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分期探討：文革到底是兩年還是十年?
老田
出差剛剛回來，在車上看到群里討論文革分期問題，現簡單回應一下。
一、文革的內在矛盾沖突及其矛盾的兩個方面
到底是兩年文革，還是十年文革，表面上看是事實認定方面的差異，實質是方法論差異。毛主席認為文革是階級斗爭，即便是不承認階級斗爭，后退到承認文革是一場政治博弈，那么，文革的分期和內在矛盾演化，也都需要觀察博弈雙方面的情況——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來加以考察。
如果文革只有文革派或者造反派群眾活動，在這個視野里就可以定義兩年文革;如果文革分析納入反文革派的活動來全面觀察，顯然，反文革派的主要活動就是清算造反派的，那么，造反派挨整的系列遭遇，需要無條件地納入分析視野，這就會導致文革分期延長到十年甚或更長。
如果按照毛主席的矛盾論或者階級斗爭說，則文革分析需要納入矛盾和沖突雙方的活動狀況觀察，這樣，兩年文革說就罩不住反文革派別最重大的幾個博弈策略。
如果按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來定義事物的話，文革首先是反文革派別的強勢及其對群眾的反復鎮壓，這就變成了文革需要優先加以關注的事項，因此，兩年文革論就不能夠成立了——兩年文革論舍棄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表現。因此，把文革的描述和觀察重點“挪移到”對準反文革派別的力量及其策略分析，能夠較為精確地揭示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異化狀況，及其矛盾對立面——造反派是如何被“逼上梁山”而造就出來的。
說到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占據著主導地位，他們決定了矛盾和沖突的展開方式，博弈的方法或者選擇集，而文革派的力量，反而是被主導方面從無到有造就出來的。而被造就的文革派別的力量集結方式，及其“學徒工水平”對力量的不成熟運用方式，也會是文革史分析的重要線索，但是文革派的力量總是居于弱勢和反復被鎮壓的地位上——是矛盾次要方面，其策略選擇和應對方式，不能不具有被動應付式的特征。按照當時的說法，新生事物在開始階段總是很弱小和毛糙的，但是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生命力體現為對公有制政治異化的批判，各種新生事物的出現和普及。
這樣一來，整個的文革政治博弈過程就變得很詭異了：反文革派別成了主導方面，而文革派別由于其力量對比的弱勢反而處于次要和從屬地位了。應該說，這個判斷是符合事實的，從頭到尾，文革派都是沒有主導權的。
二、文革諸矛盾和沖突的具體展開
文革分期的爭論，表面上爭論的是群眾運動及其對當權派的批判現象，在兩年文革說的背后，實際上也有如當權派處理文革史一樣的邏輯：對是否承認矛盾沖突和斗爭的內生性，持有不明確態度，客觀上否定了文革運動的主要方面——當權派+保守派的強勢性——及其作為矛盾主要方面對于事物演化規則的規定性，具有漠視矛盾論的片面性和不足。
從經驗上看，文革中間呈現的矛盾沖突線索，有如下幾條：
一是造反派與當權派的沖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二月逆流時期最為集中)，這是貫穿整個文革時期的矛盾線索。反文革派別對造反派批評當權派的報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文革初期的習慣性鎮壓，二月逆流時期和兩清一批時期的報復性鎮壓，經過兩輪鎮壓之后，全部造反派頭頭和骨干掃地以盡，打出了1000多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多么大的仇都報完了，此后的鎮壓進入第三階段投機性鎮壓，鄧小平的治理整頓和“揭批查運動”、“清理三種人”都屬于反文革派別追求投機利益增量的投機性鎮壓階段。所以，文革如果從主要方面的表現和選擇集看，要算到“清查三種人”結束時期為止。在一定程度上，官方文革史的定性和寫作也是在虛擬思想領域對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進行價值再分配的活動，也屬于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勝利者在那里給歷史進行反事實的定調子。
二是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沖突，這一矛盾從屬于造反派與當權派的沖突，保守派往往是作為當權派的打手而出現并與造反派進行尖銳對立的。文革期間毛主席和周總理在臺上，反文革派別中間的當權派無法援引國家機器的力量，簡易地驅逐造反派的力量，不得不屈尊降貴去組織群眾的力量來體現自身的意志，這是文革很長一段時間體現為“群眾斗群眾”的外觀，這個終結于1977年年底胡耀邦出任兩案領導小組組長之時。
三是造反派內部新老造反派的分歧、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對恃，這個矛盾部分地與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歧重合，部分地是由于不能夠恰當地處理雙方的分歧和競爭關系導致的惡果。
四是當權派內部的沖突和權力再分配，較為集中地反映在軍頭與黨政干部之間的沖突，還穿插著權力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的沖突，還有黨內歷史上各個山頭之間的沖突，基本上只涉及到權力再分配而較少涉及路線分歧。官場的權力在分配過程在不停滴進行著，每到一個歷史轉折關頭，往往是重新分配權力的良機，1977年陳丕顯到湖北主政之后，把原先主政湖北的高干除了留用韓寧夫之外，其余全部驅逐，前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調國家計委副主任，省委書記趙修任吉林省副省長，省委書記姜一調陜西省副省長，省委書記兼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王克文任山西省副省長，整個省委班子連鍋端了，都換上陳丕顯的人。
官方文革史對這些矛盾的處置方式，采取一種徹底的取消主義策略，把所有矛盾和沖突都歸結為壞人忽悠的、或者壞人出于野心的爭權奪利帶來的不必要傷害，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內涵為零。因為否定了一切矛盾和沖突，所以，官方就把文革定義為一個人發動幾個人利用的內亂。
三、文革所揭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復辟力量
兩年文革說，大概還不至于否定官民沖突，而是特殊化處理了這一沖突，似乎這一沖突僅僅存在于群眾運動高漲時期，群眾運動高潮停止之后矛盾雙方的沖突如何演化，對立著的雙方還是否存在都處在未定之天，看起來似乎若有若無了。
如果把反文革派派別的表現突出出來，則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前后一貫的實質性內容：當權派通過保守派之手打擊批評意見，擴張權力的私人濫用空間，逐步地封閉公共領域并漸進地引入和擴大私人領域的覆蓋范圍，在底層直接的管理層級上最終實現了化公共領域為私人領域的目標，根本性地再造了經濟基礎。這樣來看問題的話，不僅文革的矛盾和沖突具有一貫性，而且文革本身的矛盾演化直接規定了改開搞的出口和選擇集。
中國社會轉型過程，或者和平演變的基本力量，確實是發動的兩個基本文獻曾經準確地預言到了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聯手。反文革派別的政治聯盟中間，保守派在中途被替換掉了，時間大約是在1977年底。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第一階段對造反派的終極鎮壓依然還是由當權派扶持保守派搞的“群眾專政”，這年底成了中央兩案領導小組胡耀邦當組長，此后就由公檢法和新成立的紀委接管了鎮壓事務，保守派靠邊了同時也從政治場域中間被驅逐出去了。鄧小平說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意味著新的政治聯盟的組建——權力精英聯手知識精英，拿知識精英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水平來論證新的政治聯盟的合法性，是一個新的意識形態方法選擇。
與這一化公為私的持續一貫的進程相一致，經由上層建筑領域的變化，帶來意識形態領域的轉型，并最終實現了經濟基礎和所有制的根本性變化。這恰好是《五一六通知》所說的黨閥與學閥聯手的“復辟事業”經營模式，按照《十六條》的措辭則是走資派與反動學術權威的聯手。
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最為不同的政治演化特征是：精英階層不愿意走社，但愿意走資，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精英階層業已獲得了最大權力和利益份額，由此其具有較高程度的滿意度從而精英階層具有穩固制度的政治態勢。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迫切需要群眾的覺悟和有組織力量對精英階層的高復辟勢能進行抵消和牽制。而且，由于精英階層擁有的權力增量變化趨勢所及，資本主義不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導致精英階層權益份額大幅度減少并引致其竭力反對，反過來，社會主義卻有很大可能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這是精英階層權益大增的演化路徑必定得到其大力支持，這樣的復辟態勢的遏制端視民眾的覺悟及其足額力量的成長。
不同的社會制度賦予精英階層不同的權益份額，這導致不同的精英階層“革命勢能”，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精英們的自由是與精英階層原本就是制度最大受益者的地位相關的，在此制度下精英階層本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資本主義條件下精英階層革命勢能是最小化的，少數脫軌分子翻不起大的浪花，在政治上精英階層就是可以信賴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激活普通民眾的覺悟和組織通道，精英階層的革命勢能在最大化的也是不可以信托的，社會主義制度天然要限制精英階層各種追求權益增量改革的“自由”。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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