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華：文革回憶錄

　　第二十一章  工（軍）宣隊進駐華工

　　按照毛主席的計劃，文化大革命是一年發(fā)動，兩年看成果，第三年掃尾。

　　但正如我在第十九章《鋼新之爭再起》中記述的那樣，從67年底開始，極左思潮泛濫，無政府主義和山頭主義失控，幾乎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分成了對立的兩大派，武斗頻繁，死傷慘重。每一派都說要捍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說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但一些派頭們實際上是為了爭個上下，誰的話也不聽了，以至毛主席的戰(zhàn)略部署難以貫徹實施。

　　毛主席對造反派頭頭的態(tài)度終于從熱情支持、善意批評、到嚴厲教訓了。

　　為了制止日益嚴重的武斗，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據(jù)廣西情況發(fā)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說：廣西發(fā)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實現(xiàn)以下幾點：立即停止武斗;恢復鐵路交通;無條件交回搶奪的援越物資;無條件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一切外地人倒流城市的上山下鄉(xiāng)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區(qū);對于確有證據(jù)的殺人放火、破壞運輸暢通、沖擊監(jiān)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臺等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1968年7月27日，為了制止北京天、地派從3月打到7月的100多天的武斗，毛主席派3萬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徒手進駐清華大學，宣傳《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繳武器，拆除工事。

　　工宣隊、軍宣隊只帶著《毛主席語錄》，準備以政治攻勢解決問題。然而，蒯大富領導的“團派”(只有幾百人)因不知道這是毛主席派來的，以為是哪個“黑手”搞的陰謀，于是貿(mào)然向進駐學校的工人開了槍。造成工宣隊5人死亡，731人受傷，其中重傷149人(工人139人，軍代表1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軍代表34人)北京的各大醫(yī)院住滿了傷員。

　　“團派”學生要血戰(zhàn)到底，進駐學校的工人死傷眾多的消息驚動了毛澤東。7月28日凌晨2時半，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學生五大領袖以制止武斗。從凌晨3時半開始，一直談到8時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和北京市的負責人謝富治、吳德。

　　毛澤東批評他們說：“你們現(xiàn)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4個解決方案：“(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可以分兩個學校，住兩個地方);(三)斗批走;(四)繼續(xù)打下去。”

　　毛主席還就教育革命如何搞提出了具體意見。會議結束前，讓謝富治、吳德和蒯大富、韓愛晶等一起回清華，制止武斗。

　　工宣隊、軍宣隊在清華大學清掃據(jù)點，收繳槍支，抓獲兇手，拆除工事，將學生召回學校，組織師生學習，穩(wěn)定局勢。很快，清華的工作走上了正軌。8月19日工宣隊進駐北京大學。8月底，北京59所大專院校都進駐了工宣隊。

　　緊接著，全國各地省、市革委會也都陸續(xù)派出了工(軍)宣隊進駐當?shù)氐拇髮Ｔ盒！?/p>

　　1968年8月26日，《紅旗》雜志第2期發(fā)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文章說：

　　“ 放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當前的重大任務，就是不失時機地認真搞好斗、批、改。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充分發(fā)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首先要保證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每一個指示，工人階級的最高戰(zhàn)斗指揮部的每一個號令，都能迅速地暢通地貫徹執(zhí)行。必須反對‘多中心即無中心論’、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種種破壞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傾向。各地革命委員會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各單位都應當接受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我們國家中，不允許存在與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相對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獨立王國’。”

　　“現(xiàn)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zhàn)線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毛主席最近指出：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zhàn)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chǎn)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nóng)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nóng)管理學校。”

　　“工人階級有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工人階級最仇恨一切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舊教育制度，最反對某些知識分子破壞國家財產(chǎn)、阻礙斗、批、改的‘打內(nèi)戰(zhàn)’行動，最討厭言行不一的空談習氣和兩面派作風。所以，工人階級群眾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zhàn)士相結合，能夠最有力地制止一切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錯誤傾向，最有效地解決種種所謂‘老大難’的問題。知識分子糾纏不休不能解決的矛盾，工人們一到，很快就解決了。”

　　姚文元的文章還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nóng)、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xiàn)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tǒng)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從毛主席7月28日接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到姚文元文章的發(fā)表、工(軍)宣隊進駐大專院校，政治上敏銳的人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毛主席的想法和相應的政策有了兩個重大變化：

　　1、從熱烈支持、依靠造反派紅衛(wèi)兵(學生)轉(zhuǎn)為支持、依靠工人階級;

　　2、從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改為共產(chǎn)黨習慣了的“自上而下地、有組織、有領導的群眾運動”，也即是從“群眾運動”變?yōu)?ldquo;運動群眾”。

　　毛主席的這種改變在當時也許是被迫無奈的。因為如果不作這種改變，全國性的武斗問題將難以解決，文革“斗、批、改”的目標將難以實現(xiàn)，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將遙遙無期。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極左思潮如任其發(fā)展泛濫，其后果將難以想象。

　　然而，這個改變的后果也是嚴重的。原體制內(nèi)反文革的勢力假借毛主席的這種改變，對造反派進行了瘋狂的報復，欲置那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頭頭們于死地。盡管毛主席曾一再要求他們對革命小將要“手下留情”，但沒有用。

　　一、工（軍）宣隊進駐華工

　　工(軍)宣隊是哪一天進駐華工的我不清楚，大概是68年9月下旬吧。因為從湖南調(diào)查回到學校時，湖北省革委會還沒有向大專院校派工宣隊。為了爭取去工廠實習的最后機會，我在回校后的第三天就去了上海機床廠，和本年級本專業(yè)的同學們一起去實習。

　　在上海機床廠實習一個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學校革委會的電報，說工(軍)宣隊已經(jīng)進院，要我和同學們一起立即返回學校。

　　我回到學校時，院系兩級革委會成員已經(jīng)集中起來辦學習班，學習毛主席關于文革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

　　院工(軍)宣隊指揮部接管了黨政大權，院革委會只能在院工(軍)宣隊指揮部的領導下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院工(軍)宣隊指揮部有五個指揮長，一正四副。指揮長和第一副指揮長是部隊首長，指揮長叫劉崑山，第一副指揮長叫趙旭。他們都來自15軍，劉是副軍長，趙是某師副參謀長。另外三個副指揮長都是工人，一個叫陶常仕，一個叫劉茂海，另一個姓吳(名字忘了)。

　　工宣隊的成員基本上都是從武漢一些工廠抽調(diào)來的工人，他們被分配到各教學班組、教研室及院黨政各科室當領導。安排在我們班的工宣隊隊員有兩個，年紀較大的姓顧，年輕的一個叫陳桂元。

　　從工宣隊68年9月進駐到69年貫徹“9.27指示”前的一年多時間內(nèi)，院工(軍)宣隊指揮部和院革委會的關系還算融洽。雖說是工(軍)宣隊領導革委會，但指揮部對院革委會還是很尊重的，并不干涉院革委會的正常工作。

　　五個指揮長中，我和三個工人副指揮長接觸很少，與劉崑山指揮長的接觸也不多，接觸最多的是趙旭副指揮長。

　　趙副指揮長身材魁梧，東北人，50來歲。

　　趙副指揮長雖然是軍人，但他為人隨和，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因此少了一些人們心目中應有的威武。

　　趙副指揮長經(jīng)常來我們宣傳部辦公室，有時也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有時是談工作，但更多的是聊天。我們什么都聊，我很喜歡他。

　　我在接觸趙副指揮長以前不會抽煙。但他每次來我們辦公室或我去他那里時，他都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發(fā)煙，他發(fā)煙不接還不行。我抽煙的歷史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從那時起到現(xiàn)在40多年過去了，我抽煙也抽了40多年。每說到當年的工宣隊，我就會想起趙旭副指揮長，想起他那身材魁梧而又不威嚴，反而和藹可親的身影。

　　二、工（軍）宣隊要我負責全院的日常行政工作

　　不知為什么我從上海回院后，工(軍)宣隊指揮部并沒有讓我進院學習班，而是要我負責全院的日常行政工作，直到69年3月。

　　學校的日常行政工作處理起來并不難，但很繁瑣。所幸，當時我院各級革委會的工作秩序都很正常，需要我直接出面處理的事不算很多，處理起來也還順利。

　　當然，也有復雜到讓我無法處理的事情。其中最讓我頭疼的一件事就是合同工要求轉(zhuǎn)正的問題。

　　文革前，各企事業(yè)單位都招有合同工，我們學校也不例外。我院的合同工主要集中在附屬工廠，事務科的綠化隊，其它如膳食科也有一些，人數(shù)總總共100人左右。

　　我院合同工多為女性，男性不多，年齡多在35歲至50歲之間，工齡在5-12年不等。

　　在我負責院行政工作期間，合同工們曾多次來我辦公室“造反”，要求給他們“轉(zhuǎn)正”。理由很簡單：他們和正式工都是一樣的干活，都是為人民服務，為什么待遇卻完全不一樣?

　　合同工與“正式工”在經(jīng)濟和政治地位上確實是不同的。在經(jīng)濟上，“正式工”比臨時工的工資要高，而且“正式工”的工資會隨工齡和技能的增加不斷增長，最多可以拿到八級工資(工人八級到頂)。而合同工則不同，不管你工齡多長，到退休年齡時最多也不過四十來元，只相當于正式工的三級工資。更重要的是，正式工退休后有退休工資和醫(yī)療保險，而合同工則沒有退休一說。

　　合同工和正式工在政治地位上更是不一樣。正式工是屬于“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當時的人們無不以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而感到驕傲和自豪。而合同工在政治上則完全被邊緣化了，他們什么也不是。

　　我曾去拜訪過一個姓劉的合同工。她是學校附近魯家巷村人，年齡35歲。她愛人幾年前去世了，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她說早在華工建校時就在學校做小工了，58年被招來華工附屬工廠當合同工，在鑄造車間干翻沙，現(xiàn)工資是三十元，相當于一級工的工資，全家四口全憑她一個人的工資生活，其生活質(zhì)量是可想而知的。

　　合同工的境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但我對他們的訴求，特別是要求“轉(zhuǎn)正”的問題無能為力，愛莫能助。因為合同工問題不是個別單位、個別人的問題，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對合同工的待遇，國家有相應的政策，我不可能超越政策去解決這些人提出來的問題。因此，當他們來向我“造反”時，我只能安慰他們說：“合同工的待遇問題國家是一定會解決的，但要等到運動后期，也就是要等到斗、批、改的‘改’時才能解決，你們暫且耐心等著吧。”

　　遺憾的是，今天的工人已都成了當年的合同工。作為一個階級，“工人階級”似乎已經(jīng)消失了，或者說都被邊緣化了。今天各行各業(yè)的工人90%以上都是來自農(nóng)村，他們被人稱之為“農(nóng)民工”，其政治地位自不必說，就其經(jīng)濟地位來說，他們只不過是老板們廉價的勞動力而已。雖然政府一直要求按勞動法規(guī)定用工單位應為他們買“五大險”，但事實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并沒有社會保險，更不存在所謂的“失業(yè)保險”了。在一些人看來，他們根本就不存在失業(yè)，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農(nóng)民，而農(nóng)民是可以回到農(nóng)村去的，農(nóng)民不存在失業(yè)的問題。

　　三、主持解放朱九思學習班

　　院革委會成立時，我院絕大多數(shù)干部除個別確有歷史問題的外，都先后“解放”了，其中多數(shù)都已回到了原來的崗位。但作為原院領導一把手的朱九思的解放問題，卻遲遲沒有得到解決。

　　朱九思，江蘇揚州人，1937年入黨，同年赴延安并在“抗大”任教導員。曾任“冀察熱遼邊區(qū)群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建國后，歷任“新湖南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1953年調(diào)湖北組建華中工學院，并任院長兼院黨委書記。

　　關于解放朱九思的問題在院革委會中曾開會討論過多次，但一直沒有結論。一些人認為應盡快解放，而另一些人則完全不同意。我是同意第一種意見的。

　　不同意解放朱九思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說他在運動初期執(zhí)行了資反路線，也是我院17年來資產(chǎn)階級教育路線的總代表，總根子;二是說他在華中工學院一直是獨斷專行，搞獨立王國，且至今認識不好，群眾意見很大。

　　69年7月中旬，院工宣隊指揮部決定由我負責主辦解放朱九思的學習班。

　　在組建“解放朱九思的學習班”前，我認真地看了由院革委會“解放干部小組辦公室”專案組提供的有關朱九思的所有材料，并研究了《新華工》報67年12月連續(xù)三期刊登的有關批判朱九思的文章和公布的資料。

　　此前，我沒有直接接觸過朱書記，但我對他的印象從入學以來一直不錯。在看了有關他的全部資料后，我更覺得朱書記是一個難得的有雄心，有抱負，有獨立人格和思想，敢作敢為，敢于擔當好領導。在我看來，朱書記起碼應該屬于“十六條”中所指的那種“比較好的干部”，應該盡快解放。

　　這也許與我的個性有關，我崇尚有雄心，有抱負，有獨立人格和思想，敢作敢為的人。

　　對于《新華工》報第六十九期公布的供批判用的“材料”，我認為其中的大多數(shù)不僅不應該批判，而應該學習和堅持。如材料的第一部分：“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tài)度——攻擊、詆毀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中所列舉的朱書記說的話：　　

        “突出政治這個口號與越南形勢有關，只適用于部隊，不適用于地方，院刊宣傳突出政治與林總提出的精神不符，林總還強調(diào)二百米硬功夫。‘四個第一’的基礎是‘實踐論’(朱九思對××的談話)”。

　　“政治是靈魂，還得有軀體。沒有軀體的靈魂等于幽靈”。(在一次黨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政治與業(yè)務，連領導也沒有搞清楚。現(xiàn)在是愈搞愈復雜，以至對工作影響很大。什么大搖大擺，大起大落，原因在此，是重要原因之一”。

　　“只專不紅，重業(yè)務輕政治等等說法是不對的，但已成了口頭禪。只專不能說，重業(yè)務也是對的。但是把它和輕政治聯(lián)系起來，就把事情混淆不清了。事實上如此。一批評之后，就感到學外文、上圖書館見不得人了，理虧了。恐怕有一天別人又來批評自己。…只專不紅的說法是錯誤的，每經(jīng)過一次批判，片面性就上升一步，這樣下去很危險。”

　　“重政治，重業(yè)務，就是要政治與業(yè)務與相結合。政治工作沒有很好地做到業(yè)務中去，則‘四個第一’就很難落實。…既然大量的實踐在此，政治工作不落實到這個實踐中去，還有什么帥可掛?”(朱九思1965年暑假黨委擴大會四、五系小組討論會上的發(fā)言)

　　這些話無疑是對的。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里能說出這種“反潮流”的話是很令人欽佩的。

　　我看完全部材料后曾約朱書記進行了一次長談。當面向他核實了相關材料，并希望他放下包袱，積極配合我的工作。

　　我們之間的談話是友好的，氣氛是融洽的。

　　看了材料，又和朱書記有了一次坦誠的談話，我對解放他的決心更堅定了，把握也更大了。我立即擬定了參加學習班的人員和學習班的運行程序及時間安排。

　　參加人員：學生、教師代表各五人(由各大隊、系、各教研室推薦產(chǎn)生)，“朱九思專案組”成員三人，加上朱書記本人和我共15人。

　　運行程序和時間安排：

　　1、學習、討論毛主席關于干部問題的一系列指示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問題》的著作，用毛澤東思想統(tǒng)一認識。時間兩天;

　　2、核實“專案組”提供的有關朱九思的材料，剔除似是而非的部分，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歷史分析，分清哪些是上級領導的責任，哪些是應由他主要負責的。時間兩天;

　　3、朱九思作檢查，大會發(fā)言。時間安排一天;

　　4、由我和“專案組”根據(jù)朱九思的檢查和大會發(fā)言，以“院學習班”的名義向院革委會提出關于解放朱九思的書面報告。時間安排一天。

　　解放朱九思的問題是我院文革“斗、批、改”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早在院革委會成立前“紅司(新華工)”就成立了“朱九思專案組”，兩年多沒有解決的問題我要在一周內(nèi)解決可能嗎?對此，我當時是作了充分考慮和分析的，我有把握一定能行。

　　我認為朱九思的問題之所以兩年多沒有解決，固然與已解放了并重新工作的原院黨委成員的因素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院革委會主要負責人沒有充分予以重視，或者說他們沒有真正認識到解決朱九思問題的重要性。我堅信：既然問題交到了我手上，我一定能很快解決 。

　　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我們只用了一周的時間就解決了朱書記的“解放”問題。當我們的報告遞交到院革委會時，立即得到了肯定并很快以院革委會的名義報給了院工(軍)宣隊指揮部。

　　一個星期就辦完了這樣一個重要的學習班，而且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肯定，這在我院文革時的學習班中可以說是破天荒的。

　　遺憾的是，院革委會報給工(軍)宣隊指揮部“關于解放朱書記的報告”并沒有被批準。不但朱書記沒有得到即時的“解放”，就是早已“解放”，而且已經(jīng)擔任院革委會副主任的原院黨委副書記熊小村及原副院長邱靜山等在貫徹“9.27”指示后也被扔到水里給“泡”起來了。據(jù)留校的同學說，朱書記直到1974年才被工(軍)宣隊“解放”，而他官復原職則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了。

　　之后，我曾多次參加過“院學習班”。最短的一個月，最長的達半年。不過只有院革委會解放朱九思書記這一次是由我主持，是解決“對象”的問題的，而其它幾次我都是作為“對象”參加的。

　　我和大名鼎鼎的朱九思僅在這次學習班中有過直接的接觸，時間也只有一個星期。而兩人單獨對話交流則僅有上述的那一次。

　　上世紀80年代初，朱九思參加教育部在昆明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結束后，昆明華工校友會在他下榻的賓館為他舉行了歡迎會。他一進會議大廳，第一句話就問：“張建華同學來了嗎?”當聽到回答說沒有聯(lián)系上我時，他說：“你們想辦法聯(lián)系上他，我要見他。”當校友會負責人告訴他我還在受審查時，他說：“張建華是我的學生，不管他有什么問題，均由我來承擔。”

　　一個多月后，當我聽到同學們說朱書記想見我的消息時，我確實非常感動。那么多同學他不問，卻單單問了我一個人，而且說要見我，這說明這個在華工說一不二，在中國教育界也是鼎鼎大名的他，對我是有印象的，這多少給了我些許慰藉。

　　四、武漢反復舊運動

　　為了進一步穩(wěn)定社會秩序，為黨的“九大”召開創(chuàng)造條件，毛主席在作出派工(軍)宣隊進駐大專院校后，又于68年12月作出了知識青年(中學學生)上山下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和分配66、67、68屆大專院校畢業(yè)生的決定。這樣，作為文革主力軍的學生隊伍基本上就解體了，在湖北武漢，以“工代會”牽頭的工人隊伍則成了文革的主力軍。

　　69年3月，我院3000多名師生到湖北黃岡搞“政治野營”。所謂“政治野營”，其實當時是為了“戰(zhàn)備疏散”。

　　這時我回到了我所在的教學班。我們班被安排在路口公社五一大隊第三生產(chǎn)小隊，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

　　干農(nóng)活對于我來說并不陌生，特別是栽秧我更是在行。可以說在多次農(nóng)村“栽秧比賽”中，我并不比那些青年農(nóng)民差，起碼我從沒有“被圍”過(參賽者排成一排，開始每人負責3-5米范圍的栽插，栽插慢者將被圍在田中央)。

　　栽秧的活看似輕松，其實是很累人的。也許是因為當時年輕，加上是年輕男女在一起干活，說說笑笑，嘻嘻哈哈的，干起來并不覺得有多累。

　　黃岡乃歷史上有名的魚米之鄉(xiāng)。當?shù)剞r(nóng)村的生活還算可以，吃飽飯是沒有問題的，只是當時副食品少了一些。

　　我寄宿的這一家的當家菜是咸魚。魚雖然是好食品，但一日三餐，餐餐都是魚，時間長了還是讓人覺得受不了。

　　五一節(jié)放假，我和班里的同學去黃州城參加五一節(jié)慶祝大會。

　　午飯后，我約了幾個同學去逛黃州城。在街上看到一大群人在看一張大字報，我們也湊了過去。原來是武漢“鋼”、“新”兩派主要頭頭朱洪霞(工總一號頭頭)、李相玉(9.13一號頭頭)、吳炎鑫(工造一號頭頭)三人署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大字報列舉了武漢市一些單位“復舊”和造反派再次受壓的情況，號召廣大群眾起來“反復舊”。

　　在回駐地的途中我順便走進了政治野營指揮部，吳副指揮長和院刊編輯部的幾個人都在。于是我們就武漢市目前的形勢和朱、李、吳的大字報議論了起來。大家在談到武漢一段時間來發(fā)生的一些變化時都有些激動，認為這是真正的工人運動，應該支持。不過當時我還是提出了不要急于下結論，還是回武漢看看，分析研究后再說建議。

　　五月五日下午，我和《新華工》報的陳定芳等三人找了一張車回到了學校。

　　當晚，我去江重初宿舍找到他。他給我介紹了當時武漢“反復舊”的相關情況，還談了他個人的一些看法。

　　他說：“開始我是不同意搞‘反復舊’的，認為這不合時宜。后來看到武漢那么多工人都起來了，而且上街了。再看看一些單位文革前的原幫人馬重新上臺，造反派再次受壓的情況，覺得‘反復舊’還是必要的。”

　　他還說：“‘反復舊’運動的出現(xiàn)也符合革命運動的規(guī)律，即學生打頭陣，接下來就是工人階級作為主力軍上陣打沖鋒，并主導革命。”

　　他的結論是：“這次‘反復舊’運動完全是由工人自行發(fā)起并由他們自己組織領導的，我們應該予以積極支持。”

　　他補充說：“說實話，我這次決定參加‘反復舊’，真真正正是經(jīng)過一番‘斗私批修’后才決定的”。

　　聽了江重初關于武漢反復舊情況的介紹和他的意見，我還是沒有拿定主意。一方面覺得江重初說的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覺得雖事出有因，但還是要深入調(diào)查分析，慎重考慮，不要輕易貿(mào)然介入為好。

　　第二天上午，我和陳定芳等三人騎自行車先后到了武漢郵電學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測繪學院、華中師范學院等大專院校和漢口中山公園去看大字報。從漢口返回時我們又去了湖北大學，準備去找當時我院派駐市紅代會的錢亦軍了解情況(錢為市紅代會常委)。不巧，他不在，問旁邊的工作人員說錢可能回學校去了，我們只好作罷。

　　當晚，我參加了院革委會全體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我院是否參與‘反復舊’運動。會上多數(shù)人都發(fā)了言，列舉了武漢市大量有關“復舊”的事例，發(fā)言者的情緒多數(shù)都是非常激動的。

　　在同學們列舉的“復舊”事例中，有兩件事讓我感到震驚。一是漢陽軋鋼廠文革前原班人馬上臺，以夏邦銀為首的造反派再次受壓;二是《百萬雄師》成員陳愛娥竟然被省革委會推選為“九大”代表，并要當中央委員。

　　在這次會議上，我因剛回校，情況還不了解而沒有發(fā)言。但聽了會上大家的發(fā)言后，我在思想上已開始趨向于支持‘反復舊’運動了。

　　在這個會議上作出了接回在黃岡政治野營的全部同學、恢復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總部(成立院革委會后，總部已撤銷了)等四項決議。同時指定由江重初率代表團去黃岡接同學，由我負責恢復紅衛(wèi)兵總部的工作。

　　5月7日上午8點，各系、各部門派出的代表在南一樓前上了車。就在江重初剛上車準備出發(fā)時，他卻被吳副指揮長攔住了。吳說江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不能去(江當時負責我院迎“九大”的事)。

　　沒有辦法，江重初只好托我代他把代表團帶去黃岡。

　　上午十二點左右我們到達鄂城。在過輪渡前，我把代表們集合起來交待了一下。主要是要他們到黃岡工宣隊指揮部后在原地待命，等我向政治野營指揮部匯報完后，再各自回本單位傳達院革委會的四點決議。

　　到達路口指揮部以后，我向劉茂海副指揮長簡單地匯報了院革委會的四項決議和有關情況。他覺得事關重大，他不能輕易做出決定，并把我和劉玉明等指揮部負責人拉到一個小房間開了一個小會，決定學生撤回學校的問題要等向?qū)W校工宣隊指揮部請示后再說。

　　5月9日，江重初到達黃岡并立即來到我所在的生產(chǎn)隊。我們就武漢“反復舊”的前途、院革委會和指揮部的關系及有關我院“反復舊”的組織領導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我們認為“反復舊”的前途存在三種可能，即反復舊對了中央支持;反錯了，中央制止;雙方都有錯，中央對曾、劉和造反派各打五十大板。

　　至于學校“反復舊”的組織領導問題，我們認為我院的“反復舊”應爭取院工(軍)宣隊指揮部的領導。因為不管“反復舊”是對了還是錯了，到頭來院革委會還是要在工(軍)宣隊指揮部的領導之下工作，這是不可能改變的。因此，即使工宣隊指揮部反對搞“反復舊”，我們也不能和工宣隊指揮部的關系搞僵。

　　10日，我們系(電機工程系)革委會在駐地召開學生班副排長以上負責人(當時按軍事編制，一個學生班為一個排)及各班工宣隊工人師傅會議，討論回校“反復舊”的問題。我和江重初也應邀出席了會議。江重初在會上介紹了武漢“反復舊”的情況。會議主持人要我發(fā)言，我看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因此潑了點冷水。我要大家回去后先認真搞點調(diào)查，不要急著去沖鋒陷陣，要考慮到“反復舊”是否是錯的，如錯了那是不好辦的。

　　由于政治野營指揮部回校請示匯報的陶常仕副指揮長等人找不到車回武漢，等他們步行回到學校時已是10日以后的事了。這時在黃岡的同學們卻再也等不及了，他們不管院工宣隊同意或不同意，全部都于11、12、13日分三批先后返回了學校。

　　我是隨第三批人員返校的。

　　15日，我和江重初、趙文城、吳忠義、劉伯棠參加了由市紅代會在武漢工學院召開的“武漢大專院校負責人會議”。上午是聽毛主席在“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錄音，下午在一個小會議室開小會(下午我院只有我和江重初參加，其他人都回校了)，參加會議的有湖大革籌委的梅子惠、武漢各大專院校的代表，還有部分學校的工宣隊員(當時一些學校的工宣隊員參加了“反復舊”，并成立了工宣隊反復舊指揮部。據(jù)江重初69年11月3日在院學習班上說，我院也于4月17日成立了工宣隊反復舊指揮部，具體情況我不大清楚)。會議議程是：

　　1、各院校介紹本單位“反復舊”情況;

　　2、通過口號報(行動綱領);

　　3、下一步“反復舊”安排。

　　會議主持者宣布完會議議程后，要我先發(fā)言，說我們新華工是老大哥。我以自己剛從農(nóng)村回來不了解情況為由婉拒了。后來市紅代會負責人和各與會院校的代表都先后在會上發(fā)了言。

　　發(fā)言內(nèi)容除列舉了一些武漢市“復舊”的典型案例外，主要是圍繞學生參加“反復舊”的必要性和“反復舊”的組織領導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后會議通過了兩項決議和一個“口號報”，要求各單位會后貫徹落實。兩項決議是：

　　1、“反復舊”是工人階級自發(fā)組織和領導的，作為革命的學生青年應義無反顧地予以堅決支持;

　　2、還沒有成立“反復舊工宣隊指揮部”的院校應盡快成立，以領導本單位的“反復舊”運動。

　　回校后我沒有向頭頭們匯報，也沒有在院革委會會議上傳達這次紅代會的會議精神。之所以沒有匯報和傳達，主要是因為自己對這次會議的決議有看法。我認為：在組織上，院革委會只能在省革委會派出的工宣隊指揮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在院工宣隊內(nèi)成立“工宣隊反復舊指揮部”的合法性難以成立，事實上也不現(xiàn)實。再就是我對會議通過的“口號報”有些不以為然，特別是對其中的“張體學的老虎屁股要年年摸，月月摸，日日摸”這一條更是反感(張體學文革前是湖北省省長、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我覺得是否參加“反復舊”還是更慎重一點好。

　　5月20日，劉玉明在圖書館主持召開了院革委會擴大會議，除院革委會在院的全體成員外，各系各部門的主要成員都參加了會議。

　　會議主要是討論武漢及我院當前“反復舊”的問題。認為當前武漢的“反復舊”是由工人自發(fā)組織和領導的群眾運動，大方向是正確的，院革委會應堅決給予支持。

　　會后由陳定芳、克已兩人起草了一個《會議紀要》(即后來受到院工宣隊嚴厲指責的“第二個會議紀要”)。

　　在這個會議上我沒有發(fā)言。但在這個《會議紀要》的初稿寫出后我是同意的，并在打印前，我在初稿上加了這樣一句話：“有些人說起話來還是三年前的話，做起事來還是三年前的那一套”。

　　25日，聶年生在電影場作了一個“反復舊”的報告，號召全院師生員工積極參加“反復舊”運動。

　　28日上午，聶年生在附屬工廠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除我和江重初、肖佑祥等人外，還有附屬工廠的幾個人。會議主要是討論恢復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新華工)總部和院內(nèi)郭、聶兩派聯(lián)合“反復舊”的問題，并決定下午兩點召開原院紅衛(wèi)兵總部擴大會議討論這兩個問題。

　　下午的會議在圖書館準時召開。但正當會議作出“恢復紅衛(wèi)兵總部”和總部人選的決定時，我院參加北京會議的代表從北京打來電話，傳達了中央關于處理“反復舊”問題的“5.27指示”，說反復舊不能搞了。于是，恢復紅衛(wèi)兵總部的問題只好作罷，我院的“反復舊”也就因此畫上了句號。

　　“反復舊”運動是由武漢造反派(鋼、新兩派)主要領導人朱洪霞、吳炎金、李相玉三人發(fā)起、由當時的“武漢市工代會”具體組織運作的。從朱、吳、李聯(lián)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貼出，到中央“5.27指示”發(fā)布止，歷時約70天。

　　我們新華工卷入“反復舊”較晚。當我院正準備恢復新華工紅衛(wèi)兵總部參與“反復舊”時，中央“5.27指示”已經(jīng)下來了。因此，可以說我院其實并未真正參加過武漢市的“反復舊”運動。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應該說是武漢文革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但近些年來有關文革的回憶錄或述評中卻很少見到對“反復舊”的記述。我認為武漢“反復舊”運動的經(jīng)驗教訓是不應該忘卻的。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是真正的工人自發(fā)組織和領導的工人運動。其組織領導機構——工代會是民選的，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群眾運動是不是“天然合理”?今天看來是值得商榷的。

　　文革中普遍流行的一種觀點是“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馬列對群眾運動有專門論述，林彪將其歸納為“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我們當時都認為武漢的“反復舊”運動是真正的工人運動，運動不僅是由工人領導的，而且卷入運動的近百萬工人群眾都是自發(fā)、自愿的。基于此，我們認為作為學生應該予以堅決的支持(當時我們接受的教育是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nóng)兵相接合)。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事出有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實權在握的軍政首腦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造反派。雖然原武漢軍區(qū)黨委被改組了，陳再道、鐘漢華等因“7.20事件”被撤職了，但新來的曾思玉等軍隊領導人從骨子里并沒有改變對造反派的看法。在省市革委會中，“三結合”中的群眾代表事實上只不過是一種擺設。不僅如此，軍政首腦還不時給造反派頭頭難堪。他們拿“三條扁擔”、“三根繩子”壓造反派(“三條扁擔”是指“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條罪名﹔“三根繩子”是指造反派“想當官﹑想入黨﹑造反動機不純”三條罪名)，這自然引起了造反派頭頭們對曾、劉們的不滿。在基層單位也是一樣，一切都是軍代表說了算，群眾代表根本沒有什么發(fā)言權。這也就是為什么“朱、吳、李”振臂一呼，百萬群眾積極響應的原因。

　　“反復舊”運動的導火索是所謂“陳愛娥事件”。

　　陳愛娥，武漢國棉一廠女工，“百萬雄師”成員。“九大”召開前，以曾、劉為首的軍政當局有意將陳愛娥推選為“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團”成員、“九大中央委員”。這一消息傳出后，立即在武漢引發(fā)了軒然大波，從而也就拉開了“反復舊”運動的序幕，并在很短的一一兩個月達到高潮。

　　中央在處理武漢的“反復舊運動”問題時基本上是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方法。

　　中央在關于處理武漢“反復舊運動”的“5.27指示”中，一方面指出“反復舊”“在實際上就背離了毛主席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不利于貫徹執(zhí)行‘九大’提出的各項戰(zhàn)斗任務”。同時又指出省市革委會“由于缺乏經(jīng)驗，沒有很好地試點，抓典型，總結經(jīng)驗，落實政策，以點帶面，在工作作風上又不夠細致謹慎。這些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中央對武漢“反復舊”運動的定性是“屬于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

　　為了安撫造反派頭頭們及群眾的不滿情緒，中央還采取了一些組織措施，如用造反派的代表夏邦銀和謝望春，取代了武漢軍政當局提名的陳愛娥出任“九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中央的“5.27指示”受到了武漢廣大群眾的歡迎，武漢的“反復舊運動”也因此宣告結束。因中央給“反復舊運動”的定性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以曾、劉為首的武漢軍政當局雖對造反派仍心存不滿，但對造反派也只能暫時住手。

　　五、文革總結——《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

　　在中央“5.27指示”傳達后的幾個月中，造反派與軍政當局相安無事，我們學校的工宣隊指揮部與院革委會也是和平共處。

　　當時盛傳我們69、70屆的學生也要分配了。同學們放了野馬。

　　我和江重初覺得在畢業(yè)分配前總還應該做點什么，于是寫文革總結的事就再次提上了我們的議事日程。

　　69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們在院圖書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江重初、陳定芳、克已(談志殿)、孫水波、張春芳(女，院革委會常委)、王家樹、徐正華(王、徐為二系革委會委員)和我。

　　會議由江重初主持。他首先講了寫文化大革命總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著講了他和我68年3月就想寫總結的事，念了我們當時擬定的寫作提綱。接著大家討論。

　　大家都同意江重初關于寫文革總結的想法，并就總結的指導思想、寫作方法進行了討論。會上決定由江重初、陳定芳、克己和我負責總結的起草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們負責起草的四人在江重初宿舍就總結的具體問題繼續(xù)開會。會議決定以《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為題，分五部分分頭寫。其中，江重初負責寫第一、第二部分：即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群眾與群眾運動;我和陳定芳寫第三、四部分即：關于斗私批修和三股思潮;克己寫第五部分即：偉大的歷史使命。

　　6月12日，我們四人開了一個小會交流了各自負責部分的寫作情況，并交流了意見。6月20日，我們在圖書館召開了討論《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初稿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我們執(zhí)筆的四個人外，還有當時院革委會主要負責人郭保安、聶年生、劉玉明等及各系革委會負責人，到會約四十人。

　　與會者對初稿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致認為這個總結不錯。會后，我們又對文章進行了進一步修改。6月30日，《偉大的時代，偉大的的斗爭》被抄成大字報貼出，廣泛征求全院師生意見。7月10日，《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五文在我們宣傳部辦公室打印，在打印中我對個別地方進行了最后的修改和審定。

　　在這個總結文章中，我們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充分肯定了我們新華工。

　　對于群眾運動，我們當時認同“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觀點。認為面對龐大的官僚體制，用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反制是唯一正確的方式。對于群眾運動，我們認為群眾的力量在于組織起來并為自身長遠的利益面奮斗，沒有組織起來的群眾就像一盤散沙一樣毫無力量可言。認為群眾運動成功的關鍵在于正確思想的指導，在于廣泛的宣傳、在于嚴密的組織紀律和節(jié)奏的控制。文章認定凡鎮(zhèn)壓群眾運動，特別是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對于當時盛行的三股思潮，即武漢的“決派”思潮、北京的“4.14”思潮和湖南的“省無聯(lián)”思潮我們持堅決反對的立場，并給予了嚴厲的批判。認為它們都是極左思潮，而極左思潮給革命帶來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

　　文章認為：“要斗私批修”是純潔人們心靈、凈化社會空氣的法寶，也是反對資產(chǎn)階級思想意識的重要武器和過程。

　　文章認為：在今后幾十年中，肯定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將是我國政治斗爭的焦點，贊同毛主席說的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的結論。

　　7月20日前后，《偉大的時代，偉大的的斗爭》一文除在院內(nèi)分發(fā)外，還寄給了中央文革、“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及當時國內(nèi)著名的群眾組織。

　　《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公開散發(fā)后得到了一片叫好聲。但在接下來的貫徹“9.27”指示中，這篇總結文章就被工宣隊指揮部打成了“大毒草”。

　　因種種原因我們都未能保存下這篇文章，該文從此也就成了“新華工”文革的一支絕唱。

　　在今天寫回憶錄時已無法對該文進行具體的分析和評判。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工宣隊指揮部當時的批判是毫無分量的。

　　1969年11月21日，工宣隊劉昆山指揮長在貫徹“9.27指示”院革委會學習班的總結發(fā)言中，也不得不出來打圓場，他說：

　　“張建華，你們寫的那個東西(指《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同志們提出了一些批評，不要有抵觸情緒。江重初來了嗎?(江答：來了)你們的指導思想有些是有問題的。當然，你們要作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總結，這么大的事，牽涉的面這么廣，難道還會沒有一點錯誤?還會沒有一個錯誤的觀點?錯誤總是會有的，這是難免的嘛。”

　　“不是說今后不能再寫東西了，一寫就會有人批判。寫還是可以寫的，有錯誤也不要緊，我們的大報不也是會出現(xiàn)錯誤嗎?寫還是可以寫的。但要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敢想敢干。你們這些喜歡寫文章的人這點要好好注意。”

　　“你們的動機誰也沒有否認。你們不要拿著自己寫的東西說這也差不多，那也問題不大，總的還是好的。如這樣就不好了。別人批評，說了100份，其中只要有10份是對的，那別人的批評就是對的了，要正確對待群眾。”

　　“寫文章也不要怕出錯，但要接受教訓。你們的總結當然是以個人名義，不是以革委會的名義發(fā)的，但這起碼是不慎重的吧。你就是寫得很成熟，也不能這樣做(到處發(fā))。你們發(fā)了很多份呀，除西藏個別省份外你們都寄了吧?自己總結總結是可以的。”

　　當劉玉明發(fā)言時，劉指揮長插話說：“工作中犯一點錯誤不要緊，這是前進中的錯誤，認識改正過來就行了。你們搞宣傳的，如果形成了一個理論，一種觀點，那就難改了。王明他就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嘛，現(xiàn)在還是這樣。胡風反黨集團他們也是有一套理論的。……”

　　作為一個有文人風格的軍級首長的上述講話我當時是能接受的，因為他必竟是我們的長輩，語氣中還是充滿了對晚輩的愛護。

　　但到70年3月后，工宣隊指揮部在湖北咸寧卻突然將我隔離審查，《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一文再次成為審查、批判我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六、貫徹“9.27”指示

　　69年9月初，以曾、劉為首的湖北軍政領導人以省革委會的名義給中央報告“北、決、揚”的問題。中央在回復中說：“根據(jù)現(xiàn)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漢市出現(xiàn)的《北斗星學會》、“決派”這類地下組織，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他們不擇手段，制造謠言，散布各種流言蜚語，混入群眾組織進行挑撥離間，大括經(jīng)濟主義、無政府主義妖風，對這類反革命的地下組織，必須堅決取締。”“所謂《揚子江評論》是一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縱的反動刊物，肆無忌憚地大量放毒，必須查封。《揚評》的主要編寫人員，應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責成有關機關審查，按其情節(jié)輕重，分別嚴肅處理。”

　　這就是所謂的中央“9.27指示”。

　　接著，在漢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省市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及各地區(qū)負責人、武漢“三代會”負責人在北京辦學習班，學習和貫徹中央的“9.27指示”。從10月3日開始到27日，學習班辦了25天。

　　10月25日，武漢軍區(qū)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作了總結發(fā)言。他們認為“學習班揭開了反革命地下組織“北、決、揚”的蓋子，找到了湖北省、武漢市問題的總根子。”他們給以魯禮安為首的“北、決、揚”定了十大罪狀，即：

　　1、極力鼓吹所謂“決派思潮”，鼓吹建立“決派黨”;

　　2、煽動奪“軍權”，妄圖毀我偉大長城;

　　3、大搞分裂活動，破壞革命大聯(lián)合和革命的三結合;

　　4、鼓吹“二次革命論”，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

　　5、煽動搶槍，挑動群眾組織打內(nèi)戰(zhàn);

　　6、鼓吹“造反派受壓論”;

　　7、鼓吹所謂反“考派”斗爭，瘋狂攻擊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

　　8、鼓吹“反復舊”運動，狂熱地煽動向無產(chǎn)階級反奪權;

　　9、鼓吹反動的“工團主義”，破壞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

　　10、煽動搞不提“反復舊”口號的“反復舊”運動，破壞“5.27”指示的落實。

　　北京“學習班”結束后，湖北省接著又舉辦了擴大了的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除省、市全體革委會成員外、還有一些大單位的代表參加，繼續(xù)揭批“北、決、揚”。

　　與此同時，院工宣隊指揮部從10月2日起，把院、系兩級革委會成員組織在圖書館舉辦貫徹落實中央“9.27指示”學習班。

　　學習班分成11個組，我們院革委會成員和原院黨政已解放的干部為第一組，熊小村、劉玉明為我們這一組的召集人，成員為：

　　原院領導干部和教職工代表：熊小村、邱靜山、宋  駒、石貽昌、臧之昭、張以書、趙文誠、方應詳、鄧家琪;院革委會學生委員：劉玉明、張春芳、陳木楨、江重初、張建華、王紹慶、王家樹、郭保民。工宣隊徐國清副指揮長(工人)和嚴指導員(解放軍干部)也參加了我們這個小組，他們是我們小組的實際負責人。

　　學習班的任務是：學習、揭發(fā)、批判。

　　對這次院、系學習班，多數(shù)人開始并不怎么重視。認為“9.27指示”是針對 “北、決、揚”的。我們學校是最早揭發(fā)、批判 “北、決、揚”的，而且早在一年半以前我們就發(fā)表了批判文章，把魯禮安也給抓了。認為在批判“北、決、揚”方面，我們新華工不說有功，起碼也無過吧。正由于有這種思想，我們的學習班辦的有些松散，我們沒有什么壓力，雖說不上輕松，但一點也不緊張。工宣隊指揮部對此很是惱火，雖作了兩次動員報告，但也不見什么變化。

　　省、市“9.27”學習班結束后，我院參加學習班的張立國、郭保安回到了學校，加入到了我們的院學習班。10月28日，院工宣隊指揮部在東邊大操場進行了第三次全院“堅決貫徹9.27指示動員大會”。劉孟池副指揮長作動員報告。在安排下一步工作時，他強調(diào)一定要揭開我院“階級斗爭的蓋子”，“要通過剝畫皮、揭罪行挖出敵人”，要求廣大師生員工“劃清界限，分清是非，肅清流毒。”

　　工宣隊指揮部重新調(diào)整了院學習班的領導班子，任命陶常仕副指揮長為院革委會小組組長。工宣隊指揮部為了壯大聲勢，特從教師和學生中挑選了二十名“積極分子”參加到院革委會成員這個小組來，于是，我們院革委會成員小組就由原來的19人增加到了41人(包括張立國和郭保安)，干部和群眾人數(shù)一半對一半。

　　第三次動員大會后，學習班內(nèi)的“對敵斗爭氣氛”果然發(fā)生了變化，人們的神經(jīng)從輕松變得嚴肅起來。

　　根據(jù)工宣隊指揮部的部署，學習班主要揭批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影響“新華工”的“黑手”;

　　2、“揪變色龍”及“掄槍亂軍”問題;

　　3、“小山頭”、“多中心”及“(郭派)一派掌權”問題;

　　4、“反復舊”問題。

　　在省市革委會學習班中，“革干聯(lián)”的一些主要成員都被軍政當局說成是“黑手”。劉副指揮長在動員大會上公開點了這些人的名字，說這些“黑手”都來過新華工，有的甚至還在我院住過。因此要求學習班要徹底揭發(fā)。

　　在揭發(fā)“黑手”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趙文城，其次是熊小村。因為被當成是“黑手”的孟夫唐、李守憲、王盛榮等來我院都是趙文城出面聯(lián)系的。而熊小村則因為他是“革干聯(lián)”的組織者之一。

　　趙文城和熊小村雖然在院革委會這個小組會上作了多次“揭發(fā)、交待”，但工宣隊指揮部就是通不過。

　　張立國和郭保安都主動承擔了“揪變色龍(劉豐)”和“搶槍亂軍”的責任并作了檢討。

　　“新華工”被指揮部說成是湖北最大的“山頭”。在批“小山頭”和“一派掌權論”中，郭保安和劉玉明是主要的批判對象。

　　正如前面說到的，院革委會雖準備參加“反復舊”運動，但因中央處理即時，我院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卷入“反復舊”運動。所以，可揭發(fā)批判的內(nèi)容不多，也上不了“線”。

　　我院貫徹“9.27指示學習班”從10月7日開始到11月底結束，辦了五十多天。在這五十多天中，通過當事人的檢查和相關知情人的揭發(fā)，基本弄清楚了近兩年來我院發(fā)生的所有重大問題的來龍去脈，參加學習班的大多數(shù)人都受到了教育，特別是加深了對極左思潮危害性的認識。

　　這次學習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人是陶常仕。

　　陶常仕，武漢市電車公司工人，當時四十歲左右，從他的言談舉止看，他可能曾是一個軍人。

　　陶常仕之所以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因為他雖身為院工宣隊“副指揮長”，但他在學習班中卻一直扮演一個“打手”的角色。此人心胸狹窄，專事整人，且兇神惡煞，軍閥習氣突出。他自以為是“副指揮長”就目空一切，盛氣凌人。對我們院革委會成員，不管是年長的老革命還是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他總是擺出一個不可一世的架勢，對我們的過錯或失誤無限上綱，死揪不放。聽聽他在69年10月24日在院學習班大會上的發(fā)言：

　　“熊小村，你是革委會副主任，在‘反復舊’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你說‘哪個說我是黑手，那個組織就是黑的’，難道你是黑手，這個組織就一定是黑組織嗎?‘反復舊’的兩個紀要你是知情的，你是個十級的高干，你的黨性哪里去了?你的用心何在?要抓階級斗爭呀，不抓階級斗爭，到時候腦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決派’要推翻我們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你干革命幾十年，這個你都不懂?”

　　按：看，這哪里是對一個老革命提意見，分明是在訓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嘛。

　　“劉玉明，你在黃岡政治野營時大搞獨立王國，架空政治野營指揮部。當時工人劉副指揮長在那里，你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我們那次要回來匯報情況，你就是不給派車子，我們只好靠走路回來。六十多里路，我們還是走回來了嘛，我們還是向軍區(qū)、向指揮部反映了情況了嘛。

　　“想當初，你劉玉明好不威風。你的狼子野心不是很清楚了嗎?你不要以為幾個副指揮長都是工人!我們要比階級感情，比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覺悟。你不要以為是個大學生就有什么了不起。”

　　按：劉玉明只是因為沒有給他派車，讓他走了幾十里的路，他就懷恨在心，借機報復，足可見其心胸狹窄。何況當時政治野營指揮部也確實是無車可派給他呢。

　　“張建華也是其中一個。在黃岡時往返武漢市多次，你是從哪里聽到這些消息的?必須搞清楚。你們到處聯(lián)系車船把同學們搞回來，神通真是廣大。

　　“你們拋出來的那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是一株大毒草。三萬多字，我看了三遍。你們鼓吹不提‘反復舊’口號的反復舊運動。‘九大’開了后，你們還在那里說現(xiàn)在的主要矛盾還是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和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矛盾，你們的用心何在?我建議常委們都好好地用心看看。還有，作為宣傳部副部長的張建華，用這樣好的紙給大右派白樺編詩集(拿出一本《迎著長矛散發(fā)的傳單》)，你的立場哪里去了?真的是提不出問題來嗎?你和’決派’就沒有一點聯(lián)系嗎?我就不相信。”

　　按：就因我參與了寫一篇總結文章，給一個詩人出了一本詩集，陶就認為我一定和“決派”有聯(lián)系。在另一次大會上，陶公然氣勢洶洶地針對我說：“就憑你的那個報告就可以直接定你為現(xiàn)行反革命”。我至今也不知道他說的那個報告指的是我的哪一次講話，更不知道他憑什么就可以把我定成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

　　從68年9月“工宣隊”進駐華工到74年“工宣隊”撤離，“工宣隊”中的副指揮長換了若干輪，但陶常仕卻一直穩(wěn)坐“副指揮長”的寶座。

　　在歷次運動中都會涌現(xiàn)了大量像陶常仕這樣的人。從我數(shù)十年的經(jīng)歷中發(fā)現(xiàn)這種人幾乎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部門都有。他們以整人為樂，靠整人生存。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shù)不學無術，但在整人方面卻稱得上是專家。他們靠阿諛奉承、打“小報告”整人獲得上司的賞識并借此飛黃騰達，給社會風氣，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9.27指示”貫徹后，院革委會已名存實亡，院系兩級革委會成員都回到了他們原在的教學班、教研室或科室。和文革初期的工作組一樣，院工宣隊包攬了全院的一切黨政大權。也就是說，在華中工學院，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雖然運動還在進行，但運動的方式以致其本質(zhì)已完全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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