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評陳鐵健《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一文并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一書中的謬說

奚兆永

　　編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師授權本網發表，全文近30萬字，本網將分章節進行連載。今天刊登本文第九篇《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結尾附有全文目錄。

　　去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前夕，《炎黃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鐵健寫的一篇題為《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的文章，這是一篇借中共建黨95周年之機，嚴重歪曲歷史，造謠誹謗，肆意詆毀毛澤東，歪曲李大釗，貶低魯迅，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攻擊蘇共和共產國際，并把把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貶低《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無恥吹捧叛徒陳獨秀并為其種種劣行進行掩飾、辯護的極其反動的文章。該文許多謬說實際上都是從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自詡為“陳獨秀研究權威”唐寶林所著《陳獨秀全傳》一書里搬來的。 

第九篇　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　　

奚兆永　　

　　四、關于“取消派”或“取消主義”問題

　　取消派或取消主義也是蘇俄在革命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概念。我們知道，俄國在1905-1907年的革命后，曾經出現過一段斯托雷平反動時期。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屆國家杜馬，并且頒布了第三屆國家杜馬的選舉法。這樣做就違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所發布的宣言，因為宣言曾宣布沙皇政府未經杜馬同意不得發布任何新的法令。這以后，原杜馬中的社會民主工黨黨團的成員被交付法庭審判，工人階級的代表被判處苦役，被流放于邊遠的的地區。按照新的選舉法，地主和資本家在杜馬中的席位大大增加，而本來就很少的工農代表則成倍地減少。這實際上是一場政變，人們把6月3日稱為“政變日”。與此同時，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國各地布滿絞架，有數千革命者慘遭殺害。從1905年開始的革命失敗了，革命陷入了低潮，進入了斯托雷平反動年代。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一部分孟什維克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秘密的無產階級政黨，建立合法的改良主義政黨，放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革命綱領。布爾什維克稱他們為為“取消派”。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有一些人，像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經不起考驗，思想發生動搖，他們轉入敵人的營壘，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還主張召回在國家杜馬中的黨團，甚至合法斗爭也要停止。這些人被稱為“召回派”。《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召回派是“變相的取消派”。取消派和召回派，就其思想來說，都是取消革命、否定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所以，它們又都被稱為“取消主義”。

　　陳獨秀的思想實際上也是這樣。如他在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后于1927年11月12日寫的《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志信》中說，“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他們取得政權的時機尚未到。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因此，我以為此時的工農運動，應偏重經濟的斗爭，當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階級斗爭與民族爭斗對峙)，以發展我們的實在力量。固然因經濟斗爭而不避免暴動，尤其在農運非暴力恐難發展。問題是在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為目的，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前在漢口，我對于湘鄂運動，也把這樣的意見告訴過亦農。若非對于江蘇運動，側重于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占得滬寧。”(《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頁)

　　陳獨秀在這里所說，其實是反對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在這方面，斯大林于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會議所做的演講(《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曾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頁)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里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時也認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斗爭，就不會有今天的。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他把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黨的建設一道看作是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三個主要法寶”(同上，第606頁)陳獨秀顯然不懂得這一點。我們知道，南昌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后打響的反對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第一槍，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更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如果像陳獨秀那樣等待時機成熟，只是“側重于經濟的斗爭”，哪里會有井岡山根據地以及全國眾多命根據地的建立?哪里會有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又哪里會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們完全可以設想，中國革命的勝利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當然，陳獨秀似乎也沒有頑固地堅持他的取消主義的主張。就在他寫了這封信的第二天，即1927年11月13日，他又給“中共中央常委諸同志”寫了一封信，表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這是毫無疑義的。”(同上，第314頁)這說明，他的思想是動搖的，而不是堅定不移的。不過，從長時期來看，我們發現，他的根本思想還是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而民主革命勝利后所建立的政權只能是資產階級掌握的政權，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然后再經過若干年才談得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對于陳獨秀來說，他的這一思想又是是非常頑固的。在這方面，他甚至不顧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于殖民地和落后國家可以在先進的國家的幫助下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明確的論斷，竟然說什么“我們還敢說，即國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眾政權，并且還不是工農政府;在那時，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要發展起來，也只有那時，真正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夠自由發展。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陳獨秀：《我們現在為什么爭斗?》，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是從兩條路線斗爭中鞏固和中大起來的》，1968年版)

　　陳獨秀的這番話是1926年9月25日講的，到了1938年8月5日，也就是12年之后，當他在《政論》月刊上發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一文時，他的這一思想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講得更加變本加厲了。他幾乎是指著革命導師列寧和中國共產黨大罵道：“小資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什么，又厭惡害怕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于是乃提出‘力爭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的說法”。(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頁)而僅僅20天之前，即7月16日，他還在重慶民生公司作了一個題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演講，其中還從理論上回顧了大革命失敗以后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指摘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這個社會性質所作的科學分析。他擺出一副權威的架勢說，“說到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問題，又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過去的爭論：有人認為中國還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有人則認為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呢，一個社會的經濟，各種不同的新舊成分，都往往繼續并存著，尤其是在落后國家;因此，我們觀察各國的經濟，要估計是哪一種經濟成分居領導地位來確認它是哪一種社會，沒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以為它有各種經濟成分，遂認為它是各種社會。中國的中外銀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經濟，間接支配了小城市經濟，之外的工業商品和中央貨幣普及與窮鄉僻壤，農村生產品如棉花、絲、茶、煙草、桐油等，其擴張和縮小，不但聽命于本國市場，且聽命于國際市場;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而不是畫地自足的封建經濟居領導地位;因此我們便可以說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同上，270-271頁)在這方面，他在文中還引用列寧的話作為發展資本主義的論據：“列寧說過，俄國工人吃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苦，而不是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在中國更是如此!”(同上，第272頁)

　　表面上看，他說的某些話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他的這些有道理的話并不是他的發明，毛澤東早在一年前(即1937年8月)寫的《矛盾論》里已經講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決定事物性質的道理;但是在陳獨秀運用毛澤東的這一觀點說明中國的社會性質時，由于他對于中國國情缺乏正確的了解，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們知道，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農業國，資本主義還很不發達，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還很小，我們顯然不能只看城市而不看農村;而對于農產品，也不能只看經濟作物而不看糧食作物，前者只是在一部分地區發展，而后者則是農業的主要部分，經濟作物的商品率較高，而糧食作物主要是自給自足的生產，商品率很低;更重要的，中國實際上還是一個受帝國主義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不能把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當成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至于他引用列寧的話，說俄國工人吃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苦，而不是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而他認為“在中國更是如此!”

　　這話的基本觀點最早其實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言中說的，而不是列寧首先說的。馬克思當時說的是德國工人階級的境況。原話最初是這樣說的：

　　“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里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里，由于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正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1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當然，陳獨秀說“列寧說過”也沒有措，列寧在《兩種策略》一書中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不過說法和陳獨秀引用的并不相同。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在像俄國這樣一些國家里，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于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于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頁)不過陳獨秀引用的的譯文譯得并不準確，它把“在像俄國這樣一些國家里，工人階級......”譯成了“俄國工人”。這樣譯雖然很簡潔，但是卻沒有很好地表達出列寧的原意。正如馬克思當年講德國時還講了“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列寧講的“像俄國這樣一些國家”，講的也是一種國家類型即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類型，而不是專指所謂“俄國工人”，更不能將其僅僅理解為俄國所特有的問題。另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把列寧原著所說的“與其說是苦于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于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一句翻譯成或說成是“吃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苦，而不是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這顯然是不準確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試比較“與其說......，不如說......”和“吃了......的苦，而不是吃了......的苦”這兩種句式，前者并沒有否定俄國工人階級也吃了資本主義的苦，而后者則根本否定了俄國工人階級也吃了資本主義的苦，顯然是大不一樣的。如果聯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的是“不僅......而且......”這種遞進句式，其錯誤更是顯而易見的。還值得一提的是，既然當時中國已經有了列寧《兩種策略》的中譯本，陳獨秀已經能夠引用其中列寧的論述，那他顯然也可以跟毛澤東一樣，能夠而且也應該讀到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領導權的有關論述，并且進而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自己作為總書記在領導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卻沒有看到他有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檢討。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學習馬列著作和陳獨秀學習馬列著作顯然大不相同：毛澤東學馬列，是要從當中尋求中國革命的成功之道;而陳獨秀學馬列，其實只不過是獵奇，給自己裝裝門面而已。對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來說，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不過，既然陳獨秀在這里提到了當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托派文人之間進行的那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而且表明自己對于中國社會性質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為了追求真理和正本清源，今天再對那場論戰作一個簡略的回顧，還是很有必要的。

　　我們知道，曾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托派文人嚴靈峰、任曙等在大革命失敗后曾積極撰文參加了這場論戰。嚴靈峰說，“1929年回來上海以后，經過半年的實際觀察，第一次在去年3月間寫就一篇《中國共產黨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批評》的長文內，發表過對對這個問題的見解與主張。......我們的結論：1.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雖是復雜，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系是居領導(亦即支配)的地位;這個社會再生產行程要依賴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經濟部門之再生產行程的。中國內部的統治者是資產階級，他們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勢力為其后盾，換言之，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2.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怕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要推動這整個中國社會向著資本主義過程發展和擴大，.....。3.因為，帝國主義是推動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因素，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有造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主要條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必然會按一般社會發展規律而發展的，并且學者還是繼續發展的。4.中國農村兩極分化是由于資本主義商品農村，不斷地瓦解和侵蝕自然經濟的結果。正確地說，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生產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5中國的地主與城市資產階級是不能分離的，城市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也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而且要推翻資產階級以至帝國主義的統治。”(嚴靈峰：《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新生命書局1931年版，第8-10頁)

　　另一個托派文人任曙也鼓吹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如果用帆船代表封建社會，那么輪船就代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輪船已經大大超過了帆船(他提供的二者比例是98:2)，那就說明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他還認為，對于中國和外國的資本主義應該“一視同仁”，都看作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應該把兩者對立起來。(轉引自《何干之文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嚴靈峰和任曙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如果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話，中國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就可以取消了，只等將來條件成熟時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而實際上，在中國，帝國主義都是很明顯的阻礙中國生產力向前發展的革命的對象，但是，由于受到蘇聯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影響，在嚴靈峰和任曙看來，他們卻成了革命的動力。他們只看到中外資產階級的力量，認為應該對他們“一視同仁”，完全搞亂了敵我的界限。他們也看不到農民的力量和反封建主義的重要性。這些錯誤的理論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王學文、潘東周和何干之等人的批判，由此而引發了長達十年之久的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問題的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學文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的封建經濟”(《中國經濟論》，第47頁)的觀點，引起了人們的極大注意。對此，何干之作出評價說，“雖然這不是極嚴謹的定義，但中國社會性質的特色，在此可說已具有一個雛形。所謂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會的定義，在此已有了一個雛形。”(見《何干之文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頁)這是馬克思主義對于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個勝利，后來這個觀點不僅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所采納，也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界所公認，以致何干之把他稱為“劃時代的貢獻”。(同上，第37頁)

　　針對托陳的上述錯誤思想，1945年4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請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寫道：

　　“1927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1927年革命后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于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占優勢并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舉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6頁)

　　對于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這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長期以來都被公認是一個很好的決議。由于它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黨的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將近一年的討論制定的，有理有據，由胡喬木寫成并經毛澤東修改定稿，最后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長期以來為人們擁護，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人們研究中共黨史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依據準繩。毛澤東對它很滿意，把它作為附錄放在自己的《選集》里。就是唐研究員本人在1994年出版《中國托派史》一書時，對這個決議有關陳獨秀取消主義的論述也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在這本書中曾這樣寫道：

　　“(陳獨秀)在寫給中央的意見中，有些意見不無可取之處，......

　　“另一方面，陳獨秀的意見中，也露出了取消主義的端倪。

　　“陳獨秀正確地看到了‘往下落’的形勢，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革命應該全面退卻。他不像毛澤東那樣，在承認革命低潮的同時，看到中國特殊的國情，從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城市的防御與農村的進攻結合起來，堅持革命的武裝斗爭;而是在教條地搬用西方國家在低潮時的革命經驗，主張在敵人的屠殺面前，實行完全的退卻和防御的策略，‘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要動，也‘應偏重于經濟的斗爭’，如‘不交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尤其‘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唐寶林：《中國托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4年版，第52頁)

　　在這里，唐研究員還非常明確地說陳獨秀在革命低潮時得出的是“錯誤的結論”，說他“露出了取消主義的端倪”。可是，時間才過了八年，當唐研究員在《世紀》雜志發表《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即《陳獨秀全傳》的“代序”時，“托陳取消派”就成了所謂“莫須有”強加給陳獨秀的一宗罪名了。試問唐研究員，你怎么會如此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又如何能夠把這兩種互相對立的說法統一起來呢?對于這些，難道你沒有向讀者作出說明的責任嗎?

　　五、關于“托派”問題

　　中國的托派和蘇聯的托派不同，蘇聯的托派是土生土長的，而中國的托派卻是舶來品，是從蘇聯托洛茨基那里批發進口的。托派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有形簡稱。中國的托派實際上是由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的一部分學生因為受到托派理論家、該校副校長拉狄克的影響而組織起來的組織。隨著他們的回國，也就把托派的思想帶回來了。

　　講到托派，當然就不能不講到托洛茨基其人。托洛茨基出生于1879年，和斯大林同年。不過兩人的出身不同，斯大林出身于格魯吉亞哥里一個貧困的手工業者(皮匠)家庭，其父早先曾在第比里斯的鞋廠當過工人，而托洛茨基卻出身于俄羅斯亞諾夫卡一個富有的富農家庭，并且是一個暴發戶。托的童年衣食無憂，家里有管家、廚娘和仆人為其一家人服務，當然還雇傭有農業工人為其進行農業生產。但托洛茨基對此并不滿意，他說，“我的童年既不像少數人所享受的陽光燦爛的林間綠地，也不像大多數人那樣經受著饑寒交迫。我所經歷的，是居住在偏僻的鄉村角落，中下層家庭的淡而無味的灰色童年。”(《托洛茨基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看來他所向往的是城市文明和貴族般的生活。1888年，托洛茨基到敖德薩讀書，城鄉文明的對比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鄉村生活讓他熟悉了農村經濟。不過在我看來，對一個9歲的孩子而言，熟悉一些農村生活當然沒有問題，至于要真正熟悉農村經濟就不是那么簡單了，因為那是需要有相應的知識做基礎的。我們知道，馬克思在大學畢業后曾經在《萊茵報》當編輯，但是由于過去學的是法學而缺乏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在工作上就遇到了困難，這才決定去研究經濟學的;而托洛茨基居然說他9歲就熟悉農村經濟了，這種大話人們能夠相信嗎?看來，托洛茨基是一個愛說大話，喜歡夸大其詞的人。他為了表明自己的記憶力高人一等，竟說他還模糊地記得他吃奶的事，實際上，一個吃奶的嬰兒大腦還遠沒有發育健全，是不可能有記事能力的。托洛茨基之所以在其《自傳》里說這樣一些話，顯然是有其用心的。他在先后被遷居到阿拉木圖、驅逐出蘇聯國境暫住于伊斯坦布爾以及流亡墨西哥之后這段時間里寫了許多回憶性質的書，既有關于他自己的，也有關于別人的，而僅僅關于斯大林的的書就寫了幾本，當然包括《斯大林評傳》在內。對于這些回憶的真實性，人們自然會有懷疑，他為了證明自己的記憶力的高超，于是就編造了這樣一些神話。當然，他也不得不承認他對一些具體事物(如地形、城市、房屋、人物)的記憶并不那么好，而強調他對抽象的思想的記憶特別強，因為有關具體事物的回憶容易受到別人的檢驗而被否定，至于抽象的思想的回憶就可以隨他憑空亂說了。我們知道，托洛茨基提出所謂的“不斷革命論”，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斯大林批評他看不到農民的作用，他的《自傳》無非是想告訴人們，他9歲前一直在農村，強調他9歲時就已熟悉農村經濟了，以證明不存在不了解農民的作用的問題。但是，這也是徒勞的。事實勝于雄辯，列寧逝世后，在斯大林領導下實行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僅僅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事實清楚不過地說明，無論他采取什么樣的辯護的手段，他的那些觀點都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的。

　　托洛茨基不是在敖德薩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七年級。他嫌這里太土氣，學校的水平也太差。當時他的思想是很保守的。他在1896年17歲時作出了一個決定：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烏托邦。但是，僅僅幾個月后，他就被時代戰勝了。他開始曠課，荒廢學業，同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并且結交了有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黨色彩的朋友。他父親希望他將來成為工程師，而他自己則在純數學和革命之間游移不定，不過最后還是后者戰勝了前者。一年后(1897年)他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這以后他進過監獄，也被流放過。后來他從流放地逃跑出來，又流亡到國外，并于1902年在英國見到了列寧。列寧看他年輕，也能干，準備把他留在《火星報》編輯部工作;為此，列寧曾在1903年3月2日給普列漢諾夫寫過一封信。由于普列漢諾夫對托洛茨基并無好感，列寧怕他不同意，所以在信中把他夸贊了一番，而這也就成了他的一個資本。此信曾在他的《自傳》里全文照抄了出來。本來，列寧是有心對他進行培養的，但是，他在《火星報》跟馬爾托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更加親近，而與列寧卻不是那么融洽。在隨后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討論黨章第一條時，他沒有站在列寧一邊，而是追隨于馬爾托夫、查蘇利奇和阿克雪里羅得之后，成了一個孟什維克(少數派或溫和派)，而沒有成為一個布爾什維克(多數派或強硬派)。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才與區聯派一道集體參加到布爾什維克的行列中來。在這十四年時間里，他一直是一個孟什維克，而且是一個很積極的孟什維克。而列寧則是一個非常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因此，在他們兩人之間經常發生矛盾和斗爭也就毫不奇怪了。可是，托洛茨基居然在他的《自傳》里說什么他與列寧的關系從1902年見面到后來一直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讀一讀在這一時期間他和列寧的一些著述，就會清楚地看到，他的這一謊言只不過是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想借列寧的聲譽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在這一段時間里，列寧曾經多次批判過他的政治錯誤、組織錯誤和理論錯誤，多次和他進行了用詞十分激烈的論戰;就是在他成為布爾什維克以后，他和列寧之間也多次發生矛盾，常有格格不入之處。這里不妨講幾件事：

　　一件是關于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就通過了一個《和平法令》，向各交戰國提議，立即締結至少三個月的停戰協定，以便進行和平談判。蘇俄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提出結束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特別當時的蘇俄，由于沙皇和后來的臨時政府參加了這場戰爭，國家被拖累得疲憊不堪，缺少糧食和燃料，交通也遭到很大破壞，人心厭戰，迫切需要和平，結束戰爭，以便恢復經濟，讓人民休養生息。蘇俄的和平談判的提議遭到了英法兩國的拒絕，于是蘇俄又轉向德奧兩國進行談判。談判從1917年12月3日開始，5日簽訂了休戰協定。由于當時蘇俄的經濟極為困難，人們普遍不愿繼續戰爭，軍隊在撤退過程中幾近陷于瓦解的局面;而德國卻企圖在戰爭最后奪取俄羅斯的某些土地，并且把波蘭、烏克蘭、以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變成其附屬國。談判是在對蘇俄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得洛夫都認為，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作出妥協和讓步，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皮達可夫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卻不愿作出讓步。特別是托洛茨基，借口是為了德奧等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他是外交人民委員，是談判的首席代表，他主張拖延談判，堅持不戰不和的局面而不愿簽字。談判在1918年2月10日中斷。托洛茨基的這種態度完全背離了列寧和黨中央的決定，使蘇俄在談判中陷入了被動的局面。本來，黨中央還在2月18日就已經通過了列寧所主張的致電德政府立刻簽訂和約的提議，由于托洛茨基的故意拖延，結果，德國下了最后通牒。2月23日，俄共(布)中央只好接受德方提出的更為苛刻的條件而決定在和約上簽字。托洛茨基無視列寧和黨中央的決定，一意孤行，使蘇俄付出了更為慘重的代價。這件事不僅反映了托洛茨基對列寧和黨中央的不尊重，而且是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同時也說明他不善于審時度勢，并且還有一意孤行的弱點。

　　再一次是在國內戰爭期間，列寧雖然讓他擔任了紅軍總司令，但是列寧和斯大林對于托洛茨基在1919年后制定的一些作戰計劃卻有有不同看法，曾以中央名義專門派遣斯大林等人到前線去糾正了他的錯誤做法。此事后面還要提到，這里且不詳說。

　　另一件事是處理日常工作的“小事”。托洛茨基辦大事不行，連一些日常小事也辦不好。1922年4月4日，當時擔任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列寧給擔任軍事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昨天我偶然地，但是是從一個熟悉情況和絕對信任的人那里獲得一個消息，使我不得不相信：克里姆林宮軍事學校學員們在挨餓，這是一，第二，他們都對警衛任務異常繁重而無法學習表示不滿。鑒于這種情況，是否應該：......”(《列寧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1頁)列寧提出的問題有充分的根據，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語言也很客氣。可是，信到了托洛茨基那里以后，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他在回列寧的信中說，“我時常詢問軍事學校學院的伙食情況，而他們回答說他們‘沒有挨餓’;托洛茨基證實了警衛任務繁重，講到為減輕警衛任務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搞機械化是很難實現的”。他還談到小人民委員會撥了“150萬戰前盧布”用于擴建軍事學校學員的住房。但是，副財政人民委員格.雅.索科里尼柯夫打算就這個決定對政治局提出控告。而列寧在看到托洛茨基的這封回信后，在上面做了許多批注：對“沒有挨餓”一語畫了兩條線，對“沒有”一詞又畫了個圈弧，并在上方打了三個問號。在“我時常詢問軍事學校學員”一語中對“我”字寫了批注——“他們不會對托洛茨基講全部真實情況”，并在這句話上畫了一條線。對“150萬戰前盧布”這幾個字畫了著重線，并在頁邊寫了“?太多!”在最后一條意見上他畫了兩條線。(同上，第654頁注釋434)這里也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對于列寧交辦的事是漫不經心的，他的工作作風和行政能力都是很可懷疑的。列寧沒有再去找托洛茨基，隔了一天，即4月6日，列寧把托洛茨基的回信轉給了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亞.德.瞿魯巴去處理，并且寫了一封信說，“我給托洛茨基寫信說，據最可靠消息(消息來源我未指明)，軍事學校學員在挨餓。這是他的回信。大概人們沒有對他說實話。還是應該盡力弄清真實情況。”(同上，第388頁)列寧認真負責和深入細致的作風和托洛茨基漫不經心、粗枝大葉的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上述幾件事，前兩件當然是大事，后一件則是所謂“小事”，托洛茨基都沒有辦好。后來，列寧于病中在1922年12月23、24、25、26日和12月29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了若干札記。這些札記后來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其中第一個札記當天就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其他幾份札記則是在列寧逝世幾個月后由其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于5月18日在聯共(布)十三大召開前幾天交給中央委員會的。而在這之前的3月5日，列寧還口授了兩封信，以絕密和親手的保密等級發送給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給托洛茨基的信里談到了格魯吉亞和邊疆區的問題，列寧認為奧爾忠尼啟則在這個問題上有大俄羅斯主義的錯誤，對少數民族不夠謹慎，而捷爾任斯基和斯大林在調查中有可能支持了他。所以列寧希望托洛茨基能夠和他站在一邊。而給斯大林的信則是由于列寧的妻子曾經紀錄了列寧口授的給托洛茨基的關于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的信，斯大林認為列寧在病中的作息應該嚴格控制，對列寧妻子記錄這封口授信很不應該，說話很不客氣。其實紀錄口授的事是經過醫生同意的，并非克魯普斯卡婭的過錯。她雖然答應斯大林把這件事忘記，但是后來她因為感到委屈，還是把這事告訴了加米涅夫，結果仍讓列寧知道了。列寧對此十分氣憤，要求斯大林向他妻子道歉，否則就要斷絕往來。本來，斯大林的出發點也是好意，——是為了列寧的健康，但是由于脾氣粗暴，說話不注意，結果造成了列寧的極度反感。實際上，在列寧與斯大林之間并沒有什么大的原則分歧。斯大林一直把自己當作是列寧的學生，在十月革命后，他實際上是列寧的副手，許多問題列寧都與斯大林商量，盡管他的名字遠不如托洛茨基那么顯赫，但是列寧對他的水平、能力和氣質卻是很欣賞的，因此對他也是非常信任的。這就引起了自視很高而又頗有野心的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極端嫉妒。他在《斯大林評傳》一書里曾說過這樣一席話：“在獲得政權以后，斯大林開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較鞏固了，但仍然是一個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寧在‘提拔’斯大林，重視他的堅定、大膽、頑強，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重視他的陰險，因為這些特點是進行斗爭所必須的。列寧并沒有期望他有任何獨立的主張、政治主動性或創造性的想象力。斯大林是緩慢而謹慎地前進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靜。但是在彼得格勒的勝利以及后來在莫斯科的勝利使他有了信心。他開始使自己習慣于掌握權力。”(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頁)總的來說，這些話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但是，說列寧重視斯大林的陰險并且說它是進行革命所必須的則顯然是別有用心的捏造。其實，他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后來不斷上升而他自己不斷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關鍵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了解得還很不夠，而列寧對于斯大林的理論水平卻非常欣賞;同時也是他不懂得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所造成的。差不多與托洛茨基說上面一席話的同時，斯大林也談到了這個問題，——當然是不同的地點。他在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這一天中午，曾和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一道在伏羅希洛夫家中聚餐，斯大林發表了祝酒辭，他說，“俄國沙皇做了很多壞事，但是他們也做了一件好事——創建了巨大的國家，一直到堪察加。”“我們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團結并鞏固了這個國家，使它成為一個統一的、不可分的國家，不是為了地主資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組成這個國家的勞動者和各族人民。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式統一這個國家的：每一個部分，如從共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分離出去，不僅僅要受到損失，而且不能獨立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國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個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統一的人，每一個從這個國家脫離出去成為單獨部分和民族，他就是這個國家蘇聯各族人民的敵人，不共戴天的敵人。哪怕他是老布爾什維克，我們要消滅它的家族，他的家庭。我們要無情地消滅每一個企圖以其行動和思想(是的，還有思想)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統一的每一個人，徹底消滅一切敵人，消滅他們自己，消滅他們的家族!(喝彩：擁護偉大的斯大林!)”雖然斯大林繼續說：“關于偉大的領袖說得太多了。如果沒有其他條件，事業是不能勝利的。主要是中層干部——黨的，經濟的，軍事的。他們選舉領袖，他們向群眾解釋形勢，他們保證事業的成功。”“他們謙虛克己，他們不為人知。”季米特洛夫插話：“也為那位鼓舞他們，給他們指出道路、帶領他們前進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接著說 ：”不，不。主要是那些中層干部。將軍們沒有優秀的軍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們為什么能戰勝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寧之后在我國是最有聲望的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聲望。當時認識我們——我、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加里寧——的人很少。在列寧時期，我們是實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層干部支持我們，他們向群眾解釋我們的立場。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這些干部。”(《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頁)季米特洛夫日記里記錄的斯大林的這番話道出了托洛茨基等人為什么會被淘汰掉的真正原因。這是托洛茨基再怎么苦思冥想都想不到的。

　　列寧在他最后口授的札記里包含有對斯大林很嚴厲的詞語，但是，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重大的原則問題，而只是因為斯大林對他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態度粗暴這樣一件事。在俄共(布)十三大開會前，中央委員會進行了研究，決定根據列寧的意愿，向參加代表大會的各代表團宣讀了這些札記。不過十三大的代表，也就是斯大林所說的那些中層干部們，在了解了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以后，還是選舉了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一職。有人說，列寧并沒有推薦斯大林當總書記，是加米涅夫推薦的，列寧表示同意。選斯大林是一個謎。，只有一個人知道底細，這個人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對此表示確認，他說，“對，我確實知道是列寧推薦他的。”(丘耶夫：《莫洛托夫訪談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頁)托洛茨基當然然是落選了。應該說，列寧和代表大會的這個選擇是完全正確的。試想，像托洛茨基這樣的一個目無組織、目無領袖、自高自大、脫離群眾而又缺乏實踐經驗、不會辦事的人，能夠當好總書記一職嗎?我們即使不談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僅僅就他在重大問題上對于列寧和黨中央的態度，他的工作作風和辦事能力來說，他也是不適合當黨的總書記的。可以想象，如果當時蘇共選擇了托洛茨基，蘇聯能夠有后來那樣的發展嗎?社會主義能夠獲得那么巨大的成功嗎?事情顯然就不是那樣了。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和后來的國內戰爭的開始階段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些作用常常被他自己和他的信徒們人為地夸大了。他在1924年列寧逝世后曾經寫過一篇《論列寧》，文章到處把自己與列寧并列，隨心所欲地夸大自己的作用。對此，斯大林在稍后于1924年11月19日所做的一次演講中曾經說過這樣的一番話：

　　“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緊散布謠言說托洛茨基是十月起義的鼓舞者和唯一領導者。所謂托洛茨基文集的編輯連茨涅爾特別賣力地散布這些謠言。托洛茨基自己經常不提黨、黨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抹殺這些組織在起義中的領導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義的中心人物，有意無意地幫助散布關于托洛茨基在起義中的特殊作用的謠言。我絕不否認托洛茨基在起義中所起的明顯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須說，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沒有起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當時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只是執行領導他的每一個行動的相應的黨機關的意志。......

　　“現在我們來看看中央緊接著在1917年10月16日(29日)舉行的會議紀錄。出席會議的有......      共25人。討論起義的純粹屬于實際組織方面的問題。列寧提出的關于起義決議以20票對兩票的多數通過，3票棄權。選出了在組織上領導起義的實踐總部。......被選入這個總部的有5個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和烏里茨基。實踐總部的任務是：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領導起義的一切實踐機關。由此可見，在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發生了一件‘可驚的.’事情，即起義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領導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沒有被選入這個負責領導起義的實踐總部。這同關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的說法怎能符合呢?.....

　　但是，其實這里并沒有什么奇怪，因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是我們黨內比較后起的人物，他無論在黨內或十月起義中都沒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負責工作人員一樣，只是中央委員會及其機關意志的執行者。......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起義沒有鼓舞者。不，十月起義是有鼓舞者和領導者的。但這是列寧，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265頁)

　　應該說，斯大林的說法是客觀的，也是公正的。他雖然批評了托洛茨基及一些流行的說法，但他并沒有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明顯的重要作用”的事實。可是，托洛茨基對于斯大林就不同了。只要有機會，他就要詆毀斯大林。在《斯大林評傳》一書里，按照他的偏見，斯大林幾乎一無是處。他看不起斯大林的家庭出身，說他得的天花是平民生的病;相形之下，以表現自己出身高貴。他還說斯大林是“亞洲人”，他甚至發表大俄羅斯主義的看法，說格魯吉亞人“懶惰而無能”。所有這些都說明，他對于馬克思主義是了解得很差的。他還笑斯大林沒有出過國，不懂外語，寫的文章沒有他多，等等等等。他說這樣的話，完全不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實際上，從文化程度來說，托洛茨基并不比斯大林高，他們兩人的學歷都不算很高，托洛茨基沒有上過大學，斯大林的學歷實際上還比他強一些，他幼年是在家鄉哥里的東正教教會辦的初級神學校讀的，他母親希望他將來能夠稱為一名神父。哥里有一家藏書不多的圖書館，據他童年時代的朋友伊雷馬什維利說，他幾乎讀完了這個圖書館的“所有藏書”。14歲時他被學校保送到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神學院學習。在那里，由于沙皇把俄語定為“國語”，上課都要用國語，而且還要學俄羅斯文學和歷史，這樣，俄語雖然不是母語，但是他的俄語表達能力已經很強了。此外，他還學了希臘語和拉丁語。斯大林對于希臘神話故事也是很熟悉的。在這里，他還讀了大量文學著作和自然科學和哲學名著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等。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與外高加索的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小組有了聯系。特別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早在神學院讀書期間，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據一位曾和丘耶夫一道訪談莫洛托夫達70次(全部訪談140次)的紹塔.伊萬諾維奇(他是研究歷史的，但1977年還不到50歲就突然去世，未參加以后的訪談)在一次訪談時插話說，“斯大林在教會學校曾經抄寫過全部《資本論》，這個學校有一套這種書。”莫洛托夫沒有否定他的看法，卻感嘆道：“只有英雄豪杰才能讀完《資本論》啊。”(丘耶夫：《莫洛托夫訪談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頁)我在前面曾經說到，莫洛托夫曾說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實際上是毛澤東在1949年底以前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或沒有通讀過《資本論》而并非根本“沒有讀過”。而從莫洛托夫的這一感嘆可以看出，他自己也并沒有通讀過全部《資本論》，但他卻因此說毛澤東只是一個特卡喬夫(18世紀俄國的英雄人物)式的農民領袖，離馬克思主義者甚遠則是完全錯誤的。一個人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看他是不是讀過《資本論》，而是要看他的世界觀，看他的言論和行動是不是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不過，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49年底與莫洛托夫談話之前沒有能夠系統地閱讀過《資本論》也確實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在這方面，斯大林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把全部《資本論》抄寫了一遍，然后再進一步進行學習，不說別的，單就這種頑強的毅力和刻苦好學的精神，都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而他的扎實的理論功底由此也可以想見。這也正是托洛茨基所缺乏的。

　　至于斯大林是否出過國以及他的外語水平，由于沙皇的黑暗統治，十月革命前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差不多都是在國外舉行的。斯大林作為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曾經先后到芬蘭、瑞典和英國參加過這樣的會議，怎么能夠說他沒有出過國呢?當然，和托洛茨基比，由于托在在敖德薩讀中學時曾學過德語和法語，而且由于長期在國外流亡，能夠說兩三種外語，而斯大林在革命前許多時間都是在監獄或流放地度過的，去國外的時間當然也少得多，但是絕不能由此說他一種外語都不懂。這個問題，莫洛托夫在回答丘耶夫的提問時也說到了。丘問：“斯大林懂一點德文吧?”莫答：“他到過歐洲，懂一點。”丘問：“里賓特洛甫(希特勒德國的外交部長——引者注)說話他聽得懂嗎?”莫答：“不，不懂，連我也聽不懂。”(同上，第311頁)最明顯的證據是，他的一本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就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用兩個多月時間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寫成的。應該說，斯大林作為一個格魯吉亞人，俄語并不是他的母語，也可以說是一種外語或非本民族語言。他對俄語十分精通，在工作中還常常批評一些人寫的文字里有“文理不通”的現象。蘇聯著名飛機設計師雅可福列夫在其所寫的回憶錄《生平回憶》中曾經講到他的一次經歷：一次，由斯大林口授，而由他草擬文件的情形：斯大林看他把主詞寫在賓詞的后面，就說，“您這樣不太順當吧?應當這樣才對”，于是把它改了過來。后來，雅可福列夫又很認真地把俄文文法溫習了一遍。莫洛托夫也認為斯大林的俄語說得很好，就是有時也會把重音搞錯的現象。當然，斯大林的論著沒有托洛茨基那么多，據說，托洛茨基出版的全集竟有一百多卷之多。但是論著的多少并不能說明一個人的理論水平。關鍵還是論著的質量，是它的真理性，是它的社會影響。在這方面，斯大林的論著數量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卻非常扎實，不僅很有分量，而且很有特色。列寧很早就發現斯大林是一個很杰出的理論家。我們知道，列寧在1904年初為了反對經濟派曾經用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怎么辦》的書名寫過一本《怎么辦》的理論著作，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給工人”，斯大林讀到后深感它的重要，于是在高加索的《無產階級斗爭報》上發表了一篇論述“從外部灌輸”的文章，即《答<社會民主黨人報>》。這篇文章不是重復列寧的論述，而是對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做了全新的闡述，不僅在當地，而且在國外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有人甚至把斯大林稱作“高加索的列寧”。當時僑居國外的列寧通過克魯普斯卡婭寫信給斯大林，要求寄去《略論黨的意見分歧》(斯大林的未署名著作)一書，并且定期寄去他們編輯的《無產階級斗爭報》。列寧在收到斯大林的書和報紙后，還專門發表了一篇書評——《無產階級斗爭報》，對斯大林的《答<社會民主黨人報>》一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對該文的觀點做了詳細的介紹。他說，在斯大林的這篇文章里，“我們看到對于‘從外面灌輸意識’這一著名問題的絕妙提法。”(見《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9頁)請注意，列寧在這里用了“絕妙”這樣一個極具褒義的形容詞，其欣賞和滿意的程度真可謂溢于言表。不僅如此，列寧還在自己寫的書評里把斯大林文章的觀點分成四個部分做了詳細的介紹。(同上)

　　七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臨近，民族主義的思想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泛濫，民族問題成了除農民問題以外的又一個重要問題，列寧又想到了斯大林。此時的列寧正僑居于波蘭的克拉柯夫，他要斯大林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要和他研究《真理報》的問題，并且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另一方面就是想讓他寫一篇關于民族問題的文章。而為了搜集資料的方便，他建議斯大林去維也納，因為那里有維也納大學，在歐洲也是一個學術重鎮。斯大林于1912年11月到了維也納。用兩個多月時間寫成了《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篇“大文章”，分三期發表于《啟蒙》1913年的3、4、5期，后來還印成了小冊子單獨發行。對于斯大林寫的這篇論著，列寧倍加欣賞。他在1913年2月14日寫給高爾基的信里說，“關于民族問題，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應當非常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我們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魯吉亞人正在埋頭給《啟蒙》雜志寫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他的材料。”(《列寧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3頁)對斯大林的這部著作，列寧在九個月后寫作《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一文時又一次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近來，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獻中，對這種情況以及對社會民主黨民族綱領的原則，都進行過闡述(在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4頁)。我們知道，列寧在這段時間也寫過不少有關民族問題的文章，但是他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作為“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獻中，首先要提出來的”文獻而加以特別的推薦，可見他對斯大林此書的重視程度。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寧給高爾基的信里說斯大林是“一位非常好的格魯吉亞人”，而在《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里的譯文則有所不同，那里譯為“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見《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 第一版，第73頁)顯然，“卓越非凡的”要比“非常好的”譯法要崇高得多。經查列寧原著的俄文，這里用的是чудесный一詞，該詞的詞根為чудo(即“奇跡”)，而作為形容詞則有“奇異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絕佳的”等意思;顯然，將其譯為“非常好的”是太一般化了，這就跟說oчень хорошо差不多了，相比之下，譯為“卓越非凡的”與原意顯然更加切近。當然，如果譯為“神奇的”或“奇異的”或“絕佳的”就更符合原意了。不知中文第二版的譯者為什么要把原來列寧極為稱贊的一個褒義語詞改譯成為一個極為一般、極為普通的語詞?是不是認為現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已經不高了，應該用較一般的詞語來淡化一些呢?但是，這是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理應照直翻譯，我們又有什么權利來做這樣的改變呢?這顯然不是一件小事。建議中央編譯局的領導人，對《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這個詞語的改動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的結果在媒體上作出公開的說明;如果確實是改錯了，應該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并且在實際工作中糾正這一錯誤。

　　在這方面，托洛茨基出于他對斯大林的嫉妒心，走得更遠。雖然由于列寧對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的高度評價他不敢公開否定，并且承認斯大林“有權被承認是杰出的理論家”，但又到處散步流言蜚語，說什么“斯大林的這篇著作完全是列寧啟發他寫的，是在列寧不斷監督下寫成的，并且是由列寧逐字逐句修改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在他筆下，斯大林簡直成了一個極其笨拙的小學生，這篇著名著作根本就不是斯大林寫的，而是在列寧的啟發和監督之下寫成的，而且在寫成之后列寧還逐字逐句進行了修改!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列寧為什么還要說斯大林是“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呢?這不就成了列寧是自己贊賞自己了么?這說得通嗎?托洛茨基還援引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回憶錄》里的話進行他的“論證”，他說，“克魯普斯卡婭追述，‘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問題談了許多話，他很高興遇到了一個認真關心這一問題、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在這以前，斯大林在維也納住過兩個多月，熟悉了在那里我們的人，認識了布哈林、特羅亞諾夫斯基夫婦。’有些話她沒有說。‘伊里奇同斯大林談了......很多話’——這意味著，列寧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說明這些想法的各個方面，解釋錯誤的概念，提出閱讀材料，校閱初稿，作出修正......”(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頁)這些話可以說全都是托洛茨基的憑空想象和無中生有的捏造!不要忘記，那時的托洛茨基還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還是一個孟什維克，或者說還是一個游離于兩派之間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本不了解布爾什維克內部的一些事，他哪里有什么資格來補充克魯普斯卡婭所說的內容呢?關鍵在于，斯大林早已不是一個初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習作者，而是一個在理論上已經相當成熟的理論家，列寧之所以要斯大林寫作民族問題的文章，正是由于對他已十分了解，特別是他七年前寫的那篇文章闡述“從外面灌輸”的文章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列寧甚至用“絕妙提法”這樣的詞語來盛贊它。再說，當列寧子2月上半月與他談話時，斯大林早在一月份已經把文章寫好了，他在文章末尾清楚地注明了寫作時間和地點是“1913年1月于維也納”而且，《列寧回憶錄》也說得很清楚，斯大林的文章是“在這以前，斯大林在維也納住過兩個多月，研究民族問題”。(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頁)這些事實都說明，正因為斯大林在之前寫了這樣一篇關于民族問題的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列寧才會“很高興遇到了一個認真關心這一問題，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并且和他“就民族問題談了很多話”。托洛茨基卻硬要把斯大林論著說成是列寧與他談話、進行灌輸的結果，顯然是有悖于事實的捏造。在這方面，他自己也覺得這個謊言還不夠完善，于是又從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回憶錄》后面幾頁里講述列寧對青年革命家波利斯的一封信里對他寫作進行幫助的一段敘述：“我回憶起伊里奇對缺乏經驗的住著的態度。他看到本質，看到基本的東西，周密地考慮如何改正缺點。但是他做得十分謹慎，以致有的作者竟覺察不出租糾正他的缺點。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幫助人。......”(同上，第248頁)來說明斯大林的文章是列寧指導下寫成的。在此基礎上，托洛茨基進一步加油添醬地寫道：“人們把斯大林寫這篇文章的進展情況十分清楚地給我們敘述出來。最初，列寧在克拉柯宇他進行啟導性談話，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來斯大林前往維也納，到‘奧地利學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無疑問有一個理論頭腦，懂一些外遇，理解關于這個問題的著作，知道怎樣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羅雅諾夫斯基一樣奉列寧的指示去幫助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沒有受過什么據的格魯吉亞人。顯然，最重要的引語是他們選擇的。文章的邏輯結構(有賣弄學問的毛病)非常困難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響。......斯大林從維也納帶著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這里，又輪著列寧進行工作了。他細心地和不倦地進行了校改。在每一頁里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記和筆跡。”(《斯大林評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頁)在這里，托洛茨基好像看到了斯大林寫作的全過程，包括布哈林在維也納給他選擇引語和確定文章結構，列寧在克拉柯夫為其校改，甚至列寧的“筆跡”他都看到了。真是神奇到了極點!在他的筆下，斯大林是如此的蠢笨無能，整個文章都是別人的思想，別人的貢獻，斯大林什么都沒有。人們要問，既然如此，列寧為什么要讓斯大林寫這篇文章?干脆列寧自己寫得了，或者叫布哈林寫得了，何必要斯大林來寫呢?問題還在于，列寧對斯大林此文評價甚高，稱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稱此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獻里”關于民族問題“首先要提到的”文獻。這合乎常理嗎?在這方面，托洛茨基還說什么克魯普斯卡婭“把描敘作為青年作家導師列寧的這些話，寫在她的回憶錄中敘述斯大林寫民族問題的那一章里”，“克魯普斯卡婭常常被迫采取轉彎抹角的方法，以便至少保護列寧的一部分著作權不為別人所篡奪“，這更是無中生有的污蔑。實際上，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錄是按照時間的先后寫的，這里所涉及的內容都屬于第二部的《克拉科夫1912-1914年》一章，根本沒有什么“敘述斯大林寫民族問題的那一章”，她不過是把發生在1912-1914年的事按照時間先后加以敘述罷了。有關斯大林到克拉科夫的事發生在1913年2月，所以放在這一部分里面敘述，這很自然。至于說到波利斯，那是因為后來列寧曾到維也納看望布哈林，并陪妻子到伯爾尼作手術(當時克魯普斯卡婭越來越陷入殘廢狀態)，而在回程路過慕尼黑，于是又去與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的波利斯見了面。波利斯寫的第一部著作《論俄國農民的分化問題》于1912年出版，出版后給列寧寄了一本;由于在寫作過程中列寧曾經寫信給他以幫助和指導，因此克魯普斯卡婭于是又回憶了這段經歷。托洛茨基把《列寧回憶錄》的這段回憶說成是克魯普斯卡婭為了維護列寧的著作權并且把它和斯大林寫作《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說成是同一類問題，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本來，在革命同志之間特別是在長輩與晚輩之間提供這樣的幫助完全是應該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著作權問題，更談不上是什么“列寧的一部分著作”“為別人所篡奪”。從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的丑惡靈魂，他滿腦子是“知識私有”的觀念，名利思想極其嚴重，根本就說不上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應該說，列寧在1913年2月14日給高爾基的信已經可以說明一切：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研究是“卓越非凡”的，是“他”即斯大林這個“格魯吉亞人”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埋頭給《啟蒙》寫了一篇大文章”，并且也正是“他”即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搜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他的材料。”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造謠中傷，實際上已經構成了誣陷罪。但是，在中國，托洛茨基的這些明顯的謠言居然還有追隨者。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的鄭異凡研究員，他在《布哈林論稿》一書中介紹布哈林時說，“1913年斯大林為寫作民族問題的著作來到維也納搜集資料，他不懂西方語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譯有關材料方面給了他以極大的幫助。可以說，沒有布哈林的幫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寫成《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這本使他成為‘民族問題專家’的成名之作的。”(鄭異凡：《布哈林論稿》，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根據斯大林的親密戰友莫洛托夫的說法，“斯大林到過歐洲，懂一些德文”，雖然在聽說方面還不行，但借助于詞典搜集和翻譯資料還是可以的。正因為如此，列寧對他也很佩服，稱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這還有什么可懷疑的呢?再說，布哈林當時到維也納的時間也還不長，他既要聽龐巴衛克的課，又要準備寫《食利者的政治經濟學》一書，而他對于民族問題也并沒有研究過，又怎么能越俎代庖去當斯大林的資料員呢?當然，同志之間進行一些幫助也是會有的，但絕不會所有的資料都是由布哈林提供的。

　　斯大林后來還發表了許多名著，如《論列寧主義的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和匯編的《列寧主義問題》、《斯大林全集》;50年代以后還發表了《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論著，對于語言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他還指導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前者被人們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后者則被人們稱為世界上第一本真正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這些著作，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全世界都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難怪人們把斯大林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并列稱作“馬恩列斯”四大革命導師，把他們四人稱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他們的著作稱作“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著作雖然數量很多，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理論建樹。就其影響來說，根本不能與斯大林相提并論。首先是列寧，對他的著作基本上是批評的。列寧在世時，經常和他論戰，說他“理論一竅不通”。在我國，從鄭異凡研究員編選的《托洛茨基文選》、《托洛茨基讀本》兩書來看，這些應該說是他的精品力作了吧，但是人們還是看不到他有什么高水平的可以傳世的理論著述，而許多文章是否具有真理性卻是大可爭論一番的。

　　在托洛茨基的這些著述中有一篇叫做《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趨勢》的文章。這篇文章最初發表于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新時代》第50期;緊接著，孟什維克的頭子馬爾托夫也在《新時代》第51期發表了一篇文章，兩篇文章觀點相近，互相補充，好像是姊妹篇。列寧對這兩篇文章所涉及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寫了《俄國黨內斗爭的歷史意義》一文寄給了考茨基，大概是由于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同屬于中派的緣故，對作為左派的列寧的批評文章竟然拒絕發表，只是經過列寧交涉，他的文章到1911年4月29日才在《爭論專頁)第3號上發表。托洛茨基在文中表現出了強烈的調和主義的傾向，他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的原則分歧說成是這樣的：“盡管這兩派一開始就斗爭得很激烈，然而兩派之間實質上的差別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這是革命爆發了并且展示了它的壯大問題。革命利益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個線程的組織形式，迫使兩派在你死我活的斗爭中為運動的各種迫切需要服務。這時政治歷史是以月計算的。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各自極其迅速地制訂了不同的革命觀點和不同的策略。”(《托洛茨基文選》，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在他看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原則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它們不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而是所謂知識分子遷就不成熟的無產階級的產物。他認為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都出現了渙散的現象，兩派都在瓦解的過程中。而“當分散的孟什維克集團的合法地位鞏固起來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則在全力保衛黨的秘密機構，以防反動派的打擊，他們重新恢復了國外的出版活動，并且召開了一次全俄代表會議。初看起來，似乎兩派找到了兩個互不相關的活動領域，從而使分裂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但實際上，他們正是用這種方式直接著手黨的統一。”(同上，第58頁)看來，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趨勢”。列寧在自己文章的開頭就旗幟鮮明地揭露了他的這一觀點的傾向所在。列寧說，“馬爾托夫闡述了孟什維主義的觀點。托洛茨基吃力地跟著孟什維克跑，用特別響亮的詞句打掩護。”(《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50頁)列寧在文章里強調指出，托洛茨基不理解發生在反革命得勝時代的這種渙散現象，不理解非社會民主主義分子脫離社會民主工黨這一現象的歷史經濟意義，而向德國讀者大談其兩個派別的‘渙散’、‘黨的渙散’，‘黨的解體’。這是錯誤的。這種錯誤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論上一竅不通。為什么中央全會認為，取消主義也好，召回主義也好，都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的表現’，這一點托洛茨基絕對理解不了的。請切實想一想，那些體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的流派受到黨的譴責而分離出去，這究竟是是黨的渙散和黨的解體呢?還是黨的鞏固和黨的純潔?”“第二，這種錯誤表現了托洛茨基派的廣告‘政策’托洛茨基要干的，就是試圖建立一個派別，現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從《真理報》排擠出去這一點已經被大家識破了。托洛茨基為了給自己的派別做廣告，竟大言不慚地對德國人說，‘黨’在渙散，兩個派別做渙散，而他托洛茨基一個人在拯救一切。”(同上，第365-366頁)列寧還說，“托洛茨基在德國人面前貶低黨和抬高自己，已經到了多么厚顏無恥的地步”!(同上，第366頁)

　　需要指出的是，列寧對托洛茨基此文的批判，不僅涉及到這篇文章本身，而且表達了他對托洛茨基的理論水平和人品的整個看法：列寧說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這就是說他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同時說他是“貶低黨和抬高自己，已經到了多么厚顏無恥的程度”，則是說他人品之低下已經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而對于托洛茨基這樣一篇被列寧批駁得體無完膚的文章，鄭異凡研究員竟然把它作為正面作品不加任何批判和說明地編進《托洛茨基文選》，這件事，顯然也很值得我們反思：我們的出版事業是不是出了問題了?當然我不是認為，一切反面的東西都不能出版;為了探求真理，為了進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反面的東西當然也可以甚至也必須出版，但是卻絕不能把反面的東西作為正面的東西來宣傳。但是，這本《托洛茨基文選》并不是為了研究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當代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的閱讀需要”!(見《<人民文庫>出版前言》，載《托洛茨基文選》扉頁)而在該書的《編者說明》里，也完全是“純客觀”的介紹，實際上是充滿了對托洛茨基的同情和贊揚，不僅沒有指出托洛茨基的任何錯誤，倒是一再提到斯大林的錯誤，而對列寧批判托洛茨基的大量論述，編者竟然渾然不知，實際上是佯裝不知，一字不提;在《編者說明》和整個《文選》里甚至找不到一句對托洛茨基的帶批判性的說明。這種良莠不辨、是非顛倒的做法，究竟要把我們年輕一代帶到哪里去?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過于他的《不斷革命》一文了。本來，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提出的。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中說，“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是選集》地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頁)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當時馬克思叫做“革命社會主義”，后來由于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解決了“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從而在不違背價值規律——等價交換原則的基礎上揭示了剩余價值產生的秘密，解決了導致李嘉圖學派破產的兩個難題之一——“資本與勞動交換”的難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的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頁)自此以后，原來稱作“革命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了。為了更廣泛第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恩格斯還把《反杜林論》里的有關內容摘編成了一本小冊子即《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出版。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從其一開始就是和革命發展階段論聯系在一起的。所謂不斷革命，就是不僅要消滅一切階級差別，而且要消滅這些差別的基礎生產關系、消滅一切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以及由這些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這是一個不斷革命的過程，同時它又是一個“過渡時期”，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實際上，這里涉及到三個時期：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時期，還有從前者到后者轉變的過渡時期。革命發展的這三個階段以及他們之間的順序顯然是不能隨便改變的。可是，被列寧稱為“理論上一竅不通”的托洛茨基卻在1905年革命期間提出了一個與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完全不同的不斷革命論。他說，“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限度內，它必須采取不斷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須打破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界限，向愈來愈激進社會改革過程，并從西方革命尋求直接及時的支持。”(托洛茨基：(《總結與展望》1919年莫斯科重印本序，載《“不斷革命”論》，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2-3頁)但是，《托洛茨基文選》沒有采用這個早期說法，而是采用了他1929年的晚期說法。問題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正是由于他的早期說法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批評;他顯然是想用二十多年以后的晚期說法來掩飾其過去的錯誤。這一點，在他1929年的文章的第一條里可說是暴露無疑。他說，“不斷革命論現在要求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給予最大的關注，因為階級斗爭和思想斗爭的進程完全徹底地使問題走出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舊意見分歧的回憶領域，而成了關于整個國際革命的性質、內部聯系和方法的問題。”(《托洛茨基文選》，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頁)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當年提出的的不斷革命論正是針對歐洲革命說的，而托洛茨基把這一理論變成了一個俄國的問題，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居然還讓人走出過去分歧的回憶領域;更有甚者，他居然批評所謂“列寧的舊公式”!其實，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把馬克思說的歐洲革命變成了俄國革命，并且把它和西方革命的支持捆綁在一起，這顯然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根據他后來的解釋，他還把不斷革命與輸出革命聯系在一起，這也是十分錯誤的。革命發生的原因，在于它是社會內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發展到對抗程度的產物，是社會的兩大階級的矛盾發展到對抗程度的產物。事物的發展與變革應該是由內因引起，外因只能起某些影響的作用，以國外的力量代替國內人民的斗爭，這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論。

　　在鄭異凡研究員編選的《托洛茨基文選》里，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是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批評。對于這種批評，斯大林也早已給予了回答。看來此書編者對斯大林的回答是不贊成的。問題是，斯大林用蘇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實踐，用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還用蘇聯在衛國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勝利，向全世界證明了他領導的正確。還是魯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里說得好：“因為斯大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蘇聯的成功。事實勝于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頁)魯迅的話是1936年6月10日說的。后來的事他沒有說到。我們知道，在1937年，蘇聯通過了新憲法，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而從1940年6月起，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向蘇聯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蘇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戰略退卻到戰略相持，經過斯大林格勒會戰，蘇聯轉入戰略反攻，最后打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把紅旗插到了柏林的上空。可惜，托洛茨基也沒有看到這一幕 。隨著托洛茨基的去世，人們已經漸漸地把他忘卻。但是，斯大林卻贏得了全世界對他的尊敬。當然反對他的人總是有的，那也不過是幾只“嗡嗡叫”的蒼蠅而已。當然也不能太小看他們，他們的反蘇大合唱，在里應外合之下，居然把有73年歷史的蘇聯給搞垮了。這是一個多么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對此，我們顯然應該沒齒不忘，深深記取，永遠引以為鑒，而絕不能重蹈覆轍才是。

　　當然托洛茨基在組織建立紅軍、指揮國內戰爭方面也曾有過一些貢獻，他曾被人們稱為“蘇聯紅軍之父”，而他的頭像在國內戰爭時期還曾與列寧的頭像并列懸掛之于許多公共場合，使他得到過一些虛榮。應該說，這也是戰爭時期常有的事。我們中國在戰爭時期乃至在解放初期不是也曾把朱德的頭像和毛澤東的頭像并列懸掛過嗎?不過，托洛茨基指揮國內戰爭只是在前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由于他缺乏他實踐經驗，又不愿意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他所制定的一些作戰計劃往往是錯誤的;只是由于1919年初以后列寧派出了斯大林等人去東方前線、西方和南方前線巡視，改變了原來的作戰部署，并上報中央批準執行，才使戰局發生了變化，從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在這方面斯大林在國內戰爭中才是真正功不可沒的。實際上，托洛茨基作為聯共(布)的反對派，后來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所充當的角色一直是負面的;他一直是一個消極的破壞者，而不是一個積極的建設者。蘇聯后來的巨大成就和他是無關的，而蘇聯的最終垮臺，倒是有他一份“功勞”在內，——他完全成了一個反面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里提到，列寧為了讓他和斯大林和解，曾經派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到南俄前線的察里津與他匯合，托洛茨基對列寧的這一做法當時雖然還不敢敢公開表示拒絕，但在私下還是表現出了不滿，說了一些他們兩人的壞話。后來他在《自傳》里引用列寧的信時還在信上插了兩個很不禮貌的注，表示不同意列寧的看法。這也說明，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矛盾，托洛茨基是應該負主要責任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對于組建紅軍的騎兵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由于騎兵具有機動靈活的特點，在國內戰爭時期曾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受中央派遣到察里津去，對于解決至關緊迫的糧食問題，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在解決糧食問題的同時還妥善地解決了與農民的關系問題，也是值得人們稱道的。伏羅希洛夫作為鐵路工人出身的軍事指揮人員，曾被托洛茨基任命為軍長，但他對斯大林非常崇拜，一直跟隨斯大林的政治路線，而且屢立戰功，多次獲得紅旗勛章，成為蘇聯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電影《保衛察里津》曾經紀錄了這一段歷史。當然對于拍這部電影，托洛茨基肯定也是不高興的，不過那時他早已經成了歷史，再也無法管這種事情了。

　　問題是陳獨秀為什么會對托洛茨基情有獨鐘呢?說穿了，那不過是因為陳獨秀的一些看法與托洛茨基比較接近。據唐著《中國托派史》所述，1929年5月，彭述之、尹寬、鄭超齡等人自蘇聯歸國，陳獨秀得以見到了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幾篇文章，他驚喜地發現，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對加入國民黨，后來又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原來與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他極口稱贊“托洛茨基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唐寶林：《中國托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版，第63頁)說得不好聽，陳獨秀崇拜托洛茨基實際上有一種可以說是“自戀”的成分。從此，陳獨秀把托洛茨基當作“知音”，乃至當作崇拜的對象，一腳踏進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在看到托派的主張的問題之后，也沒有勇氣與之公開決裂。

　　令人遺憾的是，被陳獨秀吹得天花亂墜的托洛茨基寫的這些用以指導中國革命的文章，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與《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后的中國問題》兩文都沒有收進鄭異凡先生編選的《托洛茨基文選》，不知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應該說，具有光榮革命傳統和長期革命實踐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是有很強辨別是非的能力的，他們完全能夠分清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什么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如果將這些材料公開，并且積極地開展對它的批判，它就能夠很好地發揮反面教材的作用，大大增強人們對于各種細菌和病毒的免疫力。毛澤東當年就是這么做的，葉永烈的《毛澤東的四大秘書》一書對此曾有介紹：1946年元旦，蔣介石做了一個長篇廣播演說，大講什么軍隊要必須歸還國家統轄，任何割據地盤破壞交通阻礙復員的軍事行動必須絕對避免，這明顯是一個撕毀雙十協定，要發動內戰的信號，毛澤東當即決定，將其在《解放日報》上全文轉載，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同時讓胡喬木撰寫了一篇長篇社論進行批駁，讓它起了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作用。為什么鄭異凡先生就看不到托洛茨基這這兩篇文章作為反面教材的價值呢?是不是為了幫助托洛茨基掩飾其錯誤呢?

　　前面已經說過，把大革命失敗歸之于黨內合作這種形式是一種很皮相的說法;關鍵不在于國共合作的形式，關鍵是無產階級能不能掌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這是列寧早在1905年寫的《兩種策略》一書中就明確說了的，雖然后來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里也曾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但是由于列寧的《兩種策略》一書長期沒有譯成中文，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人也不可能對此有更深刻的認識。這是歷史造成的，不能由個人來負責。但是，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應該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又是不可推卸的。現在好了，可以從托洛茨基那里找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了，陳獨秀如獲至寶，他現在可以把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了。這樣一來，他對大革命失敗就沒有責任了，而且還可以以一貫正確自居，他在精神上也就可以得到徹底解脫了。這是他很快就皈依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這方面，毛澤東就與他完全不同，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諸己，他在讀了列寧的《兩種策略》之后，終于找到了大革命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正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路線，并且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通過不懈的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陳獨秀卻從此走上了一條更加錯誤的道路，成了一個共產黨的叛徒，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被歷史所淘汰。說到底，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私心的，他不能出以公心，總是患得患失，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根本就談不上有堅定的信仰。革命前輩、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瞻仰毛澤東故居后曾題詞說，“公者千古，私者一時”。誠哉斯言!毛澤東至今仍然活在中國人民心中，而陳獨秀呢，盡管曾經風頭一時，當過“五任總書記”，但是，如果全面考察、功過相比，那就明顯是過大于功，現在除了一些右派精英外，還有誰不承認正是他才是葬送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歷史罪人呢?

　　應該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關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其實也并不相同，如關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陳獨秀主張由資產階級領導，而托洛茨基并無這種觀點，當然，他們兩人在不重視農民方面的看法是相同的。此外，他們還有一些共同點。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都不是很用功，都喜歡自以為是，而且都主張個人自由而不愿意受到組織的約束。由于這個原因，托洛茨基在1903年就成了孟什維克，實際上，即使在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以后他也并沒有改掉這個劣根。如前所說，在1918年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是這樣，在日常工作中也是這樣。后來更是變本加厲，在黨內進行派別活動。1920-1921年挑起工會問題的爭論，1923-1926年進行反黨派別活動。1925年，他被解除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海軍軍事人民委員職務;1926年與季諾維也夫結成“托季聯盟”，在他們為聯共(布)15大準備的的文件里竟然甚至公開提出，“1.要求黨內民主，黨內有搞派別活動的自由。2.反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3.要求公布列寧遺囑。4.批評共產國際在中國、英國、德革命中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文件被斯大林稱作反黨文件，不準印發。(見《中國托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版，第6頁)在這方面，陳獨秀幾乎也是一樣。他在1927年曾經寫過一首《國民黨四字經》，其頭兩句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頁)雖然這是說國民黨的，但是，在他看來黨外有黨和黨內有派都是天經地義的。他在共產黨內要做反對派，后來成了托派，而后又在托派里又當反對派，胡適說他是終身的反對派，看來說得也不錯。但是在共產黨內是不允許組織反對派的，而這也就決定了他的命運，他之被開除出黨乃是他的思想和行為的必然結果。

　　說陳獨秀是托派，有什么“莫須有”可說?有關他崇拜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以致反對列寧的文字，都是白紙黑字，證據確鑿;他還當過中國托派的書記，并且還向托洛茨基寫信匯報情況，反映中國托派內部的爭論，而托洛茨基還一再希望他參加托派的第四國際總理事會，或到美國去生活，這些材料現在人人都可看到，而且在唐研究員寫的《全傳》和《中國托派史》里都有介紹，其真實性和可靠性，唐研究員應該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在這方面，可謂是鐵證如山，難道還需要什么別的證據來補充證明嗎?

　　六、關于“漢奸”問題

　　至于說陳獨秀或托派是不是漢奸的問題，在唐著里用了不少篇幅批判共產國際和王明、康生兩人的所謂誣陷，還對《解放》雜志、《群眾》雜志和《新華日報》進行了批評。其實，更早提出托派漢奸問題的是魯迅。早在1936年6月，在魯迅病重時，托派頭面人物之一的陳其昌以為可以利用魯迅與四條漢子之間的一些矛盾拉魯迅跟他們托派走，于是給魯迅寄去了一些托派刊物，并給魯迅寄去了一封信。該信如實地反映了托派對中國革命和和抗日戰爭的看法和他們拉魯迅下水的意圖。信中寫道：

　　“魯迅先生：

　　“1927年革命失敗后，中國康繆尼斯脫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后到處暴動，寫這農民基礎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又為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并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Reds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謬尼斯脫又盲目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給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分子無不擁護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Reds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做不懈的斗爭。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值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盤被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現在我們受到各投機分子和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余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淪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斗不息!我們的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復，請留存X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

　　“健康!

　　“陳XX  六月三日”(轉引自《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頁)

　　魯迅是什么人?他的頭腦有馬克思主義的武裝，看問題尖銳深刻，一眼就看清了陳其昌來信的惡毒用心，這封信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他的痛斥。他在回信中寫道：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斗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罵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這很使我‘糊涂’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前面剛剛引過此內容，從略)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引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言，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嗎?這絕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拿這一手來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于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版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絕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魯迅全集》第6卷，第609-610頁)

　　魯迅在回信里沒有說托派是漢奸，但是他說托派的“最高超的理論”“不免要從天生掉下來，掉到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這個“最不干凈的地方”也就是最骯臟的地方，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在這方面，魯迅還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陳其昌寄給魯迅的托派所出版的《斗爭》《火花》等刊物并不像唐研究員們所說的那樣——“絕大部分都是油印的”，實際上，油印的只是一些傳單，而他們的機關報刊和小冊子卻是很正規很整齊的鉛印出版物，其經費究竟從何而來當然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問題還在于，魯迅指出他們的刊物所宣傳的內容，是“受到日本侵略者所歡迎”而“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的，并且還是“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的;如果把這些加起來，這究竟是什么言論和行為呢?這不是漢奸言行又是什么呢?

　　這里還有必要說一說陳獨秀在抗戰開始以后所發表的一些言論。前面我在批駁唐研究員關于“陳獨秀是提出‘持久戰’第一人”的說法時就已指出，陳獨秀在一些文章里大談敵強我弱，散布失敗主義的觀念，這本身就是一種亡國論。這明顯是一種受日本侵略者歡迎而不受中國人歡迎的漢奸言論。問題是，他一直在宣傳這種失敗主義的主張。比如，他1938年寫了一篇題為《準備戰敗后的抗戰》。文章說，“我們不但現在要援助政府對日戰爭獲得勝利，即令將來政府軍一敗涂地，我們還是要繼續抗戰，不應該因戰敗而灰心喪氣。”文章還現身說法，說什么，“我半生所作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并不承認失敗，只有我承認失敗而屈服，這才是真正的失敗和最后的失敗，我對于此次抗日戰爭也作如是觀。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之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這一回做法真要抗戰了。我說：這是應該的。他說：開戰后勝敗如何呢?我說：軍事上會一敗涂地。他說：你既然明知會敗，又何以主張抗戰呢?我說：明知必敗而戰，才能夠戰勝，若認為必勝而戰，結果只有戰敗。”(《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頁)文章還說，“單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點飛機、大炮、坦克車，不但非日本帝國主義全部力量之敵人、即比它在整個國防計劃上所能夠加于中國作戰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還相差很遠，以此抗戰，不啻以卵擊石，不待開戰，勝敗已可逆睹。我們必須先見到這一勝敗的必然性，然后才不妄自尊大，才會誠心誠意的結合與國(特別是蘇聯)，獲得必要的軍器，才會堅決的發動民眾運動，宣傳全國民眾的抗日洪流，以補足我們致敗的缺點，以達到持久戰、消耗戰之目的，使敵人知難而退。”(同上)這樣的詭辯，正像魯迅早在1936年時就說過的，真是一個“高超的理論”!應該說，無論是勝利還是失敗都有客觀的標準，并不是以個人承認或不承認為轉移的。大革命失敗了，你不承認行嗎?抗日戰爭是勝利還是失敗也必須用客觀實際來衡量，而絕不能以主觀的判斷來衡量。日本在武器等方面固然有其優勢，但是，根據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里的分析，如果全面地看，長期地看，它也有許多致命的弱點，我們雖然不能速勝，而必須經過持久的戰爭，但最后的勝利卻肯定屬于我們中國。問題是，個別戰役的勝敗并不能說明整個戰爭的勝敗，但是它也會對整個戰爭產生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初戰對以后的影響很大，所以毛澤東很注意這個“慎重初戰”的原則。陳獨秀用唯武器論的觀點，堅持“戰必敗”的失敗主義的立場，準備戰敗以后對日本繼續抗戰。這簡直是癡人說夢，令人匪夷所思。在戰敗之后，中國已經“一敗涂地”了，已經亡國了，哪里還有繼續抗戰的力量?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所謂“從與國”(特別是蘇聯)身上，但是，他又堅持反對斯大林，把斯大林與希特勒相提并論，甚至說蘇聯是法西斯國家，如此出爾反爾、自相矛盾的態度，又怎么會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呢?也正如魯迅早在1936年所說，他的這套高超的理論只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而中國的老百姓是絕不會歡迎這些理論的，稱其為漢奸理論又有何不可?唐研究員在這個問題上把批判的矛頭集中于王明和康生身上，這當然是很方便的，因為王明在上世紀40年代的整風中曾經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后來他又不愿認錯，跑到蘇聯而不歸國，早已成為一個反面人物的典型;而康生在生前和逝世時雖然受到高度評價，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卻被重新評價，成為一個徹底被否定的人物，把罪名加到他們兩人頭上，當然是再方便不過了。但是，不要忘記，在當時，在30年代，他們曾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和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而且在他們回國前夕，斯大林還曾在1937年 11月11日召集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他們兩人以及準備接替他們工作的王稼祥一道到到克里姆林宮談話。斯大林曾十分強調地說，“‘要用一切手段加強對托派的斗爭’(決定中的話)，這是不夠的。托派必須要追捕、槍斃、消滅。他們是全世界的奸細，是惡毒的法西斯走狗!”(《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而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的記載，就在四天前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時，斯大林還曾就包括肅清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內的蘇聯國家的敵人問題發表過重要意見。看來，所謂漢奸問題并不是如唐研究員所說的那樣是王明和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而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問題是，斯大林為什么對托派如此仇恨?這當然不能用兩人的個人恩怨來解釋。這只要看一看魯迅對托派所取的態度就可以了然。關鍵在于，托洛茨基所做的一切正是世界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所歡迎的，正如中國托派的所作的一切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一樣。他們把斗爭的矛頭集中指向蘇聯，指向各國共產黨，指向共產國際，指向斯大林，而不是指向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反共產國際和反斯大林的一支別動隊;對于這樣的敵人，難道不應該與之堅決斗爭嗎?難道不應該將其肅清嗎?我們革命的對象既然是世界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那么，對他們的幫兇和走狗難道還要講什么情面和客氣嗎?!

　　這里，我覺得很有必要對于康生1937-1938年間發表于《解放》周刊第29-30期的《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作一些討論。該文說：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黨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的合作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后再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方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于是中國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雙簧戲。”(轉引自尼司編：《陳獨秀與所謂托派問題》，新中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21頁)

　　此書編者尼司對陳獨秀是比較同情的，他引用康生文章的這些話時說它們“令人看了驚異的話”，但是他也承認，“陳獨秀數月以來，逆來順受，連起碼的聲辯也沒有。有人去問他，他也不怎么表示，一般人也覺得奇怪。”(同上)這顯然不符合陳獨秀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我認為，他顯然有難言之隱。因為，1931年時離他加入托派的時間還不久，對托洛茨基還相當崇拜，托的有關世界革命的理論對他還有很大影響，而那時的托派由于反對斯大林，和蘇聯及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已經破裂，在經濟上又十分拮據，活動經費根本沒有著落，因此通過舊時相識、當時擔任國民黨政府高官的親日派漢奸唐有壬(唐曾在1919年在北大任經濟系教授，“九一八”時任交通部次長)從日特處獲得每月300元津貼也不會嫌其少，況且還有“待有成效后在加之”的承諾在后呢。在這方面，我們沒有看到唐研究員拿出什么事實來進行反駁。而另一位陳獨秀的研究者任建樹在其所寫的《陳獨秀大傳》一書里對此則作了否定的分析：一說是康文沒有指出時間地點人物，殊不可信;二說是300元津貼數額太少，也不可信;三說是“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不像日本人的語言，日本人是不會說自己“侵略中國”的。我認為任建樹說的這三條理由都難以成立。第一，這里實際上已經指出了談判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時間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占領了東三省以后。地點是在上海。實際上，當時的中國托派中央正好就設在上海，而唐有壬也在上海與日特川島芳子作了情報交易。至于人物，康文也明確指出了陳獨秀、彭述之和羅漢代表托派中央，而唐有壬代表上海日特機關，都有名有姓。何言沒有時間、地點、人物?第二，日特機關每月支付300元津貼，這數額看似很少，但是，在1932年時這300元大洋其實并不是一個小數字。1930年，北京社會調查所曾經對2000多戶工薪收入家庭進行調查，其平均收入只有16塊大洋。當然，作為活動經費來說，是偏少了一些，但是，陳獨秀等托派當時已經十分窮愁潦倒，有文章說陳獨秀在沒有錢花時常常跑到東亞圖書館汪老板(汪孟鄒及其侄子汪原放都是他在安徽辦《俗話報》時的老熟人，后來辦東亞圖書館陳獨秀也是股東之一)處去磨磨蹭蹭，汪知道他沒錢了，就拿些錢給他，當然這些錢后來陳獨秀曾用重印《獨秀文存》的稿費給還了。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就是津貼的錢不多他也是會接受的。實際上，任建樹在其所著《陳獨秀傳》里也曾說過，“‘無產者社’的活動經費，包括刊物鉛印油印的費用，主要靠陳獨秀利用他的社會關系籌措的。(任建樹：《陳獨秀傳》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我們知道，陳獨秀曾在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唐有壬也是那時到北大任經濟系教授的，他們之間既有同事之誼，陳當然也會利用這種關系去籌款的。第三，所謂“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并不是日本人談判用的語言，而是托洛茨基對中國托派的指示和要求;實際上中國的托派即使沒有這個津貼也是這樣行動的。在這個問題上，托洛茨基都是針對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西安事變時，斯大林當機立斷，主張不殺蔣介石，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抗日，而托洛茨基則與之相反，把中日戰爭說成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間的戰爭，因此提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這樣極其錯誤的口號。而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中國托派對抗日根本不積極，他們的所謂抗日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搞的是假抗日，只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陳獨秀之所以在康生文章發表以后幾個月都不出來講話，他的朋友們之所以覺得他逆來順受，感到很奇怪，其原因就在于，陳獨秀要否定這些事實，也是很難說得清楚的，因而只好選擇“開口為銀，閉口為金”之一途了。直到1938年的3月16日他的同鄉、故舊和一些有親日傾向的國民黨政客才拼湊了一個只有九人參與的公開信，想助他一臂之力，但這個公開信也未能對康文所揭露的基本事實提供任何反駁的材料，說的都是一些不著邊際的空話而已，因為他們并沒有將康文提到的事實進行真正的辯駁。。

　　在這方面，盡管唐研究員一再為之“辯誣”，但對于上述基本事實同樣也沒有拿出任何足以否定的證據來。這里還要說一說康文所說的唐有壬其人。唐有壬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回國后曾任北大教授，以后又于1924年創辦《現代評論》，后進入國民黨政府做官，先后任交通部和外交部次長。其親日傾向十分明顯。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唐有壬曾向日本間諜川島芳子出賣上海中央銀行業已瀕于破產的情報及國民政府希望停戰的迫切愿望。此類信息殊具戰略意義，致使日本在優勢條件下結束了“一二八”戰爭。事后，唐有壬受到追究，而他居然藏身于川島芳子宅內，時間長達兩周之久。他還與華北大漢奸殷汝耕一道搞漢奸外交，致使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造成了中國巨大損失。此人深為中國廣大民眾所痛恨，于1935年12月25日被中華抗日鋤奸團擊斃。托派與這樣的漢奸進行談判，收取其津貼，實可謂是狼狽為奸，乃一丘之貉，而為彼等進行所謂“辯誣”，則是完全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唐研究員還引用了新版《毛選》的注釋作依據。注釋說，“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國際內部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毛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70頁注釋)請注意，這里是說“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這不就清楚地揭露了托派的抗日只是“宣傳上的抗日”或口頭上的抗日，而不是行動上的抗日;而在行動上，他們“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們在行動上，充其量也就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連國民黨也不如，因為他們也反對抗日的國民黨。而唐研究員居然看不到《毛選》新版這個個注釋的實質，說什么這個注釋“第一次承認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說托派是‘漢奸’‘反革命’的來源，實際上也是非正式地為托派平了反。”(《全傳》，第012頁)這樣的解讀真讓人啼笑皆非。明明注釋說的是托派只是“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但是到了唐研究員那里經過斬頭去尾的手術后就面目全非，變成了“承認托派是‘抗日的’”。試問，這么一個只是“宣傳上主張抗日”而在行動上“攻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托派，我們能夠承認它是真正“抗日的”嗎?當然，這個注釋說“共產國際流行著中國托派和日本帝國主義 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這個說法也是不妥當的。共產國際是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斗的領導機關，而不是清談館，更不是街談巷議之所在，它在世界范圍搜集情報，為的是指導各國的革命斗爭，而絕不只是在那里清談一番而已，用“流行著”一語顯然有欠準確，也是很不嚴肅的。當然，他們的情報也可能會出現不準確的問題，像在1930年初發布的毛澤東因患肺結核而病逝的訃聞就不確，但這絕不是什么誣陷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就是從陳獨秀給托洛茨基寫的一封匯報情況的信里也可以看到，中國托派言行的反動性質。他在1938年11月3日(另一處寫為1939年X月，由于此信譯自托洛茨基檔案，后一個時間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收到此信的時間——引者)寫給托洛茨基的信里曾經談到中國托派的現狀，特別談到了所謂“極左派”的種種問題。這里要順便說一說，在陳獨秀和托洛茨基的語言里，都把“極左派”和“極左主義”一詞當作貶義詞使用，現在一些人講話寫文章也有類似情況，開口閉口“極左派”如何如何，其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用語里，“極左派”指的就是共產黨，是一種很正面的說法。恩格斯在談到社會黨作為獨立的政黨與激進派和共和派聯合參加同一運動時曾說，“我們在勝利的情況下對斗爭成果不抱任何幻想，這樣一種成果遠遠不不能使我們滿足，它對于我們來說僅僅是已經達到的階段之一，僅僅是一個作進一步占領的新的作戰基地;正是在勝利的當天我們就將分道揚鑣，并且從那一天起，我們將成為和新政府對立的新反對派，但不是反動的而是進步的反對派，一個極左的、要求越過已獲得的陣地而向新的陣地進軍的反對派。”(《馬恩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頁)恩格斯的這些話不僅對于我們理解“極左”一詞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是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一，無產階級革命派愿意和其他階級的革命派聯合起來參加某一個革命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勝利并不是他們的最后勝利，作為極左派，一切勝利都是有階段性的，在達到今天的勝利之后，它們還要繼續不斷地革命下去，直到消滅一切階級，消滅......，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是有階段的，共產黨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這就體現了革命的階段性;但是，革命也是要不間斷地進行的，是沒有止境的。大家知道，毛澤東就說過，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有先進與落后的矛盾，也還是要繼續革命。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原理的。在陳獨秀寫給托洛茨基的信中曾經講到托派(他稱作是“極左派”，即,不包括他在內的那些托派)的種種表現：“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里也說參加抗戰，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釋的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了回聲，即同情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著，不但無法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系越簡單越好。”(《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297頁;黑體字為引者所加。)

　　實際上，陳獨秀指出的托派的這些表現，正是基于托洛茨基本人對于中國抗日戰爭的看法和主張而產生的。因此上海的托派臨時中央委員會在收到陳獨秀的信后并沒有把它及時轉給托洛茨基，而是將其擱置了下來。幾個月后，由于托洛茨基急于成立所謂“第四國際”，并且很想讓陳獨秀這樣一個在中國和世界都有些名望的人物進入其“總理事會”，讓他充當相當于片山潛(日共創始人和領導人)在第三國際里那樣的角色，于是寫信給上海托派臨委，很關心地問起陳獨秀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上海托派臨委決定給托洛茨基寫一份報告，和陳獨秀的信一道寄給托洛茨基。這樣，雙方的觀點就同時一起放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唐研究員在《全傳》中說：

　　“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認，中國托派臨委抗戰路線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因為他有了以上對陳獨秀的觀察和了解，對陳獨秀信中的意見也不能不重視，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調和兩個極端，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的老朋友(即陳獨秀)對于他們嚴斥是否正確。’”(《全傳》，第833頁)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優柔寡斷、慵弱無能的特點。同時，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僅陳獨秀自己在給托洛茨基的信里批評了中國托派臨委的不積極抗日的種種錯誤說法和做法，反映了群眾罵他們是“托派漢奸”確實是事實，而且連陳獨秀自己都看到了托派宣傳的觀點已經到了不敢與群眾見面的程度;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認，中國托派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是按照他的指示行動的，甚至連他本人都不能確定這些指示是否正確。既然如此，那不正好證明，共產國際和王明與康生揭露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主張的確是事實而并非是“誣陷”嗎?

　　必須強調的是，首先指出托派的所謂“高超理論”“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的是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魯迅;魯迅還指出了他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并且對于他們印刷很整齊、很正規的機關報刊等出版物的經費來源提出了質疑。只是在一年半之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才指出了托派“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奸細，是惡毒的法西斯走狗!”并且發出了嚴厲的追捕、槍斃、消滅托派的指令，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回國執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乃是理所當然的組織行為，是無可厚非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他們二人“誣陷”陳獨秀的問題。實際上，《解放》、《群眾》和《新華日報》等黨的機關刊物和報紙批判托派是漢奸也都是組織行為，而絕不是王明和康生兩人的個人行為。我們知道，延安的《解放》周刊是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康生當時在社會部工作并未擔任重要職務，但那篇長文被置于《解放》第29期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洛甫即張聞天的文章)，并且還在上面連載到30期，肯定是經過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同意才發表的。毫無疑問，它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見，而絕不是康生個人的意見。唐研究員對魯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批托的觀點未敢公開完全否定，卻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大談什么此信不是魯迅親筆寫的，而是馮雪峰代筆的，說此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這是對魯迅的污蔑。魯迅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只是由于自己生病才讓馮雪峰根據魯迅的思想觀點寫成這封信。既然此信事先得到了魯迅的授意，事后得到了魯迅的點頭同意，那當然就是代表了魯迅的觀點。而魯迅生前把它以自己的名義公開發表就更證明了此信表達是魯迅的觀點，唐研究員在這個問題上制造混亂顯然是徒勞的。唐還說什么，魯迅點頭同意，“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全傳》，第785-786頁)唐說魯迅和全國人民一樣是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無奈和勉強認同了某個共識，是毫無道理的，因為托派送去的的機關刊物《火花》和《斗爭》里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證明托派的政治傾向;而托派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實自然也遭到魯迅和全國人民的否定也證明了這一點。唐研究員的兩個說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至于他把重點轉移到王明和康生二人身上，是因為此二人在當今社會已經是被否定的人物，所謂“墻倒眾人推”，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后來某些中央下屬單位工作人員和讀者的贊成，說得不好聽，這其實不過是一種學術投機行為罷了。不過他的這個目的并沒有能夠達到。實際上，無論是中央宣傳部(它只是黨中央的一個職能部門)，還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它只是黨中央下屬的一個研究單位)都不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都無權改變黨的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所作出的歷史結論;要改變歷史上所做出的結論，必須由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即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黨的中央委員會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唐研究員還借機惡毒地攻擊毛澤東，胡說什么“毛澤東不敢得罪斯大林，繼承了王明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衣缽。”唐研究員是研究歷史的，當然不會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當時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共產國際和中共是一種上下級關系，下級服從上級是民主集中制這個組織原則中的一項原則，難道中國共產黨可以不遵守?毛澤東在歷史上曾經多次與錯誤路線進行斗爭，但是在他受到組織處理時，他從來都是按組織原則辦事的，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敢不敢得罪人”的問題。應該說，“怕得罪人”或“不敢得罪人”本身就是一種很不健康的心態，有這種心態的人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這樣一種極其惡毒的語言加之于毛澤東乃是對毛澤東的一種污蔑!而問題的根本還在于，事實上，托派的言論和行動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堅持抗日的人民大眾的。這個事實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人們稱托派是“托派漢奸”，這一點甚至連陳獨秀在給托洛茨基的信里都寫得很清楚，唐研究員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這個事實呢?

　　唐研究員還在書中大談中共批評“托派漢奸”的負面作用是如何大，其實站出來為陳獨秀辯護的人少得可憐。所謂九人聯名信，這九人的知名度其實并不高，其中知名度最高的竟然是汪精衛在南京組織的低調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周佛海、陶希圣這樣兩個大漢奸。由這樣一些早就準備投敵的大漢奸出面為陳獨秀辯護，只會使被辯護的托派陳獨秀蒙羞，怎么會“在道德上對中共傷害最大”呢?當然，寫九人聯名信中也有像張西曼這樣贊成中蘇友好、思想比較開明的人，但是，一來他對托派和陳獨秀的了解很有限，二來他沒有像魯迅那樣的火眼金睛，沒有看穿托陳的本質，《新華日報》批評他“不容含糊小心上當”其實是對他的愛護;如果像唐研究員所說使他“氣得生病一場”，那就太沒有政治家的風度了。參加九人信為托陳辯護的還有一些人，有的是同鄉，有的是故舊，只是出于“友誼”的考慮;還有的是國民黨的政客，還有的是從共產黨里出來的的脫黨分子，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聲本來就不怎么樣，寫這樣一個聯名信又能有多大影響?更有意思的是，九人中有一位林庚白，《全傳》說他是在“遭到《新華日報》的一個無理反駁后竟然公開動搖”，“特鄭重聲明，本人于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6日，轉引自《全傳》，第827頁)《全傳》的這一說法并不符合事實。實際上，林的聲明是在九人信見報的當天寫的，原因是他見了信的草稿后曾經提出修改意見，但后來并沒有采納他的意見，這才寫信聲明不對此信負責。我們知道，這位林庚白，乃福建閩侯人氏，為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早年曾參加南社，與柳亞子過從甚密。柳亞子是國民黨的著名左派，一貫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且崇拜毛澤東。林也受其影響，對毛澤東很崇拜，認為毛澤東必將是未來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柳亞子曾被郭沫若譽為“今屈原”，而柳對林的詩也很欣賞，認為其詩可比肩于清代的龔自珍。因為同鄉的關系，又同為詩人，林與鄭孝胥的關系也很密切，20年代時曾稱鄭詩為中國第一，而他自己的詩為中國第二，但10年后，鄭孝胥當了偽滿洲國溥儀的總理兼文教大臣，成為漢奸，他即看清了鄭詩感情的虛偽;當他在1933年創辦《長風》詩刊時再次比論中國古今詩人，說，“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還談不上”。他雖然自視甚高，自詡“詩狂”，評價未必精當，但他一生愛國，追求進步，1941年在香港死于日本人的槍彈之下。這表明，林庚白是一個很有思想、很講原則的人。他發表聲明退出九人公開信，正說明此聯名信的基礎很脆弱，而其產生過程也過于匆忙欠周，并沒有什么價值。說得不好聽，發表這封信，其實不過是一場鬧劇。《全傳》借此事批評《新華日報》的反駁是“無理的”，批評林庚白的退出是什么“公開動搖”，則是對言論自由原則的粗暴干涉，也是對這位愛國詩人的極大的不尊重，不過是給這場鬧劇又多續了一個狗尾巴而已。

　　還需要指出的是，刊登該九人(實為八人)聯名信的《大公報》、《武漢日報》和《掃蕩報》當時都是受到周佛海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控制的報紙，實際上名聲都不太好。1926年改組后的《大公報》雖是一家大報，但它對國民黨一直是“小罵大幫忙”;該報的“三架馬車”即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三人都是所謂“知日派”，周佛海曾經通過胡適、張季鸞、陶希圣、高宗武等以他們特有的身份在廬山談話會期間，向蔣介石建言，要蔣介石不要放棄外交的努力，胡適也向蔣介石推薦了高宗武。實際上，三家報紙在抗日問題上態度都表現曖昧，它們刊登此信又能產生多大影響?《新華日報》自然未登此信，就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也未登此信。《全傳》說該信的發表影響如何如何之大，其實不過是夸大其詞罷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人公開辯護啟事發表一年之后，投靠蔣介石并在軍統任中將銜設計委員會主任的張國燾曾向蔣介石“建言”，派國民黨的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并且將陳獨秀的有關抗日的言論編輯成冊，擴大對延安的反共宣傳。蔣介石經過研究，決定派他的兩個“好學生”——胡宗南和戴笠帶著那個為陳獨秀辯護的啟事剪報到陳獨秀在江津的住處拜訪陳獨秀，請教他對國事的看法。戴笠曾將此事跟他的部下文強說過。戴笠說，“這則啟事的剪報曾送給校長(蔣介石)看過，校長批示，要特別慎重保密，只許宗南與我知道此事，以私人身份前往問計。如果陳問到是不是奉命來的，則可說報告過就是了。我和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張國燾一起去，張卻堅決拒絕，理由是會引起陳的懷疑，見了面反而不好說話，陳的身邊有高語罕夫婦在，容易泄密，一旦被延安抓到把柄，以后在宣傳戰線就有顧慮。......陳對我們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并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問來意為何?胡將一年前的那則啟事剪報給陳看，并說，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日特來求教陳老對國事的看法。值此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席卷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于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陳默想久之，眼睛看看接在手中的剪報，又看看高語罕，慢慢地說，‘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的愿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只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而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關注，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愿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另請兩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之要求。言及世界局勢，大不利于蘇，殊出預料。斯大林之極權政治初敗于希墨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絕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陳老頭所言，胡要我呈報校長。校長說，‘陳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共產黨這樣的人都容不下，難怪張國燾要逃走了。”(文強：《戴笠其人》，載沈醉、文強著《戴笠其人》一書，文史資料出版社版，第209、210頁)

　　蔣介石接受張國燾的建議，派其心腹胡宗南和戴笠帶著辯護啟事的剪報去造訪陳獨秀這件事卻又不敢公開，這本身就說明他是心懷鬼胎的。我們知道，蔣介石在整個抗戰期間實際上都是腳踩兩條船的，他一方面主張抗戰，另一方面又想與日本議和，與汪精衛合作。此時，汪精衛已經投降日本，他也在考慮自己的前途，偷偷問計于陳獨秀。帶著那份剪報去的目的仍是為了反共，掀起反共高潮，好與日偽合作。陳對此也是心領神會，在談話中罵共產黨是“坐井觀天”、“謬論橫生”，同時又不敢見之于報刊。至于胡宗南大講蘇聯前途不妙。陳獨秀也大講蘇聯是“爛冬瓜”，“蘇敗，則延安絕無前途”。對這種錯誤的估計，蔣介石還稱贊他“見解深湛，眼光遠大”，真是可笑之極!關于所謂污蔑，實際上，《解放》周刊早在1937年12月即已經發表康生的文章，但是陳獨秀一連幾個月都沒有任何反映，哪里有什么“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的意思?!在這個問題上，連前面引述過的《陳獨秀與所謂托派問題》一書的編者尼司也都認為陳獨秀是逆來順受而感到不能理解和十分奇怪的。

　　唐研究員說，托洛茨基一案已經在1988年被蘇聯當局平反，在他看來，既然蘇聯都對托洛茨基平了反，中國也理所當然地應該為中國的托派平反，用他的話說，這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錯了，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共產黨的附屬品，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列寧和斯大林締造的黨，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但是，斯大林逝世后，從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以后又兩度換人，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都很短命，一直到到戈爾巴喬夫，已經一步一步地把蘇共演變成一個修正主義的黨，這樣一個已經變了質的黨所作出的所謂“平反決定”我們難道還應該跟在它后面跑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上世紀50年代發表了著名的“兩論”(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六十年代又發表了著名的“九評”(即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兩黨由意識形態的分歧，進而發展為兩國國家關系的對立，后來中蘇關系雖然實現了正常化，但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還是十分清楚的，怎么可以把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看作是“皮”，而把中國看作是附在這張“皮”上的“毛”呢?蘇聯在80年代后期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平反”，難道中國也應該亦步亦趨地跟在它后面對托洛茨基問題進行“平反”嗎?當然不應該這樣。實際上，中國在1991年出版的《毛選》中有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注釋根本就沒有接受蘇聯在80年代后期的有關“平反”的說法，注釋雖然在文字上有些修改，如前所說，某些說法也有些不妥，但是根本不存在所謂“平反”的問題，哪里有什么所謂“皮之不存，毛講焉附”之說!(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162頁之注30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頁之注33)

　　寫到這里，我還想補充講一件事。大家知道，在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期間曾經出了一個最大的漢奸汪精衛。此人早就是一個親日派和主和派，他希望國民黨和日本人聯合起來對付共產黨，對于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一直心存不滿。但是，他在七七事變后也發表過不少所謂抗日言論，由周佛海主持的藝文研究會下屬的獨立出版社還將其匯集成冊，出了一本《汪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這件事很令人奇怪：大漢奸居然還大講抗日!但是只要讀過他的這本書，就不難發現，他的所謂“抗日言論”和共產黨的抗日言論，甚至和國民黨的抗日言論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有一篇叫《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是他1937年8月3日在南京發表的一個廣播講話。此講話大談什么“不講老實話只有亡國”。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為例說，“德國敗于協約國，幾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于垂亡之時，人人下了救亡圖存之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和呢是要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汪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漢口獨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4頁)他的這些話是說給誰聽的呢?是說給主張抗戰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主戰派聽的。在他看來，共產黨和國民黨主張抗戰是唱高調，他的所謂“老實話”和“負責任”就是針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唱高調”而說的。他還在南京組織了一個所謂“低調俱樂部”，專門給主戰派潑冷水。參加者有顧祝同、熊式輝、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適等人，據說，陳獨秀出獄后也常光顧那里。后來武將們走了，胡適也被蔣介石派到美國當大使去了，其他的后來差不多都跟汪精衛一起投敵去了，實際上都成了漢奸。這個所謂“低調俱樂部”實際上是一個漢奸俱樂部，只不過高宗武和陶希圣兩人到日本后又回到了重慶，沒有以漢奸治罪，而且還受到蔣介石的重用，據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一書說，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就是陶希圣幫他寫的。

　　當然，汪精衛的書里也有一些高調。比如有一篇文章叫《最后關頭》，里面大講什么呢?是宣傳戰爭恐怖，實際上也是要人們走他的和平妥協之路。這篇《最后關頭》也是一篇廣播講話，講得更早些，是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講。講話一開頭，就引用了蔣介石1935年11月在國民黨五大說的兩句“名言”：“和平未至完全斷望，絕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后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本來蔣介石此話是為了對付當時日益高漲的抗日民主運動而采取的緩兵之計，現在，發生了七七事變，蔣介石已經聲言到了“最后關頭”了，汪精衛又為什么把第一句話重提出來呢?這說明，他想的還是他那個所謂“和平運動”，即使到了最后關頭，他念念不忘的還是他那個和平談判的主張。當然，作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已經講了“最后關頭”，他也不能不言“犧牲”。他對所謂“犧牲”又是怎么說的呢?他說，“犧牲兩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并且要全國同胞一起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里，這意義誠然是嚴酷的，然不如此，尚有更嚴酷的隨在后頭，質言之，那就只有做傀儡了。”他還說什么，“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么，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就達到了。我們高呼一句‘最后關頭’，我們更高呼一句‘犧牲’。”(《汪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漢口獨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2頁)此話看起來很壯烈，他準備和全國同胞一起犧牲，但是這種犧牲有什么意義呢?沒有，最后只是“每一個人每一塊土地都成為灰燼”!他的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抵抗是沒有出路的，犧牲不過是送死而已。原來他說的是反話。他所宣傳的仍然是一條妥協投降的路線。在這里，他甚至已經說到了“只有做傀儡”這樣的話。

　　這哪里是什么抗戰言論?這分明是漢奸言論!全中國一切愛國的人們都不歡迎這種言論，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歡迎這種言論。

　　當然，中國也有人為汪精衛的這種漢奸言論喝彩的。

　　那是誰?

　　托派是也，陳獨秀是也。

　　在汪精衛的《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發表后一年稍為不到一點，即1938年7月27日，陳寫了一篇題目也差不多的文章，叫做《說老實話》，對汪精衛一年前寫的那篇《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大加贊揚。他說，“‘負責任，說老實話’，汪精衛先生這兩句話，特別是對于現在的中國人(汪精衛先生和我當然都在內)，真實逆耳的良言!”他還進一步發揮道，“我以為這兩句話實在是一句話，不說老實的人，絕不會負責任，話既然不老實，根本便無責任可負。說老實話，可以說是負責任的基本條件。”再下去，他就聯系實際批評“抗戰八股”了。他說，“在抗戰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帶替了科學，說老實話更是不合時宜了。后方的英勇戰士實在太多了。尤其是在開會發言和通電的時候，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全民奮起，殲滅敵人，最后勝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經不成問題，事事結果圓滿，處處印象極佳，即有一二憂時之士，心所謂危，亦不敢出諸口，持久戰狀況究竟能夠支持幾天呢?個人不說老實話其事還小;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于純潔有志青年，也不愿聽老實話而樂于接受浮夸欺騙的宣傳，尤其是盲目在野黨不負責任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藥可救了。”(《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261頁)

　　那么，什么是汪精衛和陳獨秀所謂的老實話呢?從以上所引用的陳獨秀的話語來看，他所謂的不老實、不負責任的話，其實就是一些抗日的口號，是用來宣傳抗日、鼓動群眾抗日的語言，他把這些話貶低成是“抗戰八股”和所謂“套話”，是“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學”，是“不老實的話”;而他自己所謂的老實話就是他說的“一二憂時之士”，“心所謂危，亦不敢出諸口”的話，是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話，也就是心里想說而嘴里不敢說的話。這樣的話，汪精衛有，他陳獨秀也有。他們倆真想到一塊去了。

　　或者有人要為陳獨秀辯護，說他反對的是一些國民黨官僚政客借著抗日口號達到美化自己欺騙群眾的目的。當然這樣的人是有的，像張天翼的諷刺小說《華威先生》那樣的政客在現實生活中的確也有，諷刺一下當然也沒有什么不可;但是，陳獨秀所反對的絕不只是這種人。你看，他對“純潔有志青年，也不愿聽老實話而樂于接受浮夸欺騙的宣傳，尤其是盲目在野黨不負責任的胡吹亂道”似乎表現了更大的不滿。不僅如此，他甚至對于在人民群眾中廣為流行的抗日歌曲也大加諷刺。比如他在同一時期寫的《民族野心》一文里居然說什么：“如果經過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庚子戰爭，以致今日敵人的飛機、大炮、坦克車，還不能喚醒我們的癡人迷夢，還死守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生產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著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頁)這樣的冷嘲熱諷顯然是針對共產黨的。因為毛澤東在此前兩個月寫的《論持久戰》里曾經講到了“能動性”的問題，講到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問題，這實際上是批判了所謂“唯武器論”。這又有什么不對?實際上，紅軍的戰爭史已經把這種“唯武器論”早就批倒了。至于在全國城鄉大唱特唱的《大刀進行曲》，更是極大地鼓勵了全國軍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受到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產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以致這首歌久唱不衰，直到今天，還為許多人所傳唱。不知陳獨秀為什么要反對這首著名的深受全國居民喜愛的抗日歌曲?他內心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感情?

　　陳獨秀還有一篇寫于1937年11月9日的文章，題目叫做《言和即為漢奸》，只要看題目就可知道他是主戰派而絕非主和派。問題是，他又為什么與主和派的大漢奸汪精衛那么親密無間呢?汪精衛一年前講“說老實話”，他一年后還要來撰文響應，還要為之吹喇叭、抬轎子，這究竟是這么回事呢?讀了文章的內容才知道，他其實是想兩面討好。一方面，他是向汪精衛討好，說他“講老實話”講得如何好;另一方面是向蔣介石討好，說他講“言和即為漢奸”講得又如何好，“從此以后，我們要確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并且要“人民不要再懷疑政府了”。實際上，自七七事變以來，日本的誘降活動沒有停止過，而汪、蔣的求和活動也沒有停止過，真不知陳獨秀的上述兩種表態究竟有什么價值?

　　不過有一點倒是真的，那就是，即使在他的所謂抗日言論里，他也沒有忘記對共產黨進行攻擊。甚至在他寫于1938年7月21日的一篇題為《論游擊隊》的文章里，他也沒有忘記貶低和攻擊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和過去的“紅軍”與“蘇維埃政府”。國民黨誣共產黨“游而不擊”，陳獨秀也緊隨其后不指名地罵所謂“‘不正當的’游擊隊”是“游而不擊”。他還重談托派理論的老調，說什么：“近代國家已經是工業支配了農業、城市支配了鄉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敵人首先要占據的是我們的沿海沿江沿鐵路的大城市，他們占據這些城市，便可以支配全中國，別的比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們的軍隊或游擊隊鬧的天翻地覆，他們都可以暫時不管;因為他們懂得大城市中近代國家之重要。如果我們不懂得這個，妄想拿農村來支配城市，妄想拿農村來做抗日根據地，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過去的所謂的‘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什么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獨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地估計游擊隊和游擊戰術，無意識地幫助敵人更容易的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仍然算是亡了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頁)陳獨秀這套所謂的“理論”還是他過去的“城市中心論”和“農民落后論”那些陳舊貨色，不僅毫不新鮮，而且早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和毛澤東不同，陳獨秀沒有打過仗，沒有上過山，他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沒有實踐的經驗，卻要擺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勢胡吹一通，其實不過是閉門造車、紙上談兵罷了，在毛澤東面前其實是地地道道的班門弄斧!如果用他的這一套來指導抗戰，那不打敗仗才怪呢。實際上，在他發表此等“高論”之前兩個月，毛澤東就寫過一篇《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相關問題做了科學的論述，而成的下的“高論”也正是為了攻擊毛澤東而發的。毛澤東指出，游擊戰爭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一個戰術問題，但是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中，由于中國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弱國，同時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而日本是一個發達的強國，同時又是人口不多、兵員不足的小國，游擊戰爭對于中國就不僅有戰術的意義，而且有戰略的意義。毛澤東還指出，在中國，在敵人后方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游擊區和根據地和邊區政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還有十年內戰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甚至連蔣介石都不得不承認共產黨在這方面的經驗。我們知道，蔣介石曾在湖南南岳山辦過游擊戰的訓練班，請葉劍英給國民黨的軍官們上課。陳獨秀居然把十年內戰時期的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府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足見其思想的狹隘和僵化!十年內戰期間出現的失敗，不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思想的失敗，而是黨內左傾機會主義思想指導的結果。毛澤東在他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里還結合當時的實際，論述了建立根據地問題的重要性，指出不僅山區可以建立根據地(這是比較理想的)，而且在平原地區(這是比較困難的)，河港湖汊地區(這也是比較理想的)也可以建立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爭。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太行山、五臺山、沂蒙山、茅山、四明山以及皖南山區建立了根據地，而且在華北平原、蘇北平原，在白洋淀、微山湖、陽澄湖等湖港河汊地區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解放后拍的許多反映抗日題材的電影如《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沙家浜》等都是有原型的。抗日戰爭當然要有打陣地戰和運動戰的正規軍，但是，“兵民乃勝利之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隊對于整個抗日戰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殺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在抗日戰爭中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陳獨秀的種種攻擊則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說到這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關于什么是漢奸的標準問題。對于什么是漢奸問題，陳獨秀心中其實是有自己的標準的。他在南京出獄后來到武漢，曾經在武昌華中大學作了一次題為《抗日戰爭之意義》的演講，其中就講到了漢奸問題。他說，“如果此次戰敗，只有亡國為奴。所以此次戰爭，乃是中國人或為自由民或為奴隸之關鍵，每一個中國人對于抗戰怠工，不盡他所能盡的力量，事實上是幫助了敵人，即是消極的無形的漢奸!”(《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頁)陳獨秀此言說得很好，他如果用此言來衡量托派，衡量自己，那么托派的言行——當然也包括他陳獨秀自己的言行在內，是不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他們的言行——包括他陳獨秀自己的言行在內，是不是屬于“對抗戰的怠工”?是不是“事實上幫助了敵人”?能不能說是“消極的無形的漢奸”?人們是不難得出結論來的。

　　后來在重慶刮起了一陣風，說政府正在與日本談和，弄得人心惶惶，經過外電辟謠和國民黨政府表態：“言和即為漢奸”，陳獨秀又專門寫了一篇《言和即為漢奸》的文章，積極加以宣傳。應該說，在中國當時的具體條件下，這樣說是一個正確的判斷，不過，作為“漢奸”的一般定義來說，此說卻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知道，蘇俄十月革命后曾經與德國帝國主義進行單獨媾和的談判，準備簽署“布列斯特和約”，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你能夠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是俄奸嗎?當然不能。是不是可以言和，要看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列寧曾寫過一篇《論妥協》的文章，他說，“一切都要看達成的是什么協議，是在什么情況下達成的。在這一點上，也僅僅在這一點上，才可以而且應當去尋找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看來是正當的協議和從同樣的觀點看來是叛賣、變節的協議之間的區別。”(《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19頁)對這兩種不同的談判和妥協，他還舉過這樣兩個不同的例子：一個是，“假定一群匪徒包圍了你的汽車，把手槍對準你的腦袋。假定你就把金錢和武器交給了匪徒，讓他們把汽車開走。”另一個是，“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錢交給了匪徒，而目的是為了入伙，和這些匪徒一起搶劫和平的公民。”(《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30頁)這兩者顯然是大不一樣的。可見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和敵人進行了和平談判，而在于是不是和敵人同流合污一起干了壞事。

　　康生寫那篇《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徒》所揭露的事實，當然還不止前面所引的內容，該文還披露了這樣的事實：“當時，陳獨秀等托匪說：日本占領東三省，并不是為了侵略中國的領土，而是為了解決東三省懸案問題。這一方面掩護了日寇滅亡中國的陰謀，而同時托洛茨基在歐洲于‘九一八’事變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國與蘇聯》一文上加緊挑撥日寇進攻蘇聯的戰爭，但同時又為日寇施放煙幕彈說，‘從遠東加之蘇聯的危險，直接的或尖銳的威脅，無論如何是沒有的。’(見托匪機關報《斗爭》第6期)這另一方面，又為日寇準備進攻蘇聯的陰謀作掩護。同時，托洛茨基匪徒，當日寇開始了向中國人民進攻之時，不去破壞日本的進攻，而去破壞中國的各種反日團體，不去反對中國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而去專門反對反日最堅決的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這便是‘九一八’后幫助日寇的鐵的事實。

　　”1932年——當時中國最主要的時間是上海戰爭。十九路軍和上海的工人、市民，為了保衛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無論是在中國的‘托匪中央’，無論是在蘇聯和中國的托匪匪徒，陳獨秀最好的干部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異口同聲的說：上海的戰爭并不是民族革命戰爭，而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當時托匪破壞上海戰爭，破壞反日罷工的事實，乃是盡人皆知的，每個上海和滬西的工友不會忘記托匪華文魁、龔麟書用一切方法破壞滬西的大罷工，甚至勾結偵探，要用綁票的手段來綁架領導罷工的楊善坤同志。

　　“1933年——當時中國最主要的事件是：馮玉祥先生和中共黨員吉鴻昌同志在張北抗日。可是托匪張慕陶假借共產黨的名義破壞張北抗戰，甚至無恥提出‘聯日反蔣’的口號，以至勾結偵探向偵探告密，將英勇抗日的共產黨員吉鴻昌同志逮捕槍斃。

　　“1935、36年——當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時，中國有兩個統一戰線：一個是共產黨代表全中國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抗日救國、挽救中國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個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統一戰線，這是日寇挑撥中國內戰以華制華使中國滅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哪一條戰線上呢?它過去是、現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戰線上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污蔑共產黨主張是‘出賣階級’，造謠說共產黨主張反日統一戰線沒有誠意。他們主張進行內戰，‘圍剿’紅軍，散布國民黨蔣介石先生死也不會抗日的語言，挑撥離間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系，并且日寇和張慕陶派人到陜北來破壞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和甘陜蘇區。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下來掩蓋日寇進攻中國，轉移中國人民的反日目標。這無怪魯迅先生他嗎陳獨秀等托匪是有悖于為人的道德;也無怪日本真推進機關稱贊他們為最能‘幫助有利帝國的活動’、‘破壞南京的統一’、麻醉群眾最‘高明’的工具了。”(康生：《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30期)

　　以上事實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姓名，由于情況復雜，個別的人和事容或有誤，但總的來說卻是符合歷史的真實的。特別是托派對抗日的消極態度，這在托派的機關刊物《斗爭》與《火花》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歷史的痕跡，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尼司在1938年編的那本《陳獨秀與所謂托派問題》一書里有“局外人的評議”一節，其中刊登了一位讀者的意見，他是這樣說的：“從他們的機關刊物《斗爭》上看，一手打斯大林派，一手打中國國民黨。這是無可寬恕的罪惡。我們對于中國的‘托派’，如同寬恕其他造過孽的黨派一樣，如果是自新悔過，服從三民主義，也為我們所允許，反之，他假三民主義之名，而行反三民主義之實，不論是托派也好，反托派也好，從中國抗戰的立場上說，都可以叫他為漢奸，固不必叫他為‘托派漢奸’。”(尼斯編：《陳獨秀與所謂托派問題》，新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第59頁)看得出，發表這個意見的讀者，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而是一個兩黨之外的所謂“局外人”，他的意見代表了中國廣大民眾的意見。在當時情況下，國共聯合抗日，而托派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這樣一來，托派就成了日本人的幫兇，你說他們不是漢奸又是什么呢?

　　事實證明，魯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說得是何等之好：托派之所為“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而“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他們的所作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成了這樣的人而說他們是漢奸并不違背陳獨秀關于漢奸所下的定義，稱他們為漢奸又有什么錯?又有什么理由說是“莫須有”呢?

　　對于王明和康生，他們在歷史上曾經犯過這樣和那樣的錯誤，但是，我們不能把一切錯誤的東西都加在他們兩人身上。不能說，他們一生做的事情，全都是壞事和錯事，也不能認為他們從未做過好事和正確的事情。前南京大學校長，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匡亞明曾經做過康生的秘書，他對康生當然是了解的，他就不贊成這種絕對的看法。但是，在唐研究員看來，因為《鏟除》一文是王明和康生在回國以后寫的，它的全部觀點和全部論據都是錯的，沒有一點是正確的。例如《全傳》說，“據當時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是駐共產國際代表絕大多數也被殺害，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卻活了下來，是因為他們誣陷別人有功。

　　“王明、康生為了自保，不僅誣告在蘇聯的中共黨員，而且誣陷已經回國的著名中共黨員，如初建黨時的俞秀松等，致使蘇聯借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手殺死了俞秀松、毛澤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時，他們又在陳獨秀和托派漢奸問題上大做文章。”(《全傳》，第782頁)

　　在這里，與其說唐研究員把矛頭指向了王明和康生，不如說，他首先指向的是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他看來，蘇共也好，共產國際也好，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都成了殺人的魔窟，而斯大林就成了殺人的魔王。事情果真是這樣嗎?我們知道，先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的，除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如來自日本的片山潛、野板參三，來自英國的波立特，來自法國的多列士，來自德國的烏布利希，來自捷克斯拉伐克的哥特瓦爾德，來自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還有來自中國的瞿秋白、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時等，他們或為各自國家共產黨的代表或代表團團長，或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或為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成員，或為共產國際的總書記。他們都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人物或著名活動家，如果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遭到了殺害，那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還能派他們的代表到共產國際去工作嗎?共產國際還能夠領導世界各國的革命事業嗎?這種謊言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唐研究員如果認為他所說的是有根據的，是“據當時人回憶”的，那為什么不把這個“根據”和“出處”說出來讓我們見識見識呢?如果他不能說出這個“根據”和“出處”，我們只能認為這是一個捏造的假證據，是屬于誣陷。

　　而且，在唐研究員筆下，王、康二人只要進行誣告就可以“自保”，那斯大林領導下的蘇共和共產國際成了什么樣的組織了呢?還有什么原則和公正可言呢?這樣說顯然也是對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污蔑。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事實上，王明、康生回國以后雖然積極反托，但并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什么特別的支持。王明自以為他的馬列水平比毛澤東高，他顯然想當黨的領袖，而且反托有功，但是共產國際并沒有因此而支持他，而是支持了毛澤東。這說明，共產國際辦事是講原則的，是公正的，唐研究員的那些污蔑的說法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再說，唐說俞秀松、毛澤民、何叔衡都是由于王明“為了自保”進行誣告，由蘇聯借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手殺害的，顯然這些說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不錯，盛世才曾經主張反帝、親蘇，主張民族團結和聯合共產黨，但他后來又投靠蔣介石，在新疆殺害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陳潭秋、毛澤民和林基路三人，那是在1943年，而不是在王明和康生回國的1937年11月。新疆在1956年曾在烏魯木齊的燕兒窩為三位烈士建立了陵園，以紀念他們。俞秀松雖然也曾在新疆工作，他曾任省立一中校長和新疆學員院長，他辦事公正，工作也很有成就，并且還在那里與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結了婚。應該說，他在歷史上與王明也有過矛盾，主要是在中山大學時，王明曾認為俞是所謂“江浙同鄉會”這個小組織的頭子，并且說他是“托派”，不過在歷史上審查時已經被否定。王明、康生回國途經新疆，又向盛世才提出歷史上的事，致使俞秀松于1938年3月被捕入獄，后來被押解到蘇聯，在蘇聯被判刑致死。很明顯，俞秀松并不是如唐研究員所說是蘇聯借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手被殺害的。

　　至于何叔衡，他是一大代表，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舉行六大時 ，他和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幾位年齡較大的共產黨人一道出席了大會，后又一道參加了中山大學特別班的學習，被稱為“五老”。五老中，何是1976年生人，年齡最大，他居然在蘇聯學會了俄語，可見其學習的勤奮。由于何在黨內資格最老，又敢于擔當，徐特立說，我們在政治上是跟何叔衡走的。回國后，他先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后去中央蘇區，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監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和中央蘇區臨時法庭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他與瞿秋白、陳潭秋等被留了下來，沒有參加長征。1935年初，他們在鄧子恢的帶領下從江西瑞金向福建長汀轉移，2月26日，在長汀水口鎮附近被國民黨36師宋希濂師長管轄下的福建地方保安團發現，由于寡不敵眾，無法突圍，他感到自己有時還要用擔架抬，這樣會拖累大家，而且還很可能會落入敵人之手，就對鄧子恢說，“子恢，我走不動了，我要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當時就向警衛員要槍，正在爭奪時，鄧說，“你千萬不能這樣”，他順勢從山崖上跳了下去，鄧子恢要去拉他已經來不及了。(《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頁)他犧牲得十分壯烈。在跳崖過程中又連中機關槍數發，而敵人在打掃戰場時發現他還未死，且語言倔強，又向他補了一槍。1964年1月長汀縣委和縣人民政府在他犧牲的地方樹立了紀念碑，以永遠紀念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很明顯，何叔衡既沒有到新疆工作過，當然也不可能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所殺害，唐研究員所說顯然與事實不符。

　　像這樣在一句話里就有兩三處與事實根本相背離的論斷，竟然出自以歷史為終身職業的唐研究員身上，我認為是很不應該的。

　附全文目錄

　　目錄：

　　引言（3）

　　一、制造謊言，詆毀毛澤東，吹捧陳獨秀（7）

　　1.陳文說毛只是一大的“記錄員”，否定其為黨員代表身份(7)

　　2.唐著《全傳》里貶毛褒陳的不實之詞隨處可見(16)

　　3.駁所謂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之謬(25)

　　二、歪曲歷史，壓低李大釗，抬高陳獨秀（34）

　　1.究竟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34)

　　2.歪曲歷史，步謝韜后塵，繼續為民主社會主義制造輿論(43)

　　3.以否定人道主義來否定李大釗是徒勞的(61)

　　4.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經陳溥賢中介而來之謬(65)

　　三、捏造事實，貶損魯迅，吹噓陳獨秀（76）

　　1.駁所謂陳獨秀是“魯迅小說的引路人”的謬說(76)

　　2.駁所謂陳獨秀“帶動魯迅寫雜文”的謬說(81)

　　3.企圖用貶損魯迅來吹噓陳獨秀是心勞日拙的表現(87)

　　四、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102）

　　1.關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馬恩對他的否定評價(1012)

　　2.駁所謂“列寧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謠言(106)

　　3.駁陳唐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惡毒攻擊(132)

　　五、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165）

　　1.“消滅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166)

　　2.蘇聯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72)

　　3.中國歷史同樣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94)

　　六、兼評理論界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213）

　　1.駁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213)

　　2.駁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論”(232)

　　3.駁所謂“馬克思主義太難論”和“馬克思主義簡單論”(252)

　　4.學習毛澤東，認真學習馬列，努力改造世界觀(268)

　　七、去真存偽，隱惡揚“善”，造假陳獨秀（275）

　　1.借口所謂“謠言殺人”，蓄意掩蓋事實真相(275)

　　2.陳獨秀絕不是什么“硬骨頭”，而是一個軟骨頭(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實際上家長作風嚴重(300)

　　八、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304）

　　1.“十宗罪”說法不當，“莫須有”更無根據(304)

　　2.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問題(305)

　　3.關于“二次革命論”問題(311)

　　九、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327）

　　4.關于“取消派”和“取消主義”問題(327)

　　5.關于托派問題(338)

　　6.關于漢奸問題(373)

　　十、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414）

　　7.關于叛徒問題(414)

　　8.關于反革命問題(421)

　　9.駁所謂“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謬說(432)

　　結束語（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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