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4日是中國人要牢記的日子，這一天，中國人的抗戰(zhàn)信心跌落到了冰點。在華北，保定和滄州同日失守，至此平漢和津浦路北段的華北半壁山河已經(jīng)全部淪喪;在上海，羅店防線被突破，國軍第159師和第160師于此日全體陣亡;在武漢，九月大轟炸至此日累計炸死了三千平民;在南京，94架日機狂轟濫炸，南京城陷入了一片恐怖的火海。
接下來的一天，9月25日，更是中國人要牢記的日子。八路軍第115師在平型關取得了大捷，這個消息無疑給全國軍民的抗戰(zhàn)信心打了一劑強心針，它打破了“皇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在國內(nèi)輿論從“亡國論”到“速勝論”再到“持久戰(zhàn)論”的迅速切換中，平型關大捷是第一個關鍵的支撐點。
正因為此，反共勢力多年來一直在刮否定平型關大捷的妖風。這股妖風的一個指向，是要刮倒代表平型關大捷的兩張著名照片，《115師指揮所》和《我軍機槍陣地》，他們不斷拼湊“證據(jù)”說這兩張照片是“冒名頂替”、是“剽竊”。
□異說紛起
針對《115師指揮所》的所謂“剽竊”說，所依據(jù)的，據(jù)說是一張拍自1942年國民黨仁安羌戰(zhàn)斗的疑似照。于是，圍繞到底是平型關還是仁安羌，在經(jīng)歷了數(shù)年的激烈爭辯后，隨著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即照片早在1941年就已經(jīng)發(fā)表過、登在了晉察冀的《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剽竊”說便隨之偃旗息鼓了。確實如此，1942年的仁安羌戰(zhàn)斗，怎么可能為1941年出版的雜志提供照片呢?始作俑者表示自己搞錯了，2008年發(fā)文稱“基本弄清了三個問題”：(1)地點是平型關而不是仁安羌。(2)左一是林彪。(3)恐怕是戰(zhàn)后的擺拍，而非戰(zhàn)場紀實。剩下沒弄清的只有一點：“拍攝者到底是誰？”提出了三種可能：蘇靜拍攝，“中央攝影隊”拍攝、從電影膠片翻拍而來。(再說一幅著名抗戰(zhàn)照片之謎)
平型關大捷中的《115師指揮所》
本來2008年已大抵底定了的“案子”，但2012年又有某“異見”網(wǎng)翻出來，重彈“仁安羌”的老調(diào)調(diào)，什么“后經(jīng)證實，中共所謂的林彪事先帶著望遠鏡深入平型關前線偵探的照片，是中國遠征軍在仁安羌戰(zhàn)斗中拍攝的”，是“偷”別人的照片(“平型關伏擊戰(zhàn)”的真實故事，2012年12月)。署名“老普”者發(fā)文，痛斥該文的無知加無畏，“已經(jīng)完全超出史學研究的范疇，只是無知和怨恨的混合體。”( 平型關戰(zhàn)斗影像分析，2015年8月)
圍繞剩下的問題，“拍攝者到底是誰?”今年4月，有人堅稱“平型關大捷著名照片為擺拍 國民黨記者拍攝”，以此來否定攝影者為蘇靜將軍的定說，各大網(wǎng)站爭相散發(fā)(臨近抗戰(zhàn)七十周年，網(wǎng)站似乎有股病，一看到利蔣不利共的消息，不察究竟，就爭著轉(zhuǎn)發(fā))。事實上，此文不僅沒有新意，不僅只是王秉璋將軍十五年前一篇回憶的復述，而且妄加揣測。老普的前揭文章指出，王在回憶文章中提到國民黨來了攝影隊，這和照片是誰拍的，“前因和后果并沒有內(nèi)在的邏輯關系。面對同一拍攝場景對象，甲拍電影，乙拍照片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老普自己提供了若干證據(jù)，用來證明不是國民黨記者、而確實是“蘇靜拍攝了《115師指揮所》和《115師機槍陣地》等照片”;同時認為，“照片是在戰(zhàn)斗后補拍，拍攝日期很可能集中在9月27日至29日這幾天”;關于拍攝地點，其在“實地考察”后提出“很可能是在冉莊”。
針對《我軍機槍陣地》“剽竊”說，聲音一直不大，因為質(zhì)疑者拿不出硬證據(jù)來。最早質(zhì)疑的可能是日本人，如2005年出現(xiàn)的「被夸大的平型關大捷」(誇張された「平型関大捷」)一文，其中就說：“八路軍戰(zhàn)士架機槍射擊的照片，作為所謂的‘平型關大捷’的佐證，很是有名。但照片里高崖下的民房和延展的田塊的風景，讓人生疑。這張發(fā)生在白晝，并且完全實現(xiàn)了現(xiàn)場制壓的戰(zhàn)斗，在當時卻沒有公布現(xiàn)場的圖片，所以很難想象當時曾經(jīng)有攝制組在做隨軍拍攝，所以，這張照片不是在平型關拍的，而是選了某張照片，符合從崖上俯身射擊的姿勢，就拿來當做了形象照。”
兩年后，在百度貼吧，有人提著一條重大的“證據(jù)”，指責“中央六套抗戰(zhàn)紀錄片《為了勝利》竟公然造假！”其文說：“原來這一段紀錄片資料是剪切自（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拍攝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這部作品，而這些畫面講述的實際上是國軍在臺兒莊戰(zhàn)場襲擊日軍的一場戰(zhàn)斗，當然這場戰(zhàn)斗是國軍勝利了?！端娜f萬人民》是在1938年拍攝的，根本沒有涉及‘平型關大捷’的事情。”無奈，這篇帖文無圖無真相也無作者，雖氣勢洶洶，倒也波瀾不驚。
這個周末，朋友傳來了署名姜克實的文章「一場尷尬的歷史?。?ldquo;平型關大捷”的一張歷史照片」(以下簡稱“姜文”)，朋友是這么說的：“他的要害在于有圖有真相，尤其他把下面這兩張圖一并列，可不就成了‘偷’臺兒莊的了？你怎么看？”
“姜文”中的貼圖：左為伊文思影片的截屏，右為《我軍機槍陣地》
我回復說，此人是在日本的一位教授，平型關大捷的專業(yè)黑。他總想推翻歷史的定論，口氣很大，卻功力不逮或根本就是別有用心。難為他做了一番“認真的研究考證”(姜的話)，但它是根子上就錯了，結果變成了煞有其事。用句日本話說，叫做 “無理矢理出鱈目”(生拼硬造)。他不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實際是《四萬萬人民》借用了平型關大捷的國產(chǎn)小電影；那兩張著名照片、還有伊文思的鏡頭，都和這部小電影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
作為“學者”牛氣沖天，頂著實名朝黨史界擂鼓責問“這場尷尬的歷史劇應該怎樣收場?”并要中共將這“視為家丑，千萬不可讓外人取笑”。我不知道黨史界是否還像既往一樣，默不作聲，我只是有點看不過，便寫了本文，希望籍此文厘清圍繞“平型關大捷”著名照片剩下的幾個問題，有助于拂去紛紛揚揚的灰塵，這些問題包括1)實拍還是擺拍?2)何地所拍?3)何時所拍?和4)何人所拍?
□實拍？復拍？
這沒有什么可忌諱的，它確實是復拍（復原拍攝），也可以說成擺拍。
證據(jù)一：央視新聞「烽火延安：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投身抗戰(zhàn)」(2015年8月)。注意畫面上的解釋文字。
關于復拍的原因，文中的解釋是這樣的：“由于缺少器材和隨軍記者，平型關大捷并未留下實時的戰(zhàn)斗畫面，戰(zhàn)斗結束后攝影師羅及之請八路軍115師的戰(zhàn)士們在平型關附近復原拍攝下這段影像，成為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唯一紀錄這場戰(zhàn)事的影像資料。”
這里“平型關附近”是不對的，關于地點后面再詳細說。
證據(jù)二：陳正湘和吳法憲的回憶。
論者往往只關注當時負責接待的115師作戰(zhàn)科長王秉璋的回憶(「在八路軍第115師師部的戰(zhàn)斗歲月」)，卻忽視了另外的兩位直接當事人陳正湘和吳法憲的說法。
陳正湘(時任115師685團副團長) “在回憶錄中寫道：平型關戰(zhàn)斗之后，我們轉(zhuǎn)移到河北山西交界的五臺縣以北豆村地區(qū)休整。國民黨政府派了個攝影隊來拍攝平型關戰(zhàn)斗的紀錄片，上級指定我們團擔負此項任務。我們找了個與平型關地形相似的地方，組織部隊拍了電影。我們每人一頂斗笠，像廣東部隊戴的那種，服裝也很整齊。”(王雁：鐵色見證——我的父親沙飛。王雁附記：在當時的形勢下，“擺拍”也是抗戰(zhàn)宣傳的需要，似乎無可厚非。)
吳法憲(時任685團政訓處副主任)回憶：平型關戰(zhàn)斗結束后“八路軍總部決定我們向五臺山區(qū)縱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個下午，我們來到了五臺山頂，……我碰到了黃克誠同志。……黃克誠來到團里的第二天，延安新華總社的一個記者來拍電影，要六八五團重演一次平型關戰(zhàn)斗。為此，楊得志準備這準備那地忙了一整天，終于第二天趁有太陽時拍成了電影。”(《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2006年11月)
作為參拍部隊的首長和直接當事人，陳、吳均證明了小電影是復拍，參拍的部隊就是他們685團。此外，陳正湘提供了復拍地點在“五臺縣以北豆村地區(qū)”，吳法憲則提供了復拍的時間為“十月……黃克誠來到團里的第二天”。
從抗戰(zhàn)時期的新聞史知道，那時全國的電影公司都在搶拍“國防電影”。10月初，平型關大捷結束沒幾天，國民黨官營的中國電影制片廠(簡稱“中制”)的戰(zhàn)地新聞攝影師羅及之，在聽到消息后就來到了八路軍總部。他獨自一人扛著笨重的埃摩攝影機，一天內(nèi)完成了復原拍攝，帶回武漢中制廠;經(jīng)編輯等后期制作后，就有了這部定名為＜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小電影，收在了《抗戰(zhàn)特輯》第二輯，作為第三本(第一本<敵機轟炸廣州平民區(qū)和文化機關>，第二本<1937年9、10兩月上海戰(zhàn)爭及難民救濟工作>)。<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內(nèi)容極為豐富，其中有八路軍整裝待發(fā)、翻山越嶺向平型關推進，以及收復后的平型關、被俘的日寇官兵、繳獲的戰(zhàn)利品等鏡頭，還有朱德、任弼時、林彪、聶榮臻等眾多八路軍將領的鏡頭。
有人對擺拍有詬病，實際上，戰(zhàn)爭場景大部分都是擺拍出來的，真正紀錄片里的槍林彈雨是不多的。這方面，應該說西方人比我們還要輕生死。伊文思和攝影師卡帕在馬德里拍西班牙內(nèi)戰(zhàn)時就是實拍，卡帕1954年在實拍越南戰(zhàn)場時不幸觸雷犧牲。在1938年拍攝《四萬萬人民》時，伊文思攝制組堅決要求上前線，但孫連仲將軍堅決不肯，并特地為他們打了12發(fā)炮彈，擺拍了事。“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明星公司拍的《上海之戰(zhàn)》中，表現(xiàn)中日爭奪一座石橋的戰(zhàn)斗，“敵我雙方人員均由十九路軍的將士扮演”，上映后受到了指責。編導程步高解釋說：“采用這種手法拍攝的紀錄片比單純的記錄具有更強的藝術感染力。當然，前提必須是真人真事。”(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2005年)可見，擺拍有時是出于藝術化，而更多是為了攝制人員的生命安全。
經(jīng)常有人質(zhì)問：既然平型關打死了那么多鬼子，為何一張鬼子尸體的照片都見不到？
這個問題恰恰證明了，現(xiàn)在看到的平型關影像資料都是在事后復拍、而不是當時火線上實拍的。那個時候拍張照片不易。當時115師會攝影和擁有相機的，只有蘇靜一人，他以前只有濕版拍攝的條件，有時身上要背幾十塊玻璃板行軍。據(jù)老攝影家顧棣的說法，直到1936年5月紅軍才好不容易“繳獲了一架拍4吋大底片的相機和一批干版，肖華把相機交給蘇靜使用。”(懷念蘇靜同志)在平型關作戰(zhàn)的9月25日，蘇靜作為115師的偵察科長，先后兩次在相隔幾十里路的晉軍和115師部之間來回跑，要求晉軍出動，試想他哪里有時間、哪里有心情去拍照？第二天日軍就來搶尸體，互相之間小的激戰(zhàn)一直零星不斷。我想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還沒有多少“立此存照”的意識。提問題，一定要注意當時的主客觀條件。
□和小電影的關聯(lián)
可以這么說，沒有中制來拍攝平型關小電影，也許會有其他什么，但絕不會有那兩張著名的“形象照”;沒有小電影，《四萬萬人民》肯定會有，但其中必定不會出現(xiàn)平型關大捷，片中也必定不會有那么多頌揚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游擊戰(zhàn)的詞句。這些在時間上是以如下的順序關聯(lián)著的：
1937.9.25 115師平型關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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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10.2 喬溝一帶零星激戰(zhàn)。3日起回師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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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10～15 中制攝影師來到五臺685團駐地復拍小電影，蘇靜在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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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 小電影收入《抗戰(zhàn)特輯》但11月底公映時被抽去、未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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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月 伊文思一行來華，4月初在臺兒莊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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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3.7 伊文思《四萬萬人民》在美國發(fā)行，其中收入了平型關小電影
約70秒的鏡頭，以補臺兒莊戰(zhàn)爭鏡頭的不足。
證據(jù)三：照片、《四萬萬人民》與平型關小電影的畫面互證。
網(wǎng)絡上<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原始影像不可得。經(jīng)過一番努力，我于「抗日戰(zhàn)爭3 喋血平型關」內(nèi)找到了最為連續(xù)也最為完整的部分。
這部分的總長1:30～8:00共有6分半鐘之長，而《四萬萬人民》48:22～49:32只有70秒長。
照片 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見于3:56
照片 山西大同平型關以北的喬溝復原拍攝，見于4:20
照片《115師指揮所》，見于4:25
照片《我軍機槍陣地》，見于5:14，
影片《四萬萬人民》約70秒，見于2:25～6:25。
□復拍地點：東營村
關于平型關大捷復拍的地點，主要有在平型關附近和在冉莊的說法，都沒法落實。而要按照前面引述的陳、吳二人的回憶，這個問題就不難了。陳正湘說復拍是在“五臺縣以北豆村地區(qū)休整”時“我們找了個與平型關地形相似的地方，組織部隊拍了電影”。吳法憲說，685團當時在五臺山區(qū)休整，在“黃克誠來到團里的第二天”的次日“趁有太陽時拍成了電影”。顯然，在一天之內(nèi)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部隊拉到老遠的平型關去拍的，光直線距離就有150里地，故平型關附近及冉莊的說法都不成立，實際就是在駐地豆村的附近拍的。
具體地點在哪？這有點大海撈針。為此，有必要先弄清115師在戰(zhàn)斗前后的行蹤和駐扎地。
平型關戰(zhàn)斗打響前，林、聶分兩路：林彪率343旅和獨立團經(jīng)代縣、繁峙于9月13日先行集結于大營鎮(zhèn);聶榮臻率師司令部和344旅于9月中旬從原平出發(fā)、19日到達五臺縣城，遇雨休息約一或二日后，再經(jīng)龍泉關、丁家莊于23日到達平型關之東南的下關、上寨一線。魏巍主編的《聶榮臻傳》中說，聶部“是在中秋節(jié)時到達五臺的”。這一天是9月19日，適逢大雨，部隊在五臺留宿。所以115師對五臺縣這條路已經(jīng)輕車熟路。
聶部放著大路不走，鉆山溝，書上的說法是鐵路被毀，我認為主要是為八路軍總部探路。9月23日，八路軍總部駐進了五臺縣城東約10公里的南茹村。
平型關大捷后115師的回師路線和駐扎地，先是聶榮臻于“9月30日同林彪一起到五臺縣南茹村八路軍總部，匯報平型關大戰(zhàn)的情況”(《聶榮鎮(zhèn)年譜》p.204)，然后“10月初，115師經(jīng)靈丘南部山區(qū)下關、阜平到達五臺縣時，縣城張燈結彩，歡迎從前線凱旋的八路軍。……115師主力駐在五臺縣城休整。”(高鳳《古關民族魂》)這是指686團，而另一主力團685團（參拍部隊）則駐在北距南茹村15公里的豆村休整(前揭陳正湘的回憶)，實際還擔負著扼五臺山道出口之要津、守衛(wèi)總部的使命。根據(jù)這些線索，我們很快就找到了復拍地點，那就是豆村地區(qū)的東營村。
如下圖，東營村在戰(zhàn)斗打響前是115師騎兵營的駐地，對照小電影，這一帶的地形地貌，包括埋伏的高坡及對面的山、中間橫穿的公路和闊路、延展的田塊，還有小電影中從高坡上看到的左前及左側(cè)的民房，全都歷歷在目，與影片高度吻合，且相對位置全對。這樣的所在，用谷歌地圖在平型關附近沒有找到，在豆村、南茹村附近也都沒有找到，因此確認，復拍平型關戰(zhàn)斗的最有可能的地點就在東營村的邊上、圖中高光顯示的區(qū)域。
對《115師指揮所》中出現(xiàn)的五人，林、聶以外其他的三人是誰，向有不同說法，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五人共處還出現(xiàn)在了蘇靜拍攝的另一張有名的照片《115師開赴平型關前線》之中。除去后面的二人(警衛(wèi)員)，那五位的穿著打扮，聶榮臻的夾克外套，還有那位穿長風衣的將領，特別林彪從胖瘦、神態(tài)、到口袋及上衣的褶皺等，都和《115師指揮所》中如出一轍，因此推斷這是在同一天拍的。由王秉璋所言：“林、聶就按記者的要求來到現(xiàn)場”，推斷這張開赴前線，是林、聶一行從駐地河東村前去復拍現(xiàn)場的路上照的(從河東村去東營村，騎馬只需20來分鐘)。至于《115師指揮所》，則是他們和部隊在同一天、同一地點（即“埋伏的高坡”上）照的。
□復拍時間：10月10－15日
王秉璋說，記者“要求林、聶等到戰(zhàn)斗時師指揮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演電影一樣讓他們拍攝。”這個“前一天”迷惑了不少人，當成9月26日在平型關拍的了。我們是找不到國民黨記者曾經(jīng)給115師當隨軍攝影師的記錄的。其實這是個模糊詞，就如王自己所說的“含含糊糊支吾過去”(同前揭)。
據(jù)王紫峰日記，685團10月2日還在平型關附近的東昌城（冉莊），其到達五臺縣東營村當在10月4、5日。吳法憲說復拍是在“十月……黃克誠來到團里的第二天”搞的。據(jù)《黃克誠回憶錄》，“八路軍一一五師撤到五臺山一帶休整?？傉尾恐魅稳五鰰r派我到一一五師去檢查部隊政治工作情況。我即奉命離開總部，到一一五師師部和所屬的兩個團里跑了約半個月時間”(p154-155)。其后黃返回總部，于19日以朱、彭、任三人名義給延安發(fā)出一份五百字的電報，請示恢復政治委員制度。
由黃克誠所述的順序，結合地理，可推知他是先到師部(縣城附近的河東村)、再到686團(五臺縣城)，最后到的685團(東營村)，然后于17或18日返回總部，故復拍當不早于10月10日，當是在10月10～15日之間。
□拍攝者：都是蘇靜
這是另一個爭論的話題。前面已經(jīng)說過，照片《115師指揮所》首發(fā)于1941年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的“八路軍將領在前線”專欄，并有文字說明：“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同志(最左邊執(zhí)軍情圖者)在陣地上”，“攝影師是蘇孝順”。經(jīng)有人與蘇靜將軍之子聯(lián)系，確認了“蘇孝順”是蘇靜的曾用名(前揭老普)。
但蘇靜之子另持說法：“我父親拍的是在機槍陣地上背著斗笠的我軍射手射擊敵人的那張。而那張115師領導指揮平型關戰(zhàn)斗的經(jīng)典照片，是戰(zhàn)后從國民黨新聞局補拍的小電影中扒下來的。”(閻明，《往事不忍成歷史》第34頁)
“小電影中扒下來的”?這個說法幾近不可能。小電影上并無這五人共處的畫面，既然是“扒下來的”何以《八路軍軍政雜志》在發(fā)表時要硬貼上“蘇孝順”的標簽呢?還有，王秉璋說“這部電影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過，也許是國民黨當局不允許他們公開宣傳八路軍”，想必這個“我們”也包括了蘇靜、還更應包括雜志的編輯們;連彭德懷也是在38年初到漢口時，才在中制廠內(nèi)的放映室看到了這部小電影。編輯們?nèi)绻诸^有拷貝，還不在根據(jù)地大張旗鼓地放個遍嗎?那么，將領們怎么會“始終沒有看到過”呢?
“姜文”說是羅伯特•卡帕拍的，這個扯沒影了。那么國民黨的戰(zhàn)地記者呢?不是沒有可能。但如果要拿可能性、拿21世紀突然冒出的傳說或臆斷，去否定1941年就已經(jīng)發(fā)表了的白紙黑字，這無疑和考證毫不沾邊。
《我軍機槍陣地》是公認的蘇靜作品，不存沮議。1933年蘇靜就拍過《朱德總司令在機槍訓練班上講話》，他在1937年11月的武漢《新華日報》上第一次發(fā)表攝影作品《八路軍醫(yī)生為日俘醫(yī)傷》，引起反響。《我軍機槍陣地》是蘇將軍1982年拿出來展覽的(影像：中國紅色攝影史錄，2015年)。按王秉璋將軍的回憶，當年在復拍結束后，記者應他的要求“當即就沖出了一套交給我(指王)。這套相片大約有二十多張，記者走后我將相片分發(fā)給了當事人。”由于1982年發(fā)表時，包括蘇靜、王秉璋、聶榮臻在內(nèi)的原115師官兵，許多人仍健在，當事人一定會記得;如果《我軍機槍陣地》真不是蘇靜所拍，肯定就會有人出來提意見、說閑話，然而直到今天，似乎還從沒有聽到過這類的意見或閑話什么的。
□伊文思借平型關“粉飾”臺兒莊
世界紀錄電影之父之一的尤里斯•伊文思，他在中國最出名的紀錄片，是真實記錄中國“文革”的《愚公移山》共12集，而不是他1938年春夏在中國歷時四個月拍下的中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四萬萬人民》。
為什么《四萬萬人民》在中國的知者甚寡呢?因為被國民黨禁映了。國民黨禁映的原因，我們還找不到原始的資料，從Kevin Taylor Anderson教授如下的介紹，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伊文思在拍攝過程中始終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監(jiān)控、宵禁，加上性格上的差異，他不愿意讓這些毀了他來華拍攝的目的。在制作過程中，他被游擊隊，中共領導人和國民革命軍來回感動著，這些讓他超越了派別之爭帶給他的沮喪。…… 影片反映了美國仍在出口鋼鐵給日本帝國，這就把美國置于了如果不是對加害中國人民的暴行缺乏問責、就是自大癥的位置。整部片子，伊文思本人的傾向平民和紅軍的政治情緒，是很突出的。他贊揚中國在匆促中訓練起來的平民，演出了勇敢的農(nóng)民正在使用游擊戰(zhàn)術，認為這對于中國的國防戰(zhàn)略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組成部分。伊文思是在暗示，那些最英勇的軍事行動來自于八路軍(前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一部分)。……《四萬萬人民》完成后，伊文思就把他的攝影機贈給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代表。他不知道，他的機子后來成了延安電影集團擁有的第一架電影攝影機，現(xiàn)在還珍藏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里。”(Ian Aitken 主編：《三卷本紀錄片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3-Volume Set)》，p. 432-434)
可以想象，正是由于“這部影片由于有鮮明的傾向性(如介紹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部分戰(zhàn)績，加上有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的鏡頭)。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遭到禁映。”(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又由于其中包含了抨擊美國等繼續(xù)在物資上援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內(nèi)容，結果，《四萬萬人民》于“1939年8月1日在法國遭到禁映，因為法國政府剛和日本簽訂了一個商業(yè)協(xié)定。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到10月7日才由州長厄爾取消禁令。而10月23日在倫敦又遭到禁映，到1939年11月9日才允許發(fā)行。”(方方《中國紀錄片發(fā)展史》)
“介紹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部分戰(zhàn)績”指的就是《四萬萬人民》借用了＜八路軍平型關大捷＞中的戰(zhàn)斗場景，來“彌補沒能直接拍攝到臺兒莊戰(zhàn)役的缺陷”(伊文思自傳《攝影機和我》)。其實從影片的旁白47:17起，我們就能聽到伊文思的鮮明的國、共對比，和對平型關大捷的頌揚：
“路上，國民黨軍的傷員正被送到40英里外的后方醫(yī)院。游擊隊員正在爬上豎著消息樹的山丘，朝真正的前線推進。(On real basting front, guerrilla men climb the stone hill of mountain with secret tree. ) ”(背景正是平型關小電影)
應該這樣說，《四萬萬人民》是用中共的平型關大捷粉飾了國民黨軍的臺兒莊，盡管這種“粉飾”源自拍不到臺兒莊戰(zhàn)斗第一手資料的苦惱。
鏡頭借用，這個現(xiàn)象在那個年代十分正常，例如借用《四萬萬人民》的，就有蘇聯(lián)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錄片《中國在戰(zhàn)斗》，還有弗蘭克•卡普拉1944 年拍攝的美國宣傳片《中國戰(zhàn)事》(The Battle of China)，其中收進了來自《四萬萬人民》的包含《義勇軍進行曲》在內(nèi)的不少鏡頭。
□總結
照片名稱 《115師指揮所》、《我軍機槍陣地》拍攝者 蘇靜(時任第115師偵察科長)
拍攝地點 山西省五臺縣東營村
拍攝時間 1937年10月10～15日
拍攝方式 復拍
參拍部隊 八路軍第115師685團。
通過以上的詳細考證，我想圍繞平型關大捷那兩張著名照片的各種爭論，應該可以塵埃落定了。
鈴蘭臺
201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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