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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齡：34、35、36問楊繼繩：涪陵每對夫妻能年生育8.2個孩子嗎等三篇

34問楊繼繩：涪陵每對夫妻能年生育8.2個孩子嗎

——《墓碑》：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在回憶中寫道：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后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前明說：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

話說某年某月某日，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會后，順道來到重慶。頂頭上司來了，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

席間，蕭部長忽然問起涪陵死了多少人的問題。

苗副部長說：“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

經他這么一說，涪陵專區在上世紀三年困難時期就死掉350萬人了。有一天，這條在飯桌上流出的消息傳到了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的耳朵里，是在飯桌上傳的還是在書桌上傳的？我們就無法得知了。

此時，這位廖副主任兼廖書記正在研究一個四川餓死千多萬人的課題，正愁著沒有死人“大戶”作臺柱。這下可好了。一個涪陵專區三年就死了350萬，其他專區死個十萬、幾十萬、上百萬、百幾十萬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四川省轄十幾個地市，湊個餓死一千多萬更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于是，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就進入了這位廖副主任的《歷史長河里的一個旋渦——回憶四川“肖李廖事件”》中，成了四川餓死1250萬人的一個組成部分。

其后，新華社新聞記者楊繼繩盯上了舊聞，開始編撰號稱信史的《墓碑》，目標盯上了全國餓死3600萬。也是正愁著沒有死人“大戶”作臺柱，不經意間在廖伯康的《回憶》中發現了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的消息，心想，一個涪陵專區就死了350萬，其他專區死個十萬、幾十萬、上百萬、百幾十萬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全國的專區好幾百，湊個餓死3600萬更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于是，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就刻錄進了楊繼繩的信史《墓碑》。不曾想幾年后卻遇上了克星孫經先教授。

孫經先輕輕的一駁，通過楊繼繩《墓碑》擴散的苗明前的這個謠言便應聲倒地，嗚呼哀哉！原來，這個涪陵專區1953年轄長壽縣等11個縣，普查人口477萬人，其中長壽縣54.5萬人。1959年4月，由于長壽縣劃到重慶市，所以，此后的涪陵就只有10個縣了。這10個縣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共423萬人，孫經先估計1957年約450萬左右，接下來的幾年，如果死了350萬人，到1962年，孫經先估計只剩下100萬人左右。可是，兩年后的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涪陵（10個縣）卻有372萬人。這就奇了怪了：兩年前的一百來萬人，兩年后增添了272萬人！

一算細賬，不得了啦！

假設老中（有生育能力的）幼（包括未到婚齡的青年）各占三分之一，100萬人中有生育能力的為33.3萬人，可結成16.6萬對夫妻。計算得出：平均每對夫妻兩年要生育16.4個孩子才能湊足272萬人，每年要生8.2個！這還是在嬰兒成活率百分之百的前提下的計算結果。如果8個活7個或6個，每個婦女每年就得生9.2個或10.2個孩子了。

是神話？還是鬼話？反正神話世界里沒見過這樣的神話！

然而，楊繼繩還有說詞：涪陵100萬人兩年生不了272萬人，拉點人到涪陵來不就行了！于是，他決定把1959年成為重慶市人的原涪陵人召回來參與涪陵1962－1964年的人口生產大躍進，而且還倒打一耙，向未按此法的孫經先一聲斷喝：孫先生搞錯了！

“孫先生搞錯了”的潛臺詞自然是他“楊先生搞對了”。既然楊先生搞對了，那么，神話世界里沒有的這個神話是不是就成了真話？我們還是算一下細賬就知道了。

假設三年因難時期長壽縣仍保持了1953的54.5萬人口總量，現在，按照楊先生的旨意，全部拉到涪陵參與人口生產。涪陵專區1962年的100萬人加上長壽縣的54.5萬人，總計154.5萬人。其中的生育能力的占三分之一為51.5萬人，可結成夫妻25.75萬對。兩年增添272萬人，平均每對夫妻要生10.6人，每年生5.3人！

由于長壽縣的支援，涪陵人的生育壓力確實減少了不少，由每年每對夫妻的8.2人減少到5.3人了。不過，生育的壓力，仍然是一個“亞歷山大”！

這一回楊繼繩總無話可說了吧！總該修改“計劃生育指標”為涪陵人減負了吧！

不。沒這樣的好事。楊繼繩還有說詞：

雖然這個“計劃生育指標”高得確實不同尋常，但是不能修改。因為，本人是執行廖伯康副主任兼書記的指示。他的指示共有七八條。既然我是全部執行他的，所以不能擅自不執行這條！

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廖伯康的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么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進一步的證據，我也愿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包含七八條信息，涪陵餓死350萬只是其中的一個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將廖先生的這條信息刪掉。”

雖然話說得這么絕，但還是沒有忘記顯擺一下學者“風度”，留下了一通官腔：“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進一步的證據，我也愿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

好一個“治學嚴謹”的楊學者！各位請看，孫經先認為涪陵專區在兩年內平均每對夫妻生16.4個孩子是不可能的事，他竟然還要孫先生拿出進一步的證據，好像他手中掌握了能生的證據似的。既如此，你就把證據拿出來好了。有“一步”的證據就行，不要你進一步！

話又說回來，孫先生進一步的證據也有的是，只須問一句：你能嗎？你要能，就做個樣板讓大家看一看！

楊繼繩們哪曾想到，說死多少人容易，說死多少就死多少，反正是早已過去了的事，“死”無對證了。可是，生起人來就困難了，不是你嘴巴說生多少就可以生多少的，它有一條自然規律——一條鐵律制約著！

不過，楊繼繩并不服輸，他要反敗為勝，尋孫經先的錯，尋到了孫的錯，就是他老楊的對！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真的還被他找到了。

“孫先生搞錯了。”他帶著幾分得意的說，卻避開那個標準高得離譜的“計劃生育指標”不說，而說孫經先的“錯”就“錯”在把1953年涪陵的11個縣“錯”成10個縣。

35問楊繼繩：涪陵專區究竟是10縣還是11縣

——資料：1949年12月2日，長壽縣解放。12月18日長壽縣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1月23日，川東行政公署通令，長壽縣由大竹專區劃屬涪陵專區。1952年11月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通知，將長壽縣劃屬重慶市轄。1953年1月1日，長壽縣復劃屬涪陵專區。1959年4月17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通知，將長壽縣復劃屬重慶市轄。——

針對《墓碑》引述的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孫經先先生指出：

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只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么荒謬。

楊繼繩答：

孫先生搞錯了：1953年涪陵地區不是10個縣，而是11個縣（包括1959年4月并入重慶的、有54.5萬人口的長壽縣），1953年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是477萬，不是孫經先說的423萬。（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

孫先生錯了嗎？孫先生沒有錯。又是楊先生錯了！

孫先生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雖然1953年有11個縣，你不是說，其中的長壽縣1959年4月并入重慶了嗎？11個縣減去1個縣，不是10個縣？難道你楊先生計算出的結果仍舊會是11個縣！

孫先生的話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這是別開了1959年并入重慶的長壽縣的54.5萬人以后的數據。

如果涪陵沒有長壽縣的隸屬變更，如果孫先生不知有長壽縣的隸屬變更，直接一句“涪陵專區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不就行了，管它是幾個縣！10個縣是一個專區，11個縣也是一個專區，哪怕是涪陵管轄100個縣，還是一個涪陵專區！

正因為有長壽縣的隸屬變更，正因為孫先生知道有長壽縣的隸屬變更，孫先生才特意挑明了“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才特意挑明“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因為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化取決于這10個縣而與長壽縣沒有任何關系！所以，在采用早期人口數據時，也必須排除這個長壽縣！

號稱學者的楊繼繩不懂這個，慚愧，慚愧。難道分析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化，必須將此前的11個縣人口與此時的10個縣人口進行比較！？

36問楊繼繩：涪陵“死了350萬人”不是飯桌上傳出的嗎

《墓碑》：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在回憶中寫道：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后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前明說：全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

這段話給出的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的“轉口”過程：

第一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

第二人：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在飯桌上聽苗說的。

第三人：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伯康（因楊繼承沒有注明廖聽誰說的，所以，很可能廖前面另有第三人甚至第四人）。

第四人：楊繼繩，從廖伯康的回憶文章里看到的（很可能前面另有第四人甚至第五人）

據此，孫經先先生在《〈墓碑〉是怎樣捏造數據的》一文中指出：《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

孫先生所說沒有錯。毫無疑問，此語是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在飯桌上說的一句話！無論是“一轉口”再“轉口”，哪怕是十次百次“轉口”，轉引來轉引去，歸根結底，都是轉引的苗明前在飯桌上說的這句話！即使你楊繼繩是第一百次“轉口”，歸根結蒂也是引用的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說的話。

可是，楊繼繩在《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一文中卻說：孫先生說的“一位工作人員”是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飯桌上聽他說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歷史長河里的一個旋渦——回憶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內容。廖伯康當年是重慶市團市委書記兼重慶市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七千人大會期間，他們向楊尚昆匯報了三個多小時，反映四川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他的文章介紹了向楊尚昆匯報的情況：“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談會，會后路過重慶時，提到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

說這么多廢話干什么？越說越糟糕。孫先生說的“一位工作人員”是廖伯康嗎？孫先生是說的你在飯桌上聽廖伯康說的嗎？連這樣一句簡單的話也聽不懂啊？

說來說去，說了半天，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不還是從苗前明的嘴里說出來的嘛！不還是他在飯桌上說出來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