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革與巴黎公社關系的兩點討論——對Y先生文革史評論的兩點討論
老田
認真讀了Y先生的文革史評論文章之后，感覺到內容很豐富，觀察視野也很廣闊，但難于做出全面的評判，僅僅就兩個方面的不同看法，交換一下意見，第一點關于文革是不是理想社會實驗，第二點是關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迷戀巴黎公社或者親自終結了上海的巴黎公社試驗，連海外的著名左派也這么認定，應該說，這并非事實。
一、文革是不是一個按照理想社會圖景展開的試驗？
Y先生說：“上海文革，提供了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實踐樣本，它在精確的意義上表明了中國革命的最終邏輯，而這個樣本和邏輯，同時也就是這場烏托邦運動在20世紀的終極實驗及其結果。”
這個判斷沒有恰當的歷史事實支持，我們可以簡單地用史實來對照檢驗一下。文革的深度參與群體主要有三個：當權派群體、保守派群體和造反派群體，認真剖析毛澤東本人與這三個群體的關系，很容易看出來文革進行的方向和深度，與毛澤東所期待的新世界到底有多少關系。其中當權派群體是文革的批判對象，保守派群體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權派的意愿和要求有著較多的一致性、特別是反對和壓制造反派方面完全一致，而造反派群體對官僚群體的批評權則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文革小組所鼎力支持的。
在頂層支持造反派的毛周和文革小組，在官場是絕對的少數；而在底層的造反派群體看來，這些人的支持絕對不是全心全意的，經常發現他們“右傾”與“和稀泥”的證據。1966年支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往往被稱為“劉鄧路線”）是比較徹底的，結果是當權派普遍選擇罷工，逼迫毛澤東等人重建第二政權組織，這其實才是奪權的真正歷史背景。1967年夏天造反派要求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這個時期的支持就很不徹底，往往只支持給被打成反革命和被抓的造反派平反，不支持追究責任人——追究責任人就需要抓“軍內一小撮”——例如追究鎮壓群眾的責任人陳再道等。在“大聯合”方面，造反派對于毛周諸人也是有不同政見的，1966年夏秋之交毛澤東就要求在同學們中間取消保皇派這個詞，要求造反派不要把矛頭對準學生中間的保守派；1967年元月毛澤東親自批示轉發哈爾濱師范學院如何團結保守派的經驗，要求各地造反派學習；1967年3月下文件要求推廣貴陽棉紡廠按照行業和系統大聯合的經驗，對天津延安中學的按照班級大聯合的經驗也是如此，這等于否定造反派批判當權派的歷史貢獻和造反派在這個歷史中間形成組織或者山頭，實際上當然沒有奏效；1967年秋天更直接說革委會可以叫保守派也進來幾個。一句話，就算是被毛澤東看作是文革依靠力量的造反派，也是與毛澤東有著很多不同政見的，主要集中在如何對待當權派和保守派方面，在造反派看來當權派和保守派是確鑿無疑的反文革力量，當然在造反派眼里這兩群人同時也是犯有鎮壓群眾罪行的人格化力量，這兩群人在政治上不僅不能夠依靠，還應該追究他們的政治責任，其中某些人還應該追究刑事責任，但是這些指望都沒有得到支持。
如果從文革整個的進程來看，造反派只有很少的時間才是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就上海之外的全國文革情況而言，被看作是文革對象的當權派和保守派，倒是多數時候占據著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這樣的文革實踐，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夠被想象為毛澤東理想的新世界建設實踐。
具體到上海文革實踐，老田認為依然算不上是根據烏托邦想象而展開的實驗，更談不上是什么理性方案的落實，而是一個特定形勢下為維護秩序而采取的一套“應付方案”。在毛澤東的系列文革決策中間，上海無疑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文革前期幾個重大的決策都是依據上海的運動狀況而做出的，例如肯定工人參與文革運動的《抓革命促生產十條》（1966年12月9日發布）；1967年更為重要的一月奪權，也是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工總司為避免生產停頓而進行“接管”的經驗而做出的。這兩個重大決策雖然是依據上海的情況做出的，但都推廣用于指導全國的運動，在這里可以看到上海運動對于頂層決策影響的優先性。
工人去北京上訪事件，不是個別的現象，武漢“工人總部”去北京上訪也是11月10日動身的，與上海工總司差不多同步，而重慶工人造反軍去北京上訪更早在10月中旬，這些情況下毛澤東都沒有表態。關鍵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重慶工人的上訪并沒有遭遇到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沒有造成一種必須進行裁斷的相互斗爭的僵局，而上海在張春橋五條之后發生大規模的反對，這才使得問題上升到了必須進行最高裁斷的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上毛澤東感到有必要表明態度。以此而論，文革歷史也不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那一股力量單獨創造的，而是有著反文革力量的深度參與，是多股力量共同的合力塑造的。
在一月奪權時期，當權派對經濟主義的妥協和鼓勵，是給予個人以物質利益的方式來投機買好（武漢也有類似的表現），而策略性較差的保守派赤衛隊更公然提出“三停”——停水停電停交通，而王洪文等人卻逆著潮流而動與個人當前利益正面相撞還不懼政治上的損失，一方面反對經濟主義的收買行為，一方面開展“接管”工作擔當起生產指揮重任。有人認為，保守派提出三停符合罷工權，這是徹底錯誤的看法，結社罷工諸項權利都是針對公權力侵害而設置的公民權利，而上海赤衛隊以“三停”所要反對的恰好是造反派的結社權和批評權，赤衛隊用三停所反對的是其他人的公民權利，這是標準的權利濫用，沒有絲毫法理依據。當權派與造反派在停生產和經濟主義妖風問題上的簡單對照，導致一個非常不同的判斷：當權派搞政治投機，而造反派的頭頭們反而以冒著損害自身潛在政治利益的方式來擔當責任。對照這種具體歷史場景中間的三群人的表現，可能會以這個孤立的事件檢驗出誰在實行“臨財勿茍得、臨難勿茍免”，在深度參與文革的三大群體中間對經濟主義的不同態度，檢驗出哪一個群體“有擔當”，這樣的對照，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說“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沒有那么回事。”
在解釋文革的歷史事實方面，Y先生過多地依賴了官學機構學官們的解釋，這些人傾向于把文革說成是領導人發動、反黨集團利用的內亂，這樣的解釋符合特定時期的官方政治需要，但未必符合歷史事實。上述所列的兩件事，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結社權及其對當權派的批評權，都是與上海文革實踐有關的，在時間先后上，完全符合毛澤東所說的“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都不是事先設計的，而是現實中間的博弈或者沖突造成了特定的形勢之后，毛澤東選擇相互對立兩方中間的一方加以支持。在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間，沒有一絲一毫的某個人發動、某某人利用的事實和情節。不僅如此，實際上，文革的每一步展開或者升級，大多數情況都是反文革派率先制造出一種不利于毛澤東要支持的造反派的局勢，然后才有毛澤東的跟進和表態，如果說上海后來的文革還有特殊性的話，武漢的文革十年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硬要說文革是一個根據理想展開的實驗，這意味著要求毛澤東所支持的那一方，每一步驟都恰好吻合了理想社會的實驗要求，這就跟瞎貓次次抓到死老鼠的概率差不多了。從文革的事實看，事實在先是至關重要的事項，而不能夠根據官學的解釋把這個先后關系顛倒過來：把事實說成是根據某種理念來展開的。
二、關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很難相信毛澤東本人想要廢除官僚制，一夜之間進行組織革命引入巴黎公社的原則。在一夜之間完全創新政權和組織的形式，只可能是典型的書生之見，這種革命或者質變，對于任何一個有點行政經驗的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Y先生指出：“在文革全面展開后不久，毛澤東便直搗黃龍，在1967年1月，毛澤東竟然回到了馬克思國家理論的原點，以廢除國家來顯現其對歷史運動的徹底想象的實現。”“1967年1月的上海，發生的就是‘廢除國家’的‘革命’，而且很顯然，在毛澤東看來，1949年以后所建立的與現代社會生產組織相配合的‘科層制’及其‘資產階級法權’，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國家’。”“毛澤東對這一新型政治關系的想象就是‘五.七公社’（五.七道路），這是他對新社會組織想象的頂點了。”“‘五.七公社’是一個初步消滅三大差別的社會組織方案，工農兵學商，都要‘亦工亦農亦軍，還要批判資產階級（上層建筑）’，在這樣一種社會組織中，分工消滅了，城鄉差別通過分工的消滅也緩解了，而當所有人都去批判資產階級進入上層建筑的時候，體腦差別也將隨之消亡。”
Y先生說毛澤東直搗黃龍如何如何，應該不是毛澤東的想法，而是Y先生自己的“合理想象”。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一個證據說明毛澤東支持上海公社，已有的文獻都指出毛澤東的態度是恰好反過來的，支持革委會的方式，一開始就不同意上海公社的提法。在上海公社提出不過一個星期的時間，毛澤東就找到張姚兩人，當面指出過。Y先生倒是把軍隊介入文革和公社兩件事都提到了，但分隔開來進行分別批判，這就是說，Y先生對歷史進行分析的時候，把兩個關聯到秩序恢復的抓手，分開當做“棍子”使用揮向毛澤東，而沒有看作是特定時期恢復秩序的兩個抓手，這樣一種處理方式雖然有助于提升批判力度，但對于還原歷史場景的分析力量損害很大。
正如Y先生所看到的：“工總司內整合各大兵團，消除運動中形成的內部派系；清剿上柴聯司，以武力統一工總司之外的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失敗，上海最大的大學紅衛兵組織瓦解；此外，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有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建立秩序。”
Y先生強調1967年在上海重建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毛澤東對此的支持態度。應該說，毛澤東對于解放軍和支左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他對于重建秩序的依靠力量的想法，顯然他沒有幻想過對政權組織搞一夜革命和質變。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中間，支持“三支兩軍”與如何維護最低限度秩序所需的群眾組織力量之間的統合，其實是同一個問題應付方案的兩個側面，后來，軍隊力量和群眾組織的力量都參與新成立的革委會，并成為秩序維護力量“三結合革委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革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支持群眾的批評權，他們有大量的講話和實際表態支持各地造反派對于當權派的批判，但批判當權派并不是廢除國家機器或者官僚制的等價命題。毛澤東明確支持奪權，但對奪權有著明確的限定，支持奪運動的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并不是要求全部奪權。
Y先生又說：“‘巴黎公社’的那種清除了官僚制的自治的政治權力形式應該是毛澤東非常喜歡的，它至少很符合毛澤東對官僚制的憎恨。”這個句子中間，講出了一些事實，但是也抹殺了一些事實。如果這個句子從頭到尾都成立的話，顯然，毛澤東就是一個毫無實際行政經驗的空想家，對毛澤東的空想家界定方式，是鄧小平時代官學機構學官們著力構建的毛澤東形象，有且只有這樣一個毛澤東形象，才符合“具體否定”同時卻需要“抽象肯定”毛澤東的矛盾要求。
毛澤東確實不喜歡那種常規化的官僚制，但是毛澤東本人卻長期擔任共產黨的CEO，而且在毛澤東擔任CEO期間還很長時間是處在強敵的生存危機處境之中，因此，必須在常規化的官僚制之外尋找一種凝聚反抗力量的有效方式。文革期間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指代這一份革命時代的歷史經驗：在常規化官僚制之外如何提高組織的執行力，以此為基礎，更高地提高成員的努力水平，沒有這樣的執行力和成員的更高水平努力，就不可能在劣勢裝備下生存和壯大。
Y先生提到現代社會的官僚制，這個官僚制思想的祖師爺公認為德國人韋伯，根據學者所理解的韋伯思想，真正的管理天條是“權力先生”和“金錢小姐”的不可或缺。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卻使得韋伯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他似乎開始對理性產生了強烈的悲觀情緒，這種悲觀情緒也使得他對理性主義與社會的理性化產生了困惑與失望，這種困惑與失望使他看到，理性主義導致的整個社會官僚化、等級化、程式化、法律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理性主義發展的那三種（甚至更多）表現形式。這種困惑與失望后來也被另一位學者所繼承，馬爾庫塞異于帕森斯，反其道而行之，認為現代社會是‘最不理性’的社會形態，極大地威脅了人類本來就不多的自由，理性主義的發展，使得為了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人反而在這種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過程中成為了理性的奴隸。這種趨勢無法改變，成為了現代人的宿命，于是就產生了韋伯社會理論的著名隱喻‘理性之鐵籠’。”“韋伯的‘理性鐵籠’隱喻是西方韋伯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如同馬克思的‘異化’、盧卡奇的‘物化’或者哈貝馬斯語境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一樣，也是社會理論尤其是現代性問題研究的著名隱喻。 ”“理性鐵籠預示著現代人的命運，從‘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義解脫出來的現代人，因為失去了靈魂與心靈的依托，使得整個生活狀態處于沒有根的‘漂浮狀態’，職業的分化造就了一批‘沒有靈魂的專家’，而完全專業化、非人格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運作，使得現代人受到了‘為賺錢而賺錢’的經濟秩序的奴役，同時還受到了科層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僅成為只顧賺錢的行尸走肉，也成為組織機器中的無生命螺絲釘。Mr. Power（權力先生）與Ms.Money（金錢小姐）互為經緯，形成了現代人的理性‘鐵籠’。而與法律有關的‘理性鐵籠’，是現代法治國，即韋伯語境中的由‘形式合理性法’所支配的‘法律合理型統治’。”【馬銀劍：韋伯的“理性鐵籠”與法治困境，載《社會學家茶座》（總第24期，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韋伯是怎么想的，西方的哲人是怎么說的，老實說不太重要，畢竟他們的說法本身不太可能影響到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年代的爭論，上述引文來自清華大學的博士，而毛澤東及其爭論對象都不讀這些人的書。問題在于：這些人說的是人類設計管理、或者說只要做管理實務就必然要遇到的那些問題和困境，這就是社會科學還有科學性的原因：人類社會的有組織活動中間，可以找到的全部工具只有那么很有限的幾種，為此，任何一個人都必須在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以及如何看待任用這些工具帶來的副作用中間，進行取舍和平衡，舍此并無另外的出路。
毛澤東從不否定組織，更不否定組織的執行力和成員的努力水平提升，他要否定的是對副作用很大的權力先生和金錢小姐的過度依賴和運用。而且最開始否定對金錢小姐的運用，還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刻意地要創造一種新的制度或者管理模式。
美國的政治學教授拉斯韋爾沒有受過毛澤東的影響，他1936年的書中間分析革命者的管理困境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由于暴力行動使每一個人隨時都有面臨死亡的可能性，付給金錢報酬的作法顯得有些自相矛盾，所以要努力提高的是心理報酬而不是物質報酬。”“由于統治精英通常掌握著物資的支配權，領導群眾的反對派精英必須更多地依靠宣傳，而不是物資或暴力。群眾的潛在經濟實力或戰斗實力可以通過耐心和持久的宣傳將其集中起來。”“在實際奪得政權之前，控制物資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現在象征方面，也就是宣傳方面，而不是特指的經濟方面。”【〔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著 楊昌裕譯《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44、56頁】
可以肯定毛澤東也沒有看過拉斯韋爾的書，但他于1958年自己回顧革命時代的管理創新過程是這么說的：“根據地搞民主，無錢、無糧、無槍，孤立無援，必須依靠群眾，黨必須與人民一致，軍隊必須與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須與兵一致。要搞好這些關系，非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軍隊內廢除肉刑，不槍斃逃兵，經常教育，經常做斗爭，打一仗，新兵來，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爺態度雖有點，但民主作風還是學了一些。這是因為斗爭艱苦，時間長，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可是至今還有一部分人不贊成說服方法。”【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載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
“三灣改編”的革命性，就在于實際上就否定了兩大管理天條，這是與韋伯所看到的理性鐵籠針鋒相對的不同政見。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時候，他自己總結了三灣改編是如何冒犯了權力先生和金錢小姐這兩大管理天條的：“秋收起義的部隊于1927年10月轉戰至永新、寧岡兩縣交界的三灣村。戰斗中我觀察到這支隊伍有不聽指揮、紀律松懈、不會做群眾工作的現象。有的人還有舊軍隊的不良習氣，亂拿群眾的東西；有的人有農民意識，愛占小便宜。另外，還有官兵關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氣等問題。”“為了革除舊軍隊的不良制度和習氣，我們提出建立新型的帶兵方法。實行政治上官兵平等，進行民主建軍，成立了士兵委員會。賦予士兵委員會很高的權力，軍官要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整編前，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懸殊。整編后，改成官兵完全一致，軍官和士兵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很快使官兵的關系密切起來。”【汪東興：隨毛主席重上井岡山，載《中共黨史資料》編輯部編：《親歷重大歷史事件實錄》（第五卷），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第119-120頁】
部分地廢除了兩大管理天條之后的管理效果，Y先生可以自己去看《井岡山的斗爭》這篇文章。這可能意味著這樣一種情況：管理權力和管理手段本身就會帶來嚴重的異化，導致被管理者的不認同，結果反過來導致只能夠更加依賴權力和金錢來進行管理了。毛澤東的努力方向是，從最小化管理帶來的異化出發，去強化被管理者對于管理目標的認同，按照毛澤東自己的用詞是消除雇傭思想。換言之，從走上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開啟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管理想象力，與此同時，也開始否定一種慣常的管理想象力，也就是說，在具體的歷史經驗中間，毛澤東是用一種管理想象力去否定和替代另外一種想象力，而不是否定管理本身。
Y先生在文章中間反復論述的“只有一種寄托于官僚制的管理想象力，舍此之外無管理”，這個思路上的自我封鎖，導致這樣一種極端說法：“中共革命在任何意義上都要超越蘇俄革命，無論在其殘酷性、道德上的決絕、以及它廢止國家的決心和摧毀官僚制的實踐，它在共產主義革命的邏輯延長線上走得如此徹底，以至于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失敗的樣本真正終結了20世紀的所有革命。”
Y先生似乎只肯定這個想象力：“現代社會生產方式要求的理性化組織方式，頑強地將這個‘人民的直接統治’和‘消滅了分工和官僚制’的新型政治關系打回原點，毛澤東試圖到達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道’，在現實中找不到賴以依存的‘肉身’，這意味著中共革命的政治邏輯亦由此到達了終點，此后，除了虛妄，再沒有任何真實的共產主義革命。”這是一種絕對化的看法，不僅否定革命時代那個不得已的管理創新，同時作為虔誠的自由派人士，也不應該過度肯定管理權的壟斷化現實，這相當于干凈徹底地否定了實質民主的一切潛力，所以，對這樣的極端想象力至少要保留一份警醒和惕戒。就韋伯本人而言，他對于官僚制的看法倒不是如Y先生那樣樂觀和絕對，否則韋伯就與不理想的現實完全合流了，不會提出“理性鐵籠”一說了。
徹底否定了對于管理權力異化的局部批判和改進的可能性，不僅意味著徹底否定了中國革命實踐中間的管理學創新，把官兵一致對于管理異化的部分否定及其成效都否定掉了。實際上也無法理解毛時代單位制內部的管理現實，在三灣改編確立的官兵一致在建國后的單位制中間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保留，這與今天徹底的雇傭勞動制有著鮮明的對比。這種徹底否定，可能導致無法理解為什么許多普通民眾對毛時代的制度記憶和留戀。
對文革期間所高揚的“毛主席革命路線”，鄧小平時代沒有正面批駁，而是以轉喻或者隱喻的方式加以否定，例如說那是早已過時的“戰時共產主義”。更為學術化或者政治化的批駁，在老田的閱讀經驗里，可能有這樣幾種較有代表性的方式，1979年王小強在《未定稿》雜志發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把毛氏管理法的特點，與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和所謂的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扯在一起，還歷史性地與俄國民粹派、太平天國等扯在一起，加以類比和批判。1989年胡喬木發表講話《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左”傾錯誤》，說戰爭年代動員群眾和依靠群眾的路線，是一種難于擺脫的、禁錮干部思想的“禁錮力”。1998年胡繩發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說毛澤東思想中間有著很深的民粹主義根底。這其實都是給無節制的貴族造反找出種種說法，而且這些說法都不是從正面申述貴族造反為什么對，而是說否定理性鐵籠的毛氏管理法為什么是錯的。
Y先生的想法中間，過分注重毛本人有什么偏好（例如早期迷戀過新村主義），但對于毛本人長期的執政經驗及其所面臨的環境因素則完全漠視了，僅僅把一個人的早年偏好用來解釋后來的重大政治事件，而忽視其經驗和行政方面的長期經驗的作用。這個老田也很熟悉，好像恰好是李澤厚選擇的“救亡與啟蒙二元對立”敘述路子。
對于管理績效的想象力，壟斷全部權力同時保證權力對于管理對象的有效作用，把這個看作是提升執行力和成員努力水平的關鍵，這就勢必帶來對于權力先生和金錢小姐的過度依賴和運用。Y先生對于列寧先鋒隊思想的解釋，與上述概括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性。
毛澤東帶領失敗的秋收起義隊伍走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的時候，他所面臨的困境與上述設想恰好相反：缺乏必要的自上而下的強制能力來幫助實現紅軍內部的整合，因此，必須反過來設想：如何激發紅軍士兵的使命感和自覺性。換言之，此時此地所能夠設計的管理方案，只能夠想辦法提升自下而上的自覺努力水平，而找不到辦法來提升自上而下的強制管理干預下的努力水平。
毛澤東在革命年代對于常規官僚制的超越，并不是因為空想或者喜歡新村主義，恰好反過來，常規的管理模式的執行力，在紅軍處于武力劣勢條件下所得的執行力低于滿足生存需要的水平，所以必須創新。這個管理方面的創新，是從三灣改編開始確立的，主要的特點是官兵一致，或者按照1948年毛澤東總結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需要指出毛澤東的民主，與今天自由派的民主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毛氏民主具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管理權向被管理者開放和被管理者的參與，二是被管理者擁有對干部的批評權。
通過三灣改編確立的新型管理規則，可以稱之為毛氏管理法。老田的看法是：因為革命家們缺乏金錢和武力兩方面的優勢，所以，管理就不能夠依托這兩根拐杖來設計，毛氏管理法的主要特點就奠基于此。后來，共產黨內部的政見分歧或者路線斗爭，主要是圍繞在毛氏管理法而展開的，毛澤東臨終之前總結他最重視的黨內兩大不同政見：合作化的時候黨內就有人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
革命年代，共產黨能不能夠在鄉村建立起有執行力的基層政權，這是關鍵的關鍵，共產黨的革命成功，正是因為共產黨能夠在合法的國民黨政權也無法建立起有效政權的鄉村建立有執行力的政權，這就構成了雙方的巨大差別：國民黨作為合法政權要依靠抓壯丁補充人力，共產黨因為鄉村政權的執行力很強可以安排家庭之間的代耕，所以才能夠發動農民參軍。說到底，共產黨能夠把人力物力負擔更為均平地分擔給全體農民，而且能夠把動員人力之后給家庭生產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只有這樣，才能夠在農民不那么反感的情況下提取農民的人力物力支持戰爭和革命的。根據地建設的主要依托就在于此，而鄉村政權的執行力還必須搭配低成本，這其實就是毛氏管理法及其干部選拔和所依據的管理規則的具體運用，沒有毛氏管理法就沒有鄉村政權的低成本和高執行力，沒有有執行力的鄉村政權，所謂“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建國后的合作化爭論，毛澤東提出相信群眾相信黨，其實不過是把革命年代鄉村政權建設經驗再激活并在新的形勢下繼續運用而已。在鄉村政權建設中間，干部壟斷權力和運用經濟手段進行管理，都是行不通的。為了低成本條件下的執行力，農民某種程度的自覺自愿支持是首要因素，而各種強制因素能夠取得的效果有限（這是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武力和經濟劣勢所決定的），因此，各種想要強化干部權力及其對農民的控制作用的想象力都是難于取得良好效果的。不依靠強制手段，傾力追求民眾的認同和自覺成為第一位的著眼點，與控制權力最大化的管理想象力相反，毛澤東把相關管理手段和各種強化權力的手段都歸結為資產階級法權，號稱要逐步地消滅之。在管理想象力方面，最小化資產階級法權是毛澤東的一貫思路，很多重要講話和文章，都與這個核心命題有著內在的一致性，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要求用說服不用壓服，1958年從反面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歸結起來，還是要維護井岡山時期就已經成型的毛氏管理法：要求最小化權力先生和金錢小姐對于管理實務的參乎。
Y先生說：“列寧主義的黨內斗爭，從來就是對敵斗爭的一個最為重要的部分，保障布爾什維克黨的純潔性，歷來是先于外部斗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前提。列寧主義的黨人政治，對于權力的理解，對于政治本質的理解，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輸于馬基雅維利一脈。在這個意義上，權謀、恐怖、無情、制敵于死地，等等，在這個政治系統中乃是在本質上絕對正當的核心內容。”這個說法中間，有疑問的是：互為政敵的雙方，除了私人權力和利害沖突之外，其爭論是否包含真正的不同政見或者不同的利益和制度偏好表述。如果完全否定后者，那就等于在分析之先直接設定了不存在正當的路線爭論。
文革結束后，把當權派對于群眾批評權的系列鎮壓，說成是革命本身，說那就是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思想的結果，這是把太子黨當年的說法當真了——太子黨紅衛兵當年說自己出手打人殺人就是代表革命、而他們的革命代表性來自于血統遺傳“自來紅”保證一樣，做學術和歷史分析，至少要跟太子黨的自來紅思想保持一點點自覺的距離。
對于蘇聯黨內斗爭的問題，老田缺乏了解無法進行評論，但是對于毛時代共產黨內部的路線斗爭，老田認為針對歷史事實和后來的社會演變來進行對照檢驗，確實存在著不同的制度偏好和路線分歧。在老田看來，中共在三灣改編開始，所執行的管理方法就損害了官員們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在共產黨官場中間長期存在著貴族造反的勢能。這一貴族造反勢能得到釋放的方法，其第一步要求一定是指向恢復常規的管理方法：由官員壟斷管理權和經濟利益分配權，并保證其對被管理者的有效作用。批評“大鍋飯養懶漢”其真實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常規管理法，而常規管理法相比較毛氏管理法，對于官員群體而言隱含著“權益增量”。常規管理法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方案中間，相比較“三灣改編”確立的官兵一致，干部群體有著可觀的權力利益增量，這個對于官員具有誘惑力的權益增量，根據共產黨內部政見分歧的歷史事實姑且命名為“鄧記權益增量”。
路線斗爭和必須作為依靠力量的群眾批評權，在毛澤東那里是公開的而且是一貫的。共產黨當權派對于群眾批評權的抵制態度，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解放前是有節制的貴族造反，在解放后則是無節制的貴族造反。有節制的貴族造反被延安整風時期界定了“黨風、學風和文風問題”這樣一種人民內部矛盾表現形式，而建國后無節制的貴族造反長期得不到抑制，以至于不得不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陰暗面”——這其實就文革了，文革被徹底鎮壓之后，貴族造反則一條路走到黑——直到在中國全面徹底恢復極壞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點已經為近三十年的社會演變所證實。
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關于走資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系列判斷，都是基于政治掛帥的視野，而不是關于所有制變革這樣的經濟視野；相比較黨內不同政見者如鄧小平，其認識和觀察社會變革的有效性，都更好地得到了歷史檢驗。如同鄧小平后來做的那樣，無節制地擴大管理權并讓干部徹底壟斷起來，增強管理權對于民眾的脅迫作用，這就能夠帶來勞動者努力水平的提高和企業效益的好轉嗎？沒有，國企改革自1985年全面開始，十年后的1996-1997年連續兩年國企盈利企業總盈利小于虧損企業總虧損，這有力地證明了：干部壟斷權力就能夠強迫群眾多干活的想象力，是徹頭徹尾的謬說和謬想。
正是從管理權是否由干部壟斷這一點出發，1975年姚文元文章就準確地預測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三步走戰略：先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第二步是化公為私、第三步是建設一個標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初受于光遠領導批判姚文元的馮蘭瑞的回憶文章中間，準確地肯定了姚文元敘述的歷史預見性，正是從馮蘭瑞等人的文章告訴人們：姚文元拿著毛澤東的分析工具，做出來的預測真的是很準確，并且其準確性還是由姚文元的論敵馮蘭瑞自己的現身說法來加以證實的。
老田倒是愿意接受這樣的事實：以群眾的批評權作為路線斗爭的方法和依靠力量，都不見得完善與合理，但這不影響“路線斗爭范式”背后那種觀察社會矛盾和階層利益擴張的方式方法的有效性，后者應該說是得到了三十多年來社會歷史檢驗的真理性認識，這一點恐怕無法否定。當然，每個人所持的制度偏好不同，一個人可以認定資本主義就是好，一個人也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好，但不同的政治態度存在，絲毫不妨礙我們用歷史經驗去檢驗作為學術判斷的復辟理論及其觀察方法。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稿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文字修訂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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