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20問楊繼繩：這不是對餓死3600萬的肯定之否定嗎
1、自我肯定：
《墓碑·前言》：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于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2、搪塞之詞：
《三駁孫經先》：我一再聲明，我不是人口學家，我在書中說非正常死亡3600萬，是采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這就是《墓碑》第23章。
3、自我否定：
《墓碑·前言》：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里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原來，楊繼繩的“成果”，是建立在隔靴搔癢“成果”基礎上的“成果”！
有位叫丁學良的不識趣，偏偏要哪壺不開提哪壺，在為《墓碑》寫的書評中，把楊繼繩這個自我“肯定之否定”搬出來大肆渲染了一番：
“楊繼繩在研究中，還比較了幾個外國學者對中國大饑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個是美國的資深人口學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個是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國人口學研究所的所長卡洛（Gerard Calot）。這三位國際學者都是從中國三年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化，來推算那段時間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三位學者的統計均是從1958年底開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統計的死亡人數是2987.1萬人；科爾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數是2481 萬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萬人。楊繼繩對這三位學者的研究做了仔細的比較，在此基礎上，又比較了中國國內三位學者金輝丶王維志丶曹樹基的研究成果。
三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及專業背景不一樣，王是做統計學的，曹是做歷史人口學的，但三人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即死亡人數在3250萬-3500萬之間。楊繼繩認為，他們在計算時，沒有把在饑荒最嚴重階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數包括進去。所以，他的研究把這兩個數據也包括進去了，因此結論是近4年中，中國總共餓死的人應該在3500萬——3700 萬人之間；在這部書中，楊取的是中間數3600萬。”
丁在這段話里，向大家介紹了楊繼繩的“餓死3600萬人”的來源：即比較了三個外國學者和三個中國學者“研究”出來的1958——1961年的三年間餓死人數據，再加上自己估算的三年前和三年后的餓死人數據，得出一個“3500——3700萬”的數據，然后再來一個折中認定為3600萬了！
再看丁學良說的：
“作者（楊繼繩）以前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有在全國采訪的機會，他搜集的資料的扎實程度，在我所見過的這方面的著作中，無與倫比。據作者自己介紹，在寫這部書前，他也曾讀過相當多的翻譯自外國學者丶海外華人寫的相關著作。他的感覺是：這些研究者遠離中國，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的內部資料，所以他讀這些海外研究成果時，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那些作者無法像他到處調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進行全面調研的時間和條件。因此，楊繼繩雖未經過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但他的方法卻符合現代社會科學基本的要求。
丁學良這段話的意思本來是想說明在“三年饑荒餓死人”問題的話語權上的“唯楊獨尊”，即楊繼繩說的最真實、最可靠、最具權威性！以此為楊的《墓碑》鼓吹造勢。可是，他卻不曾想到，這些捧楊的詞語同時又肯定了那六位“學者”根本就不具備研究這個問題的客觀條件，所以楊繼繩也覺得他們的所謂研究“成果”就如同“隔靴搔癢”一樣，根本沒有可能觸摸到問題的本質！因為他們——無論是那三個中國“學者”還是那三個遠離中國的外國“學者”——都沒有當過新華社記者，都無法查閱中國檔案館的內部資料，都無法到處去進行調查……。一句話，他們的“研究成果”都只能是無根之木！
偏偏楊繼繩的研究“成果”就是建立在他們的“成果”基礎之上。這樣一來，楊繼繩比較他們的“研究成果”作出的“餓死3600萬人”的肯定也就被他自己一句“隔靴搔癢”給徹底否定了——肯定之否定！
丁學良拍馬屁不打草稿，一番“好心”卻替楊繼繩辦了一樁大“壞事”，幫了一個大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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