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峰：對土改算舊賬、造假賬，《軟埋》為誰招魂?

　　張永峰：對土改算舊賬、造假賬，《軟埋》為誰招魂?

　　作者：張永峰

　　人民食物主權編者按：

　　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一出爐就受到主流媒體的好評如潮，卻也激起了一些激烈的討論與批評。方方通過《軟埋》在算一筆舊賬，也是一筆翻天覆地的大賬：“現今，很多人在談中國鄉村成為空村的問題，談鄉村道德、文化缺失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呈現，都離不開當年的土改運動。而這個后果的嚴重性，是當年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者張永峰在他的這篇文章中深入《軟埋》的文本肌理，將該小說對中國土改運動自相矛盾、邏輯混亂、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描述一一揭示出來。

　　當前中國農村發展面臨著兩條道路的抉擇，是走私有化、資本化的農業道路，還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走合作化的道路?《軟埋》的出現正當其時。它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的大義，貶低廣大勞動者的形象，為土地私有制招魂。我們發現這部被一些媒體繡成花的作品，其內核不過就是一坨早就爛了的朽物。

　　作者張永峰為文學博士，德州學院副教授，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

　　現任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寫了一部把新中國成立前后土改運動妖魔化的長篇小說《軟埋》，發表于《人民文學》2016年第2期。此小說一經發表，就博得眾多主流媒體和評論者的一片贊揚和吹捧。看來，否定土改運動已經成為一種潮流。眾所周知，實行土地革命、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發展的基礎。人民共和國走到今天，這種潮流大行其道，再怎樣見怪不怪，都不禁讓人猛醒和深思。

　　或許正是出于一種做賊心虛的心理，發表此小說的該期《人民文學》卷首語中，編者寫了這樣一段詭辯之辭:

　　如果偏偏有人要從算舊賬的角度來解讀,那么應該提醒的是,長篇小說《軟埋》的省思、追憶和尋訪,無不基于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說這是詭辯之辭，是因為所謂《軟埋》中的“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與“算舊賬”不僅絕無矛盾，而且相得益彰。前者正是把土改運動妖魔化和“算舊賬”的憑借和手段。方方正是通過表現和渲染土改真相這個“魔鬼”在“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中如何現身，才將土改運動妖魔化的。“魔鬼”正是方方描寫丁子桃“軟埋”的土改記憶時反復使用的代名詞。

　　因此，方方這部得意之作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控訴和清算土改運動。圍繞這個中心，小說設置了兩條線索：第一條是讓土改運動幸存者丁子桃失憶，讓她墮入潛意識的“黑暗深淵”，逐層攀爬土改記憶的“十八層地獄”，以便把“軟埋”到潛意識深處的恐怖至極的土改滅門慘劇講述出來。這條線索不僅是“算舊賬”，更是造假賬。另一條線索是丁子桃孝順的兒子青林在今世發現各種與當年土改滅門慘劇相關聯的細節，通過閱讀父親日記和實地考察，最終親眼目睹了“三知堂”陸子樵全家老小和奴仆集體自殺“軟埋”的恐怖至極的亂墳現場。雖然“現實”而“平庸”的青林為了“現世安穩”，最終遵從父親遺囑放棄追究最后的謎底——母親丁子桃到底是陸子樵家什么人，但這條線索完全效力于“算舊賬”、造假賬是再明顯不過的。

　　之所以說方方這訟詞不僅是算舊賬，更是造假賬，是因為方方竭盡夸張渲染之能事而構造的土改真相根本就不符合史實，即使其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也是如此。可是，為了證明這假賬的普遍性，除了陸子樵家的慘劇之外，方方還精心設計了三起滅門慘劇。其中，川東另有兩起，即“大水井”李蓋五整個家族全部滅絕，丁子桃娘家(“且忍廬”)胡如勻一家五口都被殺光;山西一起，即丁子桃后來的丈夫吳家名的爹娘姐姐爺爺奶奶全被殺害。這樣，新解放區和老解放區就都囊括在內，土改中地主滅門慘劇就似乎是普遍現象了。

　　可是，無論川東作為新解放區還是山西作為老解放區，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把地主全家老小全部殺光的做法，絕對不符合土改政策法規和具體實踐，根本不可能出現，更枉談是普遍現象。如果是普遍現象的話，劃分地主成分還有什么意義?哪里還會有“成分論”?哪里還有會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土改是為了消滅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地主家庭也要按人口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以便把地主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即使是鎮壓少數民憤極大的惡霸地主，也只限于作惡者本人，怎么可能把全家人都殺掉?不必說有汗牛充棟的歷史資料和研究文獻可供了解當年土改的實際狀況，就是退一步講，全國哪個村當年沒有“地主分子”呢?哪個村沒有“地主分子”的后代呢?

　　或許方方的吹捧者和唱和者們會辯護說：《軟埋》控訴的滅門慘劇只是揭露土改運動中發生的偏差和過火行為，并非全國普遍現象。但方方的談話正好打臉!就《軟埋》的創作，方方接受《文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土改的歷史進展時間并不長，但影響了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態，尤其是農村，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何止是千千萬萬!無數人在這個運動中有著慘烈的傷疼，不愿意記憶，或是不想述說，幾乎成為經歷者的共性。[1]

　　顯然，以上所言恰恰是強調《軟埋》揭露的是全國土改的普遍狀況。其所謂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何止千千萬萬的人”，不包括土改中獲得土地翻身解放的廣大貧苦農民，而是專指“在這個運動中有著慘烈的傷疼，不愿意記憶，或是不想述說”的地主家庭的“無數人”，丁子桃正是這“無數人”的代表，她的“軟埋”土改記憶正是“經歷者的共性”。　　

土改后婦女成立紡織組

　　以上暴露出方方鮮明的、同時也已成為無意識的地主階級立場，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翻身解放的廣大貧苦農民不算是“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而成為殺害地主家庭“無數人”的劊子手。方方在《軟埋》中借當年經歷者之口如是說：

　　馬老頭說：“基層農民激情萬丈，一下子失控了。工作組也都發了昏，一時間不知道怎么處理，結果跟著農民走，都失控了。”

　　馬老頭說：“……打仗我們打過多少年，可誰也沒干過土改。也不懂法治，當然也沒人跟你說過，萬事應該法治。大家開會，說這個人該殺，就殺了。或者是，土改組長聽到反映，說某人很壞，該殺，也就決定殺了。基層的執政者，自己也不懂什么，政策水平很低，光想著要為窮人說話辦事，并沒有多想想，窮人這樣做對不對。”[2]

　　將廣大翻身解放的“窮人”判決為罪魁禍首，表達了方方對“窮人”的仇恨和蔑視。然而眾所周知，方方所控訴的發生于1952年的川東土改，是新解放區的土改，那時并非“誰也沒干過土改”，而是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土改經驗，那時也并非“不懂法治”、“當然也沒人跟你說過，萬事應該法治”,而是早已頒布實施了“五四指示”(1946年)、《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再者，革命年代共產黨的組織紀律是非常嚴格的，這也正是當年共產黨戰勝國內外敵人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絕無可能像方方渲染的那樣任由“窮人”把一個個地主家庭滅門殺光。況且，果真如此的話，方方所謂的“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那“何止是千千萬萬”的人，是哪里來的呢，不都殺光了嗎?哪里還能有“軟埋”土改帶來的“慘烈的傷疼”?因此從史實的角度講，方方的算舊賬、造假賬根本就是不值一駁的。

土改干部向農民講解土地改革法

　　正因是造假賬，所以《軟埋》在敘事邏輯上無論怎樣巧作安排都難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例如，以上所謂四起滅門慘劇，除了陸子樵家，其余三起的被害經過都語焉不詳，粗簡錯漏，信口雌黃。例如，方方這樣講述大地主李蓋五全家的被害經過：

　　我們老東家李蓋五腦袋很靈光，清匪反霸的時候他是積極分子，聽講他后來還在萬縣當土改隊長。他以為能躲過這一劫，結果硬是被農會叫回來參加斗爭。縣里保他，規定不準吊打不準槍斃。農會聽縣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關在莊園不準出來。不打你也不斃你，可是不給你吃的。這一條，縣里沒有規定。他們沒得糧食吃，硬是活活餓死了，連兩個娃娃都一起餓死了。[3]

　　依據方方的敘述邏輯，李蓋五是川東柏楊壩鎮的大地主，而身為大地主竟又當了萬縣的土改隊長，當了萬縣土改隊長竟又要尊奉村里農會的命令。再者，前面剛說完土改從來“也不懂法治”，根本無法紀可言，可到了這里又有了“不準吊打不準槍斃”的規定。而且前面控訴工作組“都發了昏，結果跟著農民走，都失控了”，現在又強調“農會聽縣里的”，只是恨他的人“把他一家子關在莊園”里活活餓死了。那么恨他的人為何能得逞呢，原來是縣里只“規定不準吊打不準槍斃”，而沒有規定不準把全家老小活活餓死。依據這樣的邏輯，不僅活活餓死沒有規定，砍頭、絞死、毒殺、活埋，腰斬凌遲、五馬分尸都沒有規定，都是可以的，而且更加解恨，為什么不那么辦呢?那么辦不是更能彰顯土改和廣大“窮人”的殘暴和罪行嗎?由此可見方方的敘述邏輯是多么混亂。

　　或許又有人說，以上只是小說中知情人物的轉述，并不代表作者的邏輯。但是，方方對于以上地主家庭被害經過只有這樣粗簡錯漏信口雌黃的轉述，并無進入當時歷史情境具體詳實的描寫。吳家名全家被殺和丁子桃娘家五口被害，也都是如此。

　　關于吳家名全家被殺的經過，方方只是通過老起的三言兩語和吳家名的一筆日記一帶而過。面對帶兵打仗殺過很多人的劉晉源，老起這樣說：“我參加過土改。那個嚇人，比打仗恐怕不差”，“提不得，這事提不得。提起來讓人脊背發寒。我姑一家，全死了。就剩一個兒子，被我堵在山外，沒回去”。[4]_而吳家名關于此的日記也不過是把以上說法換個角度再重復一遍：“晴天霹靂!不想活了!前幾天山腳下遇見小起，說是專門堵我的。他哭著告訴我爹娘姐姐還有爺爺奶奶俱已亡故。我不可以回家。回家必定是個死。爹斷氣前，最后一字是堵。”[5]_這就是方方提供的吳家名家土改滅門的全部經過，稍微詳細一點的原由、過程和細節都只字未提，而大量的文字只是用在對強加之罪的泣血控訴上。若不是憑空杜撰，不會如此。

1948年韓丁在考察山西張莊土改后創作出紀實作品《翻身》

　　關于丁子桃娘家五口的被害經過同樣粗簡錯漏信口雌黃。依據方方的敘述，丁子桃(原叫胡黛云)的哥哥胡凌云是參加革命的大學生，他接到消息得知全家被斗爭，回家接父母進城，于是其全家就有了這樣的被害經過：

　　老魏回來了，說胡凌云吃過晚飯便叫了一個同學跟他一起往胡水蕩趕。在離家二十多里路的山腳下，挨了冷槍。兩個人都死了，對方沒留活口。[6]

　　最后離開的繡工過來報的信，說是黛云爹媽一聽到兒子凌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打死，就根本不想再活，……結果還是被拉出去開斗爭會。誰也沒想到，開著開著，就把他們拖出去槍斃了。開會時，有人說，槍斃的名單上本來就有他們。名單上沒有黛云的二娘和嫂子，不知怎么，鬧起來，沒人管得住，末后也扔進河里。[7]

　　這個滅門慘劇里，為了彰顯胡凌云和李蓋五、陸子樵一樣對革命有功，讓胡凌云成了革命干部。可是，對于革命干部與基層土改之間的關系，方方一無所知，無從展現具體情境，于是，就干脆讓他死于“冷槍”完事。這樣，也就好把胡如勻全家殺個精光。這樣，也就更能彰顯土改的罪行。而至于方方一再美化的文雅善良、恬退隱忍、與世無爭的地主胡如勻一家，到底為何要被槍斃、被投河呢，對于這個問題，方方只能借助“誰也沒想到”，“不知怎么”之類的托詞了。

　　當然，又會有人說，這三起滅門慘劇只是為了表現土改真相的一般狀況，自然可以寫得簡略，而小說的重頭戲陸子樵家的慘劇不是寫得非常詳細嗎?的確，方方為了表現這起慘劇，專門設計了十八個小節，對應著丁子桃攀爬土改記憶的“十八層地獄”，每一節爬一層，而且還讓她逆著時光記憶向上爬，把慘劇的經過倒過來講，從結尾講到開頭。這種設計的確不可謂不詳盡不精巧，正體現了多年來“純文學”故弄玄虛的敘事偉績。但是，這樣的設計只是為了渲染陸子樵家的軟埋慘劇多么悲慘恐怖，而對于其全家人為何自殺軟埋，方方給出的理由同樣是粗簡錯漏信口雌黃：

　　整整一天，全家人都在討論，此一次，有沒有活出去的機會。如果沒有，應該怎么辦。參照了前村后垸、山前山后的諸戶人家的經歷，大家一致認定，如果被拉出去斗爭，就不可能活著出來。即使活著出來了，比死去會更難受。結束語是公公陸子樵說的：“活不成就死吧。好歹自己選擇死，比被人打死斗死要強。”[8] (編輯時變灰色)

　　以上寥寥數語就是方方給出的充分理由。但即使這理由中，到底“被拉出去斗爭”還能不能“活著出來”，答案也還是模棱兩可，否則就無所謂“即使活著出來”之語。再者，這理由是為了彰顯土改中地主滅門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來自于方方泣血控訴的廣大“窮人”的殘暴;但荒唐的是，方方又自相矛盾地申明：對于陸子樵，全村人都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簽名的具保書，就同意不斗爭陸家了”[9]_這豈不是又說明全村的窮人(“全村人”自然包括全村的窮人)都深明大義，一點也不殘暴嗎?又者，正因全村的窮人和工作同志還有縣里領導都深明大義，所以陸家后來被斗爭只是因為一個不顧養育之恩而尋仇的長工金點。可為什么就這一個長工就能決定一切呢?

　　方方精心設計的這個土改慘劇邏輯上如此荒唐混亂，是因為《軟埋》的創作只是憑道聽途說的耳食之言做由頭杜撰虛構，這也是方方習染的宣揚怪力亂神的“純文學”所具有的通病。關于此，方方接受采訪時說：

　　我一個朋友，一直跟我說她母親的事。她母親當年就從四川土改時逃跑出來的。之后在一位軍官家當保姆，那里有如她的避護所，讓她逃避了所有劫難。朋友之前講這些，我因聽多了這類故事，倒也沒有太在意。幾年后，她母親去世了，她再次談到她的母親。并且說她母親頭腦清醒時，一直說“我不要軟埋”。突然間，我就被這兩個字背后的內涵所震撼到。[10]

　　從一個失憶的老人寫起，當然有現實生活中我朋友母親的生存狀態的影響。正是這位老太太，多次提到的“軟埋”這個詞，擊中了我，引發了這部小說。她的個人經歷，也引起我對自己家族歷史的回想。[11]

　　以上可見，丁子桃的故事由頭是方方從一個朋友那里聽來的，而且聽到“也沒有太在意”。只是后來“突然間”被“軟埋”這個詞語“震撼”“擊中”，才“引發了這部小說”。而這個朋友母親的事又怎么衍生出陸子樵全家的集體自殺慘劇呢?方方的說法是：“她的個人經歷，也引起我對自己家族歷史的回想”。依據財新網記者對方方的采訪，“方方的家族在‘土改’中也受盡磨難。她的父母兩族都是江西顯赫的大家族。曾外祖父楊賡笙曾任江西省代理主席、民政廳長，是國民黨元老，在‘二次革命’中擔任總司令部秘書長”。[12]_這樣看來，陸子樵身上有方方曾外祖父的影子，《軟埋》里說，陸子樵留學“回國后，隨即參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從政，直到告老還鄉”。但是，方方曾外祖父家族顯然沒有像陸子樵全家那樣集體自殺軟埋。

　　依據財新網記者的采訪，“方方聽到母親最多的一句嘆息便是：我大姐太慘了!”也就是說，曾外祖父家族中命運最慘的是方方的大姨，其大姨家的慘狀是這樣的：“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國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長的大姨夫聽說自己是鎮壓對象，連夜逃去臺灣，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時，大姨失去土地和財產，帶著五個老人六個孩子，住在鄉下祠堂。因為成分不好，大姨的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13]_這也就是說，作為國民黨反動派高級官員和鎮壓對象，其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財產”，“五個老人六個孩子”都安然無恙，不過“因為成分不好”，“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這樣的“受盡磨難”的確可憐，但這離方方極力渲染的土改滅門慘劇不是相差太遠了嗎?只要一旦涉及土改的一些史實，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訴的最悲慘的家族史，就立馬見出《軟埋》這本假賬是多么虛假，其只能是出自方方的漏洞百出的想象。

　　方方所造假賬之虛假再無須多言。但需要追問的是，方方造假賬從而算舊賬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借此為封建主義僵尸招魂。只有從這個目的出發，才能理解方方何以要制造那么多土改慘案以及為何要讓陸子樵全家和奴仆自殺軟埋。

　　柯魯克夫婦(David and Isabel Crook)于1948年春實地調研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復查和整黨運動后創作的紀實性作品《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

　　依據方方的敘述，陸家身世顯赫，是遠近最大的地主，“年租幾千石”，“方圓幾百里都說得上話”。陸子樵在國民政府當過官，為革命出過力，一生奉行仁義道德。即使陸家祖上靠販賣鴉片起家，但到陸子樵一輩，“已經洗白而為正當望族”。即使是陸家因重建祠堂強買王四家田地而逼死人命，那也是因為要出高價購買，因為那十八畝良田原本就是陸家老祖因王四祖父作為隨扈護衛有功而贈送的，因為逼迫王四先賣地再借馬車完全是管家老魏的自作主張，與陸子樵無關，導致王四老婆難產而死完全是個意外。不過即使如此，陸子樵還是替王四把兒子金點撫養成人，并且還給金點一直留著那十八畝良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根本用不著開斗爭會，陸子樵就大仁大義地宣稱：把糧倉的一半米還有土地，都分給大家，把“城里的生意拿出一半”來服務陸曉村，“辦學堂辦診所，修路修橋”。正是如此，全村人聯名具保陸子樵，用送具保書的那位畢恭畢敬的客人的話說，“陸家的大善，村里家家都是曉得的。”

　　陸家作為這樣身世顯赫、德高望重、造福鄉里的名門望族，只是遭到忘恩負義的無良長工金點的挾私報復就要開會斗爭，哪里還有天理可言?因此，陸子樵只能以全家自殺軟埋來捍衛陸家在封建統治中形成的地位、聲威、榮耀和臉面，來對抗土改形成的新的社會秩序，來為垂死的封建主義殉葬。正如陸子樵所說，“我們陸家人，在這里光宗耀祖了幾輩子，我陸子樵擺不下這身骨頭架子，也丟不起這個臉”，“有人要命不要臉，但我陸家的人，都是要臉不要命的。”[14]_這才是方方給出的陸子樵全家集體自殺軟埋的真正理由，這理由傳達的正是地主階級誓死也不向人民低頭的不屈的氣節和靈魂!

　　這樣的氣節和靈魂同樣傳遞給陸家的奴仆們。依據方方的敘述，陸家奴仆紛紛自殺殉主，是因為丫鬟們寧死也不嫁給村里那些窮人惡鬼，而管家老魏的理由則更加感天動地，老魏挖坑殉葬時笑著說：“陸爺，我能跟您二老一起死，而且死得一模一樣，是我的福報哩。我爹媽就沒有這個運氣。”[15]_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誓死捍衛封建等級制度的奴隸道德!

　　以上不難看出，方方筆下的陸子樵家族及其奴仆們正是封建剝削關系、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的人格化，也是無比的美化。因此，《軟埋》正是向被歷史埋葬的封建主義僵尸獻祭的招魂曲。關于這招魂曲，方方接受采訪時這樣說：

　　現今，很多人在談中國鄉村成為空村的問題，談鄉村道德、文化缺失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呈現，都離不開當年的土改運動。而這個后果的嚴重性，是當年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開始認真反思這段歷史。[16]　　

　　這種自白正是招魂曲的變奏。其所謂“鄉村道德、文化缺失的問題”不過是為土改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封建文化而鳴冤叫屈。不過，假借反思農村問題而變奏哀鳴，倒暴露出這招魂曲的現實功用和目的，那就是配合當今土地私有化的鼓噪，為青林、劉小川們所代表的房地產精英權貴們（《軟埋》中笑稱為“地主資本家”）進軍廣大農村侵奪農民土地而鳴金開道、演奏助威。也正是如此，方方才將青林缺乏直面家族真相的勇氣指認為“現實”和“平庸”，因為青林們尚未看到只有推翻因土改而形成的現有土地制度才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而方方自己及其自我投射的人物龍忠勇就具備了這樣的勇氣和眼光。但是，不管《軟埋》背后潛藏著怎樣的“青面獠牙、猙獰恐怖”——姑且借用《軟埋》描述土改的用語——的目的和用心，《軟埋》這獻祭于封建主義僵尸的招魂曲，其命運只能是為其獻祭對象殉葬，就像方方泣血哀悼的陸子樵家族和奴仆們的命運一樣。

　　原標題：為封建主義僵尸招魂和殉葬的《軟埋》

　　[1] 方方：《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結局——與〈文學報〉記者的對話》，《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3期。

　　[2] 《軟埋》，《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3期，第43頁。

　　[3] 同上，第34頁。

　　[4] 同上，第18-19頁。

　　[5] 同上，第63頁。

　　[6] 同上，第61頁。

　　[7] 同上，第58-59頁。

　　[8] 同上，第52頁。

　　[9] 同上，第99頁。

　　[10] 方方：《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結局——與〈文學報〉記者的對話》，《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3期。

　　[11] 方方：《對于〈軟埋〉，我只是個記錄者》，《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17年1月6日第10版。

　　[12] 財新網文化頻道http://culture.caixin.com/2016-08-30/100983392.html

　　[13] 同上。

　　[14] 《軟埋》，《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6年第3期，第48-49頁。

　　[15] 同上，第46頁。

　　[16] 方方：《對于〈軟埋〉，我只是個記錄者》，《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17年1月6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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