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紅軍時期的顯著現象--為什么放牛娃“酷愛”投奔紅軍干革命

紅軍時期的顯著現象：為什么放牛娃“酷愛”投奔紅軍干革命

老田

劉胡蘭的話題十年前被精英們炒熱過一次，這一次又被炒熱了。在劉胡蘭第二次被炒熱的時候，老田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紅軍時期為什么那么多放牛娃熱切地投奔紅軍、參加革命？

在精英們反復炒熱劉胡蘭的背后，是對于革命的不理解乃至厭惡和憎恨的情緒在起作用。在這樣的情緒中間，方方小小說顛覆土改其實是一個同一個歷史和政治過程的一部分，也為這個不理解的形成起到了宣傳和塑造作用。革命到底是內生的，還是外發的，是自己要革命還是反過來被裹挾進去的，這原本不成為問題的問題，經過方方們多年來前赴后繼的努力，反而成了疑問。

一

2002年有個主張資本家入黨的七一講話，很多參加過上一場革命的老共產黨人跳出來反駁，結果導致他們進行理論斗爭的雜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關。此后，老同志們決定采取一種更為貼近讀者的斗爭模式，創辦了毛澤東旗幟網網站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并借此一平臺更緊密地聯系讀者。在此前后，老田認識了這批老共產黨人中間的一些人，就是在毛澤東旗幟網主編孫永仁老師和網站積極支持者群體的幫助下，對仍然健在的紅軍和老八路、新四軍進行過一次密集訪談，試圖從他們的親身經歷和鮮活經驗中間，去把握革命是如何進入人心的，以及革命又是如何勝利的。由于時間間隔的緣故——此時長征過后已經七十年了，那時還活著的老紅軍，基本是以“當年的放牛娃”為主了。這些人跟劉胡蘭都算是同齡人了，劉胡蘭未滿十四歲時瞞著家人偷跑出去，參加婦女解放訓練班，走出了參加革命的第一步，后來在家鄉的“婦女抗日救國會”工作（簡稱“婦救會”），她犧牲時也才十四歲多點。

訪問前空軍司令王定烈的時候，他說到一個情節：張國燾審干特別野蠻，凡屬識字的都被推定為地富子弟屬嚴厲審查之列，王定烈因為有點文化就被審查，他說自己是祠堂供上學的，還辯解說跟自己一同入伍的有二三百人，相互認識很了解他家里的情況，都可以作證，果然很多熟人都出面作證——說王家很窮讀書是祠堂出錢的，這樣才算是解脫了不被信任的嫌疑。老田自己是農村長大的，了解鄉村民眾活動范圍有限，如果與王定烈一同入伍的熟人，有二三百人之多的話，顯然，附近幾個村子一半以上放牛娃年齡段的少年，都涌入了紅軍，細思極恐：絕多數放牛娃都選擇要進行決死反抗，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呀？！

方方們不愛讀書，不知道這種長期威脅地主階級安富尊榮的危險思想，由來已久，從未斷絕過。《尚書·湯誓》里頭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記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句話翻譯成通俗的現代漢語，意思就是：老子不想要等到明天，老子今天就要跟你拼命！有鑒于此，統治階級中間有點覺悟的孔夫子，提點統治階級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你們要是把老百姓搞得沒有活路，你自己肯定就要完蛋了。對這些話，方方們顯然是聽不進去的，所以，方方花空心思捏造事實，寫了顛覆土改的小說《軟埋》，目的就是為絕大多數放牛娃都起來要跟你拼命的社會及其統治階級辯護。順便說一下，王定烈是川東北地區宣漢縣人，四方面在鄂豫皖反圍剿失敗之后，轉移到川東北地區就是王的家鄉，他參軍時才14歲多點；方方為小說選定的故事背景地，恰好也是這個地區。

革命必然會勝利，這是由民眾中間所蘊含的、絕對不與舊統治階級妥協的反抗意志所決定的。以張國燾之癲狂惡毒，在民眾極高的反抗意志支持之下，在鄂豫皖失敗之后，在川東北還能夠隨時重來。從這里可以看到民眾的反抗精神和犧牲精神幾乎是永無止境的，但統治階級的鎮壓能力卻有其極限，所以，革命勝利是統治階級永遠都無法避免的結局。如果按照張國燾那個革命法，勝利還是必然的，但革命勝利的代價可能極大極高，比如說死一半中國人口，就如同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戰爭一樣（最多時人口損失過三分之二）。

二

有兩種高估革命家作用的歷史寫法，一種是毛時代就已經初步流行的馬屁精寫史，這些人把革命說成革命后那些高干鼓搗出來的，要么是這些人勇敢頑強、英明睿智，要么是這些人道德高尚、不怕犧牲，總之，革命的發生及其成功與革命后的高干群體的個體素質，有著因果關系。另外一種，是從革命的反對派陣營發展出來的，這些人的主要邏輯是“革命是外發的而非內生的”，農民組織起來反抗被這些人看做是壞人忽悠的結果，而不是農民自身就有著反抗要求。不過，革命陣營內部的馬屁精寫史，與反革命陣營的“革命外發論”，在邏輯上有著高度的內在一致。劉胡蘭之所以會被今天的精英們看做“政治童工”——意即劉胡蘭是非自愿的情況下被忽悠進去干革命的，核心邏輯是不相信革命和反抗是內在于革命者自己的內心需要。

今年四月底老田參加了一次紅色旅游，實地走訪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參觀了很多革命紀念館和博物館，從中了解到，當年參加紅軍戰士中間，放牛娃參軍的小戰士比重依然極高。成年人參加的比重，反而相形見絀。團友老程是一位老紅軍的后代，他父親倒是成家之后才參軍的，他說父親先是干紅軍的村長，之所以得以活下來的原因是：在地主武裝“鏟共團”進村時，沒有絲毫猶豫地跳窗戶逃走，參軍去了四川之后再也沒有能夠回家，自此與家人失聯，解放后多方尋找，也只找到失散的女兒。成年人的家室之累，往往成為選擇反抗的最大“扯后腿”因素，與放牛娃相比，并不是成年人的反抗意志低了，而是因為反抗成本過高——自己參軍之后老婆孩子沒有人養活，所以，往往需要咬牙苦忍。

讀《陳錫聯回憶錄》，說他到了上學的年齡，家里窮困上不了學，經人介紹給人家放牛，幾年之間換了四五個雇主，每一次都是挨打受氣，吃不飽還拿不到工錢。最后，14歲的陳錫聯半夜投奔了紅軍。

1927年黃麻起義之后，李先念等人謀殺了當地維穩辦主任暨鄉賢陳芝斌，據說當地老百姓還拍手稱快。1929年4月，已經換了四五個雇主的14歲放牛娃陳錫聯，趁著母親睡熟之際，偷偷投奔了共產黨游擊隊。陳錫聯投入紅軍之后不幾年，黃麻起義紅軍在張國燾錯誤路線之下，受到了極大損失，立足不穩，于1933年一股腦兒跑到川東北，結果在這里又有大批的放牛娃漏夜來投，隊伍在很短時間內膨脹到超過十萬人。

2003年10-11月，老田在北京密集訪問了數十位老紅軍和老八路，借此學習那部分文字還沒有寫出來的心靈歷史。結果，密集地遭遇到另外一批放牛娃投奔紅軍的故事。其中徐思舜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位，他以十三歲的年齡就已經有兩年長工的經歷（期間跳槽一次），他強烈要求加入紅軍，因為年齡小不要他參加，他賴著不走且痛哭哀求不已。今天回顧，說起來他選擇相信紅軍的證據非常不足：僅僅是夜里偷聽到壞東家夫婦說到對紅軍的害怕，二話不說就連夜動身投奔紅軍去，他母親一字不識，也很高興“紅軍來了咱們窮人就熬出頭了”。徐思舜由于不滿十五歲的最低年齡被拒，他的哥哥掀起他的破衣衫，主管報名的紅軍戰士看到累累傷痕之后，破格留下了他，因年齡過小就安排當衛生兵照顧傷病員。

三

放牛娃為什么特喜歡干革命？仔細推敲起來很是耐人尋味。因為告別了階級斗爭為綱，此后在中國的語境中間，階級分析法就成了毒草不能用了。為了避免毒草，就只好借助巴迪歐關于存在和非在的對稱概念了，好就好在這兩個概念，是從個人的生存體驗出發上升到概念的，這在今天的這個個人主義的社會氛圍里面，據以進行對話和交流的效率尚可。

用巴迪歐非在與存在的對稱概念，陳錫聯和川西北放牛娃們的生存狀態，是典型的非在，他們不顧一切參加紅軍，這實際上是冒著掉腦袋的危險，去進行那種想要向存在轉化的努力。

“讓我們將這些人，這些存活于世但沒有意義，對于自己的未來也無從決定的人，稱之為世界上的非在（inexistence）。那么，我們會說，當世界上的非在開始在同一個世界上最大強度地存在時，世界真的就發生變化了。”“國家就是生產出非在的特殊的機器——通過死亡（國家的歷史在本質上就是屠戮的歷史），但是不盡如此。國家可以通過施加身份標準的形象（“民族”或其他形象）來生產出非在。”“作為永恒的政治，造反發掘出讓非在成為存在的形式，這就是歷史重生的唯一內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求按照大寫觀念的指示（它將戰士們抽象地統一起來），組織必須在其自身之中保留那些讓歷史的造反成為創造性力量的東西：力量濃縮、能量強勁、位置占領。”“非在用暴力恢復自己的存在，他們在歷史的造反中，聯合起來，從而與國家的象征‘一刀兩斷’。他們誕生于無，他們從無中創造出一種專政的權力。”“所發生的正是非在的恢復存在，而其恢復存在的前提就是我所謂的事件。”【巴迪歐：歷史的重生：暴亂與起義的時代，引自九月虺博客】

在巴迪歐看來，制造非在的力量中間，政府始終是一個主要角色，同時，通過經濟領域的經濟剩余轉移過程，也是制造非在的重要條件。中國革命被稱為“推翻壓在人民頭山的三座大山”“帝官封”——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按照巴迪歐的思路，中國人民之所以被改造為非在，其主導力量有三個：帝官封，因此，人民通過革命而回歸存在的努力，就以摧毀帝官封的統治力量及其制造非在的相關制度為條件的。

革命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在努力成為存在，同時把舊的存在打倒推翻的過程。對于這個從非在到存在的努力過程，中國人原本是很熟悉的，老田在小學的時候就背得滾瓜爛熟：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按照巴迪歐的選詞，這三個潮流都只是非在在不同規模和層次上努力向存在轉化的過程而已。

面對革命的威脅，國民黨人很清楚，階級分析法是很危險的，是真正的大毒草，這意味著非在的自我認知并自動地導向對存在的威脅。所以，不惜動用鎮壓機器去普及教育非階級分析法，馬賓老同志就曾經被國民黨抓到監獄里頭去教育過，在那里頭被國民黨宣教干部教導說：中國只有大貧小貧和赤貧，沒有階級。但問題在于：當時中國社會中間非在的人數實在是太多，而且非在就算是再無知再愚昧，也不會愚昧和麻木到感覺不到自己苦難的地步。因此，向著存在的轉化努力，就永遠具有吸引力。所以，國民黨從認識入手去改造非在的努力，其成效實在是不佳。

對付非在，文的不行，就需要繼之以武力。1931年蔣介石發起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陳誠是這一次圍剿軍的第二路總指揮，他在圍剿共匪期間給自己的女朋友譚曼意寫了很多書信，在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擔憂：剿匪雖然表面上是與紅軍打仗，但實際上是與江西一省的民眾為敵，將來還有可能要與全國的民眾作戰，在這個認識——剿匪實質上就是與民眾作戰——的基礎之上，因為“將所有青年及民眾全殺盡”是不可能的，陳誠后來產生出一個很有名的說法：奉命剿匪等于判處無期徒刑。

1931年“6月13日，陳誠致曼意說:‘來贛忽己半月，對于贛省黨務、軍事、政治稍有調查……總之，江西赤匪之如此猖撅，不能不歸咎于諸黨棍、軍閥、官僚、土劣。所有青年及民眾之不滿意中央，實無怪其然。我中央對于黨務、政治如不徹底改良，縱使此次剿匪有辦法，但想根本肅清赤匪，除非將所有青年及民眾全殺盡。因中央固決心剿匪，而地方仍然造匪。吾等雖云剿匪，實無異與民眾為敵。現在與江西一省民眾為敵，將來恐怕還要與全國民眾作戰。此吾所勿為也。我想此次戰事結束后，中央如能切實求根本辦法，我雖犧牲，亦不足惜。”“6月18日，陳誠又寫道:‘然每想及許多有為、勇敢的青年，因不滿現社會與政治的厭惡以及生活的鞭策，情緒的沖動，而跑入共產黨里面去。再經過共產黨的訓練和麻醉，成為共產黨前鋒……我屢次想把這次來江西的感想詳細的來告訴吾妹……待我稍為空一點，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作我這次剿匪的記錄。’”【李良明：從陳誠家書看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的有關問題，載《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陳誠這個認識是符合實際的，殺不光數量龐大的非在，就完不成剿匪任務。按照巴迪歐的看法，非在的制造過程一直在基層社會和政治領域源源不斷地進行著，這也是陳誠在江西親眼所見——諸黨棍、軍閥、官僚和土劣等黨國積極分子，都努力地參與制造非在，使得非在人數日趨接近全部人口的趨勢。

不僅僅是陳誠有這么個困擾，在他之前四百多年的王守仁也一樣，此人在江西剿平“賊寇”之后，改了許多地名（例如崇義縣就是他改的），仗雖然打勝了但卻沒有辦法高興起來，他最后哀嘆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相比較而言，方方的境界和眼光實在是太差，比較她的前輩，差了不止一個檔次，所以，經歷過蔣介石時代的老同志張全景說“方方比蔣介石還壞”——其中“壞”字要讀上聲——意即與老蔣相比方方要差很多很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錄：放牛娃陳錫聯的故事

1915年1月4日，我出生在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高橋區(今高橋鎮)九龍鄉陡山彭家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

爺爺橫橫心，一咬牙，托人擔保，租種了附近一家地主的10來畝佃田。舊社會的黃安農村，農業生產力水平很低，苛捐雜稅繁重，加上地主收租，歷來是不分收成好壞，不管窮人死活，租額只增不減。因此，我們一大家人終日在田里辛苦勞作，到頭來，除去租裸，剩下的口糧只有七八擔谷，全家人過著三季糠菜一季糧的艱難生活。

我3歲時，有次父親幫人家蓋房，在上大門頂上的石梁時，被掉下來的石梁砸傷了。由于無錢醫治。不久吐血而死。

父親去世后時間不長，爺爺也病了。這時家庭開始鬧不團結。主要是嫌我家吃閑飯的多，干活的少。大家庭維持不下去，母親也不愿連累別人，就分家了。

到了讀書的年齡，小伙伴們有的陸續上學去了。母親和我商議，說咱家窮，念不起書，生活實在維持不下去，我也大了，想送我出去給人家放牛，當長工。我當時心想:放牛也挺好，一邊放牛還能一邊玩耍，就同意了。

我剛開始放牛的這家是個富戶，對我很刻薄。每天天一亮，就要我把牛牽到山上去，牛跑到哪兒，我就要跟到哪兒。要不然，牛吃了地里的莊稼，主家要打罵我。中午回來，趕緊清牛欄，把牛糞挑出去，再往里填沙墊土。干完了這些活兒，鋤頭扁擔一放，又牽牛上山。晚上就睡在牛棚里。冬天寒風刺骨，我就鉆進喂牛的草堆中取暖;夏天牛棚里臭味撲鼻，還要忍受蚊蟲叮咬，夜里還要幾次爬起來為牛添草加料。除放牛外，他家什么活都讓我干，如挑水、擔柴、澆地、收莊稼等等。活干得多，飯卻不讓吃飽。有一次，我放完牛后，拿起掃帚就幫主家掃地。掃完地，沒有把掃帚順著墻角放好，主家看見后張口就罵，罵我沒長眼睛，連掃帚都不會放，只曉得歹(方言:吃的意思)干飯。我忍氣吞聲把掃帚重新放好。到了吃飯時間，我跟著主家到灶房盛飯。主家一把奪過飯碗說:“今天甭想吃飯，給我放牛去!滾!”我雖然肚子餓的咕嚕咕嚕直叫喚，但又不敢不聽，只好默默地走進牛欄，牽著牛上山。到了晚上，我偷偷跑回家，見到母親，滿肚子的委屈再也憋不住，就嚎陶大哭起來。母親見我瘦骨嶙峋、破衣爛衫的模樣，一把將我抱在懷里，眼淚嘩嘩往下掉。她舍不得我在外面受苦啊!母親雖然心疼我，但是為了蝴口，小孩子不放牛又能做什么呢?母親對我又嚇又哄，叮囑我要聽主家的話，腿腳要勤快，不要動不動就往家里跑。

  七八歲的小孩子，正是貪吃貪睡長身體的時候，我每天于著幾乎和大人一樣重的體力活，能吃到的，要么是剩菜剩飯，要么是紅苕稀粥。每天早上起晚了或干活慢了，主家不是打就是罵。在他們眼里，我連他們家的牛都不如。就這樣，干了將近兩年，我再也受不了啦，就跑回了家。

    回到家，家里雖然溫暖，但沒有吃的。沒有辦法，母親又把我送出去于活。

    在這一家，我仍是放牛帶種莊稼。這家待我和上家一樣刻薄。干活嫌我干少了，吃飯嫌我吃多了，還經常罵我沒吃相。一個小孩子，整天饑腸轆轆，有點兒吃的還不狼吞虎咽?哪里講究什么吃相!我人雖小，反抗心不小。主家不把我當人看待，我就把牛當成主家。主家打我，我就打牛出氣。主家不讓我吃飽，我就想方設法自己填飽肚子。這家有一口魚塘，養了許多魚。我就想到魚塘里抓魚吃。

我經常用這種方法抓魚吃。既為了解饞，主要的還是為了填飽肚子。在這家干了半年多，我又回了家。

回家住了幾天，我又出去給人家干活。就這樣干干跑跑，跑跑干干，幾年時間換了四五家。工錢沒有拿到，反倒受盡了欺辱。

有個遠房叔叔叫陳芝斌嫌陳錫聯和他母親討飯丟了“他的臉面，對我們罵罵咧咧的。母親忍不住還了幾句嘴，他惱羞成怒，把我母親毒打了一頓。看著坐在地上哭泣的母親，我憤怒地緊緊撰起拳頭，恨不得揍他一頓。但我知道自己力氣小，打不過他，我壓住心頭的怒火，扶起母親，說:‘媽!不要哭!等我長大了去當兵，帶人來報仇!’可憐的母親完全相信兒子的話。”

 1927年冬，轟轟烈烈的黃麻起義失敗后，陳芝斌當上了反動組織“聯莊會”的頭目，不僅在鄉里為非作歹，還給敵人通風報信，助封為虐，與共產黨為敵。李先念同志當時領導當地革命斗爭。為了鏟除敵人耳目，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廣大農民斗爭信心，先念同志決定殺掉陳芝斌。一個雪花飄飛的夜晚，先念同志親自率領幾名游擊隊員來到我家，對我母親說:“我們要殺掉陳芝斌這個惡霸，為你報仇，為鄉親們除害!”聽說要殺掉陳芝斌，為母親報仇，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自告奮勇地說:“我來帶路!”先念同志說:“好!由你帶路，叫開他的門。”我光著腳丫子，把先念同志他們帶到了陳芝斌的屋門前，叫開了門。先念同志等人一涌而上，干脆利落地干掉了陳芝斌，還在他的門口貼了布告，歷數陳芝斌的種種罪惡，警告那些與共產黨為敵的人，陳芝斌的下場就是他們的下場!第二天人們看到布告，消息迅速傳開，周圍的鄉親們奔走相告，拍手稱快。

我們村也成立了農民協會，種田不交租了，苛捐雜稅一律免除，取消了保甲，開倉分糧。我成了這場運動的積極分子。先是參加童子軍，后又參加少先隊并當隊長。一天到晚帶著小伙伴們在祠堂前上操、打菩薩，比大人們還忙。

當油菜花黃的時候，一支游擊隊正好住在我們村子附近。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便默默地做好“逃走”前的準備工作。一天夜里，我假裝睡著，聽到母親打起了呼嚕，姐姐弟弟也已入睡，我悄悄起身，解下手腕上的線，輕輕推開屋門，回身把門虛掩上，聽聽屋內沒有動靜，我就朝游擊隊住的地方跑去。

我走的那一年，是1929年4月，我14歲。

【以上摘自：《陳錫聯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第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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