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 小崗村究竟存不存在那個紅手印契約?
時間：2005-1-13 9:27:32 來源：人民網 作者：[亞當]
現已有證據表明，小崗村那個傳閱極廣、現收藏于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所謂十八位農民的紅手印契約為偽品或稱復制品。但究竟有沒有真品(原件)、真品如何，我認為迄今情況仍然不清楚。
前幾天，鳳凰衛視在口說歷史節目中采訪吳象：農村改革親歷記。節目主要就是談論小崗村，其中有段文字如下：
“(吳象說)這個材料(就指那個契約)，博物館里的那個，這個事情是有，就在一個紙煙盒上反面寫的。當時也沒有當作回事，后來也增產了，也受表揚了什么，就不知道弄哪去了，現在人家要來采訪一下，要這個原件，就另外弄了一張紙寫的。這個紙呢比較新，人家看著也不像，小崗窮得連這樣一張紙也拿不出來，這表明這個農民的窮苦啊到了什么程度。這時候萬里還不知道，也沒有人給他匯報有這么個小崗。”
按照吳象的記述，原件是有過，但丟失了;而且原件是寫在紙煙盒背面的。
據主持人介紹，吳象已經82歲了，“曾經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幾年前，他參與見證了農村改革的全過程，20年后的今天，農村問題依然是他關注的重點”既然是主要事件的親歷者，應該是權威的，他的說法應該不差。但我們來看看其他人的說法。
吳象所說到的“人家要來采訪一下，要這個原件”，那個人家指的是王映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導演、高級記者王映東，即見證、并第一個報道“紅手印”的人。據王映東說，“紅手印”原件是他1982年10月7日從會計嚴立學那里拿走的，為嚴立學所寫，至今還保存在他那兒。這個“紅手印”是一張從小學生練習本上撕下來的紙張，除了二十位農民的名字和紅手印或印章外，沒有任何其他文字，但紙的另一面寫了個生活救濟款帳單，橫排豎寫19個人名和錢數，最上邊橫寫著“8月20號生救款數字如下：”的字樣(圖片一、二)。
(圖一)
(圖二)
(圖三)
按王映東的說法，原件至今仍在保存，且是寫在小學生練習本的紙上，而不是紙煙盒的背面。這種說法與吳象說的大相徑庭。
那么，作為第一個報道這張所謂生死契的人，王映東為什么不把這個原件報道，而改用一張偽品或復制件(即大家所熟知的圖三那個)，以至于以訛傳訛呢?王映東解釋，1983年2月4日，他帶全攝制組的人到小崗村看拍攝現場，他向三位隊干部(指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和會計嚴立學)介紹，準備在影片中采用那個紅手印，但嚴宏昌當即反對，“他說，會計那個紅手印，沒寫會議決定的內容，不能用;他還說，開會那天晚上契約是他親手寫的，開頭寫的就是會議決定”。
這就很奇怪，會計說契約為他所寫，但副隊長說自己親手所寫，究竟捉刀人是誰呢?不清楚。而且，契約中除了十幾位農民名字和手印外，究竟還有沒有寫會議內容，也不明不白。
當時如果王映東有點認真求實的精神，或有點新聞真實性的思想，多問一下村里其他摁過手印的農民，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王映東沒有這樣做，而是在“請求副隊長把他寫的那個拿來看看”，副隊長說“說不知搞哪去了，找不著了”之后，幾個人商量著搞了個復制件用在電影上(以至在全國流傳開來，最后還被革命博物館收藏)。
這就是那個復制件的來歷。對此，王映東自我辯護說，“我覺得，偷搞包干到戶確有其事，原件也有，復制一個用在電影上，并不違背紀錄片真實性的原則。”
耐人尋味的是，王映東在找會計拿原件的時候，“他(指嚴立學)找了很長時間，才從一個帳本里翻了出來。我(指王映東)看到20個人名和手印、私章上邊留有空白，卻沒有寫一個字，就提出再找找，看有沒有寫上開會內容的。我也主動幫忙翻找。兩個人再沒找到任何紅手印。會計解釋說，全隊戶主開會按手印只有那一次，這就是原件。”這也很奇怪，既然認為會計找出來的那個摁有20位農民手印的東西就是原件，那就得了，目的全達到了，為何還要再找找，以至“再沒找到任何紅手印”?難道那次秘密開會有幾份紅手印不成?或者那個找到的紅手印不是真的，只是找不到真的，沒辦法拿來充數而已?疑點重重，不得而知。
還有，王映東以上關于紅手印真、偽來歷的說明，是在人家對復制品質疑十幾年后的1998年才作出的，他為何拖了這么久才作出解釋?王映東說，他一直不知道有這種質疑。這種解釋顯然難于自圓，
尤其值得玩味的，嚴宏昌在嚴立學和隊長嚴俊昌在場的情況下，說契約為他親手所寫，被王映東當場指出與嚴立學過去說他所寫的說法不一致后，“他們(指嚴立學、嚴宏昌和嚴俊昌)誰也不吭聲”，隨后是“一陣沉默”。這個反應不像是記憶錯誤的人的反應，倒象是互相心照不宣。
對于嚴立學提供的那個原件為什么沒有文字，只有姓名和手印，而且另一面還寫著生救款帳單，王映東沒有花費功夫去詢問當事人(盡管當時只是舉“嘴”之勞)，而是自做聰明推測：“聯系到他們是準備坐牢的心態就好理解了。空白處寫上開會內容就成了坐牢的根據”，“生救款帳單怎么能寫在生死契約的背面呢?顯然是個障眼法”，“紅手印被這樣包裝起來，自己人看還是契約，良心帳;外人看了很難給它定位。這樣做既保契約，又保安全。如此煞費苦心，是逼上梁山，可以理解，實在是不得已”。呵呵，新聞真實性在這位記者看來，簡直就像是兒戲了，連到手的事實證據都懶得去拿來使用，寧可全靠臆想和推測。
《求是》雜志社創立的《小康》雜志2004年1月引用了王映東的回憶，我摘錄如下：
“直到1998年7月，嚴立學堅持‘真的那份是我寫的’，可是后來，嚴立學的態度有所轉變，再問起這件事，他也不再堅持原先的說法了：‘哪個寫的都一樣。’只有隊長嚴俊昌直到現在還堅持：‘會計嚴立學寫的是原件，副隊長嚴宏昌寫的是復制件。’”
也就是說，會計嚴立學對是不是自己所寫，現在變得模棱兩可起來了。那就是說，王映東那個所謂原件可能也是假的。我們再來看看陳窗、曾德方2001年采訪小崗村的文章：
“我們找到村長嚴宏昌。嚴宏昌一聽(指紅手印真偽這件事)就笑了，他說按手印的條子是他寫的，他把來龍去脈說了說。
據他講，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個名叫王影東(即王映東)的高級記者，來拍電視。王影東說，有個按手印的條子，北京很重視，中國革命博物館要陳列展覽。這可給小崗村出了難題，時間這么久了，還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條子呢。于是，從前言到簽名，都由村長嚴宏昌一手包辦，寫了一張假的按手印的條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亂按的。”
這個說法與王映東自己敘述的不一致，王映東說的是自己想用會計給他那個“紅手印”，但嚴宏昌反對，結果就造了那個復制品;這回嚴宏昌則說，是王映東提出“有個按手印的條子”要他拿出來，給了他個難題，所以才造了個復制品。
一個(會計)說手印是自己所寫(盡管現在不太堅持)，而且有物為證(就是王映東從他那里拿走的那個“原件”);而另一個(副隊長)卻堅持認為，原件已丟失，且是自己親手所寫，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
而且，一個寫有十幾二十個人名和手印，沒有任何內容的東西，我們能肯定那就是當時小崗人開會時所立下的生死契約嗎?
不只是如此，紅手印條子的書寫日期也各有說法，有的人前后說法也不一致。有的說是在1978年12月份，有的說是1979年4月份，而昨天中央電視臺在專題節目中卻言之鑿鑿，說是在1978年10月份。再者，我查了一下，不論取信哪種日期說法，都與相關敘述的事實有矛盾。
還有，吳象說原件是寫在香煙盒背面上，但嚴立學和王映東則提供實物照片，說是寫在從小學生作業本撕下來的紙上，互相矛盾。
另外我對吳象那種解釋，說因為當時“不當回事”，契約不知道丟哪去了，也表示懷疑。畢竟這是一份十幾二十位農民的生死契約，1978年或1979年書寫到1982年也只短短兩年時間，怎么能說會因為“不當回事”或時間久遠，不知道丟到哪去了呢?說不過去。
除此以外，作為一位農村改革問題的專家，吳象的一些話令人費解。譬如，他承認大寨的確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但他說，“中國的特點，這個農村啊千差萬別，有比較富裕的地區，有比較窮困的地區，有很窮的山區，不能只需要一個模式。”也就是說，他很反對過去那種全國學大寨、普及大寨運動。既然如此，小崗村搞承包的一時成功，那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而且小崗村跟全國各地的情況也是千差萬別，怎么就全國就搞起承包改革來了呢?這不是自打自的嘴巴、相互矛盾嗎?
總之，紅手印契約存在與否，虛虛假假，疑問甚大。對于小崗村，可能還是《小康》雜志中的那句話說得對：“小崗村是政治意義上的小崗村，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小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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