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毛澤東在審閱修改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紀要時，就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問題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毛澤東是把社會主義當成一道“關”來過的，過這道關著實不容易。
新中國成立后，都知道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缺少一種共識，沒有一個明確的可以借鑒的模板，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人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干的是前人沒有干過的事業。所以很長一段時間，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就伴隨著曲折，伴隨著挫折，也伴隨著對道路的抉擇和斗爭。有的人認為蘇聯的樣子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有一段時間就照搬照抄蘇聯模式，甚至于毛澤東抱怨說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可見當時師法蘇聯到了一種迷信的程度。有的人把一大二公當成社會主義，以至于出現了大躍進時期的“共產風”、“瞎指揮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害得毛澤東到處潑冷水，連續幾年要求退賠，甚至于他在與浙江領導人談話時稱剝奪農民“是最反動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當然，也有一些人壓根就不想搞什么社會主義，認為打江山就是為了坐江山，逐步形成了一個享受特權不思革命的官僚群體。所有這一切，都成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攔路虎和阻隔社會主義的峻關險隘，也引起了毛澤東深度的觀察和思考，他在后來的一次談話時說：“搞社會主義，黨的思想準備不夠，我們自己也不懂，廣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報告，像延安整風一樣，我說不行，我沒有經驗。”
毛澤東在包括會見外賓等多種場合，都曾表示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缺乏經驗，當然有謙虛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說的也是客觀實情。在那些艱難的時期，毛澤東重新力倡調查研究之風，一些重要的國家領導人、部局級的各級領導干部也去農村、下工廠“蹲點”，掌握第一手的社會主義建設材料，毛澤東也是全國各地視察，往往一去就是幾個月，在視察過程中他帶著一箱箱的書籍研讀，他毫不間歇地與各地各層級的人士談話，他要從點點滴滴的社會表象中揭示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規律，他要為中華民族找到一條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正如他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所表示的：“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達到自由王國。”毛澤東用他強大的唯物辯證法武器，從揭示社會主要矛盾入手，一步步發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蛛絲馬跡，那就是社會主義時期是不是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這一石破天驚的理論學說，為什么說石破天驚?因為當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早宣稱自己是沒有階級的公民社會了，而后起的中國也大多傾向于階級已熄滅這種判斷。毛澤東在1960年3月14日與中南華東一些省市主要負責人陶鑄、譚震林、柯慶施、許世友等談話時發表了他對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我們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認為，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就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斗爭。幾十年還是這個問題。在生產關系、所有制方面，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在上層建筑方面，是猖狂進攻的那些意識形態，唯心論哲學，形而上學的宇宙觀，還是唯物論辯證的宇宙觀?這是所有這些問題當中的最大問題。”毛澤東的這一發現和認知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毛澤東從此著手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這一主要矛盾，開啟了中國“拒復防變”的反修正主義時期，他用洪荒之力推動中國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毛澤東首先采用的方法是立足于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領域，通過武裝、改造人們的頭腦為實現社會主義提供牢固的保障。
毛澤東首倡理論學習，正確的理論指導是把握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可靠保證。在“七千人大會”上，當鄧小平在講話中說到“忙于事務，不注意學習，思想容易庸俗化”時，毛澤東插了一句話：“不重視學習理論，天天搞事務，一定要迷失方向。”有一次毛澤東審閱外交部長陳毅報送的外交部黨委關于機關干部學習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情況的報告，在報告上批示：“這樣做很好，不知我各駐外使館，亦有理論學習否?”1963年05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稿時加寫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或者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既然這樣，那他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成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1965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汪莊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理論文化界干部談話，要求“研究提倡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選擇幾部著作出版，每部著作都要寫我們的序言，寫序言要注意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毛澤東在對無產階級接班人列出的五條標準中，把“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放在第一條，可見對理論之重視。
自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與階級斗爭這一歷史規律性寫入決議之后，毛澤東把社會主義教育看得無比重要，1962年2月28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議時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1963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見古巴土地改革委員會領導人托雷斯等時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樣說：“農村經常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這場教育運動從1962年一直持續到1965年，美國研究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莫里斯·邁斯納認為“這場新運動的目的旨在反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官僚化趨勢，糾正被毛澤東主義者指責為‘修正主義’的、并產生出新形式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振興集體主義精神和思想覺悟。事實說明，這是毛澤東最后一次試圖通過現在的黨和國家機構來實現自己激進的社會改造理想。”實際上，連同當時在城市中開展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用當時的語言表述是“大規模地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然而這樣的大規模的、持久的教育運動，并沒有達到毛澤東所預期的效果，他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這場運動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不滿，例如他在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我們這個運動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曾經在會見幾內亞政府代表團時認為世界上有三個壞東西，“第一個是帝國主義，第二個是修正主義，第三個是各國反動派。如果不反對這三個東西，就談不到建設社會主義。”對“社教”的不滿，催生了毛澤東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想法，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更加有效的措施，就沒有辦法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辦法去打倒那“三個壞東西”，他的進一步的行動就是在文化領域掀起一場革命。1966年03月30日，毛澤東在同康生、張春橋、江青、魏文伯等談話時下了非常大的決心，他說：“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就產生了后來較之“社教”更長久的“文革”，盡管“文革”較之“社教”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形式及內容上都更加漫長和激烈，但依然沒有實現毛澤東所預期的目標，“贊同的不多，反對的不少”，是毛澤東對文革的認識，然而毛澤東還是把文革當成自己一生中兩件重要的大事之一，因為他早已料到在一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家搞“文化革命”所可能遇到的阻力，他也料到他“這一輩子完不成”。這種悲愴在他逝世前兩年寫給周恩來的一首《訴衷情》詩中毫不遮掩地流露出來：“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就，身軀倦，鬃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澤東曾發出這樣的追問：“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毛澤東曾在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特使馬爾羅時曾預見過中國面臨的兩條道路：“中國也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問題看我們如何處理。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后會走什么道路。”毛澤東之后的實踐證明，雖然毛澤東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但“一些同志”還是沒有過了“社會主義關”，而是迅速地滑上了另一條道路上去了。如果有人認為這樣說是言過其實了，那么不妨對照一下毛澤東所堅守的那個社會主義標準來看一看，1966年01月12日，毛澤東在武昌聽取陶鑄、王任重、張平化等匯報，談到分配問題時，毛澤東說“要抓好分配。我們都講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濟學講的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誰占有生產資料)。二是誰占統治地位，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講相互關系。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在社會主義農村中，是貧下中農占統治地位，還是富裕中農、貪污分子占統治地位的問題。三是分配。這都是講生產關系。”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與中國的現實比照一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還剩下了多少了呢?
毛澤東早期的一首《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曾有這樣的詞句：“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描寫了中國工農紅軍急迫的行軍形象，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過社會主義“關”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斗，也可以稱之為是他引領中華民族向著社會主義這一美好目標的一次行軍，有人經常用“失敗”、“錯誤”這樣的字眼來敘說毛澤東的這次行軍，其實這只是那些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來掩蓋自己的短視而已，他們是憚于直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正是有了毛澤東的“風卷紅旗過大關”，相對于中華民族的光明的前途來說，幾十年、抑或再多的年頭的一點曲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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