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放水”長征說辨證

　　摘要：在第五次“圍剿”后期，蔣介石運用“驅其離巢”策略，逼迫紅軍西走。這從表面上看雖有“放水”之嫌，但實際上乃是欲擒故縱，他早已在“遠處張網”。紅軍突圍后，蔣介石又在日記中以“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自勉，頻繁調動和督促各部，希圖用多道封鎖線剿滅紅軍，阻其入黔。而在紅軍進入貴州前后，蔣介石確實開始將追剿中共與統一西南兩個問題結合起來考量，以求“一石二鳥”。但他從未放松追堵，仍處心積慮欲消滅紅軍，并無驅其入川之意。紅軍巧渡金沙江后，蔣介石更是在日記中懊惱不已，視為“用兵一生莫大之恥辱”。因此，或許蔣介石的某些決策在客觀上有利于紅軍突圍，但其主觀上從未有意“放水”。進而言之，盡管蔣介石后來借追剿之機統一了西南，但卻不能倒果為因地反推他當初便縱共“西竄”。在他的內心中，追剿始終是首要任務，并深以未竟全功為憾，解決西南問題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個收獲而已。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實施戰略轉移。在經歷一年艱苦卓絕的長征后，中共中央終于克服重重艱難險阻，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從而保存了其基干力量。這次萬里長征堪稱世界軍事史上的壯舉，然而近年來卻屢遭質疑，其中特別流行的就是蔣介石“放水”說。如蔣緯國便認為：“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他還評論：“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云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張戎同樣提出：“毫無疑問，蔣介石有意放走了紅軍主力、中共中央與毛澤東”，“蔣介石此時的戰略計劃是把四川建成將來對日本作戰的大后方，即他所說的‘復興民族之根據地’。……他的作法是把紅軍趕進這些省去，使這些省的軍閥由于害怕紅軍落腳，不得不讓中央軍進來幫助他們”。她甚至還推斷：“蔣介石放走紅軍還有一個更秘密的純私人動機：他要斯大林釋放在蘇聯做人質九年的兒子經國。”

　　概言之，所謂蔣介石“放水”長征說的核心觀點就是認為蔣介石為了實現某種目的特別是統一西南，故意放紅軍突圍，并驅趕其進入云貴川。對這種說法，雖有不少附和者，但亦不乏針砭。如臺灣學者陳永發曾批評其“雖發前人所未發，但不是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之上;基本上乃屬揣測之詞，經不起嚴肅的質疑和考證”。金沖及也表示：“國民黨方面后來有一種說法，認為蔣介石有意讓中央紅軍西進，以便借此進兵并控制西南。這并不符合當時的事實。”不過迄今為止，大多反駁僅點到為止、語焉不詳，尚無專論詳加澄清。鑒于此種說法流傳甚廣、影響頗大，且牽涉史事極為復雜，本文擬重加辨析。

　　一、“驅其離巢”與“遠處張網”

　　蔣介石“放水”說其實由來已久。早在1934年下半年紅軍西撤前后，粵系元老蕭佛成即曾提醒陳濟棠，“蔣氏集重兵于南方，又復故縱赤軍，使其突圍西竄以犯桂犯黔，其計甚狡”，故“須防蔣軍藉追擊共軍為名，乘機跟蹤而來，使我猝不及備”。這里“故縱赤軍”一語，顯然是指蔣介石有意“放水”。而恰在此時，蔣介石又離開南昌行營，遠赴西北巡察月余之久。這一置“剿共”前線于不顧的異常舉動，似乎更坐實了此種猜測。時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軍總司令部顧問的胡羽高在1936年出版的《共匪西竄記》-書中，也記載了紅軍突圍后湖南廣為流傳的一則傳聞：“謂蔣委員長料定匪將西竄，固意先往西北，藉名考察，俾避免正面沖突，及縱匪脫逃之譏，暗中授意中央軍，將匪放出，使共匪流竄在前方，對消異己的部隊，然后乘其兩敗俱傷之際，一鼓之下，連茹拔茅。”在他看來，此傳聞似與事實俱符，當非空穴來風。

　　如果說蕭佛成、胡羽高二人分別是站在粵系陳濟棠與湘系何鍵的立場上指責蔣介石縱共“西竄”，那么桂系李宗仁更在晚年口述的回憶錄中憤懣陳詞：“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應自四方筑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如不得已要網開一面，也應將缺口開向閩、粵兩省，把共軍驅至沿海一帶，加以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共軍入湘之后，按當時情勢，中央軍本可利用粵漢鐵路和湘江，水陸兩路南下，截擊共軍，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然后中央軍緩緩南下，迫使共軍入桂。”這無疑也是暗諷蔣介石故意“放水”。

　　那么，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揆諸史實，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廣修碉堡、步步為營的辦法，逐漸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其兵力部署大致如下：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下轄第三、六、二十、二十六路軍;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下轄第二、四、五路軍。以上各軍多屬中央嫡系部隊，實力較強。此外，蔣介石還分別任命何鍵、陳濟棠為西路軍、南路軍總司令，各率所部進犯或封鎖蘇區。這種“分進合擊”戰略的實施，極大壓縮了蘇區空間。面臨如此危局，紅軍主力肯定不會坐以待斃，勢必向外突圍，而其方向便成了蔣介石一度著重研究的問題。1934年3月6日，他即曾在日記中記載：“注意事項：一、匪部行動竄向。”

　　據宋希濂回憶，顧祝同曾密告之，蔣介石最初頗擔心紅軍由閩北轉入浙江、安徽、江蘇，但隨著1934年初福建事變迅速解決，國民黨東、北兩路“圍剿”部隊聯成一氣，“共軍竄往皖浙蘇的可能性減少了”。確實，由于福建事變失敗和國民黨中央軍進駐閩西，紅軍向東突圍已無可能。至于南下廣東，亦非上策，因為必將遭到陳濟棠的拼死阻擊，且沿海地區狹窄，回旋余地不足，此前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敗即前車之鑒。因此即便如李宗仁所言，“將缺口開向閩、粵兩省”，紅軍也未必愿意入其彀中。于是在這種北、東、南皆走不通的情況下，向西突圍便成為紅軍唯一可行的選擇。對此，蔣介石很早就作出預判。1934年4月3日，他便提醒何鍵紅軍可能“西竄”。5月7日，他又在日記中寫下：“注意：一、匪向西竄。”同月18日，蔣介石再次致電陳濟棠、何鍵強調：“贛南殘匪，將必西竄。”

　　從新近披露的共產國際檔案來看，中共中央對長征的醞釀大概始于1934年五六月間。6月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駐華代表埃韋特在給執委會的報告中提到，中共中央對下一步行動有兩個建議：(l)“留在中央蘇區，轉入游擊戰，將其作為我們斗爭的最重要方法”;(2)“保衛中央蘇區到最后，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委員賴安也說：“在最近的將來，可能是秋天，中央蘇區紅軍的主要有生力量將不得不放棄江西、尋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尋找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新的地區。”由此可見，蔣介石的預判堪稱超前且精準。

　　不過，中共中央此時雖已醞釀突圍，但因局勢尚未到最后關頭，故并未立即付諸實施。埃韋特在6月2日的報告中仍強調，突圍計劃“只有在實行保衛的各種可能性都用盡之后”才應使用。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認為：“動員新的補充人員的過程證明，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作戰部隊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緒等，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因此，“在夏季，紅軍若竭盡全力，是能夠采取主動把業已形成的不利形勢改變為有利的”。這顯系對反“圍剿”勝利仍抱有一絲希望。直至9月17日局勢危殆之際，中共中央才最后下定決心，呈報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我們的總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我們期待(你們)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決定。”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答復：“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后只在江西進行防御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這意味著共產國際終于批準中央紅軍突圍。

　　對中共的這種欲走還留，國民黨方面亦早有察覺。1934年6月14日，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即曾電呈蔣介石：“此時判斷，匪即離巢西竄，似覺過早。”他的第一個依據便是“第三國際絕不輕許匪軍一旦放棄數年來經營成功，自命已成為偽中央蘇區根據地之贛巢，而另謀新匪區之盤據”，必“俟其一切均無辦法時，始行西竄”。同日，他還電告北路軍各將領：“近來偽紅星報發表言論，已證明毒害中華之第三國際，嚴令匪軍，不準放棄匪巢，企圖作最后掙扎。是判斷匪將他竄之時機，未免過早。”結合前揭共產國際電文，此判斷可謂十分準確。

　　不過，陳誠這一判斷的依據除了來自于《紅星報》文章，或許還受到部下的啟發。1934年6月10日，其土木系心腹、第十八軍副軍長羅卓英曾根據對戰局的觀察向他匯報：“匪主力在廣昌、龍崗間地區，日前判斷棄巢西竄實過早也。”在這封電報中，羅卓英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關于全局計劃，職意利用赤匪最后西竄之心理與趨勢，對北東南三面以搖撼其政治中樞、驅其離巢之目的，逐步緊迫，會搗瑞金長汀而于西面則遠處張網。”陳誠將此電轉發給蔣介石，蔣介石認為“所具各項意見頗有見地”，要求熊式輝等人“鑒核”。

　　事實上，蔣介石很早就對此計有所考慮。1934年3月6日，他開始注意“匪部行動竄向”時，就決定“剿匪方略重西輕東，左急右緩”。不過，他此處所謂“重西”乃指需重視紅軍可能向西突圍，并非主張從西路施加重壓。相反地，他還傾向于減輕對西面的壓力。同月8日，蔣介石電告西路軍各總指揮和各軍師長：“流匪追剿之法，應改用扼要埋伏，不宜布置陣地，明張旗鼓，正式堵截。至于扼要埋伏之法，當預料匪之奔竄方向，先引其進入重地，待其本隊到達，然后起而夾擊之。若我軍先將重兵防守，則匪必他竄，而我又須窮追。以流匪惟一策略，乃在尋無人之境，乘隙而竄。故我軍此時防剿流寇，應與前剿匪戰術略加變更，當用暗中埋伏，使其不意，以為我無防兵，則彼必放肆急進，乃可一網打盡。希多用此法。”這無疑是明示西路軍與其重兵布防，致使紅軍主力向其他方向突圍，不如表面示弱，引誘紅軍來攻，并提前暗中設伏，以便一網打盡。從時間上看，蔣介石萌生此念頭比羅卓英獻策要早得多。

　　往更前追溯，1933年第四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在給陳誠的手諭中即曾提醒：“近日戰況處處陷于被動。弟必煩悶愁慮。望詳讀孫子，尤須注意其地形篇。并囑趙(觀濤)、羅(卓英)、吳(奇偉)等各軍長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墜勢，再振士氣也。”而觀《孫子兵法》“地形篇”對六種地形的描述，“支形”顯然最符合當時“剿共”之戰況，所謂“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日支”。對此，孫子建議“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也就是故意引兵而去，誘敵出擊，然后截擊之。6月9日，蔣介石再次向陳誠推薦《孫吳兵略問答》-書，認為“此書各篇問答實為我剿匪軍唯一之要典，而于進剿軍進剿時所遇各種之情形與處置尤應服膺也，望督促各軍師旅團長時時勤研”。從以上二書內容來看，的確處處暗藏玄機，特別是其中吳王問道：“若吾圍敵則如之何?”孫武答日：“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誘出，必無斗意，因而擊之，雖眾必破。”這一謀略對蔣介石顯然啟發極大，為其在第五次“圍剿”后期的布局埋下了伏筆。

　　不難想見，羅卓英1934年6月所獻之計更加印證和堅定了蔣介石原先的想法。稍后，他還派羅卓英這一軍事將領赴粵與陳濟棠商談合作，力求從南路施壓。對羅卓英的“驅其離巢”“遠處張網”建議，蔣介石亦加以采納。隨著對蘇區的包圍圈越來越小，蔣介石深諳一旦進攻蘇區核心區域，必將處處攻堅，損失慘重。況且，此時紅軍仍保持較強戰力，倘若決死突圍，無論選擇哪個方向，必勢不可擋。陳誠當時便意識到：“此次進剿，碉堡策略，雖收功效，然以環繞匪區數千里之碉堡線，究難免處處感受虛薄。匪如集中全力，沖我一點，則不能絕對可保無慮。”1934年8月16日，蔣介石還曾在日記中留下一條耐人尋味的記載：“看六韜后，預定：一、作戰須立于主動地位，戰略尤然。”而《六韜》中“疾戰”、“必出”兩篇，講的都是被圍困之部隊必然要從敵人空虛之地急速突圍，因其冒死相拼，故莫之能御;“動靜”篇則講兩軍對峙之時，一方可預先設伏，引誘對方前來，然后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后，令其潰敗。不難想見，這些與當時戰局極其相似的內容，極有可能便是蔣介石之感悟所在。在他看來，與其最后陷入苦戰，拼個魚死網破，或被紅軍破網而去，不如先“立于主動地位”，網開一面，圍三缺一，給紅軍虛留出一條生路，并提前構筑外圍防線，以便伺機截擊，正如《孫子兵法》所云“圍師必缺”也。而這個缺口，也就開在他早已預判的西面。對蔣介石的這種心理，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曾有過精辟分析：“他知道，突破不會給他帶來太多的東西。他認為，根據各種預測，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為此他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此外，紅軍最終是會被打散的，那時斗爭就永不會結束。”因此，“要么他應該率領強大的部隊由福建和贛江上游(向贛州方向)推進，出現在紅軍和閩贛兩省軍隊之間，要么指望紅軍向贛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沒有希望的斗爭。這也會把他拖到湖南，他會在那里面臨準備新戰役的任務”。

　　為達到“驅其離巢”的目的，蔣介石不斷加大對蘇區北部和東部的壓力。1934年8月27日，他電令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和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規定“東北兩路軍預定九月份進剿到達之線”，并要求詳報“進剿部署與日程”。僅過一周，又電促二人：“各路各縱隊進行部署須照限期本月杪占領前電預定地點，勿誤。”10月9日，即將北巡的蔣介石還致電陳誠稱：“欲促進戰局之從早結束，則東路應增加兵力，如能將第四與第八十九兩師由湯帶領東移，則東路即可單獨向長汀瑞金進展，一面北路軍占領寧都，與薛路會合后，即可由寧都與東路軍由長汀會占瑞金，可免石城與長汀線之兵力與時間也。”對此，尚未領會其中奧妙的陳誠復電質疑：“為求殲匪于贛南計，我軍重點應偏于西翼地區，使東路軍不必急進，免迫匪西竄。”其實，此處所謂“迫匪西竄”，或許才是蔣介石的真實動機。

　　與此同時，蔣介石對“遠處張網”也進行了一系列部署，著手在西線廣筑碉堡，構建數道防線。1934年3月16日，他在日記中記到：“預定……四、湘東南、桂東、汝城與道川防務。”31日又記：“預定……六、令修汝城、桂東碉堡。”5月18日，蔣介石在電告陳濟棠、何鍵“贛南殘匪，將必西竄”的同時，亦不忘提醒他們加緊修筑兩道縱深防線，“酃縣、桂東、汝城、仁化、始興一線碉堡及工事，務請組織西南兩路參謀團著手設計。一面準備部隊，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構筑碉堡為第一線;其次郴州、宜章、樂昌、曲江乃至英德為第二線。先待第一線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線。總期于此兩個月內，第一線碉堡設法趕成，以為一勞永逸之計”。毫無疑問，這些封鎖線的構筑皆是未雨綢繆、“遠處張網”之舉措。

　　1934年8月24日，鑒于蕭克的紅六軍團成功突破封鎖線西去，蔣介石又申斥何鍵：“半年來，為預防匪軍西竄計，除令筑沿贛江至信豐、安遠、定南封鎖線外，特規定構筑贛西南及湘粵邊各縱橫線，以期嚴密”，但中共卻仍能來去自如，“由此可見，各線之構筑與守備均未嚴密。對小股如此，則對封鎖匪之主力將更屬空談。言念及此，殊堪痛心。此后對于已成之碉堡線，務須增筑綿密，使能以槍火交叉封鎖。未成者，務須綿密構成，分段負責，周密其防守，尤以贛粵湘邊區前空之縱橫各碉線，應速完成其工事，嚴行其守備，倘能增加縱橫碉線更利。否則再有疏虞，任匪主力西竄，則后患更大”。9月13日，他再次電令何鍵：紅六軍團突破西部防線，說明“原有碉堡線既不強固，期以達到主力防匪西竄之目的，殊屬可慮”，故要求“(甲)完成并鞏固原有之重要碉堡;(乙)增筑戰略上之重要碉堡線”，“以上甲、乙兩項，希飭屬趕辦，限期完成具報”。

　　在蔣介石三番五次的督促下，身為湖南省主席兼“剿匪”西路軍總司令的何鍵也逐漸意識到紅軍主力即將到來。1934年9月10日，他在演講中聲稱：“東北各路的國軍，如能將其圍在江西一鼓殲滅，使其不能竄渡贛水以西，此乃湘省以及全國之福。萬一不能在贛水以東將其消滅，將來潰竄時，湘省乃其必經之路，因此湘西以及全省各地方的防御工事，更有積極完成的必要。”10月19日，他又電告部下：“據報：該匪至萬不得已時，即決心棄老巢西竄入川，企圖茍延殘喘。倘一旦實現，則我西路軍適當其沖要。”在此期間，湖南保安司令李覺亦電令屬區各縣：“查出匪偽中央最近議決案，決意放棄閩、贛，希圖西竄，進占滇、黔、川三省，以為根據地……故凡建筑碉堡，修筑機場，以及組織民眾等事項，皆宜及時積極為之，務必克期完竣。”他還分析：“如此節節防堵，節節兜圍，張網設阱，層層密布，縱能出此，焉能逃彼。預防流寇，靖亂殄兇之策，實莫善于此。”此處“張網設阱”一語，恰可為蔣介石“遠處張網”之計做一注腳。

　　概言之，蔣介石此時運用“驅其離巢”之策略，逼迫紅軍西走，主要是出于他對“剿共”軍事形勢的考量。這雖然從表面上看有“放水”之嫌，但實際上乃是欲擒故縱，“縱”之目的是為了更便于“擒”，其對“遠處張網”所作的一系列預先部署適足證明此點。對此，何鍵有個部下后來亦曾解釋：“年來贛匪在江西被封鎖，匪巢盡失，勢必傾巢突圍竄出，蔣委員長與西路軍事當局，均早已料及，衡郴之修筑廣大飛機場，湘東南各縣之加建碉堡，與湘省之各縣團隊，一再整編，皆為防贛匪西竄之準備。”由是觀之，蔣介石不僅“驅其離巢”，且已在遠方布下了一張密網，而那種所謂“放水”之說，只看到前者，未窺見后者，不免有失偏頗。

　　二、“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

　　1934年10月，由于獲悉一些情報，并結合種種跡象，蔣介石判斷中共主力即將西移。14日，他在北巡途中致電留守南昌行營的何應欽，強調：“匪情變幻無常，無論如何堵其西南逃竄為我決定之處置，不必顧其臨時匪情。”這既反映了其對原先預判的自信和篤守，同時也說明他雖在西面留出缺口，但并非一味“放水”，而是著眼于在遠處堵截。30日，當蔣介石確認紅軍開始行動后，又立即電告北、西、南各路：“判斷匪將以全力經贛南西竄”，并由此制定了“應側重堵截其西竄”的方針，同時還從北路軍抽調9個師組成追剿部隊，交由薛岳帶領。在他看來，此次紅軍主力之“離巢”，無疑為其圍追堵截提供了機會。31日，蔣介石致電“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岳：“此次追剿，為民族與革命存亡成敗之所關，望督勵諸將士，努力前進，急起直追，期獲最后之成功。”11月13日，蔣介石再次致電薛岳：“望兄等努力急進，并勖勉各官長完成使命，克奏膚功，有厚望焉。”同月9日，他還在日記中勉勵自己：“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為此，他不斷電令部下加緊堵截，以實現其“遠處張網”、將紅軍一網打盡之目的。

　　當時，國民黨已在西面修筑了多道封鎖線。出于對紅軍戰力的忌憚，這些防線大多作縱深布置。1934年9月29日，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向蔣介石報告：“綜合各方情報判斷，贛匪似有西竄企圖，如能在沿贛江至信豐、安遠之第一線及寧岡、桂東、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線以東地區殲滅之固善，倘被竄逸，則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線封鎖較為確實。”從后來的事態發展來看，這種判斷應較為客觀。不過為了鼓舞防堵部隊士氣，蔣介石卻相當樂觀地告訴何鍵：“判斷匪之企圖西竄行將實現。我軍方針，首在鞏固贛、信、安、尋第一縱線，務期聚殲該匪于此線以東地區。至第二、第三各縱線無非用作補助。”

　　但事實很快就打破了蔣介石的幻想。紅軍與陳濟棠達成秘密借道協議，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對粵系的“通匪”舉動，蔣介石自然十分惱火，遂于1934年10月31日嚴令陳濟棠、何鍵、顧祝同三人：“務將西竄匪部聚殲于湘江以東地區，勿使漏網。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蹤在其防線之內竄過，以鄰為壑，則貽害黨國甚大，不問其情形如何，當概以縱匪論。令出法隨，決不寬假。”語氣可謂相當嚴厲。蔣介石同時還特別向陳濟棠施壓：“除西路與北路各軍如前電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軍抽出二十團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區，與西北兩路軍協力兜剿，以期克奏膚功也。”11月9日，他再次致電陳濟棠：“現竄匪離巢，復經重創，自必愈形慌亂，并希飭令加緊躡追，分頭截擊，務期殲匪于汝城、郴州之線，毋使漏網為盼。”顯而易見，蔣介石對陳濟棠破壞其“遠處張網”之計，致使中共“漏網”非常不滿。

　　由于陳濟棠已不可靠，而且在接下來的追剿中，湖南成了主戰場，因此何鍵的態度舉足輕重。為了讓何鍵竭盡全力，蔣介石特請與何鍵私交甚好的劉文島出面推動。他向劉文島分析：“現贛匪主力潰圍西竄，將達湘邊，已至最后之關頭。吾人應運其全力，不惜犧牲，務于湘江以東殲滅之。故湘中部署不可備廣力分，專以消極的防匪保境為目的，應多留活動力，與贛中追擊部隊積極同負進擊與兜剿之責，而以縱匪過境以鄰為壑為奇恥。……中亦期待甚殷，尚盼相與透切言之。失今不圖，不特匪勢坐大，湘桂川黔受其威脅，永無寧日，且黨國前途，實亦不堪設想矣。”言辭中明顯對何鍵寄予厚望。為拉攏何鍵，蔣介石還在1934年11月12日任命其為追剿總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總指揮薛岳所部及周渾元所部統歸指揮，并率領在湘各部隊及團隊追剿西竄股匪，務須殲滅于湘、漓水以東地區”。

　　鑒于第二道封鎖線此時也已被紅軍突破，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4日電告何鍵：“現在匪已竄過一、二兩線，今后倘再不幸竄過第三線，則撲滅更難，遺(貽)害國家不堪設想。”故希望其會同粵、桂兩軍，“妥為部署，分別嚴密追堵，務殲滅竄匪于湘水以東”。同月中旬，南昌行營亦頒布追剿計劃，要求“追剿軍主力配合廣西剿匪總指揮白崇禧所部，務乘朱、毛匪軍主力竄至湘、桂邊境之祁陽、零陵、全州一帶，湘江以南，灌江以東地區圍殲之。貴州之第二十五軍王家烈部，應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邊境之通道、錦屏、黎平一帶扼要防守，堵匪北竄”。22日，蔣介石又致電勉勵各追堵部隊：“此次朱、毛被我壓迫，離開贛南老巢，竄據湘、粵、桂邊境。如任其竄過湘、漓，將貽國家之巨患。各部如能協力追堵，亦為殲赤匪之最好時機。”因此，“此次無論追、堵部隊，不分界域，協同殲滅而后已”。可謂念茲在茲，皆在追堵。

　　然而由于何鍵與白崇禧各有打算，蔣介石所期盼的“協同殲滅”并未實現，紅軍很快挺進湘江，并于1934年11月27日開始渡江。次日，蔣介石致電何鍵、白崇禧嚴厲呵斥道：“迭電固守河流，阻匪竄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線并無守兵，任匪從容渡河，殊為失策。竄渡以后，又不聞我追堵各隊有何處置，仍謂集結部隊，待機截剿。匪已渡河，尚不當機立斷痛予夾擊，不知所待何機?可為浩嘆”，“總之，竄匪一部漏網，已為失策，亡羊補牢，仍期各軍之努力，殲匪主力于漓水以東、四關以西地區也。……勿任長驅西或北竄為要”。12月8日，他還曾在日記中記述：“西竄之匪未能痛創，后患可慮。”12月15日又記：“本周經過：甲、兜剿未成。”其失望和擔憂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蔣介石在此之前也考慮到萬一未能在湘江以東撲滅紅軍，使其突至湘江以西，故于1934年11月17日預先擬定《湘水以西地區“會剿”計劃大綱》。其方針為：“西竄之匪一部或其殘部，如竄過湘、漓水以西，應以不使該匪能長驅人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蕭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于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以消滅之。”在這份大綱中，蔣介石還特別提醒黔軍“應于錦屏、黎平兩地控置有力部隊，俟匪西竄時，相機堵擊，阻其入境”。而當紅軍果然突破湘江后，蔣介石又于12月12日重申該大綱：“茲為嚴防贛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見，各軍守備區域，按照筱電規定地點，迅速完成碉堡，嚴守之。”

　　不難看出，上述蔣介石命令的主旨有二：其一，“務殲滅竄匪于湘水以東”;其二，如若無法完成前項任務，則力求在湘江以西聚殲之，“嚴防贛匪入黔”。這也就意味著蔣介石這一時期最擔心的是中央紅軍沿紅六軍團西征故道，經黔東北上，與湘西二、六軍團或川北紅四方面軍會合或成犄角之勢，因此希望能在湘桂黔邊予以全殲，不讓其進入貴州。從這個角度來看，那種認為蔣介石欲圖西南、故意“放水”的觀點，不免有些過度詮釋，以致難脫穿鑿附會之嫌。

　　三、“此時仍以先破赤匪為要也”

　　1934年12月中旬，紅軍放棄原定經湘西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入貴州境內。而隨著形勢的演變，蔣介石的思路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該月2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條材料往往被人誤解成蔣介石為進入西南而有意“放水”。對此，前文已詳加辯駁，證明其并無縱容或驅趕紅軍進入西南之意。但不容否認，在紅軍入黔前后，蔣介石確實開始將追剿中共與統一西南這兩個長期困擾他的問題結合起來進行考量。

　　1934年秋，時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的何其鞏曾上書蔣介石：“今之論者，咸慮贛匪主力西竄，經湘入川，再造根據。職之愚見，則以為贛匪之可慮，不在其竄逃，而在其守險負隅，曠日持久。……基此推論，贛匪倘能在贛川以東，合圍而聚殲之，固為上策。否則有計劃的網開一面，迫其出竄，然后在追剿中予以節節之擊滅，似亦不失為上策中之中策也。”這實際上與此前羅卓英的“驅其離巢”“遠處張網”之計不謀而合。何其鞏還針對西南三省獻策：“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煤鹽油礦以及各種金屬，皆不缺乏，足為國防之最后支撐點。宜乘徐匪猖獗之時，或在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營。即鈞座不能親往，亦宜派遣忠義大員，統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軍政，第三步發展交通及一切產業，在彼建立國防重工業之主要部門。一旦國際大戰發生，乃能處于可戰可守可進可退之地，爭取最后之勝利，達到復興民族之目的。”對何其鞏的上述看法，蔣介石頗為欣賞，批曰：“頗中肯綮，足備參考。”

　　從蔣介石日記的有關記載來看，他在此之前也一直思考如何解決川黔問題。1934年11月26日，蔣介石便致電薛岳：“如匪不能在湘桂邊境消滅，則中央追擊兩縱隊應繼續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辭。并預備入黔為要。”而12月1日蔣介石批閱何其鞏之上書，顯然又覺甚合其意，遂于同日再令薛岳：“兄等應努力兜剿，切勿稍有猶豫。……如匪竄黔省，則我中央部隊應不顧一切，直入貴州勿誤。”這表明他此時雖然仍渴望在湘桂邊境全殲紅軍，但同時也做好紅軍一旦入黔，國民黨中央軍隨即跟進，乘勢滲入西南的準備。當時，蔣介石還曾對陳布雷說：“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借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后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而事態的發展正如其所料。12月15日紅軍攻克黎平后，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因兵力薄弱，不得不電請追剿各部入黔會剿。這樣，薛岳率領的國民黨中央軍也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貴州。

　　薛岳進入貴州之初，蔣介石一方面仍令其加緊截擊：“據報，現匪主力由黎平向劍河、溶(榕)江逃竄。黔軍力弱，恐難防堵，希督勵所屬，克日迅由晃縣、玉屏直趨鎮遠截擊，以期一舉聚殲。”他并告誡：“此次進剿鎮遠，行動太慢。無論友軍如何，我軍應不顧一切，獨立專心進剿，勿使匪立主動，而我反陷于被動也。”另一方面則進一步將追剿紅軍與解決西南二者相結合，以求實現“一石二鳥”。據薛岳幕僚李以勖回憶，蔣介石當時曾親筆寫信給薛岳指示機宜：“西南諸省久罹軍閥魚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軍西進，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結束軍閥割據。中央軍所至，即傳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時也宣揚三民主義之精神。”對此，薛岳亦心領神會。1934年12月31日，他致電蔣介石稱：“本路軍今次入黔，責在剿匪，間接亦為中央對西南政治設施之監視者。”這與蔣介石的思路極為吻合，故蔣介石當即復電：“所見甚是，當令籌備。”后來，薛岳又談及：“職對黔粵桂均用極誠懇態度應付，務使我軍確實把握貴州，以為西南軍事據點。”對此，蔣介石高度肯定其“處理得宜，無任欣慰”。

　　在此期間，因為廣西財源之命脈在于收取貴州鴉片過境稅，故桂系對中央軍入黔極為抗拒，亦派第七軍軍長廖磊率兩師進入貴州，目標直指貴陽。在這種情況下，薛岳作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競置向烏江挺進的紅軍于不顧，率部一路直奔貴陽。1935年1月1日，他向部下吳奇偉、周渾元兩縱隊發出密電：“本路軍以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竄犯貴陽，而保我中心城市，以別(利)爾后向四川進剿之目的，以一部尾追，以主力進出于貴陽。”為避免王家烈和桂系警覺，薛岳還要求保密：“本路軍部署，不得向友軍宣泄。”

　　經過一路狂奔后，薛岳終于搶先進入貴陽。1935年1月5日，他致電蔣介石，主張在貴陽整備，“再觀匪行動，以妥定進剿機宜”。而薛岳的這一休整，也恰為紅軍在遵義休整留出了難得的12天時間。陳云后來就說：“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戰爭，不僅戰斗力不減，反如生龍活虎。”他還分析：“當時赤軍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天者，由于南京進剿軍薛周兩部急急進貴陽城，爭奪貴陽地盤，不愿向赤軍攻擊，深懼犧牲自己實力。”可見，國民黨中央軍與西南地方勢力之間的利益爭奪，確實一度影響了其追剿紅軍的進程。

　　但這并不意味著蔣介石有意“放水”，畢竟其主觀上從未放松對紅軍的圍剿。在他內心，追剿紅軍與解決西南固然最好“一石二鳥”，但前者無疑更重要，應首先考慮。1935年1月14日，薛岳在軍內的靠山陳誠曾向蔣介石含蓄提出：“職意伯陵(薛岳)所率之中央部隊，固應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隊之觀感，而資表率，但貴陽仍不可輕于放棄，似可以后方為名，控置一部作為根據，將來西南之軍政上裨益必多。”在這封函電中，陳誠還請示：“鈞座總攬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職秘密示意伯陵辦理，乞電示遵。”這顯然是建議將重心放在統一西南上，同時探詢蔣介石的態度。但從目前可見資料來看，蔣介石似乎并未允其所請。相反，他不斷提醒薛岳：“此時仍以先破赤匪為要也”，“應嚴令周縱隊與吳縱隊會攻遵義之匪，然后再言其他”。他自己也一再飭令各部加緊追堵，并作出有關部署，如下表所示。

　　1935年1月至4月蔣介石有關追剿文電節錄

　　由上可知，紅軍在黔北活動期間，蔣介石頻繁調動和督促部隊，處心積慮欲消滅紅軍，何嘗有“放水”之舉?1935年3月14日，他還曾在日記中祈禱：“本日朱匪尚未竄出赤水河以東，猶在圍剿之中，如上帝賜我中華以解放，尚可一網打盡也。”4月9日，他又致電各部強調：“為徹底殲匪之目的……追剿部隊應不分晝夜銜尾追蹤，迫其無暇抗戰，促其崩潰，俾得乘機解決。此時萬不可姑息官兵體力稍有滯濡，以免功虧一簣，貽害黨國。”10日，他再次訓示各將領：“不顧一切，跟匪窮追，最為緊要。……所謂斬草除根，此其時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此期間，由于薛岳有意保存實力、占據貴州，希圖黔軍與紅軍兩敗俱傷，故行動一度偏于保守。為此，蔣介石曾告誡之：“軍閥土匪如任其自殺，必有一傷，且必為軍閥慘敗無疑，結果徒增大匪勢，恐中央亦無力收拾矣。故中央軍此時萬不可稍存觀望，雖遭人疑忌，亦應努力為之。”后來，他還一再痛斥薛岳等人追剿不力：“當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機聚殲，運其智勇，各盡職責，則何顏再立于斯世?”并責令薛岳：“現兩廣正藉口中央軍在黔逗留不進，以罪中央。如果匪東竄，而我軍不克積極追堵，則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軍對中央亦受不良影響，則事更難為。務督各部向匪猛進，不得稍事貽誤。”與此同時，蔣介石甚至越過薛岳直接電令周渾元：“請兄率部兼程急進，以后電報直致重慶可也。”他還給國民黨中央軍前線將領萬耀煌下令：“務望兄親自督率，急起直追，奮勇猛進，當此……我軍殲匪之良機，切盼不顧一切，覓匪襲擊，勿稍猶豫，完成使命。”顯而易見，蔣介石綜合種種考慮，仍力主積極追剿。

　　1935年4月，紅軍四渡赤水后通過佯攻貴陽，成功誘出滇軍主力孫渡所部，然后突然向西折入云南，這更是出乎蔣介石之預料，遠非其能操縱。25日，差點在貴陽被生擒而驚魂未定的蔣介石訓令薛岳：“此次匪入滇境，山巒重疊，道路崎嶇，給養困難，氣候險惡，瘴霧彌漫，是匪自陷死地矣!我軍若能追堵如計，必可消滅殘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然而，云南省主席龍云為保存實力，不欲與紅軍交手。30日，他電告蔣介石：“匪仍在西北之間，而竄西竄北，實尚未明顯。在此一二日內，職意各部隊除追擊者繼續追擊外，其尚在曲(靖)、沾(益)、威(寧)各縣之部隊，似宜暫駐原地，以觀匪之行動如何，再先(行)決定。”此電明顯流露出一種消極避戰的情緒。而同日，意欲洗雪恥辱的薛岳則致電蔣介石稱：“我軍應窮追，勿使其有喘息之余地而殲滅之于金沙江南岸，免使滋蔓滇西，為患將來。”面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建議，蔣介石于5月1日復電龍云：紅軍去向雖未判明，但仍須提前部署，“務期殲滅于南岸地區也”。

　　正在此時，紅軍已迅速逼近金沙江，蔣介石判斷其將北渡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如此則更難處理，于是在1935年5月4日下令追剿部隊：“周、吳、李各縱隊，應由伯陵嚴督，不顧任何犧牲，追堵兜截，限殲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區，否則以縱匪論罪。”其亟欲剿滅紅軍之心態昭然若揭。而當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后，蔣介石更是在日記中驚呼：“匪已全部渡過金沙江，其竄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惡疾之心理，非速滅此丑，則我民族無噍類矣。”他還懊惱不已地寫道：“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過金沙江，而我軍各部遲滯呆笨，被其玩弄欺詐，殊為用兵一生莫大之恥辱。”并感慨：“殘匪之機驚靈捷與我軍之呆笨遲鈍，更為民族前途憂，非全力撲滅此匪，國家與民族更不堪設想矣。”其沮喪和擔憂之情表露無遺。

　　紅軍渡過金沙江后，快速向大渡河挺進。1935年5月11日，蔣介石電令薛岳和西康的劉文輝，要求其緊急部署，“封鎖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隴(礱)江川(以)東地區”，予以“根本殲滅”。15日，又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并勉勵其效仿活捉石達開的四川總督駱秉章，“予匪以迎頭痛擊”。在作了初步安排后，他在18日的日記中祈愿：“惟愿劉楊輩能遵令布防，在大渡河得以一鼓殲滅耳。”但紅軍最終還是成功擺脫了國民黨部隊的層層圍追堵截，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并翻越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面對這一失敗結局，蔣介石不由哀嘆：“我軍節節敗退，全無抵抗能力，以致士氣沮喪，紀律蕩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嘆。”其內心無疑充滿了挫敗感和失望感。

　　四、國民黨追剿失敗的真實原因

　　綜上所述，從中央紅軍開始突圍，蔣介石就認為“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企圖用多道封鎖線剿滅紅軍，阻其入黔。當紅軍進入貴州后，他又立即調兵遣將嚴令“聚殲”，并無驅其入川之意。在紅軍取道云南，經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期間，蔣介石同樣興師動眾，期冀“一網打盡”、“斬草除根”和“一鼓殲滅”。由是觀之，所謂“放水”說顯然不符合事實。試想，如果蔣介石有意縱共“西竄”，又何必多此一舉修筑眾多封鎖線?而若非他頻繁調動各部嚴密防堵，紅軍又何須四渡赤水、費盡周折?

　　那么，國民黨追剿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毋庸置疑，首先是各地軍閥貌合神離，彼此猜忌，勾心斗角，各求自保。關于粵系借道以及桂系對紅軍實行“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前人已不乏描述，在此不贅，僅補充一些川軍、黔軍和滇軍的材料。四川軍閥鄧錫侯曾對部下面授機宜：“追擊部隊應與共軍保持一日距離，既不失共軍行蹤，也不認真追擊，放放空槍空炮，只要能上報就算了事。”時任川軍第三師副團長的奉伯常也回憶：“在尾追途中，紅軍停我停，等紅軍走了又才前進。每日偵詢土人和因傷病散失的紅軍，了解中央紅軍走向，上報應付蔣中央。”另外，白崇禧晚年在憶及紅軍長征時亦說：“國軍所以不能將之完全殲滅之原因，主要是部隊素質不一，未能同心戮力;以致形成追擊遲緩，堵擊不力的結果。譬如，匪竄至貴州時，國軍不僅堵不住，反而被匪打敗;龍云部隊若戮力剿匪，匪根本不能渡過金沙江。”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蔣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實力派則確實屢屢敷衍。

　　而且在與地方實力派博弈中，蔣介石雖然最終獲勝，但也有些做法不甚明智。1935年6月，大渡河會戰剛結束，蔣介石便著手裁撤川軍。5日，他在成都對川軍高級將領說：“現在我們剿不了土匪，并不是土匪怎么厲害，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軍隊不健全。”所以，“講到整理四川的軍隊，第一件根本的事情，就是先要裁兵。我看以現在四川兵額之多，部隊之雜，至少要裁去半數以上。然后才可以談到整理”。同月下旬，行營參謀團就發布命令：“查全川部隊，兵額太多，最短期間，實非裁減半數不可。”這一措施顯然操之過急，極大打擊了川軍的積極性。劉湘后來即曾指出：“朱毛徐張在懋功合股，若言天時，則天寒地凍;若言地利，則貧瘠草荒;若言人和，則內訌軍分。而我軍事當局，卻坐視良機，不作長圍高困之圖，仍本一貫改編雜牌舊套，下令全川六軍限期一律整編。因此，疲倦不堪之朱毛得以喘息，振羽重飛，此非朱毛徐張有絕大本領，實在是我們中樞當局無‘剿共’真經。”言辭中顯然對蔣介石裁撤川軍耿耿于懷。

　　其次，圍追堵截的戰略戰術因循呆板。蔣介石圍追堵截紅軍長征的戰略戰術，基本上還是沿襲第五次“圍剿”時的堡壘政策。他曾對川軍將領說：“現在我們剿匪，一面要嚴密防堵，勿使流竄，一面就要緊合長圍，使之坐斃。為達到這個目的，最穩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多筑碉堡，多做防御工事。……碉堡線可說是我們的萬里長城，這個長城筑得堅固，就可以困死土匪!……所以多筑碉堡實是剿匪工作中最要之一著。”然而，堡壘政策亦有其局限：其一，碉堡只能以封鎖圍困為目標，不能大規模殺傷對方有生力量。其二，堡壘政策須以對手固守陣地為前提方能奏效，缺乏機動性和靈活性。這就決定了堡壘政策一般只適用于包圍某個固定區域，而不適用于運動戰中的殲敵，尤其是在行動敏捷的紅軍面前更顯得十分笨拙。其三，修筑碉堡需耗費時日，無法立竿見影。如紅軍三渡赤水后，蔣介石下令“扼要各渡河點，星夜趕筑據點碉堡工事”，“統限三天完成”。對此，孫渡曾向龍云分析：“匪利在運動戰，我軍則不問匪情及時間許可與否，動云布防數百里，趕筑碉堡，并隨時為匪被(牽)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反一無所成。”故龍云向蔣介石提出：“構筑碉堡，固屬要圖，但材料款項均缺，時間亦不許可。目下匪情，傾向流動，一有變化，又成虛設。”但蔣介石并不接受，仍“以筑碉堡為最善”。因此當國民黨軍隊尚在川南和黔北趕筑碉堡時，紅軍已四渡赤水，將之甩在身后，遠走高飛了。

　　再次，國民黨部隊士氣低落，缺乏戰斗力。黔軍素有“雙槍兵”之稱固不待言，即使是國民黨中央軍，在紅軍飄忽無常、行動迅猛的打擊下也同樣兵無斗志。1935年3月，蔣介石便因紅軍三渡赤水而在日記中痛斥周渾元：“縱其西竄，痛心極矣!”紅軍四渡赤水后，他又罵周渾元：“束手無策，屢令不進，屢戒不悛，孺子不可教也。可嘆!”4月4日，蔣介石再次在日記中發火：“對匪情判斷處置，皆如此料。惜將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東西自如，不能如計殲滅，任其偷竄者三次。失卻良機，可痛!”同日，他還電責部下：“查現在大部股匪，任意竄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隊，不能于匪竄渡之際及時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際擊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經渡過，而我軍迄無查覺。軍隊如此腐敗，實所罕見。……上下相率懶慢怠忽，敷衍塞責。……軍人至此，可謂無恥之極。”同月8日，他又嚴責吳奇偉追擊紅軍不力：“對此區區殘匪，既不敢進攻，猶恐被匪誘入夾擊……如此曠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非)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縱匪之逃竄而已。軍人至此，精神安在?”21日，蔣介石還曾在日記中記載：“薛部之無組織與其衛兵之無訓練，思之憂慮。”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國民黨部隊之疲沓風氣依然如故。

　　當然，國民黨追剿失敗的最主要原因還在于紅軍的指揮正確和英勇善戰。特別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開始領導紅軍，隨機應變，實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走出了一步步好棋。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明確提出：“為了有把握的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因此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這就改變了此前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一度墨守僵化、盲目硬拼的作戰方式，重新獲得了勃勃生機。

　　在此期間，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充分發揚運動戰的優長，根據情況的變化，迅速及時地變換作戰方向，縱橫馳騁于川滇黔廣大地區，迂回穿插于數十萬敵軍之間，在廣闊的戰場上聲東擊西，忽南忽北，不斷調動和迷惑敵人，創造戰機，出其不意、避實就虛地打擊敵人，先后四渡赤水，并乘虛南渡烏江，跳出了優勢敵軍的包圍圈。接著，威逼貴陽，分兵黔東，進軍云南，巧渡金沙江，粉碎了敵人徹底消滅紅軍的企圖，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對這段歷史，時任中央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曾評論：“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于奔命。”時任紅三軍團第四師政治部主任的張愛萍也評價：“從遵義到勝利地渡過大渡河與四方面軍會師，是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最關緊要的帶有決定意義的階段。也是紅軍長征中行動最積極、最活躍的階段。是戰爭史上的最光輝的范例。”

　　其中，四渡赤水尤其展現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北進，相機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因遭遇國民黨重兵封鎖，遂于29日一渡赤水，揮師西進川滇邊的扎西。川滇敵軍很快從南北兩面撲來。這時紅軍決定暫緩執行北渡計劃，掉頭東進，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貴州，奇襲婁山關，再占遵義城，擊潰了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和黔軍王家烈部8個團，俘敵3000余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首次大勝，沉重打擊了敵軍的氣焰，鼓舞了紅軍的斗志。蔣介石在打了敗仗后，調整部署，指揮多路敵軍向遵義一帶合圍。紅軍則再次轉兵西進，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蔣介石誤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調重兵圍堵。紅軍卻乘敵不備突然揮師東進，折返貴州，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隨即南渡烏江，擺脫了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由此可見，四渡赤水無疑是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中由被動轉為主動，由挫折走向勝利的轉折點，是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

　　在四渡赤水中，紅軍在廣闊戰線上機動作戰，牽著敵人的鼻子來回打轉，使敵軍捉摸不透其行動方向，追剿計劃屢屢落空。如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后，滇軍司令官孫渡便說：“匪素用曲線行動，是否其主力東竄，擬以一部東竄，而主力仍西竄，不得而知。”其對紅軍行動無可奈何之窘態，躍然紙上。蔣介石此時也一再在日記中表示困惑：“匪由茅臺西竄。其再轉南轉北，抑留一部于東面乎?”“匪果由沙土西竄乎?抑圖偷烏江東竄乎?”完全被弄得暈頭轉向。他還夸贊紅軍“迅速可羨”。1935年4月他在貴陽對高級將領訓話時，也承認紅軍“或東或西、時進時退，使我們不易判明他的企圖”。他還說：“現在我們可以算得清楚：土匪最多不過一萬人左右。我們有這許多軍隊來圍剿，卻任他東逃西竄，好像和我們軍隊玩弄一般，這實在是我們最可恥的事情!……將來戰史上評論起來，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失敗!”

　　總之，國民黨追剿失敗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所謂蔣介石“放水”說純屬臆測，與事實相去甚遠。深入來看，或許蔣介石的某些決策在客觀上有利于紅軍突圍，但至少其主觀上從未有意“放水”。進而言之，盡管蔣介石后來借追剿之機統一了西南，但我們卻不能倒果為因地反推他當初便縱共“西竄”。1935年6月30日，蔣介石曾在半年反省錄中總結：經過一路圍追堵截，紅軍“人數亦殺減十之九以上，然而未得完全殲滅，恐遺后患，是乃學識智慮不精之過。然而川滇黔因此得以統一，完全入于中央范圍之中，國家地位與民族基礎皆能因此鞏固。……深信上帝之使命決非偶然者也”。這說明他始終將追剿視為首要任務，并深以未竟全功為憾，而解決西南問題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個收獲而已。至于張戎言之鑿鑿地認定蔣介石“放水”的另一動機是為了換回其子蔣經國，則更是無稽之談。1934年7月7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明確表示：“非消滅贛匪，不能與俄談話。”此種必欲除之而后快之語，足見其反共決心。況且，當宋慶齡于1931年建議釋放共產國際聯絡員牛蘭夫婦以遣返蔣經國時，蔣介石都堅決回絕：“余寧使經兒不還，或任被蘇俄殘殺，決不愿以害國之罪犯而換我親子也。”他又怎么可能因此放棄剿滅中共的大好機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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