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至1934年初,國民黨調集百萬大軍,實施所謂的“持久戰”與“堡壘主義”新戰略戰術,對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從5月份開始,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團”即秘密著手突圍準備工作,加緊了糧食、被服等物質資材的收集儲藏,凡是能夠搬走的值錢的東西都想帶走,壇壇罐罐打包了三四千副擔子。
10月下旬,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主力以抬轎子、搬家式的陣勢上路,大大遲緩了行軍速度,嚴重削弱了作戰能力,以至于在突破國民黨軍隊預設的第四道封鎖線時,兵力損失過半以上。突圍行動持續了不到兩個月,當部隊前進到湖南通道時,所帶軍需物資幾乎拋棄、消耗殆盡。
面對如此嚴酷的現實,相關職能部門充分發揮了供給保障的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因地制宜、因人而異、量敵為謀采取了相應的籌措、分配和調劑給養方式,從而最低限度地保證了行軍作戰需要,最大限度地鞏固和提高了士氣戰力。廣大紅軍官兵高度發揚了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和團結友愛的優良作風,含辛茹苦、挨餓受凍克服了一切自然和人為障礙,勝利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壯舉——二萬五千里長征。
虎穴狼巢奪資源,血凝汗結保吃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同志力主避實擊虛,放棄北上湘西而轉兵貴州,得到了多數與會同志的支持。隨后,中央紅軍兵分兩路西進,于1935年1月3日強渡烏江成功,7日全面占領黔北中心城市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擴大會議,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一直受排擠的毛澤東同志掌握了實際領導權。同時撤銷了總供給部和運輸總隊,成立了軍委先遣工作團,并在各級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設沒收征發科,在團政治處地方工作組下設沒收征發干事,統籌兼顧全軍戰爭經費和生活物資的籌集分配。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徹底拋棄了過去那種“簡單輕巧與徑直的干法”,完全“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不停地在川黔滇邊迂回穿插。供給保障部門也跟著繁忙展開籌錢收物工作。2月20日,總政治部頒布《關于籌款征集資材及節省問題的訓令》,強調“保障紅軍的給養,克服紅軍的戰費,對于爭取戰爭的勝利,有極重要的意義”,要求“偵察隊設營隊中,政治機關應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員(或組織先遣工作團)與他們共同行動,以便有較充分的時間,進行群眾工作、捉土豪、籌款、征集資材等”,并規定“如時間允許,應由團政治處計劃,與團首長商量,派相當的武裝,到駐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
這段時間,中央紅軍在貴州遵義沒收了軍閥王家烈的5萬多元銀洋、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以及價值5萬多元的香煙。在桐梓沒收了軍閥侯志丹的大量皮貨,搜獲了逃亡官僚、地主埋藏的6萬多元銀洋和不少黃金。在貴州、云南交界的瑤族聚居區,沒收了地主的錢財,僅銀元一項就得用40多頭騾子馱運。在云南曲靖附近截獲了軍閥龍云的10份高清地圖和10箱特效白藥。在會澤沒收了軍閥安恩溥的80多匹騾馬、籌得近10萬元現洋、近20萬斤糧食以及400多匹布料。該省某縣長孤陋寡聞,認定“赤匪”必定乞窮儉相,竟誤把著裝齊整的中央紅軍當作中央國軍,主動奉獻了大批糧草和軍餉。但5月初成功地巧渡金沙江、進入川西南后,敵對勢力就沒有那么“人傻錢多”了,紅軍首攻會理城即遭到國民黨川康軍的頑強抵抗,不得不繞道而行,走進了自然人文環境有著天壤之覺、冰炭之乖的川西北高原。
魚水相投魚得全,軍民互助度饑寒
紅軍長征為了避免跟強敵發生正面對抗,所經之地主要在路絕人稀、物力維艱、少數民族集中的窮鄉僻壤。歷史上彪悍一時的流動軍隊,一旦深入這樣的圮地和死地,往往只能接受非潰即死的命運。生存環境之惡劣、群眾基礎之薄弱、民族矛盾之尖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國民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老調重彈,一邊調兵遣將圍追堵截,一邊開動宣傳機器,極盡妖魔化紅軍之能事,結果正如蔣介石所言,“使土匪得不到一個稍舒喘息的機會,更沒有盤踞與匪化一個地方的可能,而且他連裹脅民眾的工夫都沒有”。
此時此境,能否取得當地土著的理解與支持,其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軍事斗爭本身。早在長征前夕,總政治部就頒布了《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證部隊與群眾的正確關系,加強地方工作與資材的收集,堅決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強調“對于不能教育的破壞紀律的壞分子,應給以處罰,甚至在群眾中公審槍決,特別要注意對給養事務與前站人員的教育與工作檢查”,在即將進入桂北苗、瑤族聚居區前夕,總政治部又頒布了《關于瑤苗民族工作的原則指示》,要求“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須不疲倦地解釋”,“蘇維埃與紅軍,不但是漢族民眾的政權與武裝力量,而且也是中國所有被壓迫民族的民眾的政權與武裝力量”。
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活動期間,上述地方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原則更加具體化。如經過黔東南時,總政治部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有信仰的甲長、鄉長。”“山田牛少,居民視牛如命,絕不應殺牛。土豪牛要發給群眾,嚴厲處罰亂殺牛者。”即將進入遵義城時,紅一軍團規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時,須經過詳細的調查,經過政治機關的重復調查并其批準后,才許可行沒收與捉人。無論沒收反動商店和土豪財產與捉土豪,均須向群眾有充分的解釋后才準。”進入遵義城后,總政治部又及時布告:“紅軍是有嚴格紀律的軍隊,不拿群眾一點東西,借群眾的東西要送還,買賣按照市價,如有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每個群眾都可以到政治部來控告。”
紅軍長征一路打富濟貧、取予有節,沿途群眾也殫財竭力、守望相助。如中央紅軍在黔北湄潭發動群眾打擊了47家土豪,分掉了近5萬斤糧食、4萬多斤食鹽和500余頭肥豬。當地裁縫和巧婦則加班加點,幫助他們趕制了8000多套棉衣夾褲過寒冬。在滇東宣威“從有錢的火腿商那里沒收了成千上萬條火腿,農民們從好幾里外趕來免費領一份,這是火腿史上的新鮮事兒。成噸的鹽也是這樣分配的”。他們在川南的所作所為,更是讓國民黨方面都感到無可厚非:“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食土中蘿卜者,每取一頭,必置銅元一枚于土中”,并由此惶恐不安,“惟當地團隊銜縣府命令封倉拉夫,集中糧食,蹂躪不堪……致無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團隊之象”。
針對川西北的特殊情況,各路紅軍進一步加大了爭取群眾、保障供給的力度。如在進入涼山彝族聚居區之前,總政治部頒布《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強調:“絕對不準對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嚴禁將少數民族中的富裕分子當土豪打;絕對的遵從少數民族的宗教的風俗的習慣;嚴厲的反對輕視、鄙視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的愚蠢的偏見。”紅軍總司令朱德頒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申明:“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先遣隊司令劉伯承還入鄉隨俗,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贈送了大量槍支彈藥和金錢,以換取通行便利和生活保障。
解衣推食情最暖,餐風宿露志愈堅
長征途中,圍繞生死攸關的戰略方向選擇和供給保障遂行等原則問題,紅軍內部一直爭執不休,但過激言行并不能否定彼此心系紅軍安危的初衷。團結友愛、同心共濟是長征進行曲的主旋律,在供給保障極度困難的非常時期,愈發凸顯出紅軍相忍為黨的不拔之志、舍己為人的手足之情。
1935年6月初,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從天全經蘆山、寶興,北上懋功、理番與紅四方面軍“抱團取暖”。這條路線長約千里,沿途人煙稀少、物產不豐,而且橫亙著幾座人稱“生命禁區”的大雪山。為此,中革軍委指示各兵團首長:“必須向全體指戰員指出其意義,鼓動全軍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機動、迅速完成戰斗任務,以頑強意志克服糧食與地形的困難。”
毛澤東同志以身作則,堅持不坐擔架不騎馬。他拄著拐棍爬過夾金山頂,下山時突然頭暈跌倒。興國籍運輸員邱長勝變戲法似的從挑擔里提出了一只火籠和一壺熱茶,毛澤東同志喝了熱茶緩過勁來,哽咽著只說了一句話:“你們都是蘇區偉大人民的兒子。”紅軍隊伍中,運輸員和炊事員是公認的“苦差使”。紅三軍團有個運輸員從中央蘇區一路走來,終究沒能熬過雪山這一關。供給部部長周玉成含淚接過了他的重擔。該軍團某連履險蹈危千百回,從未因饑餓而減員,卻在雪山上累死了兩個忙著照顧戰友的炊事員。
紅四方面軍那邊也在積極策應,不僅派出了一個戰斗團前往夾金山北麓的達維鎮迎接,還從各機關抽調人員組建了一個迎接中央紅軍籌糧工作隊。6月18日,紅軍兩大主力在懋功兩河口第一次實際會合,雙方傾其所有互贈禮物,其盛況正如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所報道:“這是階級友愛的熱忱,這是階級團結的精神,這是我們的力量。”兩軍會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暫住休整,為繼續北上、創造川陜甘蘇區作好物質準備。中革軍委恢復了總供給部,實行生活物資統一籌辦、定量配給制度,并在毛兒蓋和蘆花各設一籌糧委員會。全軍上下總動員,展開了一場突擊籌糧、節食競賽運動。年近花甲的林伯渠同志身肩總供給部部長之重任,“籌糧與分糧,到極緊張時”。
8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分別從馬塘、卓克基和毛兒蓋出發,平行進入了傳說中的“死亡陷阱”松潘大草原,行不數日,人均所帶不多的干糧即已吃完。紅三軍團某連歷經雪山大難不死的7個炊事員,輪流背著一口無米入炊的大銅鍋,相繼犧牲在茫茫沼澤地深處,大銅鍋最后落到了司務長謝芳詞的背上。軍團長彭德懷忍痛割愛殺掉坐騎,自己卻拒絕吃肉湯。朱德總司令帶頭“嘗百草”,組織戰士挖野菜、剝樹皮、煮皮革充饑,后續部隊甚至撿吃別人糞便中未經消化的麥粒。正是靠著這種人類最高尚的自救行動、動物最原始的求生方式,紅軍核心才得以“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三大主力才得以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陜北會師。
(作者單位:江西省瑞金市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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