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個樣子——老共產黨組織的執行力到底是從哪里來的
老田
這篇文章專門討論一個右派學者，對共產黨革命的“善意”想象力。劉海波從頭腦里憑空生成一個的延安體系與先進性團體，還拿這個去解釋中國革命的成功，這很有點想當然。當然，有這么一點想當然，比那些傻右還是有那么一點進步性和開明程度的。記得李北方說過，劉海波是個好右派，所以，值得花點功夫，來與之認真對話。
本文選擇較低的概念層次來呈現觀點分歧，把基礎性的社會背景和政權組織的執行力之間的關系突出出來，以較為貼近事實的層次展開對話，可以方便地進入材料質證和觀點對照過程。另外，劉海波樂意通過事物成敗——例如文革的失敗和不受精英階層歡迎，來論證過程和設計思路正當性與否的思路，本身是一種保守派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老田不能同意，但不與他就此展開爭論，這樣的辯論不太可能產生效果，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間，就左右翼方法論分歧進行了深入的解析——為什么右翼或者保守派喜歡整體化的方法論而左翼往往采取要素分解和結構解析的方法。雙方在這一方法論方面的分歧，由來已久且從未解決，所以這個方面的分歧雖然重要，但不適合選作對話主題。
一
晏陽初說中國的農民是“愚窮弱私”，共產黨和紅軍就是從這個愚窮弱私的群體中間來的，從干部都戰士都是，毫無例外。如果劉海波打算說這些人受過先進思想教育之后，就發生了質變和提高的話，請先去與費孝通辯論一番再說話。當年費對晏陽初的努力極度蔑視和鄙視，把他的改良努力蔑稱為“文字下鄉”并認定他們不可能把農民從“禮俗社會”的合格成員通過學習提高為“法理社會”的成員，認定晏陽初從認識到實踐都是胡搞，并且沒有一分一毫的成功可能性。也就是說，費孝通把人與社會環境的相互適應進行了肯定性分析之后，就徹底駁倒了想要通過思想認識進步去造就新世界的可能性了。
當然，人在短時間內就發生大的改變，這種狀況我們不陌生，但這種改變不合適與思想或者學習過程進行因果鏈接。毛澤東就說過——“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這是因為在紅軍內部新的政治經濟關系徹底改變了人的處境，人與新的政治經濟關系相互適應之后，就發生了巨變。這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紅軍之所以成為熔爐能夠鍛造新人，就是因為“三灣改編”之后，在紅軍連隊內部創造了新的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思想上的平等，變革了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點，古代儒家也有類似的認識：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如果把這個理解為教育說服或者示范，那就淺薄了，應該看做以政治關系重建社會關系然后才導致“民翼然而從之”。
劉海波的看問題方式，拿延安體系和先進性團體的關鍵詞來解釋革命，充滿了那種輕飄飄的“理念人”的高傲，似乎一切真理和可能性無不自足于某種精英階層的主張或者思想里，理念人的理念就是決定世界的東西，然后拿這個去解釋一切。這個恰好不能夠解釋革命，尤其是不能夠解釋共產黨的革命，革命說到底是來自于底層民眾的認識和經驗、贊成和反對，這些內容絕大多數沒有在精英們那里得到認可，更不要得到歸納和理論化了。所以，毛澤東在革命一開始就與他的豬隊友們陷入了論戰：革命的可能性如何認識和歸納，是從某個書本中間來，還是深入民眾中間去調查研究得來，毛澤東強調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動不動說“拿本本來”之所以是錯誤的，因為事關革命的那各種至關重要的東西，都沒有寫入書本。至今依然如此，甚至曾經一度寫入過書本的準確內容，近幾十年來又被人刪除了。
二
對照非左學者的認識，可以更好地與小幼右進行對話。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了1928-1942年國民黨在華北的建立政權組織失敗的經驗，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贏利型經紀”“政權內卷化”等關鍵概念，得到非左的主流學界的高度認可。但主流學界對此一狀況不能夠進行準確解釋。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權威的革命專家，毛澤東觀察湖南農民運動之后指出：把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把貧農的權力長上來，一切權力歸農會。這個就是典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就是終結舊統治階級的優勢地位并奪權。新民主主義原本就是一個政治概念，其準確內涵是：下層階級奪了上層階級的權力之后，才形成了“新”。
劉海波是學法律專業的專家，專家們熟知的問題并不見得就是真知，至少不會應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是法學領域的一對重要概念，毛澤東好像不熟悉但是通曉各自的特點并善于運用，并通過革命運動造就一個化私為公的過程，這個化私為公的過程通常要通過開展有組織的斗爭并奪權才得以實現。革命革命，不是說說而已，那是真個要了地主富農階級的老命的——其財富乃至于權力和無形的社會影響力都在剝奪之列，奪完權之后就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了——權力不在舊統治階級手里了。很多專家教授能夠把公私領域講得頭頭是道，但是不明了內在的轉化機制及其革命性的內在作用。
毛澤東支持組織農民展開批斗會這樣的方式，去對付舊統治階級成員，這個批斗會的后果就是：化從前的私人領域為公共領域，并通過批判會這樣的宣傳方式來在新干部和群眾中間確立新的禁條：什么是對的、什么是不容許的。
然后，就可以對照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成功了。對于國民黨來說，他們因襲了“皇權不下縣”那個古老的公私分界線，縣以下是所謂的鄉紳自治，實質上的鄉紳自治，就是按照私人領域規則運作的強勢群體在起引領作用，當然也會有一些公共性的目標得以實現，而國民黨的建政原理是以公權力去支持私人領域的強化過程，并選擇與縣以下私人領域中間的強人合作，不進行政權建設過程就獲得一定的執行力，據以實現政府的公共目標，結果是鄉紳們的發財大計擠出了政權建設目標，后果是贏利型經紀大行其道并淘汰了保護型經紀，劣紳淘汰了良紳。綜合后果是，國民黨依賴的那一批人，從農民手上要的多，但是政府財政所得少，他們以國民黨政府的名義得罪了農民，同時政府卻什么也沒有撈到，相當于是以公權力支持了壞鄉紳的發財私欲。國民黨基層政權組織的特點，是其運作成本(含鄉紳們的發財目標)大大高于農民的最高負擔能力。
共產黨在華北放棄了分田分地，但是堅決不放棄斗地主和組織農民，這兩條一結合，結果就是在私人領域中間確立和推行公共領域的信條。斗爭會永遠都是需要的，這個模式相當于是以很大的力度在鄉村社會里，在各種權威賴以寄托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中間，再造新的信條和禁條，打壓舊時代各種以私人領域規則體系實現個人發家致富目標的影響力模式，再分配社區內部的影響力。按照革命家們曾經的用語，是要終結歸屬舊統治階級的階級權力樣式。斗爭會的第一目標和功能，就是清除存在于“權力的文化網絡”中間的社會性障礙，然后才談得上建設新的權威并以新的方式起作用。
相比國民黨的失敗，共產黨是以組織農民并通過斗爭會的模式，化從前的私人領域為公共領域，終結私權力來給公權力開路。因此，國民黨雖然是合法政權，但是獲得農民人力物力支持的方式反而像是土匪——諸如抓壯丁、拉夫子。共產黨能夠在村一級建立低成本的有執行力的政權組織，實現動員參軍和有序地征收公糧，無他奧秘，因為終結了千百年來以所謂的鄉紳自治外觀掩蔽下的私人領域和私權力規則，建設了真正的公權力信條，實現了低成本政權組織的高執行力。政權組織的低成本與否，實質上就是基層組織的干部的個人發財愿望在何種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共產黨能夠抑制這個——華北根據地通常是中農家庭成員被村民選為干部、因為這些人家里勞動力多負擔得起承擔公務而引發的誤工損失。
三
在江西的時候，毛澤東通過《興國調查》發現，地主富農的權力倒了之后 ，鄉村中間是中農家庭承接了這個好處，中農家庭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為此前沒有“話事權”現在有了，被書本認定最革命的雇農，農民反而不選他出來辦事——因為這些人“不會話事”。后來在華北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建設方面，普通農民可能是出于“機會主義”動機選舉了中農當干部，但是，客觀的后果是：現在是以社會影響力或者榮譽做為基層干部承擔公務的最有效激勵——相當于只給出一種“心理報酬”。對照從前，是地主富農家庭享有無形權力——社會影響力或者聲譽，但只用于經營私人領域的權勢并服務于個人發財目標，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批斗會羞辱了他們，以這個方式來奪回無形的權力，授予給愿意服務于公務目標需要的人群，在這個基礎上重建了低成本政權組織。劉海波可能會討厭革命時代的斗爭會，認為那嚴重侵犯人格權，不過老田至今想象不出來，除了這個模式之外，還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同樣的化私為公的目標。
奪回無形權力幫助建設低成本政權組織，沒有什么先進性團體可言，而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關系和權力關系的再造。農民相對窮困，人均最高負擔能力極低，如果單位收稅成本過高，那就構成了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內卷化”困境，而共產黨能夠有效地得到農民的物力資源支持，核心在于基層政權組織運動的低成本和高執行力。沒有什么先天的先進性團體在起作用，共產黨的全部工作基礎都是“舊邦新造”——在古舊的基礎上開辟出新道路來，各種新道路的運作要素原本就是舊邦內部的存在——不過從前不起主要作用罷了。毛澤東的革命戰略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三句話許多人耳熟能詳，但是弱勢的紅軍和后來的八路軍如何在農村站得住腳，則是最最核心和首要問題，低成本高執行力的農村基層政權是最關鍵的環節，有個這個就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農民的人力物力支持。
共產黨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徹頭徹尾的階級斗爭，終結舊統治階級的優勢地位之外，連他們原先認定的“天理”都不對了，奪權極其的徹底。同時，建設新的公權力和規則，能夠在廣大農村人口中間，公平而平等地分配戰爭的人力物力負擔。八路軍在華北的兩大政策就是：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富人多交稅)。通過組織農民的斗爭會，還在這個過程中間建立起與大多數農民的相互認同和支持關系，淘汰掉私人發財目標第一的舊統治階級并打壓其聲望，這對于低成本實現政權組織目標也是極為有利的。對于壯勞力離家參軍或專職工作的，則能夠通過村一級政權組織在不同家庭之間進行人力物力調配安排“代耕”，把個體離家后對家庭農業的損害也最小化了，使得共產黨的人力征發所附帶的生產損害后果最小化了——使得這一負擔不那么難于承受。
那么，共產黨的鄉村改造是憑空設計的嗎?不是這樣的，在鄉村乃至于一個家庭內部，兩種傾向其實都見得到，毛澤東曾經回憶說自己的父親死后，村里去送喪的人很少，他母親喪事參加的人就很多。這恰好是鄉村社會中間兩種不同的人格類型，毛父是典型的舊統治階級傳統信徒和實踐者，毛母則反過來恰好是響應鄉村社會公共服務精神的代表，這兩種人在鄉村社會都有很多追隨者，毛澤東和共產黨恰好是要打壓前者，提攜和支持后者;這兩個努力方向在鄉村社會都能夠得到人們支持，當后者得到人們支持的更多一些時，那就是共產黨的成功道路了，前一個傾向大行其道就是國民黨的內卷化了。所以，共產黨是把農民組織起來并通過適當的方式加以激發，使得鄉村社會的傳統中間，最符合需要的那部分得到了加強，就這樣，共產黨走出了內卷化困局并確立了新規則——創造了一個看起來讓人耳目一新的社會。
四
至于革命隊伍內部的領導和被領導關系之間，對三灣改編各項原則的背離則是經常性的沖動，為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開展整風，確保干部不至于過度走向與下級和戰士對立的程度。延安整風實質上也是一種透過批評壓力，促進領導層公共性水平的運動，有關這個方面的內容，參見老田《毛氏現代化的輪廓》一文有關內容。
總之，在革命隊伍內部也不存在所謂的先進性趨勢，而是恰好相反，因為三灣改編確立的權力和利益再分配極不利于干部群體，在戰士那里獲得支持和認同的同一個規則，在官員們那里收獲的是反對和背棄的長期趨勢，這其實就是政治的辯證法。三灣改編的各項內容，引發了具有各種“當然貴族”心態的官員們的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背棄，毛澤東由此強調要開展各種公共性追問來確保領導層的公共性不低于某個門檻水平，這些關于公共性追問的思考就成為了毛澤東關于路線斗爭思想的基礎。換言之，革命隊伍內部之所以需要路線斗爭，就是因為領導層的公共性水平存在著向門檻水平線以下移動的長期趨勢。建國前領導層的當然貴族心態尚低，各種低烈度的整風帶來的公共性追問效果尚可，建國之后官員們的當然貴族心態大大滴提升了一個水準，一切整風方式都無法保證公共性的門檻水平要求，這是誘發文革大民主決策——“發動群眾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陰暗面”——的原因所在。
如果說革命年代共產黨的成功，是通過革命的新民主主義手段，在舊有的私人領域中間建設公共領域并推行公權力規則的話。反過來，革命后的政權在公權力領域中間，擴張私人領域的地盤，則是共產黨內部依據舊統治階級經驗重建舊社會的主要不同政見，毛澤東的全部對立面都是這個主張的實踐者，這一點業已為歷史演化的經驗所證明。這個方面共產黨內部的不同政見集中在：把管理權無條件授予干部，讓干部有了更大地操控下級和勞動者的權力，希望借此逼迫工人多干活以提升企業效益和國力，改革設計的主要特點就是“放權給干部、讓利給干部”。這個不同政見，與革命時代的準確針對性是：反對“三灣改編”確立的各項政治經濟措施，這是從完全相反的方向去想象效率的提升。
國企改革的最后后果，是干部們私有化了國企產權，雇傭化了工人階級，然后開始反對共產黨政權的稅收負擔乃至反對共產黨執政地位本身。這相當于是從“放權讓利給干部”開始，再造了一個鄉紳那樣的中間層，這個中間層只服務于私人財富積累目標，與民眾的需要和政權建設的公共性要求都截然對立。這一份經驗，恰好與共產黨在農村根據地革命的經驗可以對照起來看，都具有極為深刻的認識論價值。這一次是化公共領域為私人領域，也恰好是以拉高執行成本并以犧牲公共效率為代價的，階級權力的再造過程恰好是公權力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無限下降的過程，與革命時代階級權力的削減過程完全一致，只是方向相反罷了。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主張和實踐，都圍繞著對公權力領域各種私人化趨勢和表現的批判，當然，人不能夠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歷史永遠都不可能舊地重演。文革期間的群眾組織的批判性，針對的是明示的公權力領域的私人化趨勢——壞干部與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重建私人領域的努力，這一“可批評性”奠基于公權力的公共性要求和標準，同時，文革的對立面很強大原因也在于：毛時代公權力領域的私人化過程才剛剛起步，許多民眾懷有樸素的感恩思想——舊社會工頭壞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現在這些干部雖然有點私心，但總體上感謝都感謝不贏怎么能夠大加批判呢?因此，文革的群眾性批判在民間就具有強大的對立面，這也符合社會分化的規律——當時的社會分化程度很淺，遠未逼近民眾忍耐的上限，這也決定了當權派擁有一個強大的反文革的策略空間——能夠就自身的威望在群眾中間組織起強大的保守派去壓制造反派，使得這個批判難于收到效果。
歸納一下，革命永遠是事關最底層民眾能夠感受到的權力關系變革，過于私人化的權力擴張往往在家庭成員中間就會產生反對派——這是舊中國農村的狀況，因此，這樣一種革命易于成功。革命后社會對民眾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提掖，帶來了政治保守化的后果，許多民眾對于輕微的權力私人化趨勢熟視無睹或者缺乏批判性，這導致權力私人化過程在民間就得到了巨大的消極支持，結果是明顯的——當權派和知識精英合伙一忽悠，復辟近乎毫無代價——沒有任何像樣的民眾反抗下——完成了，等到民眾徹底覺醒——例如下崗分流時期——想要通過上訪來反抗之時，就已經來不及了——人家說法院不容許受理依據政策進行改革的權益受損案件，這個時期工人階級想要通過捍衛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來捍衛自身權益已經于法無據了。
假如你真的理解了革命，你就能夠真的理解文革，還能夠順帶地準確解釋改革的路徑選擇。你理解了這三者，就知道世界上為什么是政治掛帥，而不是經濟決定論了，就能夠準確地理解社會轉型奧秘甚至像毛澤東那樣：事先準確地預言制度復辟乃至于復辟動力為何了。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尤其如此，沒有人民的充分政治化和力量，及其對于各種反社會主義趨勢的批判性的有效干預，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這已經為歷史演變所證明。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老田按：劉海波關于延安體系和先進性團體的最集中闡述，參見其文章：“延安體系”淺論 ，網址，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13/12/310534.html】
附錄：在后續的微信對話中間，劉海波強調中共“高度組織性高度自主性的政治社團”，是一個“超階級的結構”，這恰好只是一個概念選擇問題。共產黨人自己選擇是用階級分析概念來表達的，共產黨人認定自己容許多數人利益反對少數人利益的階級團體。劉海波的選擇是堅決拒絕階級分析話語，這個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借用超階級的概念例如奧爾森的“狹隘利益”和“涵蓋利益”的概念，可以另建一套有關公共性水平的話語，這樣，國民黨政權依賴的鄉紳群體是“公共性水平最低”的群體，共產黨依賴不支薪的中農當干部顯著地提高了基層政權的公共性水平。共產黨人準確地認識到這是階級斗爭的結果——斗垮了舊統治階級的有形和無形權力之后才有了中農的話事權，劉海波對此沒有表達他的看法——似乎不支薪的中農干部能夠與舊統治階級權力并存似的，這就涉及較高公共性水平的權力如何產生和起作用的條件問題，共產黨人的看法包括兩個方面“除舊布新”——通過打低才就高的;劉海波只強調高度組織性和自主性還有就是超階級結構，似乎只有一個技術性的觀察維度，而是這個觀察維度還完全是新的——與社會學界關于官僚制的研究積累沒有任何關系，在劉海波的這個強調中間看不出公共性賴以提升的各項必備條件。
共產黨人自稱代表無產階級或者體系工人階級的領導，還把這樣一種自信與階級概念掛鉤，至少比劉海波選擇的組織性和自主性乃至于超階級結構這樣的概念更為明晰，為什么共產黨人自信“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十個沒有”，這當然是與掌權者滿意的不同服務價格有關的——與舊統治階級相聯系的掌權者不接受低價格條件下的高水平服務，而與剝削階級不一致的掌權者接受低價格的高水平服務努力，這當然是一種極高公共性水平的自詡——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就其社會制度存在的結構位置和狀況看，都是追求先富先貴的，這樣的人身觀和職業生涯定位都是其公共性水平難于提升的結構性障礙。在階級性與公共性之間，有一個符合實際的正相關關系，這正是階級概念的所指和能指所在。
一切階級斗爭最后都要表現為政治斗爭，表現為權力體系的服務水平和社會動員能力對比，階級概念的有效性，也在于此。從過去的經驗看，階級分析很容易被庸俗化為家庭出身，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歧義，公共性概念在這個方面倒是具有明晰性。
在共產黨政權組織內部，常見的公共性問題還在于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結合，這實際上意味著較低的個體工具化改造水平，無所謂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這個方面是充分資本化統治的社會中間，個體工具化自覺高于傳統社會——個體更多滴服從于組織和團隊需要，體現的是個體與組織之間的關系：是個人服從于組織需要還是反過來?
概念選擇可以和寬泛，問題是各種概念選擇都需要面對事實，概念與事實過程的吻合程度高，才能夠讓概念或者理論具備對話工具的職能——賦予概念真正的“所指”與“能指”。劉海波在這個方面，似乎不是拒絕共產黨人自己的解釋和概念體系，而是拒絕概念與事實的對應性本身。僅僅從組織性本身出發，什么問題都說明不了也保證不了，羅伯特·米歇爾斯名著《寡頭統治鐵律》一書，分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官狀況，深刻地指出：“正是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于選民、受委托者對于委托者、代表對于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中譯本P351)，原書1911年出版至今無人能夠反駁，這揭示了組織和權力帶來的社會分化——掌權的官員們就有了背棄公共性要求本身的內在的社會學邏輯。劉海波對于法西斯黨的行為能力的看法，恰好與這個米歇爾斯高度一致，這個人后來退出社民黨去意大利投靠了墨索里尼。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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