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人民公社創建時期，毛主席與黨內左右傾思潮的斗爭 （豐碑★之七）

　　人民公社創建時期，毛主席與黨內左右傾思潮的斗爭

　　（豐碑★之七）

　　人民公社的創建時期(1958年末至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批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頒行之前)，正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如火如荼，但時逢國際形勢劇烈動蕩，加之我黨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探索中難免出現失誤，與此對應的是我黨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思潮頻繁呈現、交替發生。

　　在各類矛盾緊密交織、密集暴露的復雜態勢中，毛主席一方面不斷深化認識，帶領我黨努力尋求和遵循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一方面不斷洞察和排除左、右傾思潮的干擾，帶領我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一時期，毛主席為人民公社的創建、穩固和發展耗費了大量的工作精力。

　　由于這一時期，人民公社的創建和發展與總路線、大躍進這三面紅旗交相輝映，相互融合，所以：一方面，大躍進突飛猛進的輝煌創舉也蘊含著人民公社朝氣蓬勃的嶄新實踐;另一方面，對大躍進運動中“高指標”等問題的糾正，也同時包含著對人民公社運動中政策缺陷的糾正。

　　一、深刻的歷史背景

　　為了深入的說明本章的主題，需要簡明扼要的回顧一下當時的主要歷史背景。

　　1、斯大林的理論缺陷

　　斯大林是一個有瑕疵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比照馬、恩、列、毛，斯大林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理論素養上尚有很大差距。他對馬列主義思想、理論的繼承有很大的片面性。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他脫離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陷入了形而上學和主觀唯心主義。

　　如：他長期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對不斷革命的任務不甚了了。他認為蘇聯在建成社會主義之后，剝削階級已經消滅，蘇聯社會中不存在敵對階級。他將社會主義的前進目標單純的局限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片面的強調“蘇聯人民政治上道義上的團結一致是蘇聯社會發展的動力”。1938年，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提出：“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性質的例子，這里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同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完全適合。”

　　在實踐的感觸中，斯大林于1952年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書中，對蘇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的先前提法作了修正。他說：“‘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是不能在絕對的意義上來理解的。不能把這種說法理解為仿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決沒有生產關系落后于生產力增長的現象---應該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生沖突，社會有可能使落后的生產關系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然而，這種修改在理論上仍是不徹底的、含混不清的。被毛主席稱為“羞羞答答的辯證法”、“吞吞吐吐的辯證法”。

　　基于當時蘇聯和斯大林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軍地位，上述錯誤觀點桎梏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繼續革命意識，就為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爾后的修正主義思潮泛濫以及人為造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曲折，埋下了隱患。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發動突然襲擊，以批評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錯誤”為借口，全盤否定和惡毒攻擊斯大林，篡改原蘇共的馬列主義政治路線，實行修正主義統治。

　　先是，斯大林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忽視、輕薄、麻痹大意的思想觀念對社會主義陣營已經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隨后，赫魯曉夫集團對馬列主義的“政變”，震驚和影響了全世界。一方面使得國際共運中的許多政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許多國家迷惑彷徨、思想混亂;一方面使得帝國主義陣營喜出望外、為之一振，加緊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顛覆活動。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缺乏執政經驗及種種原因造成的一些工作過失，導致了一些群眾的不滿。加之，社會主義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從中煽動、挑唆。這些因素疊加到一起，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社會矛盾出現了突發性顯露的態勢。

　　1956年3月，蘇聯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地區爆發群眾游行示威;1956年6月28日，波蘭波茲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工人騷亂，工人群眾同軍隊發生了沖突;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了帝國主義挑唆和支持下的反革命暴亂，匈牙利政局動蕩社會騷亂，震蕩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

　　在1956年底至1957年春，由于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對斯大林的惡毒攻擊、全盤否定、以及波匈事件的直接影響，由于國家機關工作中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由于部分干部中存在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加之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挑唆，我國城鄉也出現了極少數人罷工、罷課、游行請愿、個別農民要求退社等“群眾鬧事”事件。

　　與國際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遙相呼應，國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勢力借機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了猖狂進攻，掀起了一股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聲浪。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全國開始展開了嚴肅的【反右派斗爭】。

　　2、美、蘇稱霸世界、打壓中國

　　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修正主義集團，公開攻擊堅持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攻擊新中國，把中蘇兩黨的分歧擴大為國家關系間的惡化。蘇修集團，對我國施加政治、經濟、思想和外交上的壓力。

　　在美、蘇戴維營會談前夕的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他們的借口是“中國生產核武器會和其他國家生產核武器一樣給西方以借口”以此作為蘇美會談的見面札。

　　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給尼赫魯政府撐腰打氣。

　　1959年9月15日，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在美國戴維營舉行會談，以打壓和犧牲中國利益為共識，形成了“戴維營精神”，即美、蘇合作共同主宰(稱霸和爭霸)世界的精神。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對中國黨進行圍攻。中共代表團遵照中共中央規定的堅持原則、堅持既團結又斗爭的方針，同修正主義進行了嚴肅的交鋒。

　　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撕毀援建合同、召回蘇聯專家。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在華專家。蘇聯專家撤退時，帶走了所有圖紙、計劃和資料，并停止供給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這使得中國250多個企、事業單位的建設處于停頓、半停頓狀態，給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工作，造成了重大損失。

　　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為了保持其在世界的核壟斷地位，于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而這主要就是針對和壓制當時已經擁有核技術的中國。

　　同時期，以美蘇為軸心，國際帝、修、反聯合上演了“反華大合唱”。

　　帝國主義集團積極鼓勵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集團要推翻新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叫囂和企圖，并開始著手準備“反攻大陸”。于六十年代初，蔣介石集團向大陸密集派遣一股又一股的武裝特務，作為“反攻大陸”的前鋒。

　　3、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

　　1959年至1961年，我國大面積的發生了長達連續三年之久的特大農業自然災害。

　　1959年全國農業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6.8650億畝)，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P.37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

　　1960年，全國又發生了近百年少有的農業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P.3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農業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P.3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

　　1959年至1961年的農業“三年自然災害”，是建國五十年來范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嚴酷自然災害，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總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P.1558，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據統計，“由于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

　　(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P.67，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

　　與此同時，1960年7月，赫魯曉夫催逼中國政府還債。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政府一些貸款，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自愿援助中國的軍事物資，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共計人民幣58億余元。這些“貸款”中的主要部分是中國用于抗美援朝戰爭的。赫魯曉夫妄圖以此卑劣手段壓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屈服。

　　4、我國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

　　在我國社會生產資料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已完全翻身做主的中國勞動人民，以社會主人翁的勃勃英姿和滿腔熱血憧憬和創造著社會主義的美好明天。

　　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共黨人，為了盡早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為了創造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為了只爭朝夕的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高舉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帶領中國人民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

　　總路線：

　　1955年毛主席開始醞釀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的方針、原則。集中了黨內外的意志和心愿，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倡議并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得到與會同志的一致擁護和大會的正式通過，并寫進大會的決議中。

　　大躍進：

　　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匯集了全國各個地區、行業已有的不同程度的各自“躍進”態勢，1958年發展成為全國的、自覺的、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局面。“大躍進”主要體現為：工、農業高速度的在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體系的同時，多、快、好、省的推進現實生產水平的提高;在迅速建立、健全各類科技、文化和專業知識體系的同時，迅速在勞動群眾中普及科技和文化知識。

　　工業：

　　在鼓足干勁的加快構建我國獨立自主的、體系完備的、布局合理的工業體系的同時，自五十年代中期，全國工交戰線的廣大工人群眾熱氣騰騰的深入開展著“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和“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技術協作”運動。“比學趕幫超”的口號叫響全國。毛主席在1960年提出《鞍鋼憲法五項原則》以后，我國工交戰線大干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規模和質量升級變大、如火如荼。一個以機械化和半機械化、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技術協作運動，以排山倒海之勢，在全國各地廣泛深入地發展，形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技術革命大風暴。其來勢之猛、聲勢之大、內容之豐富、效果之顯著、影響之深，為國內外所震驚。

　　據史料記載，僅據鞍山市175個廠礦自大躍進以來截止1960年2月底的統計，工人群眾就提出了大小技術革新建議62.1萬余件并實現了合理建議10萬余項。僅遼寧省在1963年就解決各種生產技術問題51800多個，實現技術革新64600多項，交流技術經驗22000多項。在大躍進中我國的工業化水平和速度在大幅度提高。

　　對于工業建設來說，大躍進實現了現在人們說的“超常規”、“跨越性”發展。有許多大項目、大建設，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躍進中實施和取得的。

　　例如在鋼鐵工業中，不僅興建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煉鋼廠武漢鋼鐵廠，而且還有邯鄲鋼鐵廠、濟南鋼鐵廠、杭州鋼鐵廠、廣州鋼鐵廠、南京鋼鐵廠、安陽鋼鐵廠、成都鋼鐵廠、柳州鋼鐵廠等，一大批大型鋼鐵企業都是在大躍進中開始建立的。同時，還有最大的煉鋼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首次進行氧氣頂吹練鋼技術試驗成功等。

　　在1958、59年實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設項目還有：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制造成功，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和第一臺黑白電視機研制成功(清華大學)，第一臺40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試制成功，第一部國產轎車“東風”(后為“紅旗”)牌轎車誕生，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論“躍進號”下水，第一臺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洛陽)建成投產，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臺每秒運算一萬次的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我國最大的重型機器廠(國家重點鑄鍛件的生產中心之一)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富拉爾基建成、投產，另外，還有寶成鐵路、鷹廈鐵路、包蘭鐵路、黔桂鐵路建成通車，昆明鐵路同越南鐵路接軌通車，重慶的白沙沱長江大橋、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等。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如首都人民大會堂、博物館、火車站、工人體育場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開工、建立的工業、交通等各業項目以及“標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這種大發展的勢頭一直持續到1960年。例如上海吳涇化工廠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該廠是由我國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設備的大型氮肥廠，于1963年建成、投產，它對建立我國新興的化肥工業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僅在兩、三年時間內，國家就有這么多的項目投建、完成，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不僅這在我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也是在當時為世界所震驚的。

　　三年中，工業總產值以及主要產品的產量：鋼鐵、原媒、機床、發電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長。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躍進三年中開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建國到1979年三十年間新增練鋼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紡綻占25.9%等。

　　(引自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5、416頁。)

　　包括大躍進在內的整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入共1206.09億元，建成大中型項目581個，新增固定資產861.82億元，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而現在“主流傳媒”中，掩蓋一切成就包括巨大成就的歷史事實，把工業大躍進，僅僅歸納為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全民大煉鋼鐵”的卑劣文風，令人嗤之以鼻。

　　農業：

　　在努力建立農機、農藥、化肥、種子等農用物資生產體系和現代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的同時，我國農業戰線開展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拓荒擴大耕地面積、提高農田產量和發展畜牧業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

　　1957年9-—10月間，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號召農業和農村工作“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同時也就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廣大農民群眾為了從根本上改善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條件，煥發了改天換地的斗志，演繹了重新安排山、水、林、田、路的雄壯實踐。

　　僅1957年12月份，全國投入農田水利建設的農業勞動力就達八千萬人，到1958年1月，投入勞力達到1億人。我國農業合作社的農民，拿著大錘、釬子、鐵鍬、挑筐，推著小車，趕著馬車，大干水利。時任水利部長的傅作義(民主人士)曾做了一個題目為《四個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總結。他說：(自1957年秋)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我國農村四個月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于舊中國四千年以來所積累灌溉面積的一半!廣大農民群眾在大躍進中廣泛形成的、改善和改造農業生態條件的農田基本建設運動，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直至人民公社解體)，并在“農業學大寨”中，達到了更新、更高的水平。

　　科技和文化教育：

　　新中國建立不久，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感召下，很多海外愛國的知名華人知識分子，毅然決然的拋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和優越的生活條件，并且冒著生命危險沖破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設置的重重障礙，歸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到1956年，僑居國外的著名華人科學家、學者(如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華羅庚、李四光、何澤慧、郭永懷、朱光亞、張文裕、王希季、師昌緒、梁思禮等)近二千人紛紛從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世界四面八方返回祖國懷抱。

　　1956年黨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提出了工、農、兵、干部對科普的具體需求和科普工作的重點：

　　①向工人進行一般科學技術知識和專業技術知識(包括先進生產經驗)的宣傳;

　　②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向農民宣傳農業知識和其他科學知識;

　　③配合國防現代化工作，向軍隊進行科學知識，特別是國防科學知識的宣傳;

　　④向干部宣傳基礎的科學知識和現代科學技術最新成就。

　　科普工作圍繞生產中的關鍵性科技問題組織攻關。總結、交流并推廣重大發明創造和先進經驗，開展技術培訓、技術服務、技術上門活動。一個以工業技術革新、技術革命，以農業科學實驗、科學種田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性科技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

　　我國政府調集了幾百名專家學者參加編制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長遠規劃的工作。在幾經討論修改后，《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等系列科技發展規劃文件，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后執行。

　　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1958年“科學大躍進”的口號在全國激蕩，科研機構、人員迅速增加。我國在短時間內建立了門類相對齊全的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科研體系，初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較高素質的專業科研工作隊伍。同時我國工礦企業、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科研、試驗組織，全國形成了以專業科研部門為中心的社會科技網絡。為在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部分或全部完成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改造，奠定了基礎條件

　　毛主席一再號召開展群眾性的科普工作。科普人員立即深入群眾，通過科普講演及講座、科普廣播、科教電影、科普畫廊、科普展覽、科普書刊等形式，宣傳講解與群眾生產、生活、學習實際緊密相關的科學知識。

　　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許多著名老科學家在專注自身本職工作的同時還熱情關心社會科普工作，在百忙之中親自參與創編、講解。如錢學森講了《近代力學》，華羅庚講了《數學及其它》，錢三強講了《談原子能》，周培源講了《物理學及其發展》，錢臨照講了《物理在近代科學中的作用》，王葆仁講了《高分子時代》，黃昆講了《半導體物理》，等等。這些科普報告，深受大眾的歡迎。

　　少兒出版社出版的《十萬個為什么》，是新中國科普的經典代表作。從1961年至今銷量超過1億冊，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科學啟蒙和教育，打造出了中國科普讀物第一品牌。

　　為了迅速的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提高人口素質，為了迅速的提高廣大工農群眾的文化和專業技術素質，我國努力建立健全托、幼撫育和教育體系;努力建立健全全日制(小學、中學、大學、中專、大專、職技校)教育體系;迅速創立半工半讀的職、技校體系;大力推廣文化、技術夜校、講座。以至于每一個國營廠礦、農村人民公社都有結合自己生產實際的、工讀結合的專業技術學校。普及全民的文化、技術教育紅紅火火。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全國各地農村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99•1‰。全國范圍內的農村已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農業合作化并人民公社化的完成，開辟了我國農業由家庭小生產的個體經濟開始轉入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化、并逐步實現現代化生產的集體經濟之路。

　　5、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中出現的失誤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探索中，在那萬馬奔騰的時代大跨越中，由于缺乏建設經驗和需要在社會實踐中摸索、校正，加之左、右傾思潮的干擾，就釀成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的發生在1958年至1960年。

　　大躍進運動中的主要教訓是，有所忽視經濟發展規律、科學技術規律和生產發展條件，沒有及時的把高漲的主觀熱情準確的同客觀規律統一起來;各級要求的生產指標普遍過高;國民經濟的發展沒有堅持綜合平衡。

　　在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主要是運動初期發生的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區別的“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及“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等“五風”問題。同時在1958年大辦食堂中的“放開肚皮吃飯”;在安排1959年農業生產計劃中的減少糧食播種面積;以及該時期的超額征、收統購糧等過失，也沖擊了國家和社會的糧食儲備對于抵御農業自然災害的能力。

　　這些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但是其與三面紅旗的偉大歷史功勛相比，畢竟是支流。毛主席把對這段時期的工作評價概括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二、毛主席帶領全黨糾正“左、右傾”錯誤

　　在該探索時期，黨內外左、右傾的錯誤思潮交替出現。在防范和反對左、右傾思潮的斗爭中，毛主席總是率先警覺并站在斗爭的最前列，領導全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自【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工作會議)開始，毛主席在理論上、實踐上、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著手嚴肅的糾正黨內外的左傾錯誤與左傾思潮。

　　1958年10月下旬，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領導同志在視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時，就開始發現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出現的許多錯誤現象。特別是“共產風、供給制”，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已經傷害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影響到生產的發展。

　　毛主席為解決公社化后所發生的農村生產、分配、經營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問題，糾正在辦公社過程中所發生的“左”的錯誤，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

　　毛主席在會上領讀了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作了多次講話。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1、明確提出要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兩個界限;2、批駁了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實行產品調撥的主張。3、建議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讀書學習馬列。他在會議期間(11月9日)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大家讀兩本書，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4、規定了要愛護群眾、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繼而，為了徹底糾正左傾錯誤，他緊張的進行調查研究，密集的召開會議：

　　1958年11月21——27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武昌會議）。

　　為了貫徹【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精神，并進一步解決國民經濟中的高指示問題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黨中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武昌會議】。

　　武昌會議在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的同時，具體的討論了壓縮高指標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相關問題，并調整了一些過高的生產指標。

　　毛主席講了話。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全黨要樹立科學態度，尊重客觀規律，在經濟建設指標上，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不得弄虛作假。

　　接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召開。毛主席主持了八屆六中全會會議并作了重要講話。

　　他批評了企圖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按勞分配原則以及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批評了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的空想，著重指出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仍應保留按勞分配制度。重申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還批評了經濟建設工作中的浮夸作風。同時他強調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

　　全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既要有沖天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冷熱結合的精神;要尊重國民經濟各部門按比例發展的客觀法則，注意到了1958年國民經濟出現比例失調的問題，初步降低了北戴河會議所確定的1959年工業生產的高指標。如降低了基本建設的投資，鋼的產量指標由原定3千萬噸降為1.8千萬噸。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和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問題，以及繼續壓低1959年經濟指標問題。

　　【第二次鄭州會議】是毛主席為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毛主席糾“左”遇到了很大阻力，而阻力至少來自一些協作區主任和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日記中說：“我們幾個人跟他(毛主席)唱反調。”毛主席耐心的說服教育，以克服高干中的左傾思潮;并且嚴厲而深刻的批判黨內的左傾冒險主義，以維護黨的路線的正確與紀律的嚴明。

　　他說：“你們不贊成公開寫(反左傾的)文件、寫所有制，我也可以讓步，但是實際上要那么辦，而且我們在會議上得把問題講清楚。”

　　他言辭激烈的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我犯了什么罪?無非是不要一平、二調、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還是在生產隊，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兩級，要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來辦事。”

　　對于當時農民瞞產私分糧食的現象：毛主席說：將瞞產私分定性為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制問題” ;“他的土地、他的人力生產出來的產品，你不用等價交換，他抵制，這是保衛他的神圣權利，極為正確。”

　　對于農民瞞產私分的主要原因，他說：“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他說：“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他強調生產隊的所有制是“具有極大重要性的”，三級核算應當“以隊的核算為基礎”。

　　他指出，六中全會決議“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發展過程”。

　　他說：“現在的所有制，基本上生產隊是八個指頭、九個指頭，公社是一個指頭、兩個指頭，最多不超過三個指頭。現在公社實際是聯邦政府。公社的權不能那么大，應該是有收公糧之權、積累之權，產品分配應該在隊。”

　　毛主席嚴厲批評“一平二調”的“共產風”，說它使得生產隊人財兩空。他提出必須反對兩種錯誤傾向——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他說：“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

　　他指出，此類的錯誤傾向都是違反價值法則、違反等價交換的原則。要實行等價交換，堅持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生產隊除了向公社提交公積金、公益金以外，社與隊、隊與隊之間都是等價交換關系，不允許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

　　會議通過一個《鄭州會議記錄》，這個記錄的第一部分(一般將它稱作“鄭州會議紀要”)是毛主席寫的。“紀要”說，會議規定了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這十四句話，對人民公社內部的體制和基本政策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對于糾正“共產風”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注：以上毛主席的講話引自《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海會議）

　　【上海會議】會議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的會議紀要。對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作了若干原則規定。

　　紀要規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要相對穩定，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制;三級核算時，一般是以相當于原高級社規模的生產(大)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

　　紀要改變了第二次鄭州會議關于“舊賬一般不算”的政策。為了徹底糾正“一平二調”而提出“對人民公社建立以來的各種賬目作一次認真的清理，結清舊賬，進行退賠”。紀要重申人民公社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毛主席認為已經經過調整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中鋼的計劃指標仍然偏高，會議委托陳云進一步斟酌調整。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全會分析了國內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整頓了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進一步調整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高指標。會上，毛主席肯定了陳云對1959年生產指標下調的意見并努力說服堅持高指標的人們。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

　　會議原定的議題是，實事求是總結1958年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以發揚成績、糾正錯誤，討論今后的經濟工作任務。

　　會議前期，毛主席在講話中對國內形勢概括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他著重指出了“大躍進、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和教訓。他指出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綜合平衡。過去安排國民經濟的次序是重、輕、農，沒有執行《論十大關系》確定的發展順序。今后應當反過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

　　他還提出讀書、形勢、工作任務等19個問題要大家進行座談討論，以繼續糾正當時覺察到的工作失誤和思想失誤。即進一步肅清左傾思想。

　　7月14日與會的彭德懷元帥寫信給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接續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八屆八中全會由【廬山會議】前期的重點反左，轉為重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在全黨努力肅清左傾影響的時候，彭德懷借機于會前、會內與中央相悖。彭德懷同志的錯誤不僅是由于他宣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而且在于他對自身錯誤的固執，對中央領導群體的傲慢，導致了矛盾的激化。結果從思想上的矛盾釀成他與黨組織之間的對立，他受到了黨組織的嚴肅懲戒。

　　彭德懷同志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的結局，首先是由于他的馬克思主義素養有限、路線是非不清;二是由于他多年來目空一切、說一不二、粗暴、專制的工作作風，在歷史上傷害了許多人;三是一些人“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出于種種目的著意于對彭德懷個人的極限組織處理。

　　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會議以后，毛主席始終對彭德懷，同志相稱、同志相待，有所期待。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

　　毛主席在會上講話，要求把產品質量提到第一位。他強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指出，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他說，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10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不少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未深刻的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10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

　　針對我國連年發生的特大農業自然災害，為了集中力量把以鋼、鐵、煤、運為中心的工業生產搞上去，加強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中央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會議確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保證鋼鐵等工業的生產;認真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保證農業生產等措施;并決定以后國民經濟計劃不再搞兩本賬，只搞一本賬，不搞計劃外的東西，不留缺口。

　　毛主席提出，農村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至少五年不變，死死規定下來。在集體所有制占優勢的前提下，總要給每個社員留點自留地，使社員能夠種菜、喂豬、喂雞、喂鴨。

　　針對蘇聯惡劣的大黨、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及背信棄義的行為，會議通過了《關于向黨員干部介紹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和中蘇關系問題的通知》。毛主席在會上提出，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為了動員全黨、全國人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奪取豐收，渡過難關。毛主席帶領全黨從1960年冬開始，進一步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的錯誤。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

　　指示信規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相當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至少7年不變;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從多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認真實行勞逸結合;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等。

　　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指示》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

　　會議形成了《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

　　《紀要》指出，在整風整社中，要徹底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生產風、特殊化作風、強迫命令風，要徹底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要徹底清算“一平二調”，堅決退賠。退了東西，賠了錢，還必須向群眾作檢討。通過整風整社，要進一步調整農村中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純潔干部隊伍，純潔黨的組織，健全黨的生活，加強黨組織的堡壘作用;進一步提高干部和群眾的政治水平，整頓干部作風，調整干群關系，在農村中形成一個廣大群眾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爭取1961年的農業豐收。

　　《紀要》強調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會議紀要指出，在整風整社中，一定要充分發揚民主，解除干部和群眾的顧慮，盡力使他們敢于說出心里話。對于他們的意見要細心傾聽，即使有些意見是錯誤的，甚至是極端錯誤的，也要平心靜氣地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加以澄清，而不要扣帽子。并且要切實注意保護少數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允許他們保留意見。在清算“一平二調”和退賠兌現中，也必須走群眾路線，充分發揚民主，把黨的政策規定交給群眾。

　　《紀要》重申了黨在農村繼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原則。會議紀要指出，要認真清理“一平二調”，用退賠來鞏固以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用退賠來教育干部，教育群眾，使大家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關于不能剝奪農民的原則，真正懂得社會主義的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的原則。

　　《紀要》特別提到，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社員家庭副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性質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性質不同，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它們是大集體下的小自由。使這部分經濟在不妨礙集體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有適當的發展是必要的，不應該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加以反對。

　　《紀要》號召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各行各業都要支援農業，全面落實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必須繼續在各個方面調整和壓縮勞動力，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力爭1961年的農業豐收，首先是糧食豐收。

　　1月13日，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批評“一平二調”、“共產風”是“人禍”;要求大家勇于承認錯誤，有多少錯誤就說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他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

　　1961年１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會議強調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適當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和降低重工業發展速度。會議正式通過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并決定在農村深入貫徹《十二條》，進行整風整社。會議決定提高糧食、食油、生豬和禽蛋等項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農民的收益。決定社員自留地的比例調整以后，20年不變。并鼓勵社員養豬及發展小規模的家庭副業。要求切實安排好社員的生活，幫助社員渡過困難時期。

　　毛主席在會上再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毛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不能剝奪農民，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剝奪勞動者，只能剝奪剝削者，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

　　毛主席親自組織制訂《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

　　為了在總結過去3年多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訂一部能夠科學的、具體的體現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把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問題作一個系統的解決并使其工作規范化，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成立了起草委員會。1961年2月下旬，毛主席領導的各調查組匯集于廣州，同部分地方負責同志一起，在毛主席主持下，著手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了《六十條草案》，使之得到了充實和完善。中央又于3月29日向全國下發，誠懇的作為向全國廣大農村干部、群眾深入征求意見的“草案”。這是第一個《六十條》。

　　在廣泛征求全國農村廣大干群對草案意見的基礎上，該《六十條草案》又經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修訂，于6月15日決定下發并更名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是第二個《六十條》。

　　比照第一個《六十條》，第二個《六十條》增寫了有關山林的歸屬權和經營權;增寫了公社各級干部應該遵守的《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兩部分。該《六十條》正式取消了公社的供給制和公共食堂。這不僅從制度上消除了社員間在個人分配和消費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還有力的制止了基層干部從中多吃多占、化公為私的弊端。在堅持按勞分配的同時強調對“五保戶”通過提留公益金(約占生產隊收入的2%至3%)予以適當照顧。

　　第二個六十條《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又經過反復征求意見和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于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通過，并最終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正式通過。這是第三個《六十條》。

　　比照第二個《六十條》，第三個《六十條》最主要的改動就是把農業生產基本核算單位確定在相當于原初級社規模的生產(小)隊，并鄭重宣布“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就從制度上根除了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穩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閃爍著毛澤東三農思想的光輝，在國際共運史中，她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三農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歷史文獻。《六十條》成為爾后人民公社運行和發展的指導原則，促進了人民公社的鞏固、繁榮和發展。

　　1961年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別在廣州和北京召開了“南三區”(即華東、中南、西南)和“北三區”(即華北、東北、西北)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地區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同志。毛主席親臨“南三區”會議。

　　為了從認識論上克服左右傾思維，在“南三區”會議上，毛主席印發了他在1930年手寫的《關于調查工作》一文(即《反對本本主義》)，他還于3月11日為印發此文寫了批語。他再次強調全黨進行調查研究，特別是領導干部親自作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主席于3月13日給參加“北三區”會議的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建議他們到縣、社、隊進行調查。他還在“南三區”會議上宣讀了這封信。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參加“南三區”、“北三區”會議的全體同志認真學習了他在30年前寫的《關于調查工作》一文，堅持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著重研究了如何解決人民公社的平均主義問題。

　　1961年３月15日至23日，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后，毛主席親自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在浙江、湖南、廣東等省農村進行調查研究。

　　從3月14日起，中央召開的“南三區”、“北三區”兩個工作會議，在廣州合并為一個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制訂工作。廣州會議重點討論并充實了“草案”。中央于3月29日正式向全國下發并用于廣泛征集基層干群的意見。

　　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信中說：“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志1930年春所寫的《關于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高級及中級干部學習。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都應該聯系最近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入的討論。”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會議在中央和各地負責人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原(草案)中關于公共食堂和供給制的規定。

　　會議還決定調整當年的鋼產量，由原定的1800萬噸降為1100萬噸。

　　會議還決定對幾年來受批判處分的黨員和干部，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平反，規定以后不在不脫產干部和群眾中開展反右、反“左”的斗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

　　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議，發出了《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要各級黨委就此問題認真調查研究，以便黨中央作出決定。經過充分討論后，翌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決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產隊(即小隊，相當于初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這樣，便將組織生產和進行分配的單位統一起來，從體制上克服了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和省、地、縣委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廠礦、部隊的負責干部七千多人。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經驗，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為徹底戰勝嚴重困難而奮斗;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提高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水平。會議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幾年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錯誤及產生的原因。

　　毛主席在會上作講話，著重指出必須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發揚黨的三大作風，以增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能力;必須在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以自覺遵循客觀規律做好工作。

　　毛主席在講話中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鄧小平在大會上講話，分別代表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作了自我批評。大會統一了全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左右傾思潮的認識，有力的推動了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七千人大會”，是我黨在充分發揚民主、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深入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深刻總結經驗和教訓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左右傾思潮的大會;是通過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全黨高度統一和團結的大會;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既高速發展又穩步前進的大會。

　　在毛主席領袖中國共產黨時期，黨的干部隊伍特別是黨的中高級干部群體中的大多數人，接受了較多的馬列毛理論熏陶，經受了長期的革命實踐考驗，在政治本質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在主觀愿望上是忠實人民利益、擁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但是其中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多的。毛主席在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曾經希望：“……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1975年4月20日他在新華社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批示道：“……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加之左、右傾機會主義代表人物的不時產生，因此干部隊伍難免自覺不自覺的、或多或少的沾染左、右傾思潮。

　　在階級社會中，黨內左、右傾思潮的產生既有階級、階級斗爭的根源，又有思想認識(唯心論、機械唯物論、不可知論、形而上學)的來源。因此在前無古人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出現左、右傾傾向，既是應該盡力避免的又是難免的。就是主席本人有時對黨的工作是否含有左、右傾傾向的危害，也需要有一個在實踐中觀察和認識的過程。

　　而毛主席總是最先的洞察和警覺到左、右傾的出現;總是率先帶領全黨光明磊落的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總是預先盡可能的防范左右傾傾向。他這種對人民利益的強烈責任感、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素養、高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氣度，使得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規避了重大曲折，少走了許多彎路。因此他備受黨和人民的敬重與擁戴。

　　注.本文的史料依據:

　　1、以相關的毛主席著作、講話、批示、信件、談話、注釋和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決議、決定、指示、通知等歷史文件為根本依據。

　　2、由于本人沒有查閱相關權威歷史檔案資料的能力，所以只能查閱網上的資料。

　　(1)以一些黨的工作機構的相關黨史紀實、一些黨的領導干部的回憶錄為重要依據。

　　(2)深入參閱學者：【龔 云】、【馬社香】的相關文章及【老友】的《黨史紀實：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道路(上、下)》一文。對上述作者引用的史料，表示總體上的尊重和信服。

　　(3)認真閱讀網上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觀點不同的文章五十多篇。對其中我所轉引的相關史料前后用了三百多個小時進行搜集、比較、甄對、篩選。

　　3、對我得以轉引史料的文章原作者，一并表示誠摯的謝意。

　　附本文各篇題目：

　　1、重溫毛主席“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理論與實踐(豐碑 ★ 之一)

　　2、我國實行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概要過程(豐碑 ★ 之二)

　　3、我黨為何要帶領勞動農民實行農業合作化、集體化(豐碑 ★ 之三)

　　4、在實行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黨內矛盾和斗爭(上)(豐碑★之四)

　　5、在實行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黨內矛盾和斗爭(下)(豐碑★之五)

　　6、兩條路線的本質區別(豐碑★之六)

　　7、人民公社創建時期，毛主席與黨內左右傾思潮的斗爭(豐碑★之七)

　　8、圍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斗爭(豐碑★之八)

　　9、毛澤東時代豐厚的耕地遺產(豐碑★之九)

　　10、觸目驚心的社會“兩極分化”(豐碑 ★ 之十)

　　11、人民公社好!(豐碑★之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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