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我們黨的優秀品格，是我們黨的寶貴歷史經驗和優良傳統。延安時期，我們黨明確強調“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學習要與工作聯系起來，要通過學習不斷改進、提升工作。1941年5月起，我們黨在以延安為中心的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場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即延安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為了提升黨員干部學習的質量，避免夸夸其談，真正達到“改造思想”“改造工作作風”的實效，實現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的目的，寫學習筆記成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
寫筆記制度的由來
1937年11月底，陳云從新疆回到延安，在隨即召開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1938年開始，陳云在中央組織部組織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了深入學習經典著作的精神，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陳云提出了一整套學習辦法，寫筆記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項。對于這一方法，陳云在《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一文中作了闡釋：“讀書要做筆記。這有兩個好處，一是讓你多讀幾次，一是逼著你聚精會神，認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隨便看過去那樣模模糊糊。”(《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頁)為了讓寫筆記要求落到實處，陳云還經常檢查干部的筆記，看看是如何記的，如有不同意見還進行商榷。陳云組織的學習活動及其制度建設使干部養成了勤于學習、善于學習、堅持學習的理念，也為延安整風這場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的展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澤東先后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演講，全黨普遍整風開始。鑒于之前在討論中央關于增強黨性和調查研究決定時，“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及行政領導機關很少有準備的有計劃的組織”，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其中規定：對既定學習文件，“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頁)。對這一決定，中共中央西北局于4月14日制定《關于執行中央宣傳部四月三日決定的計劃》，18日向各地黨委致信傳達了“四三”決定精神。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這一制度被層層細化，陜甘寧邊區秘書處甚至提出“沒有筆記沒有發言權”的口號。寫筆記從此成為干部理論學習的一項重要制度規定。
“四三”決定中關于寫筆記的規定雖然簡短，卻引發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和深刻認同。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的報告《關于整頓三風》中對干部做筆記作了大段講話。首先，寫筆記是黨的文件里規定的，是黨的要求和紀律，必須執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頭上套的金箍還厲害，還硬。其次，學習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中國革命二十年經驗的總結”，在學習這些文件過程中只有寫筆記，才能有思考，才能清楚。最后，任何人不能不遵守紀律，黨內沒有特殊人物，不管“文化人”還是“武化人”，“男人”還是“女人”，“新干部”還是“老干部”，“學校”還是“機關”，“首長”還是“班長、小組長”，“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還是“過去有功勞的”，都要寫筆記(《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頁)。毛澤東關于干部學習中寫筆記的精彩論述，既強調了寫筆記的客觀需求，也講出了黨的紀律的一致性，該講話由中央學習組迅速傳遍全黨，為大家所熟知。
如何寫好學習筆記
記筆記這個新生的制度實施后，有的干部不知如何下筆，只能全文抄寫或大段摘抄;有的干部咬文嚼字，空洞無物;有的干部只寫空泛的贊美文件的詞句，出現了庸俗化的傾向;有的將筆記寫成文章，過于講求前后連貫、字斟句酌，花費大量時間;有的單位在檢查筆記的時候，甚至使用統計筆記的字數等機械且含有形式主義的方式方法。如何寫好筆記成為當時大多單位、干部普遍面臨的一個重要理論與現實問題。
對于究竟如何寫筆記，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作為黨的喉舌，積極發揮其宣傳組織功能，迅速提供了筆記的模板。1942年4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劉敏的《記筆記的幾種方式》一文，就寫筆記進行了經驗介紹和推廣。文章指出記筆記有三種循序漸進的方式：
1 “摘要式的”
即逐段逐節摘重要意思記下，然后再寫一段讀后感，其意義在于增加記憶力、理解力，又可隨時復習;
2 “提綱式的”
即將全篇或逐段寫成提綱，其意義在于組織思想，幫助寫作;
3 “心得式的”
即用自己的見地對文件進行分析，再綜合起來加以發揮和批判。
4月29日，《解放日報》報道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學習委員會對學習筆記內容的規定：
1 本文的中心內容
2 個人心得
3 理論依據
4 和實際工作的聯系
5 對本文的意見和批評
6 提出問題
7 討論后的感想
(《高等法院研究“四三”決定提出三項問題》，《解放日報》1942年4月29日)。經過《解放日報》等的積極引導，寫筆記逐漸形成了內容較為固定的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特征的體系。這個體系由點及面，由表及里，由文件到實踐再到思想，層層深入、遞進，啟發人們在多問為什么和怎么辦中改造自己和推動工作。
當然，問題的解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不斷糾正偏差甚至錯誤的過程。1942年5月2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報》發表的《研究文件的時候怎樣作筆記》一文中指出：有的干部把文件抄一遍的做法，嚴格來講并不是記筆記，只能算是一個字一個字讀了一遍，好的方法是“心有所遇合的地方就做筆記”。7月3日，謝覺哉在《解放日報》發表的《論寫筆記》一文中指出，筆記和作文是有區別的，作文要成章、前后連貫、系統地說明一個問題，其目的是給人看，要人看；筆記則是“隨筆記錄”，為著自己的需要。對于有些干部講究形式，追求字數，大篇謄抄文件的問題，李富春在中央直屬總學委會議上做的《怎樣總結學風學習與開始黨風學習》的報告中指出，“筆記應當少而精，主要經過自己深思熟慮以后的心得與反省，減少做筆記的時間，增加‘想’的時間”(李富春：《怎樣總結學風學習與開始黨風學習》，《解放日報》1942年8月11日)。陶鑄在軍委系統學風學習中對此也有深切體會，同意這一觀點(陶鑄：《在軍委系統學風學習中，我所感到的幾個問題》，《解放日報》1942年9月8日)。邊區秘書處學委會也提出“會議簡而深，筆記少而精”的口號。
學習筆記的組織檢查
延安整風運動中，戰士們在進行整風學習
寫筆記既然是黨的紀律，是一種制度安排，就不能流于形式，就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需要有組織的檢查和督促。在延安整風學習過程中，各單位基本形成“檢查筆記為學習檢查的中心”的理念，每次討論會以前必須抽查筆記。
首先，檢查形式切合實際，靈活多樣。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是在革命根據地局部執政的革命政黨，大多黨員干部在繁重壓力下的工作與生活往往處于一種高度緊張狀態，統一檢查極為不便，故綏德專署規定每兩個月學習委員會的正副主任用“拜年”方式，挨戶檢查一次。而紀律嚴格、干部相對集中的八路軍留守兵團直屬機關學校，學習委員會決定其可隨時調閱任何同志的筆記。晉西北的整風經驗中則特別提到，“外出人員定期記筆記、日記送回來，由分委批閱回信”。此外，一些單位為了相互交換學習經驗與促進寫筆記的任務，搞了筆記公開展覽，如1942年6月24日，延安市一級學委會在公安局禮堂舉行第一期筆記展覽，參觀者在筆記的空白處互相留字批評(《解放日報》1942年6月29日)。這些形式，既完成了斗爭環境下的檢查任務，又推進了學習的向前發展，本身就成為創造性的工作。
其次，檢查內容標準從高，要求從嚴。相對于筆記檢查形式的靈活多樣，內容上的規定則是剛性的，不打折扣。1942年6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延安一個月學習運動的總結》。社論提出筆記檢查要做到如下幾個方面：
(1)指定負責人輪流修改;
(2)上級人員要看改下級同志的筆記，不能全看時，也要輪流抽看，并且幫他批改;
(3)相互借看筆記;
(4)傳觀最好的筆記;
(5)上級人員看了下級同志的筆記后，必要時找他來個別談話。
這五個方面，既是筆記檢查的基本環節，也是筆記檢查的主要做法，其中包含著促進提高的目的，分工負責的領導方法，以及比較的方式。6月，中共中央總學委就抽閱延安高級干部的學習筆記、抽閱各系統的筆記作了分工，其中中央黨校系統由毛澤東、彭真負責(《彭真年譜》(1902—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頁)。毛澤東等領導人親自負責檢查學習筆記，進一步推進了制度的安排與落實，也讓廣大黨員干部深刻認識到制度的剛性和原則性。
再次，筆記檢查不講面子、只講紀律。在檢查筆記的過程中，筆記檢查者要記下寫筆記的同志對問題了解的情形以及自己對筆記的批評和觀感，是什么就是什么，應該怎樣就怎樣，不能標準多變，因人而異，以致喪失權威。陜甘寧邊區政府在1943年4月15日至5月10日整風總結中就明確提出：就林伯渠、謝覺哉等主要負責同志的學習情況來看，“對部分文件作了筆記，也有少數人未寫筆記”。不講情面，實事求是，對邊區主要負責同志尚且如此，對廣大黨員干部的要求可想而知。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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