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39問楊繼繩：亳縣餓死了20萬人嗎
據楊繼繩說，《墓碑》的此篇——《第四章、 安徵不安·三、亳縣的慘劇》全部取材于梁志遠的有關作品原稿。
“在大饑荒期間擔任這個縣人委（即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的梁志遠，兼任縣委農村工作生產福利科科長和縣委生活福利辦公室副主任，那時縣委和縣人委合署辦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經手。他既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又經常下鄉調查情況，是一個十分了解情況的歷史見證人。”
《亳縣的慘劇·3、全縣餓死20萬人》記載：
1960年冬整風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內，縣委曾經研究過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梁志遠見到過三組數字：
1961年3月17日，縣委在亳縣三級干部會上整風檢查，在一份絕密材料中說：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為4.4萬人；
1979年阜陽行署計委、農林局編印的《解放以來30年（1949－1978）農業統計資料》，其中亳縣1959和1960年兩年全縣農業人口減少了28824戶，占原有戶數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頁刊載：1960年城鄉總戶數比1958年減少了29400戶，總人口負增長9.6萬人。
這三組數據是怎么來的？
原來“1960年5月上旬，縣委為了對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數”，即委派梁志遠開始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調查，先后三次，至年底結束。除此以外，沒見“經歷了整個過程”的梁志遠提過毫縣另有其他人的調查。
亳縣縣委1961年3月17日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為4.4萬人”，出現在梁志遠的三次調查結束以后，這個數據應是源出于梁志遠的調查結論，否則，就沒有來源。而調查的目的是縣委為了做到“心中有數”，且以“絕密”文件保存，應不存在縮小數據的主觀動機。因此，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那么，1979年和1996年的兩組數據又是哪里來的呢？我們還得從梁志遠的三次調查說起：
第一次：“”1960年5月上旬，縣委為了對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數，讓他安排一個中等大隊人口死亡比例調查。他選了古城公社李8大隊作為調查對象， ……
接著，由縣委書記親自選點，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隊為全縣中等大隊（缺東關分支三個生產隊，沒查），……
這兩個生產隊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數，總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第二次：1960年底，梁志遠帶領姚志遠等，在雙溝公社王閣大隊調查了饑荒偏重的大王支廟等六個村莊。這里原有127戶，575人，兩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
第三次：1960年底，梁志遠在五馬公社泗合大隊楊莊調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歸外，全莊僅剩18人，兩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數的70％以上。
梁志遠根據以上調查判斷，全縣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應當在20萬人以上，有近3萬戶徹底毀滅。
請注意，這不是梁志遠在當年調查時及時作出的判斷，而是，“梁先生用自己當年調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見《墓碑》）”作出的“后補”判斷，即2002年以后在《炎黃春秋》發文時用當年的調查作出的判斷！
這樣，我們就有點懷疑了，1979年和1996年作出的判斷是不是也是出自他在那個時候的判斷？反正作為“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的亳縣餓死人問題的調查負責人，不是楊繼繩一句“梁志遠見到過三個數字”就可以完事的，尤其是出現在1961年3月的“非正常死亡4.4萬人”，梁志遠必須有個交待：
這個“4.4萬”是不是你調查過后在當時作出的判斷？
如果是，為何在40多年后你又作出了5倍于當時數據的判斷？
如果不是，它又是依據誰的調查作出的判斷？
如果不是，你調查了三次，當時為什么沒有作出判斷？
如果你當時作出了判斷，為什么不公布當時作出的這個判斷？
楊繼繩對這些問號不作任何思考，就直接采用了梁志遠的非正常死亡20萬以上，又變本加利的來了個概念轉換，變成了“全縣餓死20萬”！
附：百問楊繼繩·前言與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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