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憶錄　第二十章

　　張建華

　　在院革委會任職時的那些事

　　我院革委會成立于1967年8月6日，當時叫“新華工革委會”。

　　我院的革委會因成立比較早，革委會沒有實行后來通常情況下的黨政領導干部、軍隊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的“三結合”，而是實行的原院黨政領導干部、教職員工代表和學生代表的“三結合”。正由于沒有軍代表的參與，我院革委會也就避免了很多因軍人參與帶來的很多弊端。

　　我作為院革委會的一名委員，在院革委會任職了兩年零四個月，即1967年8月——69年底。

　　從70年初開始，全院搬到咸寧搞整黨和“斗、批、改”，工宣隊全面接管了學校的黨政大權，我們這些學生委員都回到了原來的教學班，這時革委會雖沒有宣布解散，但已名存實亡。

　　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

　　通過比較文革前和改開后我國政權組織的狀況，我認為“革命委員會”確實是好。比文革前的好，比改開后的好，比一些人企望的西方“文明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還要好。

　　但今天的一些年輕人在三十多年來主流媒體和不良文人的長期誤導下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他們看來，文革時期的革委會無非就是造反派掌權，盡干壞事。

　　其實，真實的革委會確實是好的，完全不是他們在影視節目中看到的那個樣子。

　　下面我就根據自己在新華工革委會任職的經歷和感悟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革委會”好在哪里?好在革委會的成員是真正按巴黎公社產生的形式即民主選舉的形式產生的，這些人一般都是經過實踐證明是德才兼備并為公眾信任的。

　　我們都知道，文革前和改開后，我國各級黨政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是由上級指定或委派的，這種任用和選拔干部的制度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正因為革委會的成員都是群眾直接選舉的，革委會就真正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而也就真正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革委會”好在哪里?好在革委會在行使權力時真正地實行了民主，真正實行了“集體領導”。

　　在革委會內部討論問題，作出決策時每一個委員和革委會主任、常委之間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見都可以發表，都可以爭論。通過決議時每個人都可以表示不同意或保留自己的意見。從而避免了第一把手個人說了算，其他常委、委員只是擺設的弊端。

　　“革委會”好在哪里?好在機構精簡，黨政合一，精英薈萃，令出一門。我院革委會成員共45人，是原院黨政干部的三分之一(可能還不到三分之一)。機構精簡了，人員精干了，辦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教學、教改、科研、落實政策等各項工作都有聲有色，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并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華工在院革委會治理期間沒有出現任何人整人的現象。總體來說，華工當時在干群關系、師生關系、同學、同事關系是積極的和諧的。對此，我院原院黨委第一書記、教育家朱九思在評價文革十年的華工時，也肯定了華工的文革是文明的。

　　我在新華工革委會任職期間，除分管院廣播臺和院文藝宣傳隊的工作外，還曾主持過“大型毛澤東詩詞組歌演出團”的工作，曾去湖南進行過一個多月的社會調查，曾短期主持過全院的行政工作，曾參與全院文革總結的寫作和兩本詩集的編輯、出版工作，曾主持了“解放朱九思學習班”，為“解放”朱書記作出了努力……。

　　在我寫這本回憶錄時，我總覺得我在華工任職的兩年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雖然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23、24歲的毛頭青年。

　　我之所以說在院革委會任職的兩年多是最值得我驕傲的，一是因為我所做的事都是給學校、給社會輸送的都是“正能量”。二是我認為當時我的思想是最開放、最自由的，身心是最放松、最暢快的，精神生活是最豐富的。我們不但有理想，有激情，而且有濃厚的友情和爛漫的愛情。讀者只要看了我在本章和下一章的回憶記述就知道我說的并非誑言。

　　一、探親路上見聞

　　“武漢7.20事件”振動全國。父母親擔心我的安全，接連兩次來電報佯稱“父親病危”催我“速回”。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發表，我認為武漢的大局已定，因心中惦念年邁的父母親，決定回家探親。

　　當天，我上了南下的15次特別快車。

　　這是我離家來漢上學三年來第一次回家探望父母。三年來，不是我不想父母親，而是因為經濟拮據，實在無力去購買回家的火車票。父母親在解放前吃了不少苦，近年來我老家因連年遭旱災，收成很不好，日子過的還是很苦。想到此，我真是恨不能飛到他們身邊。

　　列車在京廣線上飛馳著。我目不轉睛地望著窗外我熟悉的農村的山、水、行人和農田。

　　早稻已經收割了，一片片二季稻長勢很好，綠油油的秧苗匯成了綠色的海洋。此時，我的心情不錯，一年來一直緊繃的神經終于得以放松了。

　　不知什么原因，列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下來。我沒有下車，靜靜地凝望著窗外。

　　剛下過一陣雨，空氣中散發著一股泥土的清香。草木經雨水的洗刷后，山巒似乎變得更加清秀。村子旁池塘里荷葉上的水珠反射著太陽的光輝，五顏六色的。那含苞欲放的荷花在綠葉中搖曳著，讓人嘗心閱目。

　　在稻田旁的一座小山上，一群白鷺(大概不下千只吧)云集在那里。突然一起飛走了，不知是為什么，大概是受到了驚嚇吧。過了一會，又飛回來在小山上空盤旋著，并不停地叫喚著。

　　村莊里的人們都在忙碌著。有的在揚場，有的在堆放剛收割脫粒后的稻草。小孩們有的在嘻戲，有的在相互追逐，奔跑打鬧。在村子顯目的地方還可以看到一條條“打倒陳再道”、“為工總翻案”的大標語。

　　半個鐘頭后，列車開動了，繼續向南飛速駛去。

　　列車徐徐地進了埔坼站，下一個大站就是湖南了。

　　列車剛一停穩，車站內就傳出前面發生了武斗的消息，說列車不能開了。我不想下車，開始和周圍的人閑談起來。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了武漢近來發生的事。我說了王力同志在漢的情況，說了8201部隊在7.20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旁邊座位的旅客都圍過來聽我講，并不時有人插話補充。這時，我發現在聽我們說話的人中有的表情很不正常，出于一種警覺，我開始仔細觀察這些人并停止了我的話題。

　　在周圍的旅客都下車吃飯或洗漱后，坐在我對面那個從遼寧去廣州的男子突然悄悄地告訴我說：剛才坐在我們這邊的幾個人都是《百萬雄師》的，這些人都在逃亡途中。這時我才明白，在我剛才講話時，他們為什么會表現出緊張的神情。

　　當我吃了飯返回原來的座位時，周圍座位上的人也都回來了，我們接著閑聊。不過我們的話題已經改了，原來表情緊張的那些人也放松了下來。

　　7月28日凌晨2點50分，列車離開埔坼站繼續南行，但到了湖南岳陽時不知為什么么又停駛了。

　　據車站報導，要到七點五十才能繼續開車。沒有辦法，我下車進岳陽城逛了一趟。

　　岳陽的街面不大好，市容也顯得很亂。就大街上貼的大字報看，岳陽工聯的力量比較弱，大多數大字報都是站在反對工聯、反對《湘江風雷》立場上的。

　　從岳陽百貨大樓的一張走訪記中可以看出，岳陽軍分區是站在湖南省軍區龍書金這方面的。

　　本想去看看岳陽樓，但一是不知道岳陽樓在什么地方，二是沒有熟人帶路，只好作罷。

　　列車從岳陽開出后一直比較順利，我們相繼過了長沙、株州、衡陽。因列車上沒有服務員，沒有廣播，加之開車時間連車站的人都說不清，更無法控制，所以車過長沙、株州、衡陽時我都沒有下車。

　　下午五點左右，列車終于到達了我的終點站郴州。

　　在郴州站下了車，我直奔郴州汽車站，準備買回寧遠的車票。到了售票處一問，才知道去寧遠的車票很緊張，不但沒有了當天的車票，就連第二天的車票也沒有了。我只好先找一個旅館先住下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車站，想碰碰運氣。

　　看來買去寧遠的車票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買了到蘭山的車票，準備到蘭山后再設法買到寧遠的車票回家。11點左右，汽車由郴州到達蘭山縣城。到了蘭山后，我就去買由蘭山到我們寧遠的“過路車”車票，但售票員死活不賣，好說歹說，終于同意我自己上車后買票。我上了開往寧遠的車，車上其實空了很多座位。12點半汽車到達神下，下了車，我步行于一點半左右安全地回到了家。

　　父母親看到我平安回到家都非常高興，四鄰也都過來看我。閑談中，他們說的都是一件事：今年又是大旱災，很苦。

　　一回到家知道這次是父母親當心我在外面有危險才要我回來的，雖然是騙了我，我還是很高興能回家見到雙親。

　　下午我去村外轉了一下，水田都龜裂了，禾苗多已枯萎，看來家鄉的父老鄉親們明年上半年又要挨餓了。

　　在家呆了三四天后我就呆不住了，我惦記著武漢的事。于是我決定盡快返校。

　　9月2日早上七點半我動身回漢。由于當時謠傳很多，父母怕我在外面出事，一定要小哥送我到三哥所在的鯉魚江電廠。

　　寧遠到嘉禾縣城的車還是沒有，我們兄弟二人決定步行到蘭山縣城。一路上聽到很多謠傳，但我最關心的還是從蘭山到郴州的汽車是否開和郴州北上的火車是否正常。快到廣發圩時，我們碰到一個社員，當問及汽車時，回答是“客車有好幾天沒有開了，外面打人的事太多了。”小哥一聽就準備返回家去，但我回漢心切，不同意返回。心想，要是真沒有車到郴州，就是走，我也要走到郴州，反正也就是一百多公里的路。到了蘭山縣城，我們開了旅館住下后就立刻去車站打聽蘭山去郴州的汽車的消息。

　　第二天凌晨四點半我就起床趕往汽車站。此時售票窗口還沒有開，我只好等，直到五點半售票窗口開了，我第一個買到了票。不過，不是客車票，而是貨車票。

　　八點半，貨車出了蘭山縣城，十二點半我們到達郴州。

　　來到火車站，站內不像往日那么熱鬧，看上去人們似乎有些慌亂，一打聽，知道火車已停開了。

　　候車室屋頂已被拆了，說是前兩天因武斗被毀的。就在這時，人群突然亂了起來，我一看，見幾個人被一群拿著槍的人押著過來了，整個車站頓時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是否有火車到鯉魚江不得而知。我們只好重新回到汽車站，準備乘汽車去鯉魚江三哥那里。

　　8月4日清晨我們聽說火車恢復開了，于是我們退了汽車票買了去鯉魚江的火車票。6點55分火車駛出郴州，8:30就到達了鯉魚江電廠。三哥今天恰好輪休，三嫂湘蓉也在家。我們兄弟三人三年后又團聚了，真有說不完的話。

　　由于我急于回漢，而小哥也要急著回家(小嫂要生孩子了)，我們在三哥家住了兩天后就決定離開鯉魚江。

　　8月5日下午兩點，三哥送我們到達郴州。我和三哥陪小哥先去汽車站買了回家的車票，又去旅社定了床位，然后我們就一同去了火車站。

　　郴州火車站仍未恢復正常。“鐵聯籌”的人都跑了，車站一片冷落。車站沒人售票，廣播也沒有開。幾個造反派的“紅鐵軍”拿著槍守護著車站并維持次序。

　　下午四點，小哥回了旅館，三哥回了電廠。我一個人在車站等候列車消息。

　　8月6日晚12點半左右，突然從廣播里傳出由廣州開往北京的161次列車到達郴州的消息。人實在太多了，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擠上了車。

　　車廂里非常擁擠，就像插筷子一樣，要轉個身似乎都不可能。人多加之天氣又熱，上車不一會就全身濕透了。車廂內空氣混濁，各種氣味都有，實在令人難受。不過，上了車的人都管不了這些，都覺得能上了車就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鐵路運輸為何如此混亂?主要是因為鐵路系統內兩派意見分歧和武斗造成的。廣州、郴州、衡陽、株州、岳陽幾個大站近來經常發生武斗，駕乘人員的安全得不到保證，因而導致了鐵路運輸一片混亂，有時列車幾天都開不了，而有時則列車在行駛途中莫名其妙地停了下來，而且一停就是幾個小時。

　　8月6日8點半左右列車到達長沙。此時發生了我意想不到的情況：車站工作人員要求所有的人統統下車，然后再憑車票重新上車。由于我們在郴州站時無人售票，我們是無票上的車，結果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火車開走。沒有辦法，我只好離開了火車站。

　　出站后我很快找到了武漢“新華工”駐長沙聯絡站。聯絡站的小李把我帶到湖南省公安廳招待所，他說先住下來，車票的問題他會幫我解決。聯絡站還真有辦法，晚十點半，他們就把第二天的車票給送來了。

　　8月7日上午7點，我和“新華工”的另一個同學一起登上了北上的282次列車(慢車)，下午7點左右到達武昌南站。

　　這次回家探親一路上最大的感受是社會次序比較亂，交通嚴重不正常。覺得文革應盡快結束，不能再亂下去了，“安定”已成為億萬人們的普遍要求。

　　二、新華工革命委員會

　　在回漢的列車上，我從《湖北日報》上得知我們新華工已于八月四日成立了院革命委員會的消息。

　　當我回到學校時，學校到處都還留有盛大慶典的痕跡。我急切地找來了院革委會成立當天的《新華工》報。當我看到那套紅的《新華工》報時自是心潮起伏，很是激動了一番。

　　我院是湖北省乃至整個華中地區第一個成立革委會的省廳級單位。“新華工”革委會的成立大會在我院確實是盛況空前。

　　當天，除湖北武漢本地的造反派組織外，全國各地920個知名單位和組織都派了代表到會祝賀。其中有北京的“新人大三紅”、清華“井岡山”、北師大“井岡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北工東方紅”、上海工總司、上海紅三司、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籌)等的代表。遠至邊疆的云南“8.23”、新疆的紅二司、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等也都派代表參加了我院革委會的成立大會。

　　新任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到會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

　　本期《新華工》報出了八大版，除全文刊登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新華工革命委員會宣言》、《新華工革命委員會通告》、張立國代表院革委會的發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及曾、劉首長等講話的全文外，還用了整整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長篇通訊《新華工在前進》，全面回顧了我院一年多來的文革歷程。

　　我們新華工革委會是經武漢軍區審查呈報中央批準后成立的。院革委會由45名委員組成，其中學生代表29名，教師代表7名，原院黨政干部代表5名，工人代表4名。主任委員張立國，副主任委員五名，他們分別是：郭保安、聶年生、王富山、熊小村(原院黨委副書記)、張漢卿(政治教研室教師)。

　　成立院革委會時我雖然不在學校，但還是被推選為院革委會委員，工作仍在宣傳部。

　　院革委會的成立標志著我院奪權的結束，“教育改革”的開始。同時也標志著我院鬧騰了整整一年的紅衛兵運動(從66年8月到67年8月我院革委會成立)已近尾聲。除張立國、郭保安、聶年生等后來進入了省、市革委會，擔任了領導工作，還在忙于政治外，大部分同學的“政治熱情”已逐漸冷卻了下來，“看穿了”的思潮也隨之蔓延，一些曾經熱衷于政治斗爭的同學也成了政治上的“逍遙派”。廣大師生們的興趣已從熱衷于“政治”轉移到專業理論的教學和實踐上來了。

　　在院革委會的領導下，師生們開始“復課鬧革命”，搞“教改”。當時，全院成立了各種各樣的“教改小組”、“教改探索隊”并積極地開展了活動。我們年級“工企”專業三個班的同學有的在老師的帶領下去了大冶鋼廠，有的去了荊州搞教學和實習，也有人參加了院無線電元件廠的籌建。

　　我沒有參加班上的“教改小組”，只參加補本專業的專業課。

　　三、組建《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

　　院革委會成立以后，少數頭頭對成立“新武漢”和“支援全國造反派的奪權”很感興趣。他們不但沒有撤回原派往全國各地的聯絡員，而且要求各大隊繼續派人以增強聯絡站的“宣傳工作”。在我探親回校前，我負責的“輕騎兵”也被派往了上海。

　　對院革委會少數頭頭搞“新武漢”和“支援全國造反派奪權”我很不以為然，甚至認為這不僅不利于大聯合，而且會直接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幫倒忙。

　　8月20日上午，我去了一趟設在湖大的“星火燎原”宣傳隊隊部。在和宣傳隊的隊員談到武漢目前的“派戰”時，宣傳隊的同學們不管是“新派”的還是“鋼派”的，都無不感到憂慮。一個同學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現在睡上一個月的覺要比我們干上一個月的事的貢獻還要大一些。”我認為這句話很有道理，也符合我的想法。是呀，參與“派戰”不但無功，反而是對人民的犯罪啊。

　　一天，在上海的“輕騎兵”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準備支持“上柴聯司”。我當即對他們說：“上海不能亂，反工總司是錯誤的”并要求他們立即回校。

　　在當天的日記上我寫了以下文字：

　　我們在考慮任何問題時都要從大局出發，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有些事從局部來看是正確的，說起來也很有道理，但如果從全局考慮，從整體和長遠利益來考慮，它就不一定正確，甚至是錯誤的。

　　就當前上海的問題來說，有人主張支持“上柴聯司”。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如從“上柴聯司”本身來說，無疑是應該同情和支持的。因為：1、該組織無論如何不能說它是保守組織;2、“上柴聯司”在上海它代表著相當部分的造反派，而且它對武漢的態度無疑比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積極;3、上海革委會、“工總司”目前對“上柴聯司”采取壓的態度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如果從大局考慮，從整體來看，我們卻不應該支持上柴聯司，而應該支持上海革委會和“工總司”。理由很簡單：一、成立革委會，向走資派奪權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因此我們應該支持上海市革委會并維護它的權威;二、“上柴聯司”只有幾千人，而上海工總司卻有幾百萬人，在上海它占絕對優勢。如果我們支持“上柴聯司”，必然造成上海的“內戰”，上海的穩定局面將遭到破壞，造成的損失將是無法估計的。千方百計使上海穩定下來是“大道理”，而“上柴聯司”不管有多大的委屈和不公，只能是“小道理”，是局部。“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局部必須服從大局。理論必須和實際相結合，我們應該好好地研究社會，注重社會科學的學習。

　　我們宣傳部有三個院革委會委員，劉玉明是常委，是宣傳部長，我和江重初是副部長。具體分工是：劉玉明負責全面工作，江重初主管《新華工》報，我仍主管院廣播臺和文藝宣傳隊。

　　當時江重初和我都不支持院革委會少數頭頭搞“新武漢”打內戰。根據當時同學們普遍比較消極的實際，為了豐富同學們的文化生活，我們宣傳部搞了兩項大的活動：一是由江重初負責組織一臺話劇《紅旗飄萬代》的創作和演出，二是由我負責組織《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的排練和演出。

　　《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的演職人員有360多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型演出團。演出團的主要成員是當時我院幾個院文藝宣傳隊的隊員和原院文體大隊的管弦樂隊、民樂隊的隊員和教師。為了突出演出團的群眾性，我要求各系(大隊)將凡有一定文藝天賦的同學都推薦到演出團來。從參與演出團的人數、舞美設計、燈光布景、演出效果和演出場次(在武漢演出近百場)來看，這個活動也許是我院空前絕后的文化活動。至今都讓我難忘的是演出時那恢弘的氣勢給觀眾帶來的震撼。這種震撼決不是在看電影、看電視時所能感受得到的。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院電影放映員李純師傅。他把電影影片中一些能渲染、映襯演出內容的鏡頭，通過剪輯后再用電影放影機投射到舞臺背景屏幕上，極大地增強了演出效果。特別是演出即將結束時，屏幕上出現毛主席向觀眾揮手致意的鏡頭總會把演出推向最高潮，使觀眾激動得熱淚盈眶，久久不能平靜。

　　我想，在當時幾乎所有舞臺演出都采用布景加幻燈烘托演出情景的情況下，用電影影像配合幻燈應該算是一個很好的創新吧。正是由于李師傅對我們演出團的大力支持和貢獻，我兩從此成了幾十年來最好的朋友。在校時我是他們家的常客，離校后，我每次到武漢必先去拜訪他們夫婦。他的三個子女，特別是那活潑可愛，當時還沒有上小學的大女兒玉梅，更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組織的這次演出活動據說還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這個人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陳文玉，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2012年5月，我們班的同學在母校華中科技大學組織了一次聚會。42年后重相聚，同學們自是激動不已。期間，陳文玉同學和我一見面就連連向我表示感謝。這讓我感到很意外，甚至茫然。通過他的解釋，我才明白原來是怎么回事。

　　陳文玉是武漢市人。上高中時，學校提倡與蘇聯的年輕人寫信交朋友。他和莫斯科的一個叫索菲亞的女生交上了朋友，通過幾年的通信，他們已發展到了男女朋友的關系。文革中他因此被認為有“里通外國”的嫌疑，加之他出身不好，在班上一直處于“挨整”的狀態下。正因為此，他的情緒總是非常低落，對前途感到悲觀。就在我組織成立《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正“招兵買馬”時的一天，我回到了班上，發現他正在向同班同學陳運福學拉二胡，而且有了一定的水準。于是我就問他是否愿意參加我們的演出團，他答應了。于是，他成了我們演出團民樂隊的隊員。通過在演出團的演出和自己的努力，他的京胡演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畢業分配時他被分配到河南部隊農場。因他對文藝演出的組織工作比較熟悉，加上他的二胡(京胡)演奏水平不錯，于是他就被安排到所在團的文藝宣傳隊。由于他的認真和負責的態度，很快受到團領導的重視和好評，他的人生也從此完全改變了。

　　他在部隊很快入了黨。“二次分配”時，他被分配到河南漯河某大型機械廠。因部隊對他的評價很高，該廠黨委對他自然是非常重視。幾年后，他進入了廠領導班子，成了該廠的核心人物。

　　改革開放后，他被調到市經委工作。因他俄語水平強，又被調到河南漯河市駐俄經貿辦事處，從此走上了經商的道路。

　　他在俄羅斯走遍了原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的政界、軍界及一些民間團體都建立了廣泛的聯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俄羅斯通。即使現退休了，他仍還是一個大忙人。在我們班，他是令人羨慕的成功人士。

　　陳文玉的成功當然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和機遇。他說感謝我，我受之有愧。但陳文玉的經歷也說明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人的命運往往會因年輕時的某一際遇而完全被改變。

　　言歸正傳。68年春節后的一天，有人向我反映說《毛主席詩詞組歌》中一些曲作者可能有政治問題。為避風險，建議我停止演出活動。為慎重起見，我立即趕往北京了解情況。當時我去了中央文革接待處、中央樂團、海政文工團等單位了解和落實有關情況，但回答都很模糊。回校后，我征求了院革委會幾個同學的意見后，還是在68年春節后不久就結束了演出團的演出活動。

　　在主持《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期間，我還參與了由著名詩人白樺創作的《迎著長矛散發的傳單》和由我院舒先緒同學主編的新華工抗暴文藝專輯《火炬頌》兩本詩集的編輯和出版工作。

　　《火炬頌》共收錄了包括序詩在內的四十首詩和一篇獨幕話劇《虎口逢親人》。在編輯過程中，編輯人員要我也寫上一首。于是，我就把四月份寫的一首《艱險何所懼》拿來湊了數。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艱險何所懼

　　1967.4

　　大江留不住，滾滾向東去。

　　回首浪滔天，天高何所懼。

　　熱血奔騰急，飛馬不停蹄。

　　此行欲何往?險峰白云處。

　　四、在西七舍發生的故事

　　西七舍位于華工校園的西部，是一棟六層磚混結構的單身宿舍樓。樓前有一塊空地，空地旁有一約五、六畝大的水塘，水塘四周滿栽楊柳。緊靠水塘的就是華工園內唯一的公園——“青年園”。公園內樹木蔥郁，小徑幽深，是早讀外語和夏季納涼的好去處。

　　西七舍原是外國留學生和院文體大隊宿舍，各種生活設施比較完善。文革開始后留學生都回國了，院文體大隊也解散了，隊員們都各自回了所在班級。因此，這時的西七舍基本上都是空著的。

　　從“新華工廣播臺漢口分臺”回到學校后，我沒有回班上去住，而是搬進了西七舍227號房間，一直住到68年工宣隊進院，總共一年零四個月。當時學校為我裝了一部電話，還配給我一部自行車，這在當時算是很特殊的了。

　　《毛主席詩詞組歌》演出團的工作結束后，我決定靜下來好好讀點書，好好地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每天早上6點起床，洗漱后去大操場鍛煉，吃了早點，8點準時上班，開始讀書或看來自全國各地的文革資料。

　　院革委會成立后辦公地由東三樓搬到了原院黨政機關辦公的南一樓，我們宣傳部就在原黨委宣傳部辦公室辦公。

　　原黨委宣傳部存有大量的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西七舍住的這段時間內，我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選集》1-4集，重讀了《毛澤東選集》1-4卷和一本當時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著作》，讀了《聯共(布)黨史》、《新民主主義革命簡史》等，可以說，我學到的馬列主義主要是在這段時間較系統地學的。另外，我還讀了《恩格斯傳》、《第三帝國的興亡》、《赫魯曉夫主義》、《少年諸葛亮》等。在這段時間我也閱讀了大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文革資料。當時我記了幾大本讀書筆記，可惜這些筆記后來都丟失了。

　　在西七舍住的這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里，發生了很多讓我刻骨銘心的故事，這些故事有的快樂浪漫，可謂意味綿長。有的驚心動魄，讓我至今心有余悸。有的則是因少年狂妄，吃盡了苦頭。

　　1、我和兩個女生的浪漫故事

　　兩個女生中先進入我生活的是曉文。

　　曉文是一個健康、俊秀、活潑可愛的姑娘。65年我認識她時她才15歲，在我們華工附中讀初二。她的父親也是我們湖南人，五十多歲，是我院附屬工廠的工人工程師，也是我金工實習時的指導老師。老人對我們這些來廠實習的學生非常認真負責，也很隨和，我們很快成了忘年之交，每到星期六，他常邀我去他家玩。

　　曉文的母親曾是一個大家閨秀。原在一家街道工廠當廠長，后辭職當了全職太太。我第一次去她家時，她一看到我就說很喜歡我。

　　后來去的次數多了，她對我更好，幾乎把我當兒子一樣看了。我每次去她們家，一進門，她就會端出一大盤時令水果讓我品嘗，而且每次都要留我在家吃飯。

　　我出生在農村，由于窮，加之當時交通的原因，好些水果我只在書本上看到過，但從未品嘗過。如現在看來很平常的蘋果、香蕉、菠蘿、葡萄之類的水果，我都是第一次在她家才品嘗到的。

　　曉文是個獨身女。我第一次去她家時她媽媽就要她叫我哥哥。開始她還有點不情愿，但后來我每去到她們家時她就哥哥、哥哥的叫的可親熱了，我也很喜歡這個有點調皮的漂亮小妹妹。

　　文革開始后的一年多我都沒有去曉文家。這倒不是因為她媽出身不好，怕影響什么，而是因為忙著“干革命”顧不上去她家了。

　　革委會成立后的一天，曉文突然來我的辦公室找我，說是她媽媽叫她來找我，要我去她們家玩。見到她我自然也很高興，兩年多沒見，她已變成 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問了她爹媽的健康及一些有關她們附中的情況，她都一一作了回答。我們談的很高興，下班后我就隨她去了她家，她爹媽見到了我自然也是非常高興。

　　此后，曉文經常來辦公室找我，有時還會找到西七舍來。

　　九月的一天，我們的《輕騎兵》文藝宣傳隊要去152部隊演出。曉文來找我，說她也想去。這天恰好我要去“長辦聯司”開會，離演出地點不遠，于是我就答應了。

　　我們乘部隊來接宣傳隊的車到了部隊。下車時我和曉文約定好，我一開完會就來找她，和宣傳隊一起回學校。

　　這次的會議因與會者對一些問題有較大分歧，爭論了很長時間，宣布散會時已是晚十一點多鐘了。當我趕到演出地時，只見曉文一個人站在部隊營房門口等我，顯得非常焦急。我一問才知道送宣傳隊回校的車早已開走了。我問她為什么不上車回校時，她卻非常委屈地用手捶著我的肩膀說：“不是你說好我們要一起回去嗎?”唉，真是一個傻得可愛的小妹妹呀。

　　此時已是晚十二點了，公交車和輪渡都停開了。處在當時的情況，今天的年輕人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去住旅館。可是，我們當時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再說，那時的旅社晚十二點就關門不接客人了。

　　怎么辦呢?曉文說：“我們走回去吧”。

　　看到這個從小被父母嬌生慣養，從未走過十里路以上的小姑娘說要走回學校，我當時都愣了。我說：“從這里走回去可有四十多里路呢，你能行嗎?”

　　她揚著頭對著我神秘地一笑，說“走著瞧吧”。說著，就拉著我的手向回學校的路走去。

　　開始還不錯。她時而拉著我又蹦又跳地一路小跑，一會而又獨自跑到前面回頭向我傻笑，一副得意的樣子。

　　但過了漢水橋后她就不行了，走不動了。她向我撒嬌，賴著要我背她走。

　　我說：“這不行的，你是大姑娘了，別人看到會笑話你的”。

　　曉文說：“我不怕，我就是要你背我嘛”。

　　我說：“你不怕，我倒是怕別人看到呢。這樣吧，我給你講我小時候那些好玩的故事，我們慢慢走好嗎?”

　　她噘著小嘴說：“好嘛，不準騙我”。

　　于是，我就給她繪聲繪色地講起了我小時候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放牛，在山上如何斗牛、和小伙伴們如何打野戰，以及將別人打傷后被告狀受罰的故事。接著我又講了上小學時，我的同桌、班主任的兒子如何欺侮我，我又是如何拿著半截釣魚桿將他打得到處亂跑，最后追到他爸的辦公室我還打，我因此被撤掉了少先隊中隊長的職務，并被開除少先隊的故事。

　　曉文邊走邊聽我講，聽到我說打了班主任的兒子的事時她有些不相信，不斷地問我：“這是真的嗎?你真敢打班主任的兒子?”

　　我說：“這當然是真的了。這就是為什么我比同齡人晚一年考大學的原因，因為我為此休學了一年呢!”

　　曉文要我繼續講我的故事。于是，我又給她講了我在“大躍進”時期參加“大煉鋼鐵”，去幾十里外的地方挑柴，走著走著就睡著了的故事。講參加修水庫抬水泥，晚上在雪地里投宿并和死人睡在一起的故事、講困難時期餓肚子及學校組織種菜搞“瓜菜代”的故事……

　　曉文聽的入了神，不時以敬佩的眼光看著我，我在她面前也似乎有了些自豪感。

　　她拉著我的手，我幾乎是在拖著她走。凌晨四點半左右，我們走過了長江大橋，進入了武昌。這時曉文說她實在走不動了。

　　于是，我們在橋頭附近找了一塊有草的地方坐下來休息。

　　曉文真的是累了，也睏極了。剛坐下來不一會，她就靠著我睡著了。睡了一陣，可能是因脖子酸了，身子一歪，頭就順著我的肩膀滑了下來。我隨即伸開雙腿，一手枕著她的頭，一手扶著她的腰，讓她平躺在我的腿上。她睜眼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向上動了動，然后側過身，雙手摟著我的腰很快就又睡著了。

　　這時的我卻毫無睡意。我凝望著眼前靜靜流淌的長江和遠處武漢關尖樓上的的燈光出神。

　　這是一個多么美妙的江城之夜啊!晴朗的夜空繁星點點，皎潔的下弦月掛在暗蘭的天上，把柔和清澈的光輝灑向大地。白天的喧囂早已沉靜了下來，四周一片寂靜，整個江城似乎都進入了夢鄉。只有那奔騰不息的長江在輕柔地拍打著兩岸，發出一陣陣有節奏的嘩嘩聲，就像一個慈祥的母親在輕輕地拍著自己玩累了的孩子，輕輕地唱著催眠曲一樣。

　　曉文在我的懷中安靜地睡著。我低下頭望著她，將散落在臉上的頭發給摞到耳根后。

　　這是我第一次這么近距離地看著她。十七歲青春的年齡把她蘊藏著的美展現了出來，象含苞欲放的花一般，自有一種可愛的姿態和色澤。曉文真的長大了，胸部開始變得豐滿而挺拔了。她胴體上那柔和、自然、美妙、舒展的曲線，以及只有青春少女身上才能散發出來的那種特有的溫熱的體香，真是燎人心神，給人以無限美妙的遐想。

　　火爐武漢的暑熱已開始逐漸退去，江風輕拂，送來陣陣涼爽的風。五點過后，天邊出現了魚肚色的霞光，江面上升起了一層薄薄的水霧，草地也已經結露了。我當心曉文受涼，緊緊地抱著她，這樣她就會暖和一些。過了一會，我咬著她的耳朵輕輕地說：“天要亮了，快起來吧”。說完我低下頭，在她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她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直直地看著我笑。突然她猛地坐起來，抱著我的頭，給了我一個大大的吻。

　　我們起身繼續往回走。這時大街上開始有了行人，但四周依然很安靜。恢復了體力的曉文這時又開始拉著我的手歡笑、奔跳起來，又回到了先前的那天真調皮的樣子。六點半左右，我們回到了學校。我把她送回了家。

　　此后，她總是有事沒事的經常來找我。她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許多。見到我時變得文靜了，而且臉還會泛紅，語氣也變得溫柔了。這種變化讓我感到吃驚。我知道這種變化的原因和意味著什么，但我還是和以前一樣，把她看成是我可愛的小妹妹。

　　后來她作為知青去了農村，我也去了咸寧接受“再教育”，從此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面了。

　　1975年5月我們夫婦旅行結婚路過武漢時曾去看過她，但不巧她們家搬家了，一時又找不著她。聽玉梅說，曉文已和我們系我們年級的一個留校同學結了婚，這個同學也是我們湖南的，是益陽人。

　　2012年5月，我們班同學在母校聚會時我曾向玉梅問起過曉文的情況。玉梅告訴我說曉文前幾年就離了婚，現在是單身。我本來應該去看望她的，但我沒有去。我想還是不要去干擾她平靜的生活好，就讓我們在彼此的心中還保留著四十年前的樣子吧，她還是我心目中那個美麗、天真、快樂的小天使。

　　第二個進入我生活的女生叫LC(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這里暫且隱去她的真名實姓)。

　　LC是我們系比我低一級的女生，文革前我們并不認識。文革初，正是“資反路線”最甚的時候，大字報欄上有一張關于批判LC的大字報，說她是“資產階級的大小姐”。當時我并沒有怎么注意。

　　66年9月，我在我們系成立造反戰斗隊，ZY是我們戰斗隊的一名得力女將。有一天，我問她經常和她在一起，形影不離的人是誰?她說這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大字報中曾有人點名批判過的LC。直到這時，我才將LC這個名字和具體的人對上了號。

　　幾天后，ZY帶LC到我們戰斗隊的辦公室辦事，我和LC也就算相互認識了。

　　LC是廣州市人，父親是廣州某遠洋航運公司的一位船長，家庭環境比較優裕。

　　LC身材嬌小，有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像很多兩廣人獨有的特征一樣，額頭有點高，因而眼睛顯得有點兒下凹。她的皮膚白而細膩，柔潤如瓷。她和同時代的女孩一樣留著一對短而粗的辮子，臉上總是掛著甜甜的微笑，是個典型的小鳥依人的角。

　　LC的美主要在于勻稱。面部的器官，軀干和手臂，好象天生配就的一般，分開來看也許沒有什么，但組合起來就覺得彼此相互呼應，靈動有致，天衣無縫，恰到妙處。我第一次注意她時，心想如果她穿上一雙漂亮的高跟鞋，或許會顯得高挑婀娜一些。但又一想，如果那樣的話可能就會破壞了整體的平衡與和諧，會變得單薄枯燥，沒有了先前的韻味，也就會不那么惹人眼球了。

　　我和LC的相知、相戀是院革委會成立后的事。

　　院革委會成立后，LC和她們班的同學去沙市搞教改，我們開始通信。開始每周一封，到后來幾乎隔一天就寫一封了。通信的主要內容是談當時大家所關心的文革中的問題，如：如何看待“鋼新之爭”，如何看待解放軍支左，全國形勢及發展趨勢等。當然也談個人志趣、感受等，但在信中我們都沒有談及個人情感上的問題。

　　68年4月，沙市“鋼新之爭”升級，武斗不時發生，LC她們的教改小組不得不撤回了學校。

　　LC回校后我們的關系迅速發展，我的初戀就此開始了。不久后，我們成了真正的戀人。

　　她幾乎每天下午五點后都來我住的西七舍，幫我收拾房子，去食堂打飯。飯后我們就去青年園散步，經常到晚11點我才送她回女生宿舍。星期天我們常去爬山，有時也去東湖游泳場游泳。

　　我和LC的戀情持續了三個月左右。

　　7月下旬的一天，ZF來找我。他說他是代表他們班的楊某來求情的。ZF說LC是他們班楊某的對象，早在LC上高中時就由雙方的父母定下來了，希望我不要介入。

　　ZF是我成立造反戰斗隊時最信任的主要骨干成員之一，比我高一級，是63級的。他說的有關LC的情況讓我震驚。因為此前不僅我對此一無所知，就是她的“閨密”ZY也毫不知情。對ZF提出的要求，我要他轉告楊某：給我三天時間考慮，三天后我一定給他回復。

　　這是我內心十分矛盾、糾結、斗爭的三天，是被痛苦煎熬的三天，是想大聲呼喊又不得不忍痛的三天。

　　這三天我想了很多。想到了我和LC在公園里曾流連過的每一條長凳，每一顆樹，每一個花壇，每一條小路的拐彎的地方;想到我們曾相互追逐、嘻戲的沙灘的每一塊礁石，每一串我們留下的腳印……。想到她那嬌小、玲瓏、勻稱的身姿及那大而明亮的眼睛是那么惹人憐愛;她是那么溫柔、善良，那么善解人意……。

　　我在心里不斷地問自己：她為什么要向我隱瞞她和楊某的關系?她曾和我說過她在“個人情感上的插曲”，應該是指她和楊某的關系。既然是插曲，就應該是過去時。為什么楊某卻說LC在讀高中時就是他的女朋友，現在也還是?如果她和楊某確實是男女朋友的關系，那為什么和她形影不離的閨密ZY會一點也不知道，保密工作會做得這么好，以至幾年來都不露痕跡?……

　　在我答應ZF的第三天晚上，我終于作出決定：“不介入”。并給楊某寫了封短信，要ZF轉給楊某，明確了我“不介入”的承諾。

　　我之所以最終作出“不介入”的決定，當時主要還是從LC的安全考慮。因為如果我作出相反的決定，勢必引起楊某的激烈反應，我和LC都將成為全系同學，特別是女生們議論的焦點。一旦出現這種局面，我自然不會有什么問題，但LC就可能難以承受來自各方面的沉重壓力。她曾經和我說過“傳統的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的話，這說明她是非常顧忌“人言”的。事實上，在當時“男女關系”問題是足以致人身敗名裂的。

　　第二天我將自己的決定告訴了LC，并說今后一段時間盡量少來往。

　　她一聲不出。不管我怎么解釋和勸說，她只是坐在那里不斷地流眼淚。

　　我的初戀就此結束了。

　　然而這段初戀卻給我留下了久久的痛。在此后的半年時間里，我總有一種內疚感，認為自己傷害了LC。有時我甚至會想：在處理愛情的問題上不應該退讓，應該和LC一道共同迎接挑戰。然而，我既然已向楊某作出了承諾，作為一個男人是決不能反悔的。

　　為了給這段戀情一個了斷，開始新的生活，1969年1月5日，我給LC寫了一封藏頭去尾的長信，題目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全文如下：

　　一江春水向東流

　　每當我那回憶的“脫韁之馬”自由飛翔的時候，我的心總是久久地不能平靜。

　　它有時使我興奮，使我感到自豪，給我力量和鼓舞。因為它這時把我帶到了我曾親身經歷過的激情場面，讓我回到那使我引為自豪的日日夜夜。

　　每當此刻，我就會無愧地對自己說：我是一個戰斗著的革命青年，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我沒有枉度我的青春年華。我的學生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我經受了考驗，受到了鍛煉。我沒有糊糊涂涂地生活，我是在有意識地鍛煉自己(有時甚至是有意折磨自己)。我很自信，我相信自己能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為人民的幸福做出一定的貢獻的。每當此刻，我就會受到鼓舞，更加堅定信心，加快我前進的步伐。

　　這帶著野性的馬有時也會讓我感到沮喪和懊惱。因為它在自由飛翔的時候，常有意無意地把我帶到那讓我傷感的地方，而且在那里徘徊不前，久久不愿離去。因此，我常警惕著，不讓它隨意奔跑，不讓它停留在這樣的地方。可是呀，這野性的馬總是難以駕馭，你愈不讓它隨意亂跑，它愈是要把我帶到那惱人的地方去。

　　這些日子，這野性之馬更是有意地把我帶到那炎熱的六月，帶到那我們曾經漫步過的草地、湖畔，帶到那些我們曾經相依相擁的地方。

　　每當此時，我就會因這一切不再回來而感到無比的煩惱和愁悵。

　　為了擺脫這個煩惱的糾纏，也為了懲治這野性十足的回憶之馬，我決定利用這個星期天寫一封我平生第一長的信，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訴你，同時也將這段情感作一個了斷。

　　你的名字我是66年7月從大字報上看到的，當時我們并不認識。直到10月，你的“閨密”ZY才把大字報上的名字和你給我對上號。而你在我的腦子里形成印象大概已是年底的事了。去年初的一個晚上，你來我宿舍，和我談到了你的家庭情況及在“個人問題”上的插曲，對你的坦誠及對我的信任我非常感動。

　　我們的認識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那時我們的接觸是無意識的，但這無意識的接觸卻給我們以后有意的接近、為我們愛情的種子準備了土壤和養分。

　　大概是去年三月份吧，我的朋友向我提出了“另一半”的問題，這引起了我的關注。

　　“另一半”應該是怎樣的呢?應該是政治上的參謀，生活上的助手。應該是戰斗中的伴侶，志同道合的同志。她能在我面臨危險或頭腦發熱的時候給我警告，在我受到挫折和失敗的時候給我以鼓勵和慰藉，情感上給我溫暖和體貼。

　　抱著這種標準，我開始注意我周圍的人們。然而，在這逍遙頹廢成風的情況下，我到哪里去找“另一半”呢?

　　當我看了你給我的幾封信后，我似乎在你的身上隱約發現了我的“另一半”的影子。我似乎覺得我們共同撒下的種子正在生根發芽，并已經長成了一棵“小苗”。

　　“小苗”在郵遞員的澆灌下成長著。

　　“小苗”在清涼的晚風中，在雨露的滋養下成長著。

　　“小苗”在我們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的滋潤下成長著……

　　這時我雖然還沒有看到我“另一半”明朗的身影，但我已肯定了它的存在，甚至感覺到了它那溫暖、甜蜜的氣息。

　　一個人的際遇和前途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件美好的事物的成長，往往也會因受到社會環境、傳統文化和人們的習慣勢力的影響和約束，以至最終使其歸于毀滅。

　　正當我的“另一半”日漸明朗的時候，你曾說過的“最可怕的勢力”出現了，你為此承擔了你難以承擔的壓力和危險。

　　……

　　考慮到你的處境，同時也考慮到楊某的心情，在一個難眠的、痛苦的晚上，我最終還是給楊某寫了一封信，給了他一個明確的承諾。

　　7月10日，我滿懷革命的激情和求知的欲望離開武漢到了長沙。我希望從此開始我的新的生活。

　　七、八、九月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意義也是很充實的幾個月。但即使在這樣思想極度活躍的情況下，對你的思念仍時常困擾著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或正在進行某種有意義的活動時，在我享受著某種一般懶漢不可能享受到的樂趣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你，“如果她這時和我在一起共享這個幸福該多好啊，她是最能理解我的人，我能理解和享受到的她一定能理解和享受到”。

　　在返漢的列車上，當周圍的人們都熟睡了的時候，我卻久久不能入眠，腦子里總是你我在一起時的景象。我拿出筆記本，準備寫下點什么，但最終只寫下了：“一夜嬋聲，哪來嬋聲?”一句，就再也寫不出來了。

　　第二天早上同伴問我在這列車上哪來的嬋聲時，我含糊地說：“昨夜我明明是聽到嬋一直在我耳邊叫呀”。

　　在上海時我知道了你和楊某間發生的一些情況。回校后好些日子也沒有見到你。一天我去食堂幫廚，看到你和你們班的幾個女同學來打飯。開始，我的眼睛一直在回避你，可當你走到我面前時我就再也不能回避了。你問我近來的情況可好，問我在上海的情況。我本想和你多說幾句，但又想到我和你的談話可能引起你的同伴們的懷疑，并因此加重你的思想負擔，所以也就只敷衍了幾句。

　　后來在操場上碰到過你幾次，看到你總是愁眉不展，總是郁郁寡歡的樣子，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有一種強烈的內疚感，覺得對不起你。有時看到你的同伴們在一起玩卻見不到你的影子時，我就會想：她為什么不出來呢?她一定是被那所謂“最可怕的勢力”給壓垮了。

　　我真的很懷念你，懷念你對我的關懷和柔情，懷念我們在一起時的美好時光。

　　在《恩格斯傳》中，作者引用了恩格斯在他失戀時寫的這樣一段話：“這顆心啊，一個月前還是無限幸福的，可是今天卻被粉碎了，空虛了。確實的，還有什么痛苦比痛苦中最痛苦的愛情的痛苦更高尚，更崇高，更帶個人色彩呢?……”。在我讀這段文字時開始還不以為然，而今天，我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恩格斯所說的這個“痛苦中最痛苦的愛情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了。

　　再過一個星期我們就要去“政治野營”了。“政治野營”后將開始分配。三個月后，我們將結束學生生活，走向社會，走向新的生活了(當時有我們要分配的消息——筆者注)。今后的生活會是怎么樣的我不知道，但我總覺得我們應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自信能接受并通過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考驗。有人說我“狂妄”，我自己并不這樣認為。即使有點狂妄，我認為這也不是什么罪過。有人說我還是那么幼稚，這一點我承認。但我也不喜歡那些年紀輕輕就“很老練”的人。我認為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年輕人的“幼稚”，對年輕人的幼稚首先應該是肯定。因為年輕人的這種幼稚往往是勇于探索的表現，而勇于探索是很可寶貴的精神。有些人的所謂“老練”實際上是假的，是無能、消極、不求上進的表現。世界上的事是復雜的，成功往往是通過斗爭、失敗，再斗爭，在斗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后才取得的。年紀輕輕就會很老練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不符合辯證法，不符合正確的認識論。

　　我是很自信的。我愿意將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人民，貢獻給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

　　我常把自己比作一根火柴。我最當心的是落在一個抽煙人的手中，為了他抽的一支煙而結束了我的一生;我愿為在黑暗中的人們點燃一盞油燈，這時我雖然會被點燈的人所遺棄，但油燈卻可以繼續給人們以長久的光明;我更愿意為那些拓荒者點燃那荊棘叢生的荒地，讓那漫天大火把枯木朽枝、豺狼虎豹燒成灰燼。

　　對于我去年五、六、七月所持的一些觀點，如對軍隊的態度問題、對“鋼新”兩派的內戰問題、對如何處理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對今后形勢的發展趨勢問題等，我現在仍認為我當時的觀點是正確的。這些觀點有的現在已被證明了，其它的也將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當時你可能為我當了一些心(甚至害怕過)，其實這是多余的，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我當時心里踏實得很。

　　我認為：在政治上我們應以政治的眼光去看待政治問題，應以嚴肅的態度去處理嚴肅的問題。在復雜的社會問題中，我們應首先看大局，看主流。不能從局部的變化，局部的利益或臨時的事變去作結論。否則，我們制定的方針、政策將是錯誤的，就會碰得頭破血流!難道事實不正是這樣的嗎?

　　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我們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懂得了不少道理，確實使我們變得聰明一些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不學習，不研究社會，卻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這些人到頭來將會身敗名裂是毫無疑義的。我總想：一個人要把時鐘的指針任意撥動幾圈是容易辦到的，但他要想把行進中的地球挪動一絲一毫卻是萬萬不可能的。

　　毛主席說：“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

　　毛主席的這段話說得多么好啊，元旦社論再次發表它確實有著重大的意義。

　　我沒有見到過大海，但我卻似乎看到了那震天動地的萬頃波濤，它使我熱血奔騰，難以自己。我們應該以極大的熱情去實踐，去學習，去戰斗。切不可自暴自棄，作生活的奴隸。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們走自己的路。

　　1969年1月5日

　　附：

　　1、由于辦公室同伴和電話的干擾，這封信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天，很是有點零零碎碎。把它命題為《一江春水向東流》似乎不妥，春水是多愁的，但它是向前的，永遠向前的，你自己去理解好了。

　　2、15號我們就要走了，這封信你看后希望能在14號以前退還給我。

　　3、這段時間院系兩級革委會成員都在辦學習班，我被抽出來處理院革委會的日常行政事務。比較忙，但很愉快，勿念!

　　4、暑假期間我西七舍的宿舍被人撬了，抽屜被翻得亂七八糟。還好并沒有丟失什么東西，只是你給我的信件不見了，甚是可惜。估計是那個對你不大放心的人做的。這件事就算了，沒有必要去追究什么了。

　　5、去年12月31日我寫了一首詩，現抄給你，請修正。

　　訪故友

　　朔風催門緊，

　　萬里飛雪急。

　　束衣訪故友，

　　驚醒窗前梅。

　　1968年12月31日于華工園

　　寫完這封信后我似乎覺得身心都輕松了，初戀的快樂和傷痛都結束了。此后，我和LC再沒有任何聯系。2012年5月在漢同學聚會時，陳文玉曾提到過ZY，說ZY在河南某地當縣委書記。我本想通過ZY和LC取得聯系，但這個念頭很快就打消了。我和LC的戀情雖然時間短暫，但我們確實是真真實實地愛過，我覺得還是讓那段情感留在心中的最深處為好。

　　2、我第五次和死神擦肩而過

　　我這個人喜歡山，也喜歡水。每當心情不好或郁悶時，我就會想到去爬山或去游泳。因為一上到山上或下到水里，愉悅的心情就會將一切郁悶的情緒掃蕩得全無了蹤影。也許正是由于我太愛爬山和游泳，與山和水太親近了，以至我曾在山上，在水中五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卻安然無事。

　　1968年7月的一個星期天，因和LC的事心情特別不好，于是我就約江重初去游泳。江答應了，并又約了《新華工報》的編輯陳定芳。

　　上午九點左右，我們一行三人騎自行車到達華中工學院游泳場。

　　華工游泳場位于喻家湖西南岸，是一個天然游泳場。

　　正當我們來到游泳場準備去更衣室換衣服時，陳定芳說：“這里人太多了，我們還是向前走一段到前面找一處比較安靜的地方去游，我們再來一次橫渡喻家湖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們騎車繼續向前走了約一刻鐘，來到一處湖面寬闊又比較安靜的地方停了下來，一致覺得這是一個理想的橫渡地。

　　脫了衣服，做了準備活動以后我們就下了水。

　　和往常一樣，我們三人相隔兩米左右并排朝對岸游去。

　　一個小時后，我們游過了中點，離對岸也就只有不到一百米了。可就在這時，老天爺似乎要對我們進行懲戒或要故意捉弄我們似的，剛才還是好好的天，忽然間就變了臉。一時間烏云蔽日，狂風大作，惡浪掀天。那暴怒的浪頭一個接一個地從遠處翻滾著、咆哮著徑直向我們撲奔而來。

　　一切發生的是這樣的突然和意外，使得我們感到自己就象是一片可憐的小紙片一樣，被狂風惡浪任意吹打和蹂躪。

　　我們迅速地聚在一起，說了一些相互鼓勵和提醒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的麻煩來了，我們的危險來了。我們當前最重要的是鎮靜、鎮靜!任何慌亂都可能置我們于危險之中。同時，我們也十分清楚，在目前的情況下，每一個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毅力，靠自己的堅持。任何想依靠別人的想法不但會害了自己，還會連帶同伴。

　　此時，我們是在遠離學校游泳場的地方。這里沒有救生艇，沒有救生員。在我們身邊也沒有任何自救的器械，就是一小塊木板，一小根樹枝都沒有。若大的湖面上看不到任何船舶經過，除了一排排的巨浪，還是綿綿不絕的巨浪。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和風浪頑強地拼搏著。不一會，我們“一字形”的隊形被沖散了，相隔也越來越遠。我拼命地呼喊著同伴們的名字，但沒有用。真正的獨立作戰，人自為戰，真正的考驗來臨了。

　　我努力調整好自己的呼吸，盡量使自己的一呼一吸和波浪的頻率相適應，盡量避免嗆水。我深知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次吞吐呼吸都至關重要。因為它都關系到自己生命下一分鐘、下一秒的延續。

　　我不斷地變換著自己的泳姿，一會兒蛙泳，累了就仰泳。

　　仰泳絕對是一個休息和恢復體力的好辦法。如果不求速度只要休息，仰泳可以毫不費力地平躺在水面上。

　　在茫茫寬闊的湖面上仰泳最大的問題是看不清方向，因為沒有任何參照物可供參考。因此，仰泳時間不宜過長，你必須不時改為蛙泳或其它姿勢。否則，你就很可能離目標愈行愈遠。

　　正當我仰泳休息的時候，冷不防一個大浪撲來將我推到波峰，接著又將我送入谷底，湖水直灌進我的嘴里，鼻孔里。呼吸道因受到強烈的刺激，我立即痙攣性地猛咳起來。身體這一本能的反應讓我亂了手腳。經此一折騰，本來已極度疲勞的我，這時覺得好像再也支撐不下去了。腦子里一片空白，四肢似乎也麻木了。

　　我平躺在水面上，過了好一陣我才逐漸恢復了過來。我不斷地默念著“堅持，堅持，堅持就是勝利”，“在最困難的時候，勝利往往在于再堅持一下之中”。我恢復為蛙泳，奮力地向對岸游去。八十米、五十米、二十米、十米，我終于到岸了。

　　這時，我真的是筋疲力盡了，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了，我干脆就爬在沙灘上，下半身還泡在水里就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覺得有人在叫我。是江重初。他已先我上了岸。他說陳定芳也平安上岸了。

　　這次我們都與死神擦肩而過。

　　此前，我在水中還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

　　第一次是在上小學時。一個夏天的中午，我和三個小伙伴明瑞、良生、尚喜在上學的路上去池塘“洗澡”(當時在我們那里還不知道“游泳”這個詞，更不知道還有什么“蛙泳”、“自由泳”什么的，后來我才知道我們那時的“洗澡”只能算是“狗爬式”了)。幾個人正玩的高興，我突然發現一個小伙伴兩手不斷地亂撲打起來，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我立即叫他旁邊的兩個伙伴去拉，誰知非但沒有把人拉過來，兩人反而被拉了過去。我見情況不妙，趕緊游了過去，拉住了其中的一個拼命往岸邊拉。可就在這個時候，另外兩個人在情急中卻把我的腳給抱住了，我也進入了深水區，四個人都拼命似地拉扯著，掙扎著，亂成了一團。

　　不知道當時我是哪來的力氣，雖然我也被水嗆了，但我最終還是掙脫了他們的拉扯。我立即上了岸，并飛快地跑到田埂上拔了根豆角桿回來(豇豆，我們那地方叫豆角。豆角桿是用來供豆角藤攀爬的)。我坐在岸上，將豆角桿的一頭遞過去，將他們三個一個個都拉了上來。

　　這次與死神的相遇經歷前后雖只有那么幾分鐘，但受到的驚嚇及因此產生的“后怕”，卻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當時我們村子里流傳著一些有關“水鬼”的故事。說一個人被水淹死后，他就會變成“水鬼”，他只有找到一個“替身”才能投生。因此，我們上岸以后都認為我們這次是真的碰上“水鬼”了。經過這次的遭遇，我們對有“水鬼”的存在深信不疑，同時也就更加加深了我們對“水鬼”的恐怖印象。為了報復“水鬼”，此后我們每經過這口池塘時都要向里面扔石頭，砸“水鬼”，并大聲罵上一通以壯膽。

　　如果說這次在水中和死神的遭遇是因為小孩的無知和貪玩，而第二次在水中與死神遭遇卻是因為我年輕好勝的心理使然。

　　那是1963年夏天的事。連日來的暴雨使我們學校旁的泠江水位暴漲，江面比正常情況下增寬了一倍。這一天晚飯后，我和幾個同學在泠江邊散步，望著那由東向西滾滾而來的波濤，我突發奇想，要獨自橫渡到對岸再游回來。同學們都勸我不要冒這個險。但我不聽，仍信心十足地脫了衣服，下了水，奮力向對岸游去。

　　一切都很順利。我很快地就游到了離岸只有十來米的地方，似乎并沒有費多大的力氣。我信心十足，勝利在望。

　　可就在我離岸只有一、兩米的地方時問題來了。往常，離岸這么近就可以停下來走上岸了。可當我要站起來的時候，卻站不住，腳下的沙是“流動”的。我只好繼續向岸邊游，但不管我怎么使勁，就是靠不了岸。有時似乎要抓住岸邊的草或樹枝了，但就是抓不著，江水硬生生地把我拉開了。

　　原來我要上岸的地方呈孤形，自東向西而來的江水到了這個地方時會發生一個折轉，就像光線投射到凹鏡鏡面時會發生反射一樣。

　　我反復多次沖刺都沒有成功。既站不起來，也抓不著岸邊。這一來我真的慌了。因為在下游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一個攔河壩，一旦被沖到攔河壩上，必死無疑。

　　我立即改為仰泳，讓自己休息一會。我很快就冷靜了下來。我看準水流方向，抓住時機，奮力游向岸邊。在離大壩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終于抓住了岸邊的樹枝，上了岸，與死神再次擦肩而過。

　　在山上我也曾兩次和死神遭遇。和在水中相比，我在山上和死神遭遇的時間只能算是瞬間的事。

　　第一次在山上和死神遭遇是上世紀農村搞土改的時候。那是冬天的一個上午，民兵們為農會在山上砍樹，我去撿劈柴(砍樹時留下的碎塊)。正當我哼著什么專心撿的時候，突然“轟”的一聲巨響，一棵大樹不偏不倚地就朝我的頭上倒了下來。當時真把我嚇傻了，呆了。因為倒下來的樹干離我的頭頂不足一公分!

　　真是萬幸，我并沒有受傷，連皮毛都沒有傷到。

　　原來，在樹倒下的地方有一個大土坑，是前幾天有人刨樹樁時留下的。而在樹倒下來的時候我正好在這個坑內撿劈柴，因而我躲過了這一劫。

　　我第二次在山上與死神遭遇是在1957年的春天。

　　這天，我來到一個叫“楓樹腳”的地方“割青”(割下植物春天發出的嫩枝葉。“青”可踩于水田土壤中作綠肥)，發現不遠處有一座巨大的陡峭石山。由于平時人跡罕至，山上灌木長的十分茂盛，是“割青”的好地方。我毫不猶豫地跑了過去，手腳并用地就往山上攀爬。到了山腰，我很快就割了一大堆“青”，看到差不多了，我就將“青”一把，一把用藤條或草捆好，然后站在懸崖上往山下扔。

　　就在我不斷向下扔“青”的時候意外發生了：我前腳站立的石塊突然崩塌，隨著一把“青”被拋向空中，我收不住腳，身子也隨之向下跌落。

　　就在我向下跌落的危急時刻，奇跡出現了：一棵從石縫中生出來的約有碗口粗的樹把我攔腰接住了。

　　真是萬幸!我再次和死神說byebye。

　　我從7歲到24歲的14年中曾五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此后，我患過肺結核、瘧疾、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傷寒、感染過乙肝。除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時間持續十多年，后來不得不做了“胃大部切除”外，其它都沒有費什么周折就治好了。這除了是我的幸運外，只能說是天地憐見，皇天保佑了。

　　生命是寶貴的。因為對于一個人來說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是貴為“天子”的皇帝還是卑賤的草民、乞丐都概莫能外。

　　人們常說：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活著就是最大的幸運。我現在已年過七十，還能健康快樂地活著，還能在這里寫“回憶錄”，那不能不說這是我最大的幸運，最大的福分了。

　　3、我被批是馬丁.路德金

　　馬丁.路德金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的一個黑人領袖，主張以和平的方式爭取民族解放，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按說我不可能和馬氏有任何牽連。可68年5、6月間在我院東邊的三角地帶卻出現了一些大字報，把我和馬氏扯到了一起，批判我的“非暴力主義”，說我是當今的馬丁.路德金。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從彭勛等人在我院作報告，主張以暴抗暴的事說起。

　　68年5月的一天，由“新派”主要頭頭吳焱金、張立國、彭勛、曹承義等組成的報告團在我院電影場作報告，號召“新派”所有成員單位“立即武裝起來保衛紅色政權”，抗擊“鋼工總”可能發動的對“新派”的武裝進攻。

　　聽了彭勛等人的報告后我感到非常焦慮。我立即找來江重初，說了我的憂慮。他也有和我一樣的看法：認為這個報告會的宗旨和內容都是錯誤的，如照此辦理，必將釀成大禍。因此，由我執筆，以“初華”的筆名在當晚寫出了一張《我們和彭勛同志等人的不同看法》的大字報，并于第二天一大早貼在了東邊三角地帶的大字報欄上。

　　我們的大字報從三個方面闡述了我們的“不同看法”。

　　1、穩定、團結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民心所向，任何有可能導致局勢緊張的行為都是錯誤的。“武漢六月要大亂”和“走四川道路”的提法違反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2、我們認為應充分相信和依靠中國人民解放軍。所謂“武裝起來以彌補鋼鐵長城的不足”的觀點是錯誤的。在當前的情況下，這種觀點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會增大解放軍支左的難度;

　　3、“鋼”“新”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能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暴制暴和以牙還牙的辦法只能增加群眾間的仇恨，使親者痛，仇者快;

　　在大字報貼出的當天下午，我還給院武衛隊寫了一封公開信，堅決反對搞武斗。我去到院武衛隊，要滿興民等已參加武衛隊的原文藝宣傳隊的隊員立即退出武衛隊。我對他們說：“如果‘工總’真的拿槍打來了，我寧愿舉手投降也決不把槍口對準階級兄弟”。

　　幾天以后，郭保安在西二樓召開院革委會會議，討論對“鋼派”的方針和策略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我重申了我在大字報中表明的觀點，我說：“穩定軍隊，穩定革委會是毛主席的重大戰略部署，對軍隊的問題我們決不能亂來。”針對張立國在會上列舉的有關軍區政委劉豐的問題，我說“像你說的這樣的材料，即使有一百條也算不了數，因為它沒有一條是實質性的問題”。

　　我的這些舉動自然引起了那些頭腦已經發熱、發昏、極力主張“弄槍武衛”的頭頭們的不滿，因而也就有了前面所說的批我是“非暴力主義者”，“是馬丁.路德金”的大字報了。

　　我當時為什么會對“弄槍武斗”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呢?這主要是因為在此前我和江重初有一次對局勢的分析和判斷，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局勢發展的極大憂慮。

　　江重初是我住西七舍時的常客。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時事，交流觀點。有時討論的太晚了，他就干脆和我擠在一張單人床上睡覺。

　　六八年五月初的一個晚上，江重初又來我的宿舍。我們的話題是從最近看到的以下三則消息開始的。

　　1、“18人上書”的問題。消息說包括大鬧懷仁堂的元帥和所有副總理給毛主席上書，反對林彪和江青，反對文化大革命(此消息我曾在網上查過，但現仍無人證實，可當時我們確實看到了此消息);

　　2、有消息說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講：“我和林彪、葉群到上海去，江青就交給你們處理，你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3、蒯大富對今后局勢的兩點估計，說他準備跟著毛主席第二次上井岡山。

　　接著，我們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并得出了相應的結論：

　　1、中央內部的問題

　　當時認為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組織上還未占優勢，中央內部的斗爭還很激烈，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當時認為：如果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組織上已占了優勢，那就不可能有什么“18人上書”的問題，不可能有毛主席說要帶林彪、葉群去上海，將江青交出去的問題，更不可能有重上井岡山的問題。

　　2、打仗的問題

　　當時我們看到了一些有關“美帝”、“蘇修”要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資料，認為很可能在一年內或長一點的時間內發生中美或中蘇之間的戰爭。而一旦發生戰爭，那些反對文革的老帥們必然被重新啟用。當時我們最當心的是社會上的無政府主義已經嚴重地滲透到了軍隊，這無疑將大大削弱部隊的戰斗力。

　　3、社會經濟問題

　　當時我們看到了大量的來自全國各地打“派戰”的資料，特別是四川和廣西的槍戰讓我們當心。認為全國的“派戰”已導致了大量企業停產或半停產，嚴重地破壞了國民經濟建設。當時我們最當心的是像“武鋼”這樣的鋼鐵企業受到“派戰”的影響。認為打仗一是打政治，二是打軍事，三就是打鋼鐵(經濟)了。我國的鋼產量本來就不高，如現有鋼廠停產或半停產，都會嚴重影響戰爭的勝負。另一方面，我們當時還認為如不盡快控制目前愈演愈烈的武斗，很可能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內戰。

　　我們通過以上分析，認為當時全國的形勢已經非常嚴重，如果不盡快加以控制將是非常危險的。要控制當前的危險局面，穩定社會秩序，首先要控制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戰”，嚴厲制止武斗。

　　在談到全國性的武斗問題時，我認為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是犯了歷史性的錯誤。因為當時全國各地幾乎都分成了兩大派，兩派都認為自己是左派。你要文攻武衛，我也要文攻武衛，你搶槍，我也必須搶槍，因而導致武斗迅速升級。這個口號提出前，全國武斗最嚴重的武漢傷亡人數總共也不到兩百人，因為那時使用的武器只不過是拳頭、大棒加梭標而已。自‘文攻武衛’口號提出后，‘弄槍’、送槍成風，武斗雙方的武器由拳頭、大棒變成了機槍、大炮，傷亡人數一次有的就超過了兩百人。”

　　在談到“反多中心”的問題時，我們對林彪也提出了懷疑。認為楊成武說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實際上是林彪搞起來的，因為林彪不但首先提出了“四個偉大”(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而且說了“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都高，是世界上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的一個天才”。當時我剛看過《赫魯曉夫主義》這本書，我就把林彪和赫魯曉夫聯系了起來。我懷疑林彪就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因為斯大林在世時，赫魯曉夫也像林彪吹捧毛主席一樣大肆吹捧斯大林，甚至說過斯大林是他的再生父親。

　　我和江重初在這天晚上的討論是完全放開的，毫無顧忌的。我們對當時的政局提出了很多疑問，對形勢的發展提出了各種可能性。這次討論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三點。當討論要結束時，江無不當心地說：“我們今晚的討論如果被別人聽到了，我們就成了反革命了”。我說：“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現在把各種可能都估計到，在思想上有所準備是必要的。”

　　遺憾的是，我們的這次討論最終還是在69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揭發了，我因此在咸寧被辦了半年的“院學習班”，并因此直接影響了我的前程，這是后話。

　　文革中很多人都打過槍，處在我當時地位的人很多都還有過配槍。整個文革中我沒有打過一槍一彈，更沒有配過槍了。我當時被批是非暴力主義者，是馬丁.路德金，這應該說是我的一種榮幸吧。

　　五、去湖南作社會調查

　　68年3月，學校和武漢市都相對平靜，學校的“斗、批、改”工作都在正常地進行著。當時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已到了后期，我們也很快要畢業分配了。一天，我和江重初在青年園散步時，我提出了在畢業前好好地總結一下我們參加的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很同意我的想法。當時我們邊走邊談，決定以《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為題寫一篇總結，并擬定了寫作提綱。

　　正當我們按分工動手寫作時，兩人都覺得我們還缺少感性認識，應該去進行社會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再來寫。于是，我們決定去湖南搞一次社會調查。為什么選在湖南呢?因為我們兩人都是湖南人，社會關系和語言溝通方面具備有利條件。

　　在動身去湖南前，我們就這次調查的目的和路線進行了討論。

　　調查的目的是：

　　1、通過調查深入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狀況(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2、了解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及現狀;

　　3、通過調查熟悉社會，了解工農，培養對勞動人民的感情。

　　為了更能接近群眾，體驗生活，我們將自帶行李，不住旅館。五十公里內不乘車，步行(本來我們是可以報銷車票和住宿費的)。

　　具體路線是：長沙——寧鄉(花明樓)——湘潭(韶山)——湘鄉——雙峰——衡陽——返回。

　　68年7月9日，經院革委會主任張立國同意，我們開了去湖南調查的“新華工革委會”的介紹信。當天，動力系(三系)的李純植也要求和我們一起去湖南搞社會調查，我們同意了。

　　因江重初手頭工作需交待，一時走不了，于是，臨時決定我先走。

　　7月10日我離漢乘火車先期到達長沙。在長沙，湖南大學、中南礦冶學院、長沙鐵道學院、湖南財經學院等都有我高中同班同學。為方便聯絡，我就住在湖南大學劉健清那里。

　　第二天，其他在長沙的同學應約都來到了湖大。四年未見面的同學相聚在岳麓山，自是一番激動。

　　通過三天和同學們的接觸，我對湖南的文革有了個大概的了解。

　　7月15日，江重初和李純植到達長沙，我們住進了湖大招待所。

　　從16日開始，我們三人開始對長沙一些文革中有影響的單位進行走訪調查。我們先后去了長沙各大專院校、“湘瓷廠(湘瓷派)”、“汽車電器廠(汽電派)”、“紅色新聞兵”、“永向東”、長沙一中、長沙通用機械廠、長沙市工代會等單位。

　　7月29日上午我們乘汽車離開長沙到達寧鄉縣城。午飯后，我們一行三人背了行李就向謝靈芝家所在村——油草鋪進發(謝是江重初同班同學)。傍晚時分，我們到達謝靈芝家。她們一家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就像回到了家一樣。

　　我們在謝靈芝家住了四天，其中三天都和社員一起勞動，主要是栽二季稻和車水抗旱。

　　這里的水車和我們家鄉的水車車身是一樣的，但車頭操作系統卻完全不一樣。我們那里的水車是用雙手搖的，而這里的水車是用腳踩的，用起來比較輕便省力。我們那里的水車一般只能成年男子使用，因為不但要求使用者力氣夠大，而且手還必須夠長。而這里的水車因為在車頭附加了一個木頭架子，車水時操作人員可雙手扶著木架，用腳蹬踏踏板。這樣操作起來就省力多了，不但女人可以操作，就是孩子也可以派得上用場，因為它可以兩人協同踩踏。

　　油草鋪是一個只有三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莊。這里山青水秀，環境十分優美恬靜。

　　離村子不遠處有一座山叫天馬山，氣勢雄渾，連綿數公里。我在車水時見天馬山上白云繚繞，氣象萬千，曾即興寫出一首詩來：

　　三湘游

　　1968.7.31

　　予乘天馬游三湘，稻浪千重萬里香。

　　四水相迎揮玉帶，群山競起舞蹁躚。

　　扮谷聲聲農家樂，牧笛陣陣伴夕煙。

　　催馬揚鞭月宮去，定邀嫦娥返人間。

　　第四天，謝靈芝領江重初和李純植上天馬山玩，我在謝家寫在長沙調查時的小結《我們對長沙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這篇文章沒有公開，69年在咸寧院學習班期間失去蹤影。該文的結論大概是：現長沙各派已實現了大聯合，局勢相對穩定。但各政治派別之間的明爭暗斗仍在激烈地進行著，離真正的穩定還早。

　　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了一首詩，應該可以概括我對當時長沙時局的看法。詩是這樣寫的：

　　紅旗怨

　　四水映紅旗，

　　奔騰行更急。

　　洞庭同慶賀，

　　余波仍未息。

　　8月4日下午，我們一行三人從謝靈芝家步行到花明樓。花明樓區委的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并在花明樓區委大院找了一間空房間讓我們住下。

　　我們到花明樓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劉少奇故鄉的干部群眾對劉的印象和看法。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去了寧鄉四中，想通過四中的學生了解當地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但這時學校空無一人，我們只好返回。在返回的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社員正在栽二季稻，我們也就挽了褲腳和社員們一起栽起秧來。

　　我們三人都來自農村，栽起秧來自然一點也不含糊。因此，很快就和社員們熟悉了起來。

　　6日上午，我們向區委的工作人員了解了當地文化大革命來的情況。后又經工作人員介紹，我們到了劉少奇故居所在生產大隊。不巧，我們到時大隊負責人都下田勞動去了。經人指點，我們就徑直來到了劉少奇故居所在村子——炭子沖。

　　劉少奇的故居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大宅院，這種宅院在我老家也是可以看到的。因大門緊閉，我們不能進門觀看，只能看到大宅外墻貼滿了的大標語。

　　青壯年都下田干活去了，村子里顯得十分安靜。見附近屋檐下坐著一個老婆婆，我們就上前招呼。也許是因為老婆婆年紀大了耳背，也許是她聽不懂我們的問話，我們問她時她只是抬著頭望著我們，滿臉的疑懼。我們問了半天也沒有問出個結果，只好掃興地離去。

　　8月7日，我和李純植再次來到我們5日曾幫忙栽秧的生產隊(洋湖塘公社荷葉大隊)，該隊的保管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并留我們在他家吃飯。當我們問起劉少奇及其家庭的情況時，保管員和他媽媽都說：“解放前我們并不知道炭子沖有個劉少奇，直到解放后我們才知道炭子沖出了個大人物”。他們對為什么要批判劉少奇不大清楚。看得出來，他們對劉并沒有什么反感的情緒。當我們問到他們現在的生活情況時，他們都說還不錯，起碼吃飽飯沒有問題。

　　我們在保管員家一直呆到傍晚才離開。當晚我想了很多。認為劉少奇的路線是應該批判的，但在處理劉及家庭方面覺得太過了，古人都還“杯酒釋權賜富貴”呢。聯想到在炭子沖看到的劉故居的凄涼景況，我即興寫了一首詩：

　　訪 炭 子 沖

　　1968年8月7日于寧鄉花明樓

　　炭子沖內靜無聲，四壁標語一層層。

　　瞽嫗瞠目難作語，游客止步驚飛魂。

　　花明樓中空蕩蕩，陳列館內霧騰騰。

　　杯酒釋權賜富貴，世人淺薄天無情。

　　8月8日清晨，我們離花明樓步行去韶山。

　　到達韶山時已是傍晚時分，一時找不到地方住，只好就在火車站候車室過了一晚。

　　韶山是被稱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干部、群眾、軍人和學生來到這里。他們都懷著崇敬、虔誠的心理來覲見一個能扭轉乾坤、改變了中國以至世界前途命運的偉人出身的地方。

　　我們隨著人流排隊參觀了毛主席的舊居、毛主席革命事跡陳列館。當我們來到舊居對面的小山上仰望挺拔俊秀的韶峰時，我不禁和前兩天看到的劉少奇的故居炭子沖作了一個對比，覺得差別實在太大了。由此我就想到了民間有關風水的傳說。是呀，平緩、平凡的小山包，怎能和挺拔俊秀的韶峰相抗衡呢。

　　下午四點，我們離開韶山乘火車去湘潭。到達湘潭后，我找到了院廣播臺文藝組的陳殊殊，她帶我們來到她的母校湘潭二中，我們就在這里住了下來。

　　在湘潭我們住了五天，在此期間，我們先后去了市工代會、湘潭猛礦、湘潭電機廠、湘潭軍分區支左接待室了解湘潭文革的有關情況，并搜集了有關資料。

　　16日上午我們離開湘潭乘火車到達湘鄉。在湘鄉縣城，我們通過劉海濱武大同學周紅宇的幫助，當晚住在了湘鄉縣俱樂部。

　　在湘鄉我們沒有停留，第二天我們就乘汽車到了雙峰縣龍返公社(測水公社)長河大隊新建生產隊江重初家，而李純植則回了他自己的家。

　　在江重初家我們呆了11天。在此期間，我們除去了江重初的母校永豐一中外，沒有外出搞調查，我們每天除在一起談論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情況外，就是享受湘西農村的田園風光。

　　“湘西十里不同音”，此話一點也不假。我這個湖南人在這里如果不是有江重初當翻譯的話，簡直像到了外國一樣無法和鄉親們交流。

　　湘西多山。農舍多建于山腰或山頂。 入夜，山巒模糊，燈光點點與群星相連，天地難分，如夢如幻，令人陶醉。有感如此，在江重初家的第三天我寫了一首詩，命名為《隨感》，詩是這樣寫的：

　　隨  感

　　山外青山峰外峰，

　　農家點點垂半空。

　　千古英雄今何在?

　　原來盡在稻浪中。

　　我當時為什么會發出“千古英雄今何在”的感慨呢?這不僅是千古英雄確實大都出于農村山野，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年四季辛勤勞作，樸實無華的農民，比起城里那些自以為是的人來說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才能有飯吃，有衣穿。正是因為有了他們，即使城市已經“大亂”，但整個社會還能保持基本穩定。試想，如果農村也像城市一樣亂，農民也不種田了，都去“革命”了，那情況會是怎么樣呢?

　　我的這種想法當時確實是非常強烈。就在寫了《隨感》的第二天我還寫了一首《農民萬歲》的打油詩：

　　農民萬歲

　　近處青山遠處蘭，

　　八月求知返故鄉。

　　農民偉大當萬歲，

　　誰不承認斷他糧。

　　在雙峰我發現一個我原來并未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看山，近處的山是青綠色的，而遠處的山則是灰蘭色的。此后，我注意在其它地方看山，情況也是這樣的。為什么會近青遠蘭?我想這應該與光線反射有關，但為什么會是這樣，至今我也沒有弄明白。

　　8月29日清晨我們離開雙峰去衡陽。在衡陽我們逗留了三天。在此期間，我們走訪了衡陽工代會、軍分區和幾個大廠，搜集了一些文革的有關資料。

　　在湘潭時，我們從湘潭駐軍支左辦公室主編的《學習》第三期中看到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譚愛晶、王大賓7月28日的文章——《聶元梓等同志傳達毛主席關于制止武斗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在衡陽時我們又看到了毛主席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大專院校、毛主席將斯里蘭卡送給他的芒果轉送給工宣隊的消息，同時看到了衡陽群眾抬著芒果模型舉行的游行。認為全國形勢將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我院也將很快有工宣隊進駐，因此決定結束湖南調查回校。

　　9月1日，我和江重初先后離開衡陽。江重初去株洲看他姐姐，而我則去了資興鯉魚江電廠我三哥那里。

　　9月11日，我和江重初在株洲會合，并于第二天回到學校。這次湖南調查歷時兩個月整。

　　通過這次湖南調查，我增加了閱歷，磨礪了意志，更增加了我對農村和農民的感情，應該說這次湖南調查是值得的。然而，這次調查卻在70年咸寧院學習班時受到批判，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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