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被公知、精英打成“養懶漢”的集體所有制申冤
陳朝文
社會主義事業法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不忘初心，牢記自己矢志不渝，拼死奮斗的最終目的，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理，教育人民克服小農經濟意識，領導、動員、組織他們走集體化的道路，經過耐心細致的工作，全國絕大部分的個體農業變革成了集體農業。與此同時，城鎮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也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集體所有制，成了社會第二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公知、精英們，通過講話、演說、文章、宣傳等途徑，卻把集體所有制污蔑成，大鍋飯，養懶漢，沒有效益的所有制;強制解散了農業集體所有制，大力發展私有資本制圍剿集體所有制。我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特向社會主義事業法院提起上訴，訴求為集體所有制恢復名譽。
一、中國農業集體所有制一九六一年才基本“發育”成熟產生出來
只有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最終徹底消滅了剝削、階級，人民當家作主成為社會的主人，把被顛倒了幾千年的社會關系完全顛倒過來，實現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的最終目的。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成熟的定論。
中國農業集體所有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實踐探索建立;到1961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修正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下發，它的規模、組織、管理、核算、分配、生產、生活等等方面的問題才基本確立。也就是說，到1961年，中國農業集體所有制的制度，才由國家權威地產生出來;完全可以說，中國農業集體所有制，是一九六一年誕生的;之前的幾年，只能是它的“十月懷胎”。
所以，評價集體所有制能不能發展生產，經濟，人民群眾能不能接受，好不好，就只能以它“出生”兩年后的農業情況來評價，也就是說，只能以1963-1980年的農業情況來評價它;決不能以它還“在娘肚子”里的農業情況來評價它。這是定論一種事物的基本常識，基本規定。只要是對公有制不帶偏見的人，都會遵循這一基本常識，基本規定。
二、機制上集體所有制就不存在養懶漢的問題
集體所有制，生產的物質條件，生產資料是集體成員共有，自然資源是國家即社會成員共有，共有所有者就不需要生產者的勞動成果即勞動價值，生產者是不受剝削的生產。也就是生產者聯合起來起來生產，創造的勞動成果即價值，形式歸集體即“自由人聯合體”所有，通過每個人投入勞動量的一定比例來分配，實際勞動成果是創造者個人所有。
集體所有制，是按“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基本原則進行分配。
看農村生產隊的分配就很清楚：每個生產者投入給生產隊的勞動量，記成工分，一個工分就是投入一個工分的勞動量。兩種辦法記工分：一是日工分，二是定額工分。定額工分按定額算記，就是比較準確的投入勞動量，無需贅述。日工分，干一天活就記一天的工分，干半天活就記半天的工分。健壯男勞動力，是強勞動力，日記10工分;婦女勞動力弱一點，日記9工分，少年算半勞動力，日記6、7個工分，實際干活后，記上多少工分，大家評議后記在工分本上?？傮w來說，農業集體記的勞動工分，基本是社員給集體投入的勞動量。
沒有也不可能做到，評定的勞動工分和實際投入勞動量完全一致;只能是基本一致。
生產隊按勞分配的基本公式：
生產隊單位時間創造的價值-國家上繳、集體提留)÷總工分=一個工分的價值
不出工就沒有工分，沒有工分就沒有分配;勞動中出工不出力，偷懶，就少記工夫。生產隊哪里在養懶漢?自己給自己干活，有時也要偷偷懶，不干了，耍一天;給集體干活，偶爾偷偷懶有什么大驚小怪的?插秧，一人5行往下插，人家插的既直又快，自己敢偷懶嗎?自己活路做少了，都是一個隊的，自己都不好意思。
說生產隊集體養的是懶漢，完全是對農民的污蔑。
誰都否定不了，集體所有制時代，全國修建了不少的水庫、堰塘等水利設施。如果社員們真是懶漢，能把這么多的水利設施修建起來嗎?不會是你們公知、精英去修建起來的吧?也不會是私人老板白手起家修建起來的吧?
農業學大寨，把那么多的坡地改為保肥保水的梯地梯田，如果社員們真是懶漢，不會是你們公知、精英去改出來的吧?不會是私人老板去改出來的吧?
再舉一個例子，生產隊種一季水稻，要做“三犁三耙”，(割了谷子，犁、耙一次;第二年開春犁、耙一次;栽插秧之前再犁、耙一次)，目的有二，一是把稻桿、青草翻下去漚爛肥田;二是土壤不板結。這樣做，科學不科學我說不清楚，但這是要人力、畜力干出來的。這就證明，說社員懶漢是污蔑?，F在單干才是做的懶莊稼，“一犁一耙”就插秧。
機制上、事實上證明，把集體所有制說出“養懶漢”體制，是無稽之談，憑空捏造，是資產階級對集體所有制的污蔑，攻擊。
三、人力加畜力農業生產力集體所有制十年就新生養了一個美國的人口
農業生產成果代表性的產品就是糧食產量。
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剛誕生的1962 年，糧食產量3400億斤，到人們基本熟悉它、習慣它的1979年，糧食產量就達 到6642億斤，17年增長了近一倍。
再看農業生產情況決定的社會人口變化。常識告訴我們，有吃的才能把崽生下來，有吃有穿有住，才能把崽養大成人。集體所有制還在“娘肚子里”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農副產品產量大幅減少，由此決定，生出的娃兒就很少，人口就不增加。
從1962-1972年的十年間，幾乎沒有計劃生育，全國處于自然生育的狀況。所以，這十年的人口變化，主要是由農業生產情況決定的，就是中國農業生產情況的一面鏡子。
1962年，人口6、7296億，到1972年就達8、7177億，十年增加了兩億人口。
兩個億的人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個美國的人口;就是十年生了世界第四人口大國。一張嘴就是一個碗，吃得太差、沒有吃飽，小孩是要哭鬧的。新生養了這么多的人口，要增加多少吃的穿的用的，要增加多少能住人的房屋，才能把他們養活，養大，我不懂統計學，計算不出來，估計是一個天量的數字。這就是農村集體所有制，在化肥、良種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大家苦干增加出的農副產品。
這就足以證明，集體所有制有利生產、經濟發展，而且是社會經濟始終是平衡、協調、健康地發展;說它大鍋飯，沒有效益，是資產階級對它的污蔑，攻擊。
四、把吃得不好的主要原因生產力低移花接木在集體所有制頭上抹黑它
所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不會否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生活水平是人人基本吃飽不挨餓，還不能吃好，城市人口還實行基本吃飽的定量供應。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農業生產力低，兩大瓶頸還沒有解決，糧食產量不能大幅度地增加
文盲農民都清楚，要想地里多打糧食，就必須有充足的肥料，“農業一枝花，全靠肥當家”。二是要有好的種子。沒有良種之前，地里莊稼剛成熟，農民就選定哪塊田地的糧食作為留種用;留的種子，精挑細選，一顆一顆的找。水也重要，但還是其次的重要因素，因為靠天吃飯，總不會年年干旱，多數年份還是風調雨順。
我國農業肥料，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還是只有點農家肥，根本滿足不了生產的需要，農業嚴重缺肥，嚴重影響著糧食的產量。生產隊想出各種辦法積肥，甚至大路上的泥巴也收集起來作為肥料，說這些“路腳泥”能肥田;‘把青草收集起來，漚爛了做肥料。
毛澤東黨中央深知肥料問題是中國農業的瓶頸，到工業基礎有了一定實力的70年前后，就痛下決心，起步發展中國的化肥工業，在全國1500多個縣分批建立化肥廠，生產農用碳酸氫銨，俗稱小氮肥;不久又拿出有限的外匯引進13套成套化肥設備，建13個大型化肥廠。到了80年代初，農業化肥問題才完全解決。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到1974年雜交水稻育種成功，小麥良種培育開始。70年代，農業生產基本還是老的品種。以水稻為例，高桿老品種，畝產就只有600斤左右;而雜交水稻，畝產近1000斤。所以，70年代，糧食產量就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到了80年代初，中國農業才基本實現良種化。中國糧食產量就大幅度地增加上去了。
缺肥缺良種，產的糧食還不夠用，自然就談不上吃好。
二是還沒有能力發展現代化的農副產品生產
吃得好，就是要增加肉蛋禽、油脂食品的比重，這就要大幅度地增加肉蛋禽的產量。
中國幾千年來，由于農業生產力低，糧食一直是短缺物質，正常年景，一些人也只能勉強吃飽肚子，一遇災年，有些人就要挨餓，甚至餓死。“粒粒皆辛苦”，“顆粒歸倉”，就足以說明糧食的精貴，“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成了歷代政治家考慮的第一個大問題。
所以，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民生活方面的首要任務，就是謀劃解決中國人吃飽肚子不挨餓的問題。經過30多年的謀劃，努力奮斗，到80年代才基本解決。
飯只能一口一口的吃。好幾億人的生活，從挨餓改善到吃得好，只能一步一步的來，這需要好幾十年的謀劃、努力奮斗過程，誰都沒有那個本事，十年二十年就達到目的了。也就是說，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不管是什么生產經濟體制，中國人不可能都吃得好。
只有糧食問題完全解決了的1990年代，才有條件、基礎來謀劃、解決吃好的問題：建立起大量的現代化養雞場，人們吃蛋才多;建立起大量的現代化養豬場，養殖場，人們吃肉才多;只有建立大量的現代化的奶牛場，人們吃奶才多。
糧食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之前，就沒有條件、基礎來發展現代化的農副產品生產?？恳患乙粦衾限k法養頭豬、養頭耕牛，養點羊，養點雞鴨鵝兔，豬要養年多時間才能出欄。最好的家庭一年養兩頭肥豬，賣一頭給國家，自己吃一頭，多數家庭一年就養一肥豬，還有極少家庭就沒有養豬。人們吃肉，只能是“打牙祭”，改善生活。
這種生產力下，只能是粗茶淡飯的生活，這確實與是單干還是集體生產沒有太大的關系。我家的生活就能證明：我們家是中農而且還是富裕中農，農業合作社前單干，有15畝左右的田地，有全套農具。一年就養一頭肥豬，最大的200斤，全家8口人吃一年，主要是過年吃，招待客人。吃完了，偶爾買幾斤肉全家打個“牙祭”，解個饞。全家人一年吃一只雞;小孩生日，才有一個雞蛋吃。寒冬臘月，也睡在涼席上，有棉衣，但下面就穿一條單褲子。
三是吃飯的嘴巴太多
一家5、6個小孩，8、9個人吃飯，要煮一大鍋才夠吃，不可能吃得好，只能吃飽;如果一家只有3、4個人吃飯，細糧就夠吃，粗糧喂豬，養雞，生活就好得多。
說是因為集體所有制吃大鍋飯，養懶漢人們吃得不好，完全是罔顧事實，血口噴集體所有制，要置它于死地。
五、荒謬地把天災人禍逼債“三年經濟困難”定罪集體所有制“胎兒”上
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1959年到1961年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給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
而蘇聯毀合同，嚴重地擾亂了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大大加重了我們的困難。”
天災，1959-1961年，全國自然災害相當嚴重。1959年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1960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
人禍，就是國家在領導這段時間的經濟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一是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提出不切合實際的經濟高指標，打破了經濟平衡、協調發展的規律。鋼鐵高指標，投資高指標，全民大煉鋼鐵，大量農業勞動力去搞工業。人力加畜力農業生產力水平，突然大量勞動力減少，做的農活質量就差。比如梯田，犁耙活沒有做好就滲漏水，很快田就干了，水稻就沒有什么收成。再比如，勞動力少，不及時除草，雜草把地里的養分、水吸收了，把空間擠占了，遮住了，莊稼就一定長不好，就沒有什么收成。二是嚴重的一平二調共產風錯誤，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三是以公社為核算單位過大的錯誤，影響農民的勞動積極性。
這些錯誤，是經驗不足，好心辦壞了事情的錯誤。黨中央毛主席及時發現，并勇于召開七千人大會做自我批評，及時加以糾正。
蘇聯撕毀中蘇之間大量經濟技術合同，拆走大量專家，這有歷史記載，無需贅述。
這三大原因，與真正的集體所有制體制有多大的關系?更何況，這時的集體所有制還“在他娘肚子”里呢。說是它造成了“三年經濟困難”，就是“創造性”地向“胎兒”問罪。
六、單干私有制竊取了集體所有制解決了中國糧食問題的功勞
根據、理由：
1、中國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產量是一個系統的艱巨工程
根本解決中國糧食問題，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糧食畝產。只有種子良種化，解決了農業的肥、水、土壤，才能大幅度提高糧食畝產。中國生產力低，底子薄，要解決農業發展這四大要素，任務十分艱巨，只有舉全國之力，艱苦奮斗幾十年才有可能根本解決。
2、是集體所有制即公有制，解決了農業發展四大要素
集體所有制即公有制，經過30多年的謀劃，艱苦奮斗，不懈努力，解決了農業生產這四大要素，把原始農業變革到現代農業，使中國農業到八十年代達到高產穩產的水平，解決了幾千年來，中國幾千年來糧食短缺的問題。
這時，不管是集體所有制，還是單干，只要重視農業，都能保證人人吃得飽，生活得比較好。這完全是集體所有制艱苦奮斗幾十年的結果，功勞。
3、解決農業發展四大要素單干私有制沒有一點貢獻
雜交水稻等等良種，不是單干私有制研制出來的。化肥工業從無到有，發展到年產上億噸的生產能力，單干私有制沒有一點貢獻;大搞水利設施建設，絕大部分耕地用水基本有了保證，單干私有制沒有出一點力;大搞改田改土，絕大部分耕地成了優質耕地，單干私有制還是沒有出一點力。
4、在即將召開糧食完全過關慶功會時強行把功臣集體所有制注銷拆了
就在集體所有制馬上就要收獲幾十年農業奮斗成果時，公知、精英卻把集體所有制注銷拆了，把解決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糧食問題的桂冠戴在個體私有制的頭上。獎牌掛在個體私有化胸前。這比1945年抗爭勝利，蔣介石從峨眉山下山摘桃子更不要臉皮。
20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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