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在中蘇邊境發生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已經過去快半個世紀了。
這場參戰部隊以營連建制為主，動用的武器主要是輕武器，只有少量坦克、裝甲車，交戰時間也不過是幾十小時的小規模戰斗，對世界格局、中蘇兩國的命運影響甚大。
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珍寶島之戰形成的格局中。
那么，珍寶島之戰究竟產生了什么后果呢？
第一，中國正式打破了自新中國成立后所受到的先是西方，后來是蘇聯的圍堵，率先沖出了冷戰的歷史三峽，此后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直到今天崛起的前夜;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正式宣告瓦解，世界格局由兩大陣營對立一變而為中美蘇大三角，主要矛盾從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誰戰勝誰，一變而為廣大第三世界聯合第二世界共同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重要的變化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社會主義國家從僅有一個蘇聯，增加到了十幾個國家。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使社會主義陣營或人民民主陣營從東歐擴展到了太平洋的西岸，那是社會主義凱歌行進的時代，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叫東風壓倒西風。
這一趨勢，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達到頂點。
遺憾的是，社會主義陣營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就趨于瓦解了，而基本原因則是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決裂。
中蘇為什么會決裂?現在被主流廣泛接受的結論是所謂“冷戰史專家”沈志華提供的：
【中蘇決裂的原因在于到了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
因此，毛澤東要和赫魯曉夫爭奪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革命的領導權。】
沈志華的這一結論，迎合了近幾十年的反毛“潮流”，唬住了很多人，也“成功”的把毛澤東妖魔化成了一個不切實際的、生活在狂想中的自大狂和權欲熏心的陰謀家，為了自己的虛榮和權欲甚至不惜葬送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這當然不是事實，而是卑鄙的污蔑。
沈志華的“研究”和所有新右派知識精英如高華、楊奎松的“研究”一樣，都是非常政治掛帥的，都是“學術研究必須服從政治需要”的典范，他們政治需要就是“一切為了反毛”，他們的結論早就出現在研究之前，而“研究”無非是為證明早就做好的結論尋找、或拼湊材料罷了。
歷史事實是：毛澤東主席一直在支持、維護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并給予了充分尊重。
據1957年以俄文翻譯的身份隨毛主席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并出席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閻明復回憶，在莫斯科期間，毛主席在公開講話和與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會談時，都反復使用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維護蘇聯威信。當時對蘇聯心有芥蒂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表示不贊同，毛主席還做了他的工作，說“一個隊伍總要有個為首的吧，你要是沒有為首的，隊伍就散了”，毛主席同時也指出，“為首”并不包含指揮別人，壓迫別人這種權力。
從歷史上看，毛主席一直高度重視領導權問題，但他同時認為領導權要靠正確路線來贏得，領導地位絕不是自封的，更不能通過陰謀手段來奪取，在毛澤東主席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有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
那么，中蘇決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簡單，就是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尋求與美國“共治”世界，由于赫魯曉夫把蘇聯的國家利益凌駕于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之上，生怕其他國家的反帝斗爭以及人民革命把蘇聯“拖下水”，因此采取了一種“不準革命”的立場，而這是中國黨和毛澤東主席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著名學者張文木歸納了赫魯曉夫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系列行為：
【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
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于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
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
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p>
不過，毛澤東主席仍然把赫魯曉夫的問題看作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問題，希望通過理論論戰來解決，這就是“九評”和十年論戰的來歷。但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后，蘇聯在霸權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登峰造極，出現了新的情況，社會主義陣營的破局已無法避免。
什么情況呢?1968年8月，蘇聯入侵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一員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裝干預“布拉格之春”。蘇軍在8月20日深夜23時發起行動，21日拂曉，就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逮捕捷共第一書記杜布切克。在進攻開始6小時后，蘇軍就控制了捷克全境。幾十萬捷軍被繳械，北約也沒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
在武裝入侵的基礎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權論”(也稱“勃列日涅夫主義”)，這個理論通過1968年9月26日蘇聯《真理報》所發表的文章《主權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義務》以及勃氏本人11月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5次全黨大會上的演講被明確化。主要內容即：
【“一國的社會主義危機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全體的危機，其他國家不能對此毫不關心，為了保護全體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國的主權。”】
“有限主權論”的出現，實際上否定了蘇聯之外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各自實際情況探索本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權利，同時也賦予了蘇聯武裝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這意味著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僅不再是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積極力量，反而成為限制世界革命的一種桎梏，所以其瓦解對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就是一種解放。
在這樣的背景下，珍寶島之戰的歷史必要性就凸顯出來了。在一定意義上說，珍寶島之戰是一個儀式，通過這個儀式，中國向全世界宣告：蘇聯如果試圖像對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對待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反對霸權主義；中國將根據反對霸權主義的需要獨立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所以，珍寶島之戰，并不是像一般人印象中的僅僅是為了爭奪一座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島，或者是邊界沖突中的意外事件，而是按照毛澤東主席一貫倡導的“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經過了長期認真的戰前準備。
1968年1月，七里沁島流血事件發生后，中央軍委就電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并要求邊防部隊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斗則已，斗則必勝”。同時強調邊防斗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根據軍委的這一指示精神，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方案，調集了最優秀的偵察兵(現在習慣稱特種兵)、在我方縱深設置了岸炮部隊、成立了前敵指揮所。
珍寶島之戰是經過精心準備的，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為了政治目的而蓄意挑起了一場戰爭，恰恰相反，這場戰斗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次反侵略的自衛反擊戰，中方之所以可以預作準備，是因為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軍的行為。
珍寶島本是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但60年代中期以后，蘇軍就逐漸開始在這一帶制造摩擦事件。1968年12月27日，蘇軍75名士兵越過江面登島，攔截并毆打我方17人巡邏隊，打傷我方8人，搶走沖鋒槍2支。1969年1月4日，蘇軍再次毆打我軍巡邏隊，打傷我軍20多人，搶走6支沖鋒槍，3支半自動步槍和子彈數百發。類似的情況在2月又發生了5起。
2月25日后，為了防止再度發生沖突，我方暫停了在珍寶島的巡邏，蘇聯方面則大肆宣傳“中國邊防軍被趕出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并揚言如果中國部隊再度上島，就要采用火力解決。我方判定，一旦我軍恢復登島巡邏，蘇軍很有可能首先開火，這將為我軍反擊提供有利契機。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可能會讓“唯武器論者”汗顏。當時的情況是，蘇軍步兵已全部摩托化，不僅有占優勢的炮兵，還有大量坦克、裝甲車及作戰飛機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戰，因而在技術裝備、火力上居于絕對優勢。而中國邊防軍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無坦克、裝甲車也無空軍支援。
【武器居于劣勢，同時為了政治上主動，我軍還須恪守“不開第一槍”的原則，這意味著喪失了先機制敵的戰術優勢，如何能夠確保戰而勝之呢?這時我軍多年形成的“靈活機動戰略戰術”的優勢就充分發揮出來了，前敵指揮所決定：“設伏”!
3月1日，前敵指揮所召開了作戰會議，決定3月2日凌晨，先派出一個偵察分隊上島在雪地叢林中潛伏下來，上午再派出2支巡邏隊，從島兩側行進。一旦遭遇蘇軍開火，即形成前后夾擊之勢。
3月2日8時40分，我邊防站巡邏分隊30人，在站長孫玉國的帶領下上島巡邏，蘇軍發現后出動70余人，分乘2輛裝甲車、1輛蓬卡車、1輛指揮車越過主航道，侵入珍寶島南端。他們下車后立即展開戰斗隊形，試圖包圍我巡邏隊。9時17分蘇軍首先開槍開炮，我巡邏隊立即還擊，潛伏部隊也突然開火，蘇軍猝不及防，陷入被動，隊形大亂。
這場戰斗我方共斃傷蘇軍60余人(其中擊斃38人)，下米海洛夫卡邊防站站長伊萬·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克格勃巡視員布依涅維奇上尉等也被擊斃，還擊毀蘇軍裝甲車、指揮車和蓬卡車各1輛。我方犧牲17人，重傷11人，輕傷24人。蘇軍被逐出珍寶島。
在此之后，3月15日、17日又進行了兩次戰斗。在整個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過程中，我軍共傷亡159人，其中犧牲71人，傷88人。斃傷蘇軍230余人，毀傷坦克裝甲車輛19輛，繳獲一輛當時比較先進的T-62坦克(現陳列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在3月15日的戰斗中，我軍炮兵突然加入戰斗，對江面和島上敵人進行壓制射擊，并轟擊了對岸的蘇軍指揮所，蘇軍指揮員、邊防總隊長列昂諾夫上校被擊中身亡，使蘇軍失去了指揮，導致戰斗失敗?！?/p>
珍寶島戰斗的結果，使蘇聯方面相當震驚，對中國常規力量的實力也有了新的評價，這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蘇聯的戰爭企圖。1969年9月，在首都機場，周恩來總理同從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后回國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進行了坦率的談話。其后，中蘇邊境談判在北京舉行后，中蘇邊境沖突開始和緩。
中蘇之間，十年論戰，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就是中國奪回了社會主義的解釋權。沒有這個解釋權，中國想探索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能的。當然，毛主席去世之后，這種解釋權被一些人濫用，把許多非社會主義的東西說成是社會主義，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沒有珍寶島之戰，就沒有世界格局從兩大陣營向中美蘇大三角的轉化，也就沒有中國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中國雖然是“大三角”中綜合國力最弱的一角，但卻是最具決定性的砝碼——誰能聯合到中國，誰就能夠取得優勢。
美國的尼克松總統不愧是一位老練、靈活的政治家，他敏銳的意識到了世界格局這個根本性的轉變。珍寶島之戰后不久，中美就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實現了接觸，珍寶島戰后僅僅兩年多，就實現了尼克松訪華。
在毛澤東時代，中美關系是有底線的，這條底線就是共同反霸，中國絕不做的美國的附庸，絕不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也絕不輕易改變這個對中國最為有利的世界格局。尼克松在和毛澤東主席會談時，曾經試探性的提出：“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這是向新的兩大陣營回歸的試探，毛主席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蘇聯領導人暴露了他們在新格局面前僵化、遲鈍，昧于世界大勢的一面。他們在不能通過戰爭手段征服中國的情況下，又不愿意實現中蘇和解，長期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徒然消耗巨大國力，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才開始改變。但對蘇聯來說，時間已經被整整浪費了二十年，一切都太晚了。
對新中國的國際環境來說，珍寶島一戰，很大程度上類似紅軍長征到了陜北。毛主席說：“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為什么呢?因為紅軍經過長征，完成了政策轉換，從推翻國民黨政權，變成了團結抗戰。共產黨的這一主張獲得了除少數國民黨頑固派之外的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支持，紅軍很快迎來了大發展的局面。
珍寶島一戰，中國高高舉起了反對霸權主義的旗幟，不僅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支持，也得到了備受霸權壓迫的日本、西歐等國的同情，甚至得到了在和蘇聯爭霸的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的美國的支持。中國的國際環境從被全面圍堵轉向游刃有余，對我們今天影響甚大的改革開放，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能成為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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