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大傳》第146-147章（第四卷 風流人物）

“繼續攻勢，針鋒相對，跟蹤追擊，堅持12條，對1月14日

皖南事變、1月17日反動命令，咬住不放，在適當條件下，不

拒絕妥協；但目前絕不松口。”

話說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在蘇聯的兩個兒子挑選了60本書，寄往蘇聯。其中既有哲、經、史書，又有古典文學和武俠小說。他在寄件上注明：“這些書贈給岸英、岸青，并與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轉交你們。”毛澤東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寫道：

岸英、岸青二兒：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長信，岸青的信，岸英寄來的照片本，單張相片，而且是幾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復，很對你們不起，知你們懸念。

你們長進了，很喜歡的。岸英文理通順，字也寫得不壞，有進取的志氣，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你們有你們的前程，或好或壞，決定于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我不想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當作建議，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總之我喜歡你們，望你們更好。

岸英要我寫詩，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關于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體今年差些，自己不滿意自己。讀書也少，因為頗忙。你們情形如何？甚以為念。

毛澤東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岸英的長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發表在《新中華報》上的《中國兒童在蘇聯》一信。原來早在1940年元旦節，時在蘇聯的周恩來到兒童院看望中國的孩子們，他了解到毛岸英不僅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在孩子們中間威信很高，而且還善于表達，是個小演說家，兒童院每有社會活動或外出演講，幾乎都要派他去參加，便鼓勵他把在蘇聯的學習、生活及種種見聞寫下來。毛岸英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在長信中除了贊美中國兒童在蘇聯的幸福生活以外，還以火一樣的激情謳歌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表達了他們對人民解放事業的無限向往。周恩來回國后將這一封長信交給了毛澤東，并推薦給《新中華報》發表。毛澤東看到兒子的進步自然是很高興的，但他對孩子們的成長看得很遠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給兩個兒子的信中誡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澤東等人在《關于當前形勢與對蔣介石的方針問題》的黨內指示中說：

當前形勢，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屬第一。因此，我們在政治上對蔣介石“繼續攻勢，針鋒相對，跟蹤追擊，堅持12條，對1月14日皖南事變、1月17日反動命令，咬住不放，在適當條件下，不拒絕妥協；但目前絕不松口。”

2月2日，毛澤東在關于新四軍今后集中戰略任務的指示中，要求新四軍根據華中的形勢，以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為華中的基本根據地，擊退國民黨軍的進攻，粉碎日偽軍“掃蕩”，大力經營蘇南，堅持皖南，準備于條件成熟時，向西、向南發展。

新四軍軍部據此對各師的任務作了具體部署，對日軍采取分散的游擊戰，包括必要的有利的運動戰；對國民黨頑固派主要是運動戰，包括必要的、有利的游擊戰和陣地戰。

2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出關于在國共關系僵局中對國民黨的策略。電文中說：

“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我之政治攻勢（12條）壓倒了蔣之攻勢（皓電、齊電、皖南事變、17日命令、限期北移、紀律命令、華中進攻等等）。我之攻勢已收成效，還會有成效的。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對于國共關系，軍事守勢、政治攻勢，也只會拉攏國共，不會破裂國共。對于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此時，蔣介石為了擺脫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尷尬局面，決定在1941年3月1日，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用以掩飾其破壞國共合作、瓦解抗戰營壘的罪行，緩和國內外輿論的壓力。

2月19日，周恩來將共產黨方面7個參政員的公函送交國民參政會，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條未得政府裁奪以前，共產黨方面參政員很難出席參政會。并將此公函抄送各黨派參政員20多人。

蔣介石指使張群、宋美齡出面拉攏小黨派，以某些小讓步為誘餌，使小黨派對之產生幻想，借以孤立共產黨。并動員小黨派領袖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等人，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邀請共產黨方面參政員出席。小黨派領袖雖然不相信蔣介石，對蔣不滿，但也希望共產黨“再忍一次”，“即使上當也是最后一次”。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考慮到斗爭策略，為了爭取中間勢力，接受了民主黨派的建議，同意以7個參政員的名義，將解決皖南事變12條辦法提到參政會，要求討論。

2月23日，毛澤東應軍政雜志社請求，出版了他在1936年冬天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毛澤東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存在的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殘余影響，在出版按語中寫道：“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于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2月，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克服投降危險克服抗戰困難的聲明》，要求：

“全黨必須把抗戰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而不應該依賴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2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向國民黨提出臨時解決辦法12條，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這第二個12條是：1、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2、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我黨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各地之被捕人員，啟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戰書報之禁令。3、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4、承認陜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5、承認敵后之抗日民主政權。6、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7、于十八集團軍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共應轄有6個軍。8、釋放葉挺，回任軍職。9、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撥款撫恤死難家屬。10、退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11、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1人，國民黨代表為主席，共產黨代表副之。12、共產黨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

1941年3月2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1次會議正式開會。共產黨代表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國民參政會，再次向國民參政會提交中共中央臨時解決辦法12條，函文中首先說明：

“茲為顧全團結加強抗戰起見，必武、穎超特就在渝所見各方奔走之殷，提出臨時解決辦法12條，附列于后，倘此12條能蒙政府采納，并得有明白保證，必武、穎超屆時必可報到出席。” 

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決不能無條件出席。但明令保證的條件，是決不會答應的；因此，須決心不出席。”

蔣介石將國民參政會的召開時間推遲1天，是為了爭取共產黨方面參政員出席。中共中央的堅決態度，使他的企圖落空了。

3月6日，蔣介石在沒有共產黨方面參政員參加的參政會第二屆第1次會議上，一方面攻擊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又不得不保證說：“今后，再決無剿共的軍事。”

3月8日，國民參政會選舉董必武為駐會參政員。

3月上旬，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第3科科長胡立教和作戰科科長葉超，在突圍中脫隊后到達鹽城，向劉少奇匯報皖南部隊被國民黨軍圍擊的情況。

3月1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將胡立教、葉超匯報的皖南事變經過，電告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他寫道：

“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選舉必武為常住會員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種收兵的表現。”

3月14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面談，他說：

“國共本無事，地方摩擦即國民黨內也有，不算什么。你們不應拿來做宣傳，日本人即無事也是要造謠的。中央決不會再來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戰，那是中央的失敗，但你們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們的失敗。”

蔣介石答應提前解決國共間的具體問題。至此，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后來，毛澤東曾經就此一斗爭總結說：

“我們的攻勢，即雙12條及不出席，結果迫使蔣介石作正面回答，把問題向全國公開了，借一切國民黨的報紙發表我們的12條，同時暴露了蔣介石的真面目。蔣原欲把問題縮小，現在卻擴大了，由軍事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黨派問題。這些都是我們攻勢的結果。”

3月17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出版《農村調查》（內容包括毛澤東早年的《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筆者注）一書，寫了一個《序言》（參看《毛澤東選集》——筆者注），他寫道：

“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做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

“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10個有10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

3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中寫道：

“從何白《皓電》（去年10月19日）開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變和蔣介石1月17日命令達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蔣介石的反共演說和參政會的反共決議，則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時的一戰。時局可能從此暫時走向某一程度的緩和。”

“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對我黨和進步派的壓迫政策和反共宣傳，決不會放松，我黨必須提高警惕性。國民黨對淮北、皖東、鄂中的進攻還會繼續，我軍必須堅決的將它打退。各根據地必須堅決的執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即《論政策》——筆者注），加強黨內的策略教育，糾正過左思想，以便長期的不動搖的堅持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國和各根據地上，要反對對時局認為國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發生的許多不正確的意見。”

3月間，國民黨召開八中全會。因為柳亞子在皖南事變后譴責了蔣介石，并拒絕參加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蔣介石在柳亞子缺席的情況下，指使八中全會開除了柳亞子的國民黨黨籍，并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

在毛澤東的關照下，吳玉章、林伯渠、張曙時等人在柳亞子被開除國民黨黨籍的第二天，從延安發去電報，對他慰勉有加，贊頌備至。陳毅也給柳亞子寄去了一首《沁園春.慰柳亞子》。

不久，柳亞子也在香港發表聲明，他以一位老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毛澤東在延安得知這一消息后，對柳亞子的這一驚人之舉，稱之為“一件值得中國人民慶賀的大事。”

后來，柳亞子于11月在《寄毛潤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曙時諸公》一詩中寫道：“弓劍橋陵寂不嘩，萬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品茶。杜斷房謀勞午夜，江毫丘錦各名家。商山諸老欣能健，頭白相期奠夏華。”

3月，八路軍軍政大學教育長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志第16期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他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理論概念，張如心寫道：

毛澤東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典型的結晶體”，“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根據于中國共產黨長期斗爭豐富的經驗，根據他對中國社會性質及中國革命規律性深邃的認識，在中國革命諸問題的理論和策略上，都有了許多不容否認與不容忽略的創造性與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我們黨的教育人才“應該是忠于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

3月，毛慎儀病情嚴重。他給在柳樹店邊中學習的四弟毛雪華寫信說，請轉告叔叔毛澤東，能否有辦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復，繼續為黨工作。

毛慎儀是于40年在邊中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軍委2局，擔任電訊機要工作。期間，他得了肺結核和痔瘡，由于肺結核病情嚴重，也影響到痔瘡的治療。

毛雪華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楊家嶺向毛澤東報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澤東對毛雪華說：

“快送他進醫院。”

毛雪華馬上趕到幾十里以外的安塞縣城。此時，毛慎儀已經病入膏肓，身體非常虛弱，躺在擔架上起不來。毛雪華和2局的人立即組織民工，抬著擔架，把毛慎儀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澤東的窯洞口，毛澤東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儀，十分驚訝，焦急地說：

“怎么病得這么厲害？趕快送他住醫院！”

毛澤東親自把毛慎儀扶下擔架，讓他喝了點水，又給白求恩醫院院長黃樹則寫了一封信，介紹毛慎儀去那里治病。毛澤東寫完信，用自己的汽車將毛慎儀送往柳樹店白求恩醫院。然而，由于延安醫療條件太差，又缺乏藥物，盡管醫院想了許多辦法，仍無回天之術，毛慎儀不幸病逝，年僅19歲。

這天是星期日，毛雪華到楊家嶺，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臉上流露出一陣哀傷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說：

“慎儀犧牲太早了！他才19歲呀，血氣方剛，正是為革命出力的時候。”

毛雪華認為三哥的病并不難治，主要是醫術落后造成的，因而對醫院有些埋怨責備。毛澤東勸道：

“雪華，革命總是有犧牲的，醫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你要從大局看。醫院條件差，缺少藥品，但他們還是盡到了責任。”

毛雪華提出想給哥哥立塊碑，毛澤東同意了，他說：

“碑你去立，花多少錢，你來我這兒拿，我出錢。”

從1941年起，敵后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行“南進”政策，急于從中國戰場脫身，并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以戰養戰”，集中兵力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經濟、文化、特務“總力戰”。

日本岡村寧次提出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烈、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剔抉”等辦法，由以往短促突擊式的進攻，轉為長期的“清剿”、“駐剿”；由長驅直入地進攻，轉為步步為營的縱深“掃蕩”，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行毀滅性的打擊。

1941年至1942年，日軍在華北連續推行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掃蕩”達132次，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達27次，有時反復掃蕩一個地區達三四個月之久，殘酷的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氣和進行細菌戰，瘋狂搶奪老百姓的糧食、牲畜、燒毀房屋，制造無人區。同時，在華中進行了分時期、分地區的“清鄉運動”。

在法西斯勢力猖獗的形勢下，國民黨大批黨政軍要員，特別是大批軍隊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敵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有20人，高級將領有58人，軍隊達50萬。他們在日軍指揮下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

同時，國民黨蔣介石以數十萬大軍包圍、封鎖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不斷配合日軍攻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軍事戰斗頻繁，八路軍、新四軍傷亡重，部隊減員多，干部犧牲也大，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到約40萬，華北產糧區的平原地區，相繼變成了游擊區，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了，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生活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正如毛澤東描述的那樣：

“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穿，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然而，任何困難也嚇不倒共產黨人。毛澤東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相持階段中這一最困難的階段，稱之為“黎明前的黑暗”。他說：

“我們面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的困難。”

他號召解放區軍民戰勝困難，堅持敵后長期抗戰，鞏固抗日根據地，沖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3月，經毛澤東和朱德批準，359旅在旅長王震率領下，開進了南泥灣。

359旅原先在綏德一帶屯田，因駐地人稠地少，種糧代價又高，又無經驗，結果失敗。此后，朱德和留守兵團負責人到南泥灣考察。

南泥灣是個方圓幾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是延安的南大門，屬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灣的一個鄉，與臨真鎮、馬坊、九龍泉接壤。據說在很早以前，南泥灣地肥水美，人口稠密。在清朝年間，這里民族糾紛迭起，百姓為避戰亂，相繼棄鄉背井。從此，這塊富饒美麗的平川，變成了野獸成群荒無人煙的爛泥灣。

朱德等人發現此處既是戰略要地，土質又肥沃，水源也比較好，是理想的軍屯之地。于是，決定由359旅旅長兼政委的王震主持延安軍分區和延安衛戍區的工作，統管全旅的工農業、商業和運輸生產；由副旅長蘇進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灣主持生產練兵等日常工作，將以蘇鰲為團長的補充團開進南泥灣屯田。

同時，以警4團在鄜縣一帶的槐樹莊屯田。將駐扎在隴東的王維舟（王宏坤）的385旅，開進溝深林密的大、小風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鎮等軍屯區的生產也搞得熱火朝天。

后來，359旅在南泥灣奮戰2年，創造了“糧食堆滿倉，稻谷翻金浪，豬牛羊肥壯，魚鴨滿池塘”的豐收景象，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改造成“陜北的江南”。其他部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1942年，生產自給率達到82％。   

與此同時，陜甘寧邊區的機關學校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中央辦公廳機關堅持毛澤東提出的“不與民爭利”的原則，開赴距延安45公里外的南泥灣，他們開辟出一個擁有300多畝地的農場。江青也到南泥灣參加大生產運動，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個月。她還發揮自己的專長，用陜北土制的毛線，編織了十幾件厚厚的毛線衣。

1941年4月上旬，續范亭滿懷惜別之情，告別晉西北人民，被人用擔架抬上船，渡過黃河，來到了延安。

續范亭是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積勞成疾，胃病、肺病復發，在中共中央的電報催促下，才來延安治療休養的。當他躺在擔架上來到楊家嶺時，毛澤東特地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毛澤東對他的病情十分關心，讓他住進位于延安城東七八公里的柳樹店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治療，讓延安中國醫科大學校長王斌、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魯之俊以及院里內科主任黃樹則等人為他診斷。

毛澤東還把自己的藥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給續范亭，寫信告訴他，藥品的療效和服用方法。毛澤東聽說續范亭過去用過一種進口藥治胃病有效，馬上把續范亭的秘書找來，讓他開出英文原名，發電報要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設法購買。藥品買來后，毛澤東立即派人給他送去。

有一次，毛澤東專程從楊家嶺走了十多公里，前往延安柳樹店醫科大學后山的窯洞去看望續范亭、王觀瀾。

毛澤東一進校門，就被醫科大學的學員們圍住了。他視察了學校的教室、實驗室、宿舍、廚房，聽取了師生們的匯報。人越圍越多了，毛澤東又被師生們拉到禮堂里去講話。毛澤東站在講臺上說道：

“一切事物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發展的，有生命力的都會蓬勃發展，前途無量；失去生命力的就會枯萎、死亡。”

他指著外頭山邊的一棵小樹說：

“醫科大學像那棵小樹的生長過程一樣，過去是小學，現在成了大學。雖然校舍和設備還很簡陋，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會不斷發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國，進了大城市，會發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們真正為人民利益學習、工作、服務，我們的事業就有無限的生命力。前進中可能會遇到曲折，但是總會不斷發展的。”

毛澤東正講著，一眼瞥見續范亭來到了禮堂，便中止了講話，馬上走下講臺，與續范亭緊緊握手，親切詢問他的病情。

原來，續范亭對毛澤東非常景仰，他雖然病情很重，但聽說毛澤東到了醫科大學，還是帶病下山到醫大來看望毛澤東。

續范亭告訴毛澤東說，他的病情已經好轉，感謝毛澤東的關心。毛澤東招呼續范亭入座后，又繼續上臺講下去。他轉過臉，指著續范亭對學員們說：

“如果你們把續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們立了一大功。”

毛澤東講完話后，又隨著續范亭來到他住的窯洞里，問寒問暖，囑咐他安心治病。

后來，續范亭從柳樹店移居楊家嶺黨中央附近，毛澤東讓他住在與自己鄰近的窯洞里，他們不時見面、交談。

4月19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出版《農村調查》一書撰寫的《跋》中說：

“10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份，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著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錯誤的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

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于兵工建設的指示》中寫道：

“在兵工建設上，應注意收集專家，給以負責工作，如廠長、所長等。依延安經驗，應以新來的精通技術的干部為廠長，不設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為副廠長，對技術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負責監督技術的責任，而只進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1941年4月，毛澤東親自修訂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綱領規定：

“發展農業生產，實行春耕秋收的群眾動員，解決貧苦農民耕牛農具肥料種子的困難。”“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反對壟斷統制，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的發展。”“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

4月間，在國統區搞秘密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千里走單騎”，歷盡艱險返回延安。毛澤東專門請他一家人吃飯。席間，毛澤東和李克農的女兒李冰開玩笑說：

“你知道你父親是干什么的嗎？他是個大特務，不過，他是共產黨的大特務。”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中寫道：

“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3月18日中央的指示所說，是已經過去了。繼之而來的是在國際國內的新環境中繼續抗戰的局面。”

“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計為馬日事變，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計為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但是客觀事實卻證明了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這些同志的錯誤，在于忘記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

“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然還在抗日，其對我黨既然還在一打一拉，則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

5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以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蕭勁光為委員，以賈拓夫、李卓然為候補委員，以高崗為書記。

高崗擔任西北局書記后，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以為自己是隸屬于中央軍委的，和西北局并沒有什么關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匯報，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請示。高崗為此大為不滿，他不僅在各種場合對留守兵團提出批評，并且還說，留守兵團如果再這樣下去，西北局將不再負責他們的后勤供應和保障。一時間，西北局和留守兵團的關系搞得很緊張。

高崗除了和蕭勁光有這個矛盾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過節，那就是原來高崗還兼任著蕭勁光領導的留守兵團所屬的保安司令部司令。蕭勁光一是忽視了高崗在黨內的地位遠比自己要高得多，二是忽視了毛澤東對陜北紅軍干部的重視，曾多次強調外來干部要與本地干部搞好團結，他只是把高崗當作自己的下級，按一般的上下級關系來處理他和高崗的關系。

有一次，飛機場正在維修，有飛機要降落。蕭勁光命令高崗去督促一下，爭取快些修好。由于高崗沒有按時完成任務，引得蕭勁光對他大發雷霆，高崗由此對蕭勁光懷恨在心。

毛澤東知道高崗和蕭勁光之間的矛盾后，多次把蕭勁光等人叫去，要求他們尊重高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黨政軍關系。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軍隊和地方出了問題，軍隊首先要做檢討；軍隊和地方鬧了矛盾，軍隊首先要做自我批評，事情就好辦了。這要作為一個原則定下來。”

毛澤東還推心置腹地說：

“要尊重西北局的領導，連我們中央決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團決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隊在哪里住，就應該尊重那里的地方黨委和政府。”

就這樣，高崗總算報了修飛機場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工作情況，請看下一章。

 

 

 

第1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將變成一個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

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

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

話說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說：

“5月16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事業亦加以改進，通為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黨宣傳。《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筆。”

早在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中央機關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還有《中國文化》、《中國青年》、《共產黨人》等10多種報刊雜志。在1940年以前，這些報刊雜志與時代的需求基本相適應。

1941年以后，《新中華報》內容不夠，3日1刊周期長，分量不足。《解放》周刊有時是兩周合刊，滿足不了形勢發展的需要。其它報刊也基本類似。再加上根據地進入非常困難時期，紙張、經費嚴重不足，發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澤東向中央提議，停辦其它報刊，集中力量創辦《解放日報》。

《通知》發出的第二天，《解放日報》創刊，由博古任社長，楊松任總編輯。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寫了發刊詞。他在發刊詞中寫道：

“本刊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本報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將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今當本報發刊之始，愿掬之誠，以告國人。”

5月，中原局把徐海東的病情和心情電告給毛澤東。徐海東因勞累過度，肺病復發，病倒在華中戰場上。他在皖南事變后，對新四軍的損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

毛澤東在延安給徐海東發了一封200多字的電報，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話，最后是8個字：“靜心養病，天塌不管。”

徐海東看了毛澤東的電文，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他讓秘書把那8個字，用毛筆寫在日歷牌的硬紙上，放在自己的枕邊。徐海東回想起在延安治病時，毛澤東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東西，就親自批條子，派人送給他50塊錢作為生活補貼。毛澤東對他太關心、太愛護了。徐海東對毛澤東充滿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有八路軍、新四軍在，天不會塌下來。

徐海東在養病期間，總忘不了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所說的誰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說不算中國人的笑話。他常說，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讀完《紅樓夢》，決不做半個中國人。他在病情穩定的時候，除了注意戰局，學習共產黨文件，就堅持讀《紅樓夢》，終于讀完了這部小說。他高興地說：“我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了。”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給統戰部送來了一個開會通知。這是一份出席干部會議的人員名單。韓光見名單上有其他幾個科長的名字，唯獨沒有自己，心中很不舒服。他還聽說毛澤東要在會議上作報告，便決心一定要爭取去聽聽。他找到副部長柯慶施，說：

“柯部長，別人都有會議通知，我也想去參加會議，不知是否可以？”

柯慶施說：

“按條件，你可以參加。這樣吧，你寫一個簡歷和申請，我給你送上去。”

韓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寫好了。柯慶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給了中央秘書長李富春。

第二天，韓光便接到了參加會議的通知。

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長篇報告。

他作報告從來不喜歡照著稿子念，只偶爾看上一眼簡明扼要的講話提綱。這個報告也是如此。只見他站在講臺桌前，面前放著的只有兩三頁紙，講話間，時而在桌子前走來走去，時而舉起右手打著手勢，以期引起聽者的注意。他那生動的語言，嚴謹的論證，深入淺出的道理，妙語連珠的比喻，不時引起會場上陣陣的掌聲和會心的笑聲，氣氛十分熱烈。

坐在聽眾席上的韓光聚精會神的聽著，生怕漏掉一個字。他感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最好的報告。

毛澤東一開始便說：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關于“研究現狀”，他說：

“‘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關于“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他說：

“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的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的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的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愿做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

“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關于“主觀主義的態度”，毛澤東說：

“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于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于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之一。他的“號召，很快就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毛澤東選集》注釋語——筆者注）

5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為成為華中局，同時成立華中軍分會。

華中局由劉少奇、饒漱石、曾山、陳毅、鄧子恢、張云逸、鄭位三、郭樹勛、彭雪楓、黃克誠、張鼎丞、譚震林、劉英組成；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

華中軍分會由劉少奇、陳毅、張云逸、鄧子恢、饒漱石、賴傳珠、羅炳輝、劉炎、粟裕、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張鼎丞、譚震林、曾希圣、傅秋濤、彭明治、譚希林、葉飛、周駿鳴、張愛萍、鄭位三組成；劉少奇兼任書記，陳毅、鄧子恢、賴傳珠、張云逸、黃克誠、饒漱石、劉炎為常委。

5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黨內指示：《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全文如下：

1、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2、日本帝國主義以迫蔣投降為目的的軍事進攻，現已告一段落，繼之而來的必然是誘降活動。這是敵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3、日本和軍事進攻同時發動了謠言攻勢，例如所謂“八路軍不愿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八路軍乘機擴大地盤”，“打通國際路線”，“另立中央政府”等等。這是日本挑撥國共關系以利誘降的詭計。國民黨“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其用意所在，甚為可疑。我們也應揭穿它，反對它。

4、新四軍雖被宣布為“叛變”，八路軍雖沒有領到一顆彈一文餉，然無一刻不與敵軍搏斗。此次晉南戰役，八路軍復自動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兩周以來在華北各線做全面出擊，至今猶在酣戰中。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一切對于共產黨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戰失敗，以利投降。我們應發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反對一切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小禮堂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和研究解決群眾負擔過重問題。

這一天，適逢天降暴雨，電閃雷鳴。突然一道閃電從屋角穿入會議室，“轟隆”一聲把一根木頭柱子劈斷了。與會人員受到巨大震動，很多人驚慌失措，紛紛逃出屋外，驚魂未定，會議室內傳出“救命”的呼聲，林伯渠立即派人進入室內，將受傷人員扶了出來。受傷的延安市高市長、志丹縣趙縣長、延長縣白縣長，經過搶救脫離了危險，只有延川縣4科科長、代縣長李彩榮不幸身亡。

可真是禍不單行，就在這場暴雨中，南關市場上一位50來歲的安塞漢子栓在木樁上的毛驢也被雷電擊死了。這位漢子因為對時下的負擔過重很不滿意，就借著此事在大街上扯著嗓子罵開了：

“老天爺不開眼，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劈了李縣長，劈死我的毛驢……”

周圍的老鄉們都嚇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勸那漢子，有的則議論說：“這是老天爺對人間的懲罰，是一種報應，是大難臨頭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說：“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八路軍抗戰，是為了咱老百姓過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們的死活呀！”一時間，議論紛紛。

消息傳到邊區保安處，有人提議把那個漢子抓起來，有人建議向黨中央匯報，請示毛澤東如何處理。

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立即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要保安處來人談談。不久，邊區保安處的小吳來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望著小吳問道：

“聽說你們要拘留那位老鄉，為什么？”

小吳激動的回答說：

“他在大庭廣眾之中侮辱你。”

“是嗎？他是怎樣侮辱的，你說給我聽聽。”

“李縣長是中了雷死的，與主席有甚關系？他自己死了驢，心里有氣，竟然遷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熱鬧的市場上，指名道姓的罵你。我們認為這是一樁嚴重事件，所以應該馬上拘留審訊他。”

毛澤東聽罷，爽朗的笑了，他說：

“他罵了我毛澤東，可沒有犯法呀！”

小吳堅持說：

“不。你是人民的領袖，罵你，說明他不是漢奸特務，就是土豪劣紳，我們拘留審訊他是應該的。”

毛澤東依然微笑著，問道：

“你想過沒有，真的漢奸特務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罵我嗎？”

小吳一怔，張張嘴卻回答不出來。毛澤東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溫和的目光看著他又問道：

“小吳，你知道人民群眾為什么擁護我們，熱愛我們？”

小吳說：

“因為我們為老百姓打天下，謀幸福唄！”

“這就對了。人民擁護我們，熱愛我們，是因為我們這個隊伍是革命的隊伍，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工作中有了缺點錯誤，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評意見，我們都應該接受嘛！你說對吧？”

“可他不是提意見，是罵人。”

“罵人也是一種提意見的方式嘛！”

小吳不再吭聲了。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說：

“小吳同志，我建議你們，不要拘留那位老鄉。還要請你們幫我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看他究竟對我有什么意見，行嗎？”

小吳爽快的答應了。

不久，小吳來向毛澤東匯報調查的情況，他說：

“抗戰初期，邊區群眾的救國公糧只有1萬石，1939年是5萬石，去年是9萬石，可今年猛增到20萬石。群眾嫌負擔過重，對政府有意見。有的人說：‘救國公糧任務太重，群眾要餓肚子了。’有的人說：‘共產黨的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給念歪了。’那位老鄉就是對今年分配的救國公糧不滿才罵人的。”

原來，1941年陜甘寧邊區脫產人員已經增到了7.3萬人，陜北這個不過一百三四十萬人口的地方，公糧猛增到20萬石，人均負擔高達1斗4升，比1937年提高了十幾倍。這樣的負擔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比前幾年就重多了。

毛澤東聽完了匯報，“噢”了一聲說道：

“原來是這樣。”

他心情沉重得嘆了口氣，思索片刻，又說道：

“看來，這位老鄉是給我們提了一個很好的意見，批評得對呀！群眾的意見反映了我們工作上有毛病，有些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要允許人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人家說救國公糧太重，這是實際情況。1940年以來，人民的負擔是加重了。人家說共產黨的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念歪了，說明他們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就是對我們的工作和作風有意見。”

他立即指示有關部門，將征收公糧的任務從20萬石減少到16萬石。

盡管如此，一些地方的救國公糧仍然很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自然難免損害黨和群眾的關系。

清澗縣一位農婦，因為生活艱難，干部強征公糧，忍不住大罵共產黨、毛澤東。保衛部門知道后，馬上逮捕了那個婦女，說是要槍斃她。保衛處長錢益民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正在窯洞里寫東西，聽完匯報，氣得“啪”地一聲把毛筆甩在桌子上，站起身來，盯了一眼錢益民，然后在窯洞里來回踱步。停了一會兒，他才對錢益民說：

“不要為難這位農民，你把她帶來，我要親自問問話。”

不久，錢益民將一名叫伍蘭花的中年婦女帶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農村婦女，雖說只有36歲，但看上去好像50多歲的樣子，一副老實忠厚的農民形象。毛澤東馬上走上前去，親自替她松了綁，說：

“你不要怕，坐吧。”

伍蘭花坐下后，毛澤東面帶微笑把一杯開水送到她手上，和藹地問道：

“你為什么要罵共產黨，罵毛澤東啊？”

伍蘭花誤認為是保衛部門在槍斃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認罪，她氣憤的嚷道：

“槍斃我也要罵，反正咱活著也是餓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澤東問：

“為什么活著也是餓死呢？”

伍蘭花沒好氣地說：

“你們培養出來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們老百姓交公糧，不管人民群眾的死活！”

毛澤東問：

“你家有什么困難嗎？”

伍蘭花看到毛澤東比其他干部都和氣，略微平靜了一點，說：

“咱清澗苦啊！咱一家6口人，3個娃都小，婆婆72歲，男人又是個傻子，就靠我這一個女人維持這個家。咱住的窯還靠著溝邊，發水就澇，就是想挖孔新窯，也沒有錢雇人。共產黨來了，咱分了5畝地，頭兩年還好，這兩年村里官、鄉里官、縣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糧咱出不起，就罵咱男人和老娘。”

毛澤東問：

“村干部鄉干部真的罵人？”

伍蘭花說：

“婦道人家不敢撒謊，咱要說假話出門就叫挨槍子。咱不是不擁護你們八路軍，只是咱家確實交不起公糧。今年遇上天旱，咱一個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點糧食，咱跟催公糧的干部求情，把公糧推到明年一塊兒交，可他們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1袋糧食給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沒有活路了，一氣之下，是罵了毛主席。”

毛澤東聽到此處，氣呼呼地站了起來，點著煙猛吸幾口，前后踱了幾步，大聲叫道：

“錢益民！”

錢益民應聲進了屋，說：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澤東當著伍蘭花的面，大聲訓斥他說：

“你們保衛部門在搞什么名堂？連這樣簡單案子都斷不明白？中央對交公糧的政策規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響人民群眾生活的前提下，自覺的交公糧，怎么能沒收老百姓的口糧呢？這位婦女敢講真話，是位好同志，不但沒有罪，我們還要接受她的意見，趕快改正工作中的缺點，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真正的擁護。伍蘭花同志現在就釋放，你親自護送她回家，還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講，不但要把沒收的糧食退還給她家，還要好好照顧，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困難，可以直接找我。總之，不準餓死一個人。”

伍蘭花聽說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驚，又聽了他說的話，感動得“撲咚”一聲，跪在毛澤東面前，大聲說道：

“毛主席，咱對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連忙將她攙了起來，安慰她說：

“伍蘭花同志，我們八路軍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就該挨罵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難不解決，你就來找我毛澤東。”

6月18日，毛澤東就華中抗日反頑斗爭的策略方針，復電彭雪楓并告彭德懷、陳毅、劉少奇說：

“少奇、陳毅二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黨性是很好的，望向他們學習。”

6月22日，德國軍隊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不宣而戰。蘇聯衛國戰爭開始了。

6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關于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黨內指示，全文如下：

德國法西斯統治者已于6月22日進攻蘇聯。此種背信棄義的侵略罪行，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也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戰爭，不僅是保衛蘇聯的，而且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爭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于反對法西斯奴役。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任務是：

1、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2、對于大資產階級中的反動分子的任何反蘇反共的活動，必須堅決反抗。3、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6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散步時遠遠看見黃有鳳和一個女學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戰室看地圖，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問：

“黃有鳳，你快30歲了吧？昨天那個女同志是誰呀？”

原來，和黃有鳳在一起的女孩子叫趙雪明，是抗大的學員，現在已經是他的女朋友了。他們早已商量好了，想等抗戰結束后條件好了再結婚。現在經毛澤東一問，他紅著臉把情況說了一遍。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含著笑替他參謀起來。毛澤東說：

“抗日戰爭是個持久戰，你們年紀都不小了，等到戰爭勝利那天，恐怕你們都老嘍。我看你還是打報告結婚吧。”

黃有鳳聽了毛澤東的話，后來就和趙雪明商量結婚的問題，不久，他們就向組織上遞交了申請結婚的報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經政治局通過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決定》全文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年的革命鍛煉，現在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這樣就要求我們的黨更進一步的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統一的、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復雜的斗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擔負的偉大歷史任務。因此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二、我們的黨，雖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奮斗的歷史，雖然已經是和廣大群眾密切聯系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但必須指出：我們的環境，是廣大農村的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占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干部中、特別是高級干部和軍隊干部中的這些傾向，假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斗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亦會身敗名裂。叛徒張國燾的結局與項英反抗中央的機會主義所引起的皖南失敗，便是明顯的歷史教訓。這些缺乏黨性的傾向，今天在黨內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的不可終日的危險，可在某些個別部分中，確實是存在著的嚴重危險。上述的這些傾向具體的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脫，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2）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不動人，百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可以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干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   

（3）在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干，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

三、為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采取以下辦法：   

（1）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要求各個獨立工作區域領導人員，特別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時候更需要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應當在黨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斗爭。    

（2）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      

（3）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損失。反對當面客氣，背后指斥，一切批評應當是正面坦白誠懇地提出，目的是為了挽救，而不是為了打擊。應當強調黨內外團結互助，愛護干部，幫助干部在政治上的進步，對于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時預防，加以紀律制裁。    

（4）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因為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和干部黨員，都必須如此。    

（5）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于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求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負責領導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把黨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應有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觀念。要提倡大公開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干，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成膚淺的作風。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    

（6）最后，決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于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7月間，17歲的毛雪華在邊中畢業了，他到楊家嶺看望叔叔毛澤東，說：

“叔叔，我畢業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當教員，您看到哪里去適合？”

毛澤東說：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齡還小呢，那些學員的年齡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邊中怎么樣？”

“到邊中有困難，你普通話還講不好啊！”

毛雪華啞然了，毛澤東看著他的樣子，說：

“你到自然科學院去吧，繼續學習，多學些自然科學知識，將來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國，需要大批建設人才，你要好好學習，學好本領，為祖國出力。”

毛雪華臨別時，說邊中校長董純才為制作學員證書，委托他請毛澤東為證書題詞。毛澤東欣然命筆，題寫了“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奮斗！”

不久，毛雪華在自然科學院學習期間，又應教務長魏之想委托，請毛澤東題寫校名。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的舊報紙上揮筆寫下了“自然科學院”幾個大字，他寫完了，又重寫了一幅，然后放下筆說：

“這兩份隨你選吧。”

是年夏季，楊家嶺毛澤東住處的棗樹上結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風吹拂著樹葉，整潔的庭院里飄逸著淡淡的清香。毛華初高高興興的跨進了院門。葉子龍見他來了，就說：

“啊，你來了。有客人剛過去，要見主席，你快進去，過一會兒沒有時間了。”

毛華初三步并作兩步跑到窯洞門口，見毛澤東正和王若飛、彭真握手，問好。王若飛和彭真上身穿著白色粗布襯衫，下邊穿著藍色土布褲，坐下來各自用草帽扇著冒汗的身子。

毛澤東見毛華初來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華初進了屋，走到毛澤東面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軍禮，問候道：

“伯伯和叔叔們好！”

毛澤東向王若飛、彭真介紹說：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個孤兒。過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澤民的愛人王淑蘭帶著。”

彭真笑嘻嘻地說：

“帶的和親生的也是一樣。”

“別看他這么小，就做過長工，討過米，還坐過牢。”毛澤東看著眼前的侄兒，自然想到了陪著媽媽坐過監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兒女們，想到了更多的孤兒，他越說越激動：“蔣介石是一個封建法西斯獨裁者。他既世襲了封建主義的殘酷無情的那一套，殺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還利害！一人‘犯法’，要株連親族，連小孩也不放過。在中國革命的戰爭中，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留下多少這樣的孤兒啊！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我們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統治，蔣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華初聽著伯伯的話，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敵人殺害了他的生母羅醒，還把母親的頭割下來，掛在永和鎮示眾7天，她的身軀被丟在沙洲上，不許收尸，讓狗吃，讓河水沖走。毛華初的眼里溢滿了淚水。

7月間，中共中央將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作為黨培養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關，院長由中央宣傳部長張聞天兼任，副院長范文瀾，秘書長陳伯達。

中央研究院開設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思想、中國文藝、中國教育、中國新聞、國際問題和俄文翻譯馬列著作共9個研究室。

7月8日，蕭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向毛澤東借閱《毛澤東抗戰言論集》，同時要求見面談一談。

蕭軍是繼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第2次來到了延安，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為7個主席之一，還擔任了《文藝月報》編輯，“魯迅研究會”主任干事，《魯迅研究叢刊》的主編等等。在從事大量的文化社會工作的同時，蕭軍仍繼續撰寫他的長篇巨制《第三代》，還不時地在《文藝月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雜文和評論。他生性豪放不羈，坦率直言，卻不注意方式，這就使他在人際關系上很快出現了矛盾。他曾在《文藝月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何其芳的詩《革命，向舊世界進軍》和周立波的小說《牛》。說何其芳那首詩“我感覺不到情緒、形象、音節、意境……只是一條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東西。”蕭軍甚至說“這不是詩，何其芳不適宜寫詩。”如此尖刻的批評，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當時劉雪葦曾出來為何其芳辯護，蕭軍又在報上同劉雪葦展開激烈的爭論。加上革命文藝隊伍從上海左聯時期就開始出現的宗派主義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蕭軍感到苦惱、煩躁。就在這時候，周揚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文學與生活漫談》。煩躁的蕭軍看了這篇文章就更煩躁了。周揚這篇文章在論及延安文藝界情況時，指責了一些作家，說他們寫不出東西卻把原因歸之為沒有肉吃……周揚的指責激怒了蕭軍。他便與艾青、羅烽、白朗、舒群等開了一個座談會。由蕭軍執筆，把大家意見歸納為一篇文章，題目是《〈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后漫談集錄并商榷于周揚同志》。這篇文章針鋒相對地說：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飯、睡覺、結婚一樣都是正常的。只有3種人不想吃肉：一是發下了宏愿決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揚同志那樣有自己的小廚房可以經常吃到肉……此外，還講到凡是到延安來的，都不是為了吃肉，是為了來革命；正如周揚到延安來不僅僅是為了當院長、吃小廚房和出門有馬騎……一樣。文章寄給《解放日報》后被退了回來，艾青、羅烽等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爭強好勝的蕭軍卻認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蕭軍看來，既然周揚可以寫文章批評別人，為什么反批評的文章得不到發表呢？他對這種“宗派主義和行幫作風”十分反感。這期間，蕭軍還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惱之余，便想索性離開延安回重慶去，直接和反動派進行短兵相接的斗爭，省得在這里生閑氣。他還想在走前見一見一年來一直沒有深交的毛澤東，就寫了那一封借書并求見的信。

7月15日，蕭軍等了一個星期還未見到毛澤東的回信，便不耐煩了，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澤東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達，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見回示。我推測原因或許不外以下3種：1、信未收到。2、近來工作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級”等嫌疑。如屬第一、第二兩項，我還愿再等一星期，如屬第三項，我也就決定不再干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談話的原因，除開施政綱領之中引起我一點不能決定的疑惑外，附帶還有把一年來在邊區的觀感，盡情說出，雖言一得之愚，對于黨的本身，或有小用。因為我到邊區一年有余，近來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會晤算作“告別禮”也可。余無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條。

                                    蕭軍

7月20日，毛澤東和蕭軍進行了一次長談。蕭軍在日記里記下了他和毛澤東談話的內容：

“在談到魯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戰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接著我就談起了我預備談的題目：①根據施政綱領，組織的紀律與政府的法令抵觸時，應該誰服從誰？②關于黨內的一些事，黨外人士可否批評？他先是問我：‘你對于施政綱領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呢？’他翻著我帶去的一本中國文化方面的施政綱領。‘對于這施政綱領在原則上我是全部贊成的，只是為了其中的個別條款與我所經歷的事實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著把我在條文上所用紅筆劃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說著，他指著‘把持包辦’說：‘為什么要規定施政綱領呢？就因為黨和群眾中間有了矛盾。這幾乎成了普遍現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規定……你要知道，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全是一黨專政，一時是改不過來的……起碼要等三年，五年，或二十年。如果抵觸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觸了組織紀律……黨外人士當然可以批評黨……你可以批評，而且應該到處批評，拿著施政綱領批評他們……”

“談到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的原因，我把黨內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黨內：個性被消磨，文章被機械批評，自動不寫了，投機分子以文章做工具。黨外：生活瑣碎，精神受壓抑。他很為這些事所焦急！他說：

‘為什么一個作家不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呢？’

我知道他是對一切隔閡著，從文協負責人不知是誰，丁玲的調動工作不知道，不曉得艾青，羅烽等來……就是一個證明。”

7月30日，毛澤東、朱德、葉劍英聯名給各兵團發出指示，要求各兵團盡可能吸收大后方與廣大淪陷區技術水平高深的醫務人才，并給予他們特殊優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說：

“二十年來，我黨對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地存在著。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并未徹底消滅。對于二十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到延安來報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數，對于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系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友黨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于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了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關于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3方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采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著重對于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雇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著重對于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游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干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干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著重對于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并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向各級在職干部與訓練干部的學校，進行關于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3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系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干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干部與學生關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并實行考績。

六、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7月1日所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干部會議作報告，并討論實施辦法。”

應該說，毛澤東起草的這一個決定不僅是方法論的經典著作，同時也是政論寫作的經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認真研讀。 

8月2日，毛澤東經過一番慎思，拿起鉛筆給蕭軍寫了一封信，一霎時，一個個大而粗重力透紙背的鉛筆字灑滿了3張信箋。

蕭軍同志：

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付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敬問

近好!

毛澤東

毛澤東這封信寫得既誠懇坦率又嚴肅認真，既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指出了蕭軍的優點又指出了他的缺點，可謂推心置腹之言，表現了最親切的同志之誼。蕭軍看了深受感動，便去信表示毛澤東“誠懇地指出我的病根，這是值得尊重感謝的！”承認“缺乏信心”，“走極端”、“不善于調理人我關系”是在社會上碰釘子的主要原因。蕭軍又十分苦惱地說，“一個人和自己格斗所費的力氣，那是十倍于敵人的啊！”同時蕭軍又心悅誠服的表示，“我是很羨慕你那樣從容寬闊的，但這一時是不容易學習的。”蕭軍向毛主席提出請求：“如果可能，將來可以隨時尋你去談談。”并隨信寄去了3張報紙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軍轟炸機共27架次，分3批空襲延安，投彈100多枚，目標是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其中一顆炸彈落在林育英的窯洞門口，爆炸聲和沖擊波使本來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腦、心臟受到強烈刺激。他的病急劇惡化，身體出現水腫，秘書、警衛員及其妻子涂俊明連忙將他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

毛澤東獲悉后，指示中央醫院一定要全力搶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醫的悉心治療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穩定下來。

8月6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來示、文章及報紙均收到，文章已讀過，茲璧還。近日頗忙碌，過幾天再奉約略敘。敬祝健康！

毛澤東

蕭軍所寄“報紙”是延安《解放日報》6月17日、18日、19日3張報紙，上面有前邊已經提到的周揚的那一篇《文學與生活漫談》。“文章”就是由他執筆的與艾青、羅烽、白朗、舒群合寫的《〈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后漫談集錄并商榷于周揚同志》。

8月10日傍晚，蕭軍又收到了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封信，只見上邊寫著：

蕭軍同志：

我現在有時間，假如你也有暇，請惠臨一敘。

此致敬禮！

毛澤東

8月10日下午8時半

蕭軍看了信，當即來到楊家嶺，在昏暗的燈光下與毛澤東就文藝界各方面的情況促膝長談。蕭軍重提他與其他一些文藝界人士對某些觀點的不同意見，不能在黨報《解放日報》上發表，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毛澤東爽朗一笑，點撥他說：

“你不是編了一份《文藝月報》嗎？《解放日報》不給你登，你不會登在《文藝月報》上嗎？”

經毛澤東一點撥，蕭軍心中多日來的不愉快一掃而空。他問道：

“黨有文藝政策嗎？”

“那有什么文藝政策。”毛澤東說：“現在正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呢！”

蕭軍建議說：

“黨應當制定一個文藝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加強團結才有利于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

毛澤東贊賞地說：

“你這個建議很好。你甭走了，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和情況，好嗎？”

毛澤東如此真誠坦率的態度，深深地打動了蕭軍，他答應繼續留下來，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經很深了，蕭軍起身告辭，他向毛澤東建議說：

“在‘文抗’住的艾青、羅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許多作家，到延安來投奔革命，都想見見您，您是不是抽個時間和他們見見面呢？”

“群賢畢至，有失遠迎啊！”毛澤東親切風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說：“你代我向大家問好，過幾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澤東由一名警衛員陪著，從楊家嶺漫步來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楊家溝的半山腰蘭家坪。蕭軍見毛澤東不期而至，又驚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窯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去找舒群和艾青、羅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雖然已經告訴了眾人毛澤東最近可能要來造訪，但不曾想毛澤東這么快就來了。由于事先沒有約定，蕭軍跑了幾個窯洞，也沒有找到一個人，等了大約半個小時，才遠遠望見艾青一個人姍姍而歸。蕭軍搶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訴他說毛澤東已經來了。艾青急忙脫掉身上的舊軍裝，換上一套筆挺的西裝，系上領帶，隨著蕭軍快步去見毛澤東。

夜已經很深了，警衛員提著馬燈在前邊引路，蕭軍和艾青陪著毛澤東沿著山間的羊腸小道，一直走到山下，這才握手作別，望著毛澤東高一腳低一腳地慢慢離去。

毛澤東回到楊家嶺窯洞，見重慶發來一紙電文，說是國民黨要員張沖已于8月11日病逝，年僅39歲。

張沖，又名淮南，字以行，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組部代理副部長。他是國民黨中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張抗戰的少數人之一，長時間代表國民黨方面與周恩來等人談判。毛澤東一直敬重張沖的為人，稍加思索，提筆為其寫下了一幅挽聯：

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

斯人獨憔悴，始病熱，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蕭軍剛剛起床，見毛澤東的一個警衛員匆匆趕來，遞給他一封信，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蕭軍同志：

昨晚未晤羅、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于早飯后惠臨一敘。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禮！

毛澤東

8月12日早

蕭軍忙把這一消息告訴給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羅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韋嫈昨晚在蘭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錯過了見毛澤東的機會，聽說毛澤東要見她們，高興得像孩子一樣拍手叫好。

吃罷早飯，蕭軍在前邊領路，王德芬抱著剛滿月的兒子蕭鳴和舒群夫婦、艾青夫婦、羅烽夫婦一起，隨后跟著一路下山，來到了毛澤東的窯洞前，早有江青抱著女兒李訥在門口迎候。毛澤東聞聲走出窯洞，迎上前去，與他們一一握手，招呼他們進屋。眾人進入窯洞，見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和中央宣傳部長凱豐也來了，便相互之間分別握手問好，落座敘話。大家暢談了有關文藝和文藝界的許多問題，談得十分盡興，不知不覺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毛澤東讓工作人員端上來飯菜，招呼眾人圍坐在一起進餐。他和大家邊吃邊談，他還說，中央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以便集思廣益，制定一項黨的文藝政策。

8月19日，日軍飛機35架次空襲延安，投彈35枚，死傷10人。延長縣也遭到7架敵機空襲，死傷多人。

據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報》報道，從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在近33個月里，日軍飛機不定期來延安空襲，先后共17次，投彈約1690枚。軍民死亡214人，傷184人，毀公房1176間，過街樓10座，石牌樓10座，石洞5座，毀民房14452間，死牲畜197頭，毀糧34.4萬斤。另外還炸毀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與此同時，日軍飛機還對邊區境內的鄜縣、甘泉、延長、延川、清澗等縣城進行了轟炸。

且說8月26日，高克林撰寫的《魯忠才長征記》發表在《解放日報》上。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對魯忠才運鹽隊的3個人做了調查研究后，所寫的一個調查報告。毛澤東看后，當日為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作序。他寫道：

“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3個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8月29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議定成立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以毛澤東為組長，準備編輯馬、恩、列、斯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言論。

1941年9月1日，毛澤東與國民黨聯絡參謀談話，提出了恢復和改善國共兩黨關系的方案，他說：

“1、國民黨釋放葉挺，中國共產黨派董必武出席參政會議，否則仍不出席。2、中國共產黨決不推翻國民黨政府，決不越過現疆界，國民黨承認我方在敵后有發展權力，承認現有防地，承認邊區，在敵后的國共兩軍，雙方下令，停止攻擊。3、恢復新四軍，發給欠餉，停止逮捕。4、何應欽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來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國共關系能否緩和，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實際上是為王明山頭上的一伙人畫了像。那些話是多么的辛辣，多么的尖銳，多么的深刻！至今讀起來，還是讓人覺得痛快淋漓！想當年，王明一伙人崽賣爺田是何等的頤指氣使，到如今他們卻是俯首帖耳如坐針氈，汗面赧顏。后人可不戒乎？我們每個人實在也有必要把‘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副對子寫下來，貼在自己的墻上，經常用這面鏡子照照自己。這樣的警句對每一個人都是大有裨益的。《毛澤東大傳》第三版全10卷共6冊成本價230元包郵，淘寶網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東方直心電話/微信購書：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讀者廣為宣傳，讓更多的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們了解一個真實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