀清華通知德懷、弼時同志。”
毛澤東此去南泥灣,有3個目的,一是視察生產,二是檢查戰備,三是借此機會做做彭德懷的思想工作。
毛澤東就百團大戰問題批評過彭德懷,彭德懷有點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灣之行,毛澤東還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時夫人陳宗英、彭德懷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點整,司機周西林把一輛大卡車開到棗園大門口。毛澤東拿著一本書,鉆進了駕駛室。其他人員坐在由楊成洋開的另一輛大卡車上。
一路上,毛澤東都是專心致志的在那里看書。在那一輛車上,江青、陳宗英、浦安修湊到一起,有說有笑,可熱鬧了。只有彭德懷望著遠處起伏的山巒沉默不語。他身邊的幾個小鬼都知道他不高興,都曉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誰都不敢和他搭訕。
車子爬上蟠龍山頂,突然停了下來。毛澤東從車上下來,朝大家說:
“山下就是南泥灣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說:“好!”齊吉樹第一個從車上跳下來,腳還未站穩,就聽“咔嚓”一聲,糟糕,挎在身上的暖水瓶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澤東回過頭來問道。齊吉樹心情緊張極啦。毛澤東看了看,趕忙說:“壞了就壞了吧,以后辦事小心一點就是了。”
齊吉樹下車后本來是想請毛澤東喝水,沒想到這一下把瓶給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罵道:“齊吉樹呀齊吉樹,你怎么這么笨!”
欲知毛澤東在視察中如何做好彭德懷的思想工作,請看下一章。
第157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
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我們不能像
國民黨他們那樣,連棉布都靠外國人。”
話說10月的南泥灣,正是遍地黃金、豐收在望的時候。毛澤東望著眼前的景象,高興地說:
“好一派南國風光喲,咱們走走看看。”
毛澤東走進田間,一會兒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會兒用手捻捻,看看顆粒的成色,一會兒又與勞動的農民和干部戰士們交談,了解情況。
毛澤東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覺過去了好長時間,他問道:
“幾點了?”
身邊的人說:
“快12點了。”
“喲,我們要晚點嘍。”
中午,毛澤東一行來到了南泥灣的墾區政府所在地陽灣,王震和團級以上的干部已經等候多時了。毛澤東和他們一一握手問好,大聲贊賞說:
“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你們的莊稼長得蠻好啊,看起來,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
王震說:
“如果沒有天災的話,問題不大。”
毛澤東說:
“這就好。”
開飯的時間到了,王震請毛澤東到新蓋的房子里吃飯。毛澤東笑著說:
“剛來就吃飯,可見你們的糧食多得很嘍。”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頭蓋成的會議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擺滿了豐盛午餐,有燉山雞,還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飯菜。毛澤東說:
“怎么搞這么多菜呀,我們嘗都嘗不過來,這得花多少錢?”
董廷恒說:
“這些菜和糧食,都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王震也自豪地說:
“1分錢也不花,菜是自己種的,野味是自己打的,這些都是咱們自己生產的。”
毛澤東品嘗著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說:
“這個黑乎乎的東西很好吃喲,有些竹筍的味道。”
他又問王震:
“戰士們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說:
“每人每天5錢油,菜隨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嗎?”
“午飯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說:“有時還殺頭豬,有時宰只羊,幾個單位分著吃。”
“有沒有發生柳拐子病的?”
“沒有,一個也沒有。”
“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他們越困,你們越胖了。看,困得同志們連柳拐子病都消滅了。”
毛澤東的風趣話把大家逗得笑了起來。
飯后,毛澤東聽著王震的匯報,不時的點頭微笑。王震說:
“剛來的那年,平均每人種3畝地,今年每人種30畝。去年的口號是:‘不領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錢’;今年的口號是:‘耕二余一,每人生產指標是6石1斗細糧、6斤皮棉,把南泥灣變成陜北的好江南’。”
毛澤東說:
“困難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我們不能像國民黨他們那樣,連棉布都靠外國人。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爾后,毛澤東來到通訊連視察,他看到一孔孔新開的窯洞,窯頂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問石灰是那里來的?戰士說是自己燒的。他高興地說:
“真是了不起呀,你們不但會打仗種田,還會燒石灰。”
戰士們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鋪著用茅草編織的草墊子。窗前整整齊齊地擺著學習用的書桌書架。毛澤東隨手拿起一個學習本,翻開看了一下,說:
“你們的字寫得不錯嘛!”
戰士不好意思地說:
“不行,不行。”
毛澤東摸摸本子問:
“這是樺樹皮吧?看,倒真像紙哩。”
王震說:
“同志們都叫它不花錢的油光紙。”
任弼時說:
“這很好,你們多搞點,送到延安,讓他們也用點。”
毛澤東說:
“你們這里什么也不用花錢,就靠你們的兩只手和聰明才智,克服了困難。看起來,群眾有無窮的創造力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城鎮,都有自己的諸葛亮,這樣,我們的事情就好辦多了。”
毛澤東從通訊連出來,走進廚房,老炊事員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見毛澤東來了,連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澤東握手。毛澤東親切地問: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連忙回答:“還熬了個粉條、菠菜、蘿卜湯。”
“你一個人做多少人的飯菜?”
“不算多,40幾個人的。”
“辛苦啰!”
“同志們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澤東最后鼓勵李金山說:
“大師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們吃得好,營養好,才有勁搞生產,打敵人,你說對不對?”
他從廚房出來,又到了養豬場。飼養員老杜正在豬圈里掏豬糞。毛澤東站在欄外,看著那一群肥豬和一窩活蹦亂跳的小豬仔,笑呵呵地說:
“老同志,你養的豬好肥啊!”
老杜只顧在忙活,沒注意來了這許多人,更沒有想到毛澤東會來到這里。王震提高嗓門說:
“老杜頭,毛主席夸你豬喂得好呢!”
老杜這才抬起頭來,左手依然拿著鐵锨,對著毛澤東,抬起右手敬了個禮,還不好意思地說:
“過去沒養過豬,沒經驗。”
毛澤東親切的和他握了手,問他多大年紀了,身體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還說: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榮喲,把豬養得肥肥的,好給同志們改善伙食,你說對吧?”
老杜連連回答:“對,對。”毛澤東向老杜揮揮手,向營地西邊田里走去。
不遠處的田地里,一群戰士正忙著收割,毛澤東向他們走去,提高聲音和他們打招呼:
“同志們辛苦了!”
戰士們直起腰,齊聲回答:
“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著黃澄澄飽滿的谷粒,說:
“這是你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果實啊!”
這天晚上,毛澤東就住在陽灣北面山頂上的兩孔窯洞里,一間是寢室,一間作會客室。任弼時、彭德懷各住了一個窯洞。
齊吉樹準備去給毛澤東倒水,走到會議室外面,聽見毛澤東、彭德懷、任弼時3個人不知為了什么,爭論得很激烈。他走進會議室,只見會議室里煙霧繚繞,彭德懷坐在一把木凳上,臉色非常嚴肅。毛澤東說:
“百團大戰,固然成績突出,但我們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啊!”
任弼時接著說:
“彭總,毛主席說得很對呀,總結經驗,以利再戰吧!”
齊吉樹不敢多耽擱,倒罷水就出去了。
第2天,毛澤東在操場上檢閱了部隊,觀看戰士們刺殺、投彈、越障礙等項目的軍事表演。檢閱結束后,毛澤東走進交通溝,察看新修的作戰工事,他對王震說:
“你們生產是模范,練兵也是模范。我們的軍隊既要能打仗,又要會生產。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工作隊。如果做到這些,我們就會是孟夫子所說過的‘無敵于天下’了。胡宗南還在我們門口,隨時準備進犯邊區,同志要一面備戰,一面生產。”
王震匯報了軍事工作,毛澤東說:
“好啊,你們這個地方還能放幾個旅幾個團?你們首先要把兵練好,你們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腳,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給你調幾個團來。”
毛澤東走到718團駐地,在窯洞里和指戰員們交談。毛澤東問:
“這么大的窯洞,幾天挖1個?發生過倒塌沒有?砸傷過人沒有?”
他摸著戰士們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濕,就說:
“你們的被褥,要經常曬曬,可以減少疾病。”
彭德懷也說:
“沒有一個很好的身體,怎么能打勝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啊!”
齊吉樹見彭德懷的臉色逐漸好起來,已經有說有笑了。他心想:看來,彭總的思想已經通了。
周恩來、王震為了照顧好毛澤東的生活,特意挑選了一位烹調技術高、思想作風好的蔡師傅為毛澤東服務。據說蔡師傅是南洋歸僑,還在法國開過西餐館,周恩來當年在法國留學曾吃過他做的飯。
這一天中午,蔡師傅給毛澤東做的中餐有雞鴨肉,還有青菜和辣椒。蔡師傅問毛澤東飯菜可口不可口?毛澤東說:
“做得很好,我很愛吃。”
飯后,毛澤東對齊吉樹說:
“你轉告蔡師傅,飯菜做得很好吃,但數量多了。延安還很困難,吃不了不就浪費了嘛。讓他給我做得和延安的標準一樣就可以了。”
719團駐地附近有個九龍泉,九龍泉有不少美麗動人的傳說。這個地方方圓幾十米,有幾口泉眼晝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瑩透徹,清甜純凈。
下午,毛澤東來到九龍泉,查看了周圍的地形,彎腰用手捧起九龍泉水喝了幾口,說:
“這里的水又清又純,真好呢!”
毛澤東來到戰士們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鐵鍬挖開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個很大的土豆,高興得喊了起來:
“你們來看,這土豆長得這么大,長得真頑固喲!”
任弼時問身邊的一個戰士:
“小同志,你們的土豆長得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上級領導的好。”
“小鬼,你回答的還不全面,我看有3個原因,一是九龍泉的水好,可說是天時;二是土地肥沃,可謂地利;三是戰士們不怕辛苦,上肥多,這是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你們都有了,這土豆哪個能有長不好的道理?”
彭德懷問王震:
“聽說你們這里出了一個郝樹才,外號叫氣死牛。”
毛澤東好奇地問:
“什么氣死牛?”
王震說:
“郝樹才1935年參加紅軍,曾參加過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平型關伏擊戰,在大生產中,他創造了一天開荒4畝3分地的最高記錄,出席了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被評上特等勞模。”
“1頭牛1天能耕多少?”
“最多3畝多一點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邊區報紙上好好宣傳郝樹才同志,號召大家向郝樹才同志學習。”
毛澤東一行又參觀了359旅辦的打鐵廠、食品加工廠、家屬紡織廠。毛澤東說:
“你們組織起來了,生產自給,很了不起。這些工廠雖小,但解決了大問題。359旅同志們穿的、用的都比過去好多了。革命勝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體農莊,婦女都可以參加集體勞動。”
毛澤東對家屬紡織廠的負責人說:
“你們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邊天嘛,應該同工同酬。”
晚上,蔡師傅給毛澤東做了1盤辣椒、3個小菜,1碗大米飯。毛澤東說:
“這樣很好嘛!”
毛澤東問警衛員們在什么地方吃飯,伙食搞得如何?齊吉樹說:
“我們在陽灣上口的飯莊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請主席放心。”
毛澤東說:
“在這里,你們要多吃一點,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澤東一行已經在南泥灣視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頭天晚上,毛澤東到外面去散步。他看著從山頭上一排排窯洞里透出來的燈光,映得整個山頭猶如空中的樓閣一般,就對齊吉樹等人說:
“你們看這些窯洞多像高樓大廈啊!將來解放了,我們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樓房。在南泥灣我們親眼看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戰勝了敵人的封鎖。可見戰爭不但是軍事的政治的斗爭,還是經濟的斗爭。要最終戰勝敵人,我們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將來從城市趕跑敵人,我們還要會做經濟工作。中國靠我們來建設,要建設新中國,從現在開始,就必須努力學習。”
此時的南泥灣墾區,包括延安、延長、甘泉、鄜縣、宜川等縣的一部分,墾區政府設在陽灣村。在南泥灣一帶墾荒種田開辦農場的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管理局、后勤經理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邊區文協、中央黨校、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延安大學等10多個單位。
10月14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論合作社》的報告。他風趣地說:
“國民黨以前不是常說我們‘竄回老巢’嗎?過去我們并沒有‘巢’。在陜北這個地方,靠著橋山山脈的確可以建立一個又深又好的‘巢’,敵人不能去,里面有工農商業,有牛羊雞犬,有女子娃娃,有生產班,這要好好計劃一下,要如朱總司令所講的好好的搞一個革命家務。”
毛澤東高度的贊揚和肯定了合作社,他說:
“陜甘寧邊區生產,1943年發生了一個革命,就是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
他還肯定了合作社按股分紅的分配原則和辦法。他說:
“這一套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和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為我們不以剝削人民為目的,我們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
1943年11月初,毛澤東獲悉陳毅和饒漱石的矛盾激化了。原來在1942年底,饒漱石代替劉少奇出任新四軍代理政委后,陳毅認為饒漱石沒有政治、軍事經驗,對這位代理政委不太滿意,在干部會上說了一些不恰當的話,饒漱石因此對陳毅懷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饒漱石利用整風之機,在淮南黃花塘新四軍軍部召開干部會議,搞突然襲擊,發動干部們斗爭陳毅,翻出了井岡山時期“八月失敗”和紅4軍七大陳毅二度取代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老賬,列舉出陳毅10條錯誤。饒漱石斗爭了陳毅還不解恨,又給毛澤東發了一份1500字的電報,羅列陳毅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等一系列問題,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陳毅。他還鼓動一些干部聯名向中央打電報批評陳毅。
11月8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和饒漱石,他在電文中寫道:
陳毅同志并告饒:
1、來電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2、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前次你們來電要求1人來延,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現既有此種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黨的新作風及應做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重大問題,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1938年武漢長江中央局時期王明宗派的新陳獨秀主義以及其它問題等,如對此問題充分明了,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并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職務由云逸暫行代理,七大后仍回華中,并轉達七大方針。以上提議請考慮見復。
毛澤東
后來,陳毅于11月25日憤而離開新四軍軍部,赴延安向毛澤東陳述原委,要討回公道。
11月10日,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運動會上講話說:
“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的確,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我們回憶起過去機會主義領導下的慘痛教訓,每個同志都會感覺到這9年是很幸福的,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于我們黨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繼續批判王明在10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說:
“遵義會議以后的路線和遵義會議以前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區別,遵義會議前被誣為機會主義者的,今天變為主要領導者。但這個碼頭仍然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這是一個矛盾,已經忍耐了多少年,從前年九月會議到現在又忍耐了2年,我還要求同志們再忍耐一下,不忙解決這個問題。
遵義會議只集中解決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線的解決。1937年12月會議時,由于王明的回國,進攻中央路線,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路線。12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只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六屆六中全會,我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是做了否定的結論的,但當時沒有發表。六中全會的很好的條件是王稼祥同志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前年九月會議提到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王明堅決不承認路線錯誤。我說,不說路線錯誤也可以,但有4個原則錯誤,即速勝論、運動戰、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組織上鬧獨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認,不久來了反攻,說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
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是馬列主義的靈魂。有許多同志喜歡做總結,而不喜歡分析問題,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統一的東西必須經過分析,發現問題,暴露問題,分析問題,才能有正確的結論。我們的目的是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
洛川會議我提出抗戰后主要危險是右傾,大家都沒有了解。在革命中資產階級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隊伍容易出‘左’傾機會主義。資產階級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隊伍容易出右傾機會主義。蔣介石在他的敵人面前是警覺的、堅定的、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資產階級政治家。
大革命時,我們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我主張反擊,因為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
《聯共黨史》很少提‘路線’二字,中國同志就喜歡咬此二字,以后少用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慶樹給中央寫信說:
“感覺到為了王明同志的病,黨花了很多錢,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給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還常常去電重慶、西安等地,為王明買藥,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萬分的熱忱,感謝毛澤東和中央各位同志,為了給王明同志治病,想盡了許多辦法,無論在醫藥、生活方面和對金大夫問題處理方面,都以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辦得到的都辦了。過去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關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間了。”
這封信顯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慶樹的名義書寫的。以“十萬分的熱忱”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為其千方百計治病表示感謝的王明夫婦,時隔30年之后,就完全變了一副嘴臉。王明在他所寫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澤東的“蓄意謀害”。
11月下旬,鄧寶珊和他的隨行人員于浚都、楊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4次到了延安。
此前,鄧寶珊曾在重慶3個月,蔣介石幾次找他談話,讓他列席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鄧寶珊離開重慶在西安逗留期間,曾向共產黨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后,在到交際處看望養病的續范亭時,對交際處金城等人交代說:
“鄧先生不久就要來延安了。他是國民黨里面聯共抗日的進步人士,我們對他的幫助團結方針不變。對國民黨里的進步派和反動派,我們歷來是區別對待的,不能等量齊觀。對進步派,我們要真心實意的幫助。1933年19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與我黨談判,然而由于‘左’傾關門主義政策,坐失有利戰機,最終導致19路軍失敗,紅軍也只剩下突圍長征這一條路。從這一歷史教訓看現在,我們對鄧寶珊這樣長期合作的朋友,還是要堅持爭取、團結的方針,并盡可能予以支持和幫助。”
不久,鄧寶珊一行果然來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際處。毛澤東在和他的會晤中,談到了國民黨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軍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問題。毛澤東幽默地說:
“胡宗南不過是以卵擊石,不過是挑兩筐雞蛋招搖叫賣而已,我們給他丟兩個石頭過去,就全部砸爛了。”
此后,鄧寶珊游覽了不少地方,還參觀了邊區軍民大生產成果展覽會,出席了勞動英雄大會。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國首腦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舉行會議。會議著重討論3國聯合對日作戰計劃,通過了在緬甸北部發動反攻作戰的方案。會議決定打敗日本后將日本侵占中國的領土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蔣介石向丘吉爾提出要求,要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遭到丘吉爾的拒絕。會議簽署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
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告訴蔣介石說:你們必須和共產黨合作,美國“不準備卷入中國的任何內戰趨勢,我們希望中國一致抗日”,你們“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面握手,組成一個聯合政府。”
11月26日,金城在電話里報告毛澤東說,今天發現鄧寶珊偶感風寒,可他又不愿到醫院里去。毛澤東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來到交際處探視、慰問鄧寶珊。他還請來了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為鄧寶珊把脈診治。
毛澤東回到辦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員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給金城的信中寫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鄧總司令作衣料,請轉交為盼!
毛澤東
鄧寶珊病愈之后,交際處特意為他安排了一場文藝演出,周恩來、林伯渠陪同觀看。此時還處在國民黨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節目中安排有《血淚仇》和一些表現邊區軍民反對胡宗南進攻、堅決保衛邊區的節目。鄧寶珊看著表演顯得很不自然,他始終沒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隨著群眾的掌聲而表示贊賞。楊令德看到話劇中蔣介石從桌子上倒栽下來,說道:“這樣的節目對我們壓力太大了。”
演出結束后,周恩來嚴肅的批評交際處的金城等人說:
“你們為什么弄這些節目給他們看?他們感到有壓力嘛!”
林伯渠趕緊打圓場,他說: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臺戲,再請他們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際處又組織了一臺由延安評劇院演出的一些老戲,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這出戲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結束了,沒有再演金玉奴在許公幫助下與莫稽團圓一節。鄧寶珊稱贊說:
“這出戲改得好,階級調和改成了階級斗爭。”
鄧寶珊在延安逗留了半個月,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經這樣對人說:“在延安,同毛先生長談,談得很好。邊區正在開荒生產,要做到自給自足,我看能辦到。胡宗南想封鎖邊區,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再說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在延安同時舉行了第3屆生產展覽會(第2屆叫農工業展覽會)和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吳滿有、楊步浩等17位特等勞動英雄的畫像同毛澤東、朱德等領袖的畫像一起掛在主席臺上。
這天下午,兩大盛會隆重開幕。朱德、賀龍、高崗、林伯渠、李鼎銘以及晉綏行署主任續范亭等參加了大會。
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總結交流了生產經驗,明確了指導1944年邊區生產的方針和辦法,給勞動模范發了優厚的獎金,并頒發分別有毛澤東、朱德、高崗、賀龍、林伯渠、李鼎銘等親筆題字的獎狀,還通過了《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宣言》,號召全邊區農民、工人、戰士、機關干部、學校師生,進一步發展生產,充實物質力量,準備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對付反動派的襲擊,奪取對敵斗爭的最后勝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參加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全體勞模請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接見并宴請了勞模。毛澤東在招待會上作了題為《組織起來》的長篇講話,他說: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從農民群眾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群眾,根據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級干部會議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為之一新。事實已經完全證明:高級干部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高級干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的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么,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跨。”
毛澤東最后說:
“各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群眾,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則把群眾組織到合作社里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使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更大的成績。”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讓其妻子孟慶樹代筆,口授了一封由他簽名的給毛澤東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寫道:
“現在因病不能參加會議和學習,很覺難過。”“中央所討論的關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問題,我還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將盡可能加以檢討。”“關于過去已經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同志指示我的錯誤和缺點問題,雖然我現在沒有精力詳加檢討和說明,但我認為有向此次政治局會議作原則上的明確承認之必要。”
王明所說的他承認的錯誤,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澤東講的關于國共關系和中央抗戰路線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而對于他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推行的“左”傾主義路線錯誤和抗戰初期在武漢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則閉口不談。接下來他在信中寫道:
“現在我再一次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一切問題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我很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斗爭。”“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12月9日,毛澤東在林伯渠、陳云等陪同下,參觀了第3屆生產展覽會。展覽會有近百個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張圖表和照片,生動顯示了邊區軍民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創造力。
參觀結束后,毛澤東委托西北局邀請參加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吳滿有、楊步浩、申長林、閻開增、李位、馮云鵬、張振財、田榮貴、張清益、高仲和、孫萬福等17位勞動英雄座談。
下午4時半,毛澤東在高崗、賈拓夫陪同下,走進西北局辦公廳會議室。正在室內交談的勞動英雄們馬上起立,紛紛走上前來。在賈拓夫的介紹下,毛澤東一一與他們握手,然后聊了起來。毛澤東一會兒同馮云鵬談移民問題,與張振財等談變工問題,與田榮貴談合作問題;一會兒又與李位談部隊生產問題,與張清益談義倉問題,與高仲和談打鹽問題。每當勞動英雄們談自己的生產經驗時,毛澤東都仔細的聽著,并不時的鼓勵他們,要將這些經驗在群眾中廣泛傳播,使之成為指導邊區生產的方針。這些勞動英雄們還興奮的談起了他們是怎樣從貧困和饑餓中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的,他們說:
“我們在你和共產黨的領導下,是大翻身了!”
隴東老英雄孫萬福說起這段歷史,從椅子上站起來,走近毛澤東,用兩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澤東的雙肩,沾著吐沫的胡須因興奮而不斷顫動。他連聲說: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賬也還了,地也贖了,牛羊也有了,這些都是你和共產黨給的,沒有你和共產黨,我們這些窮漢子趴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
這次座談會一直進行到深夜才結束。
12月20日,中共中央舉行專題會議,作出了《關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
原來在整風運動中,西北原26軍和陜甘邊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肅反”問題。中央便在清算全黨“左傾”錯誤的同時,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間召集西北地區300多名縣、團級以上干部,舉行專題會議,對西北“肅反”進行重新審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決定》便是根據這個會議的結論作出來的。《決定》中說:
“1935年9、10月間,朱理治、郭洪濤等同志所主持的‘肅反’,將陜北蘇區和紅軍的創造者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等同志逮捕,并殺害了200名以上的黨政干部。這種將黨的好干部誣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殺害,不僅完全是錯誤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惡。”“在1935年及以前陜北黨內兩條路線斗爭中,劉志丹等同志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而朱理治、郭洪濤所執行的路線是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中共中央專題會議還對朱理治、郭洪濤等“肅反”主要負責人給予了組織處分。毛澤東說:
“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會議才把歷史問題搞清楚。”“現在作一個西北的結論是很好的。”
張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中說:“毛澤東的講話,對分清西北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對朱理治、郭洪濤在陜北執行的錯誤路線給定了性。”
盡管中央已經作出了《決定》,原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的糾紛遠沒有結束,高崗出于個人野心,又多生枝節,使矛盾更加復雜化了。就在1942年10月中央召開的西北地區縣、團級以上干部專題會議期間,擔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閻紅彥說:
“前幾年陜北干部議論過成立陜北師的事,現在還是應該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陜北師,由你作師長,我作政委。”
閻紅彥說:
“成立陜北師的意見,不是向中央反映過了嗎?中央決定不成立,大家都沒有意見,現在你又要成立陜北師,是要弄個115師、120師、129師那樣的地位嗎?”
高崗慌忙換了話題,說:
“西北紅軍和陜甘根據地,不就是子長、志丹、你和我創建的嘛!”
接著,高崗要閻紅彥證明他是紅軍陜甘游擊隊的隊委。閻紅彥聽后,批評他說: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陜甘游擊隊的領袖。你的歷史我知道。組織晉西游擊隊時沒有你,成立反帝同盟軍時沒有你,陜甘游擊隊成立后,你只是3支隊2大隊的政委,不是陜甘游擊隊的隊委,那時候你沒有負責任。在臨鎮戰斗中,你火線上當了逃兵,大家都很氣憤。隊委會決定開除你的黨籍,并下令通緝。按當時游擊隊的紀律,叛逃者抓回來是要槍斃的。后來你回來了,編造了一套謊言。當時,我任游擊隊總指揮,考慮到你是自己回來的,給你留黨察看的處分。劉志丹要你立功贖罪,隊委會決定讓你到一個游擊小組去當戰士。”
高崗聽他如此說,惱羞成怒,利用中共西北局書記的職權,在西北高干會議上倒打一耙,誣陷閻紅彥“對他造謠、陷害”,并且無中生有的反誣閻紅彥有野心,說閻紅彥“企圖組織陜北師,向中央奪權”。后來在1945年,閻紅彥被選為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的“七大”。當高崗在會上被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時,閻紅彥認為不妥,直接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受到了劉少奇、任弼時的誤解和批評。高崗在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閻紅彥再次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了“幾條意見”,指出高崗偽造歷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希望黨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記錄存檔。事后,閻紅彥還主動向高崗說明此事,希望他改正。高崗對他更加懷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上整閻紅彥,并指定人揭發閻紅彥,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康生奉命在會上宣布:“高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后不準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高崗后來曾對人說:“我原來要閻紅彥當邊區保安司令,因為他和我鬧別扭,沒讓他當。”直到1954年高崗反黨陰謀被揭穿,中央查閱了當年閻紅彥要求記錄存檔的原始檔案,劉少奇、周恩來等這才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充分肯定了閻紅彥同高崗進行的斗爭。周恩來說:“歷史證明閻紅彥對高崗的看法是正確的。”
為此,毛澤東后來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當面向閻紅彥道了歉。事情到此總該結束了吧?不!誰也想不到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的矛盾,在1962年,在毛澤東身后,圍繞著小說《劉志丹》又多次發酵,熱鬧的還在后頭呢。請讀者諸君耐心往下看。
且說在12月20日晚,毛澤東給秘書胡喬木寫了一個便函:
喬木:
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干種給我。聽說有個什么蘇聯作家寫了一本猴子變人的小說,我曾看過的一本賴耶夫的社會學,張伯簡也翻過(或是他寫的)一本《社會進化簡史》,諸如此類,均請收集。
毛澤東
毛澤東所說的“猴子變人的小說”,就是蘇聯作家伊林和夫人謝加爾合寫的《人怎樣變成巨人》一書。
12月24日,毛澤東派人給劉少奇送去了一本書,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少奇同志:
此書有恩格斯兩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閱。郭烈夫的《唯物論》,瞿秋白曾有譯本,我看過,還好。后來聽說他犯有錯誤,我還不知其錯誤究在何處。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后再送你。
毛澤東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是什么,請看下一章。
《毛澤東大傳》第三版全10卷共6冊成本價230元包郵,淘寶網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東方直心電話/微信購書: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讀者廣為宣傳,讓更多的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們了解一個真實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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