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與紅軍長征

　　毛澤東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提出“按古田會議精神搞好部隊建設”，并要求人手一本加以熟讀。延安整風期間，中央將古田會議決議確定為軍隊干部的整風學習文件和全軍的教材，并指出“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同志寫的中國共產黨建軍與建黨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不難看出，通過紅軍長征血與火的洗禮，黨中央對古田會議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實際上，中央紅軍取得長征勝利與長征途中紅軍始終堅持古田會議精神是密切相關的。

　　古田會議精神指引推動了中央蘇區的創建發展，從根本上確保了中央紅軍實施戰略大轉移

　　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主力首次入閩，初步勾畫創建以贛南、閩西為核心的革命根據地的宏偉藍圖。然而，在此前后，黨內軍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盛行，革命力量難以壯大，毛澤東的正確思想難以有效貫徹。為此，紅四軍派陳毅赴上海向黨中央報告情況。8月，紅四軍收到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等主導起草的《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導信》。12月29日，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在上杭縣古田鎮主持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大會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成為建黨建軍綱領性文獻。自此以后，紅軍隊伍得到不斷壯大，成長為一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聽黨指揮、紀律嚴明、作風頑強、英勇善戰、善于做群眾工作的能武能文的堅強軍隊。

　　在古田會議精神指引下，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連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贛西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成。1933年底至1934年初，中央蘇區發展達到鼎盛時期，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和瑞金直轄縣，先后共轄66個行政縣，成為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為紅軍實施戰略大轉移，奠定了堅實基礎。人力支援方面，蘇區開展“擴紅”運動為紅軍長征提供大量兵源。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蘇區經過兩次突擊“擴紅”，新增兵源達8萬余人，僅紅一、三、五、八、九五個主力團在突圍轉移前夕，就分別補充了數千名新戰士，及5300余名挑夫。蘇區人民對紅軍的有力支援，對紅軍長征前期的戰略轉移發揮了重要作用。

　　古田會議確立的思想建黨原則，從思想政治路線上確保了紅軍長征勝利

　　古田會議分析了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強調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分析解決問題，并提出了糾正錯誤的具體辦法。這條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對紅軍長征途中取得同黨內的錯誤路線、思想和行為斗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后，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左”傾錯誤不僅使黨在國統區的工作遭受損失，而且影響到各根據地。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的許多正確主張和實踐經驗受到排擠、指責、打擊，黨內正確思想沒有成為指導思想。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開始在根據地全面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方針，使紅軍陷入極其被動局面，最終導致中央根據地全部喪失，紅軍被迫長征。長征途中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方針，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紅軍的軍事失利在湘江戰役達到了頂峰。嚴酷的事實迫使黨和紅軍內部越來越多的人進行思考，黨和紅軍深感沒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引是不行的。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實現了黨的思想路線正確回歸。中央紅軍由此走出困境，轉危為安，為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糾正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錯誤，各路紅軍最終會師陜北地區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沒有黨的正確思想的領導，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不可設想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古田會議確立、經受長征實踐檢驗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成為指引革命勝利的指導思想。

　　古田會議確立的政治建軍原則，從軍事路線上確保了紅軍長征勝利

　　古田會議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除了打仗，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中央紅軍從長征開始，就高度重視軍隊的政治使命，黨中央在《紅星報》發表《紅軍是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宣傳者和組織者》，要求紅軍每到一地要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廣泛宣傳我黨的主張和民族政策，嚴格遵守紀律，爭取群眾的同情和支持，樹立紅軍在群眾中的威信。紅軍長征途中，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紅軍入涼山彝民聚居區后，號召部隊百倍努力爭取彝民工作，要求每個戰士送一件禮物給彝民，絕對不打彝民的土豪，每個連隊與駐地彝民舉行聯歡等，充分體現了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密切聯系群眾的根本宗旨和優良作風，使沿途群眾認識到紅軍是自己的軍隊，從而衷心擁護和支援紅軍。

　　古田會議指出，紅軍必須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要防范“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并建立正確的上下級關系，增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長征期間，紅軍各部隊及中央軍隊、組織機構，人員設置經歷了數次變更。不論是紅一方面還是紅二方面軍中，都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后，張國燾不顧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經過長途行軍以及戰爭消耗的客觀事實，認為紅一方面軍衣衫襤褸，大量減員，過去號稱幾十萬大軍的中央紅軍，一下子銳減至不足兩萬人，是黨的領導路線錯誤造成的。張國燾因此(紅四方面軍約十萬人)擁兵自重，企圖以槍指揮黨，威脅黨，發展到另立中央，使黨和紅軍面臨分裂危險。黨中央從革命事業的大局出發，既堅持原則又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最終戰勝了張國燾分裂中央的企圖，避免了紅軍的分裂。

　　古田會議所提出的黨的組織建設和黨內民主思想，從組織路線上確保了紅軍長征勝利

　　古田會議從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組織建設根本原則，旗幟鮮明地指出了黨和軍隊極端民主化的嚴重危害，提出要使黨內思想和黨內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的口號，并形成了一套保護黨員民主和基層民主的會議制度。會議所總結的關于黨內批評的目的、意義、任務、途徑和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這些都為紅軍長征途中解決黨內各種問題提供了示范和指導。

　　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一系列重要會議，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堅持了正確的組織路線。遵義會議之前，以李德、博古為核心的領導層獨斷專行，搞宗派主義，導致革命事業重大損失。對此，毛澤東一方面與錯誤路線堅持斗爭，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機會團結絕大多數人，和許多同志交換過意見促使他們覺醒。遵義會議以后，黨內堅持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解決矛盾，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即便博古犯了嚴重錯誤，黨中央也沒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與黨的宗旨、組織原則和紀律是絕不相容的。然而，黨中央仍然以極大的耐心爭取他的回心轉意，最終促使張國燾服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使全黨全軍團結在新的領導集體周圍。二是會風民主。就遵義會議看，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及紅軍高級將領。會議圍繞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和軍事報告，開展了認真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至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周恩來，下至列席會議同志都作充分發言，雖然會上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并對會議表示保留意見，但會議最終解決了紅軍行動方向的戰略性問題，實現了歷史的偉大轉折。三是會議議題明確，思想統一。從通道會議起，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等等，其討論的議題針對性強，攸關紅軍的生死存亡和行動方向，也解決了實際問題。四是各方面執行會議精神異常迅速堅決。往往是會議剛結束，會議精神就傳達，行動就開始。廣大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的強大執行力，反映了黨的組織建設和黨內民主建設的巨大威力，成為紅軍長征勝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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