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陸軍上將馬克·克拉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成為“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
【原編者按】抗美援朝戰爭共進行了兩年零九個月零八天，志愿軍從1950年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到1951年7月10日開始停戰談判，戰略反攻只有不足9個月的時間，而后的兩年多都在談談打打中進行。毛澤東在領導和指揮抗美援朝的過程中，也直接領導和指揮了朝鮮停戰談判。在紀念志愿軍跨過鴨綠江65周年的時候，回顧毛澤東指揮的朝鮮停戰談判，對我們有著多方面的啟迪。
毛澤東作為哲學大師,在中國革命戰爭和建國后的國防實踐中，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推廣應用到軍事領域，形成了軍事辯證法這一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華。毛澤東在井岡山就說過和蔣介石打的是哲學。從三灣改編時的不足八百人到解放戰爭中消滅蔣介石的八百萬，再到抗美援朝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毛澤東把軍事辨證法發揮到了極至。回顧毛澤東指揮的朝鮮停戰談判，可以從中很好地學到軍事辯證法。
審時度勢決策談判
朝鮮停戰談判非常特殊，既不是戰勝國強迫戰敗國接受投降條件的談判，也不是戰勝國之間瓜分戰果大打出手后的談判，而是一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妄圖稱霸世界，遭到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反抗之后，不得不罷手的談判。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非法決議，組成了以美軍為主，16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聯合國軍”侵略朝鮮，霸占了中國領土臺灣。戰爭初期，“聯合國軍”節節敗退，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戰局急劇逆轉，10月1日，“聯合國軍”占領平壤，快速向中朝邊境——鴨綠江推進。10月25日志愿軍打響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戰役。毛澤東以出其不意應對了這場不期而遇的戰爭。接著進行了第二、三、四、五次戰役，將“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
從1950年10月19日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到1951年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這是中美雙方交戰近9個月后進行戰略調整的結果。
現在有一種說法，第二次戰役和第三次戰役后，美國曾兩次提出談判，是中國拒絕談判，失去了早日結束朝鮮戰爭的機會。果真是毛澤東作出的戰略決策錯了嗎?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次戰役，雖然“聯合國軍”遭到沉重打擊，是美國歷史上最慘重的失敗，但敵人并不甘心于失敗，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毛澤東看穿了敵人“先停火”的陰謀，電示志愿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懷按毛澤東的指示，進行了第三次戰役。第三次戰役后，美國提出談判，還是為了獲得喘息的機會，并沒有通過談判解決朝鮮問題的誠意。只是在經過四次、五次戰役后，雙方僵持在“三八線”，美國認識到，盡管自己有強大的軍事優勢，憑現有的兵力再打到鴨綠江是不可能的了，要繼續增兵或將戰爭擴大到中國，那將是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這時，杜魯門提出了打一場有限戰爭，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放棄占領全朝鮮的軍事目標，通過一定規模的軍事行動，在“三八線”地區建立一條分界線，通過談判，尋求“光榮的停戰”。
志愿軍雖然取得了反攻的勝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盡管兵力上占據優勢，由于沒有制空權，武器裝備落后，后勤補給不足等給作戰造成的困難短期內無法解決。志愿軍在作戰中一次戰役能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師，一個整團，卻難以全殲被圍之敵。美軍“還有頑強的戰斗意志和自信心”。因此，不具備大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把美帝國主義徹底趕出朝鮮的條件。5月26日，毛澤東指示志愿軍，多打小殲滅戰，每個軍一次求得殲滅美英軍一個營，積小勝為大勝。毛澤東比喻為“零敲牛皮糖”。6月3日，毛澤東和來訪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分析了朝鮮戰局以及美國政府的態度后，確定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總目標。可見，所謂在二、三次戰役同意談判，朝鮮戰爭早就結束了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說因毛澤東沒有早決策談判而造成四、五次戰役人員重大傷亡更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雄辯地說明，朝鮮停戰談判的決策，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客觀分析了敵我雙方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方面的力量對比,審時度勢作出的，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審時度勢所體現軍事辯證法是我們決策與對手談判時需要牢牢把握的。
高瞻遠矚確定談判戰略策略
抗美援朝得到了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談，符合中國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一貫立場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澤東高度重視朝鮮停戰談判，對談判的戰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團的人員組成都親自確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確表示：毛澤東同志應該指揮談判。
對志愿軍來說，“和談中最基本的原則問題,是限期撤出朝鮮境內一切外國軍隊;其次是以三八線為界,恢復1950年6月25日前的狀態”;“我們堅持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是有理的;以三八線為界是有節的;爭取提早結束戰爭,與朝、中兩國人民是有利的”。這一談判戰略向全世界人民表達了中國的和平誠意，使中國處于有利位置。
毛澤東親自點將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參謀長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長談判的李克農和喬冠華組成談判代表團。李克農、喬冠華等一行即將離國赴朝鮮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曾召集代表團團員開會，提出了談判的策略，“當美國侵略者傷亡慘重、被迫求和的時候，我們應審時度勢，把戰爭停下來，爭取在和平的環境中進行新中國的建設。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談判時，我們應理直氣壯地堅持原則，力爭停戰條件公平合理，符合國際公法，以利于朝鮮問題的最終和平解決;但從全局出發，在不損害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在具體問題上可以做一些妥協或者讓步，以避免談判破裂，推動達成協議，實現停戰。應掌握這樣的原則：可讓的或不能不讓的，看準時機讓。美國蠻橫無理時不能讓步，虛張聲勢時不能讓步，不起作用時不能讓步，讓步必須能扭轉局勢。”
毛澤東親自擬定了停戰談判方案：1，雙方同時發布命令，停止軍事行動;2，雙方軍事力量從三八線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軍事區;3，雙方停止從外部向朝鮮的一切軍事調動;4，停止軍事行動后的3個月內分批交換全部戰俘;5，所有外國軍隊3個月內全部分批撤離朝鮮;6，南北朝鮮難民應在4個月內返回原來的居住區。
對美國來說，一方面打不贏，一方面不認輸。要保住在西方世界的“面子”，就要靠現代化的優勢裝備，搞政治訛詐，阻礙朝鮮問題的公平合理解決。
毛澤東深知敵人雖然在戰爭中遇到了嚴重困難，被迫求和，但決不會改變其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預見到談判期間，敵人可能會玩弄種種陰謀伎倆，可能乘機對我實施突然襲擊，我軍惟有經過堅決、激烈的軍事政治斗爭和持久作戰的準備，才能取得勝利。能打方能言和。敵人談判桌上得不到，戰場就要打;戰場上得不到，才回到談判桌上談。
7月2日，毛澤東要求志愿軍“極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線各軍,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前及談判期內敵軍可能對我來一次大的攻擊,在后方,則舉行大規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訂立城下之盟。如遇敵軍大舉進攻時,志愿軍必須大舉反攻,將其打敗。”7月9日又在電報中指出，“我前方部隊,必須鼓勵士氣,繼續英勇作戰,千萬不可有絲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來的打算,而應作此次和不下來、還須繼續打、還須給敵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殲滅,然后才能和下來的打算。只有我們作了此種打算,才于爭取最后勝利有益處,否則是沒有益處的。”毛澤東不但為談判代表團制定了戰略策略，而且為志愿軍配合談判制定了正確的戰略策略。
從1951年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到1953年7月27日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朝鮮戰爭一直在談談打打中進行。“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得到了充分體現。每一個志愿軍指戰員都體會到了打政治仗的味道。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都服從政治的需要。毛澤東談判制定的戰略策略，使我方在政治上始終占據著有利位置。
必做于細掌握談判主動
美國的侵朝戰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不少難以克服的困難，戰爭拖得越長，對美國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敗。由于敵人對“和談”缺乏誠意,對談判采取拖延和破壞的政策,使朝鮮停戰談判曠日持久、艱難曲折,形成了兩年多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邊打，邊打邊談;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交織在一起的復雜的斗爭局面。美國對談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虛弱，出爾反爾，能拖就拖，基本特點是“打時想談，談時想打”。周恩來稱之為“美國的慌亂與徘徊”。他們一心想把持談判，想讓中國方面完全按照他們的意愿來達成停戰協議，以取得他們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美方在談判過程中總是百般刁難，致使談判一波三折，遲遲不能取得結果。毛澤東洞察美方的心態，以戰略家、哲學家的高超藝術駕馭和領導了談判的全過程，挫敗了敵人的一切陰謀，達到了預期目的。
在談判之初的一個月中，毛澤東發給李克農等電報達40多封，大到談判原則、議程的修改，小到一個發言稿、場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車輛掛白旗等，都從國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確指示或一一提醒。在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粉碎了敵人妄圖通過談談打打實現不合理解決朝鮮問題的種種企圖。
7月26日，當談判接觸到劃軍事分界線問題后，敵以“謀求海軍空軍優勢的補償”為借口，拒絕“三八線 ”為界，要志愿軍后退數十公里，企圖不戰而獲取1、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遭駁斥后，便叫囂讓飛機大炮去辯論，發動了夏季、秋季攻勢，妄圖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戰談判中作出讓步。8月1日，毛澤東兩次致電李克農并轉金日成、彭德懷，就堅持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提出了具體意見。此后兩周又3次發電報，分析敵人不愿意接受三八線的原因，提出了在對方同意目前戰線基礎上調整時的前提策略。當8月22日美軍飛機轟炸非武裝區和談判場所時，毛澤東23日致電李克農“必須不怕破裂，予以堅決回擊”，近日提出“暫時停開談判會議，以壓敵人氣焰”，志愿軍則“加緊準備迎接敵人可能的進攻”。24日，致電在暫停談判的同時保持“雙方聯絡官的來往”。25日又指示說，“代表團的任務是談判兼打文仗”，“進行有力地宣傳斗爭，沉著應變，主動作戰，以觀其變化”。經過文武兩個方面的斗爭，既揭露了敵人談判中的無賴嘴臉，逼敵在“中立區”問題上就范，又粉碎了敵之進攻。敵人文的理屈詞窮，武的撈不到便宜，中斷2個月的談判，不得不在10月25日由開城轉到了板門店復會。
停戰談判恢復后，按照毛澤東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采取靈活戰術，提出“以雙方實際接觸線作為軍事分界線，并由此線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軍事區”的建議。
11月27日，歷時4個多月，經過了18次正式會談，37次專門委員會會談，14次參謀會談，雙方終于就軍事分界線的劃定達成臨時協議。
軍事分界線的劃定達成協議后，美國不想執行，就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做文章，違背國際慣例,節外生枝，以“自愿遣返”為借口，“強迫扣留戰俘”，拖延停戰協議的簽訂，以便在戰場上得到更多的東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來華就朝鮮停戰問題進行斡旋。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坦誠地就戰俘問題對她闡述了中國的立場，說：“停戰談判所談的，主要是四個問題，現在除一個問題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協議。而美國政府還在這個僅剩的問題上無理地拖延談判。” “唯一尚未解決的問題是戰俘問題。本來按照美國政府所曾簽字的1949年日內瓦公約，戰爭一旦停止，雙方即應無條件地釋放并遣返所有戰俘。因此，這本來是很簡單，而不應該成為問題的，但美國政府卻無理由地以此拖延會議”。“我們不想壓倒對方，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公平與合理。”7月15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從政治的高度闡述了中方在遣返戰俘問題上的立場，并揭穿了敵人利用遣俘破壞中朝團結的陰謀。斯大林回電，充分肯定毛澤東關于談判中的立場和戰略策略。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謂“自愿遣俘”的三擇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戰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絕討論協商，片面宣布無限期休會。朝鮮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毛澤東10日致電李克農，指出，應揭露敵人蠻不講理，破壞談判，擴大戰爭的陰謀，決不放棄全部遣返的原則，同時方法步驟又可以協商。
為打破敵人的戰俘訛詐，配合談判斗爭，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發動了全線性戰術反擊作戰，“聯合國軍”處境愈加被動。美方為謀求在停戰談判中的有利地位，10月14日發動了“金化攻勢”，向上甘嶺地區的597.8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實施進攻。上甘嶺戰役打響。進攻前，“聯合國軍”以為只需投入2個營的兵力，即可占領兩高地。進攻受挫后，陸續投入兵力達6萬余人，出動坦克170余輛，飛機3000余架次，發射炮彈190余萬發,投炸彈5000余枚，把總面積不足4平方公里的兩高地削低整整2米。志愿軍依托坑道頑強抗擊，在為期43天的防御作戰中，涌現出了38名與敵人同歸于盡的英雄。陣地在與敵人的反復爭奪中巋然屹立。志愿軍殲敵2.5萬余人，上甘嶺成了美軍的“傷心嶺”。
1952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給志愿軍的賀電中指出：“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
基于政治、外交和國際戰略的考慮，毛澤東堅持“俘虜一個也不能丟，一定要爭”。
1953年2月7日，毛澤東針對艾森豪威爾擴大侵略的叫囂，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充滿必勝信心地宣告：“我們愿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愿意這樣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美軍企圖在朝鮮東西海岸實施大規模登陸，毛澤東指示志愿軍“只管打，不管談，不要松勁，一切仍按原計劃進行。”“應肯定敵人登陸，肯定敵人要從西海岸登陸，肯定敵人在清川江至漢江間登陸這一基點出發，來確定我之行動方針”。志愿軍實施了大規模的反登陸作戰準備，迫使敵人的登陸企圖“胎死腹中”。從1953年1-4月，中朝軍隊共進行大小戰斗770次，殲敵5萬余人。
1953年夏季，中國人民志愿軍經過休整和補充，兵強馬壯、糧彈充足、士氣旺盛、陣地鞏固，處于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4月23日毛澤東致電金日成，提出了解決戰俘問題具體方案。25日，美國在無可奈何中同意恢復談判。而這時的李承晚集團竟公然強行扣留志愿軍被俘人員，破壞停戰協議的簽訂。5月7日，李承晚在記者招待會，叫囂要向鴨綠江進行一次全面的軍事進攻，“必要時單獨作戰”。6月17日李承晚以“就地釋放”為名，強行扣留俘虜，遭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為了懲罰李承晚當局,加深敵人內部矛盾,給敵軍以更大壓力，促使停戰的最終實現和保證停戰后朝鮮局勢的穩定，6月21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停戰簽字必須推遲，推遲至何時為適宜，要看情況發展才能作決定。再殲滅偽軍萬余人，極為必要。”
7月8日，毛澤東電令談判代表團：談判復會后暫不向對方提出修整軍事分界線的問題，而是推遲到18日左右視軍事方面的情況再定;盡量取得對方對于實施停戰協定的具體問題作出肯定回答;停戰協定的簽字日期，推遲到7月20日以后。“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掌握主動，爭取停戰。如果能爭取停戰簽字，則不論李承晚參加停戰與否，或參加了而在停戰后還是破壞，我們均可以停戰協定的簽字來瓦解聯合國軍陣營和美、李軍的士氣。如果不能簽字，則主動權仍在我們手中，可以繼續在政治上、軍事上打擊敵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預定的作戰計劃，志愿軍于7月13日發起了夏季反擊戰的第三階段戰役“金城反擊戰”，重點打擊李承晚軍隊。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軍隊連續發動三次大規模進攻，打擊敵軍目標104個，殲敵11萬余人，擴大陣地面積240平方公里。談判的天平取決于戰場的砝碼。一次小小的戰斗，甚至一個士兵都體會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澤東牢牢掌握著軍事與和談兩個戰場的主導權，因此在進行軍事打擊的同時，也積極謀求外交上的進展。美國不得不低下頭并制止李承晚集團的胡作非為。
1953年7月27日，歷時兩年多的朝鮮停戰談判終于有了結果, 上午10時整，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在板門店舉行。朝中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和“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代表哈里遜中將，在9本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之后分送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美國陸軍上將克拉克正式簽字。與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軍陣地凈向南擴展了332、6平方公里,美國拖延簽訂停戰協定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光榮的停戰”已無“光榮”可言!
朝鮮《停戰協定》的簽字，對中國來說，標志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束。彭德懷后來在《自述》中寫道：“我在簽字時心想，先例即開來日方長，這對人民來說，也是高興的。但當時我方戰場組織剛就緒，未充分利用它給敵人以更大打擊，似有一些可惜。”可見，志愿軍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敵人對我已奈何不得;對美國來說，標志著侵略朝鮮戰爭的失敗。“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簽字后曾感慨地說：“這協定暫時停止了(我虔誠希望它永遠終止了)那個不幸半島上的戰爭。對我來說，這亦是我四十年來戎馬生涯的結束。它是我軍事經歷最高的一個職位，但是它沒有光榮。我獲得了一次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這是美國失敗情緒的真實表露,多么無可奈何的自供狀!
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簽字后，發表講話說：“朝鮮停戰證明，一個覺醒了的愛好自由的民族，當它為祖國的光榮和獨立而奮起戰斗的時候，是不可戰勝的!”
軍事辯證法影響深遠
對于近代中國來說，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后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使中國60多年免遭戰禍。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英國著名元帥蒙哥馬利在抗美援朝戰爭后告誡西方世界:軍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國交戰,誰若想入侵中國,就要大倒其霉。這是西方列強1840年以來第一次得出的結論，也是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歷史性分水嶺!
近些年來，一些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極力散布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打了個平手。其理由無非是：美國從朝鮮半島的最南端向北打到了三八線，中國從朝鮮半島的最北端向南打到了三八線;美國沒有完成占領全朝鮮的目標，中國也沒有完成把美國趕出朝鮮半島的目標。乍聽起來，似乎有道理。其實，并不然。朝鮮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沒有參加。而美國軍隊，朝鮮內戰爆發的第三天就參戰了。也就是說，到1950年10月25日之前，美軍從南向北一路打到鴨綠江邊并沒有和中國軍隊交手。可中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到三八線，一直是和美軍過招。可見，美國所說朝鮮戰爭打了個平手，只能是對朝鮮而言;中國說抗美援朝的勝利，卻是對美國而言的!因此，中國的抗美援朝取得了完勝。
抗美援朝是毛澤東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緊密結合奏出的一首以弱勝強的凱歌，抗美援朝使帝國主義感受到了中國人的硬骨頭精神，中國把美國頂疼了。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就沒有中國的國際地位，就沒有中國的大國形象,就沒有中國長期和平發展的環境。我們一直享受著抗美援朝勝利的恩澤。抗美援朝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格局，樹立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人民不但站起來了，而且站住了，新中國像巨人屹立在世界東方。全世界都感到了新中國舉足輕重的分量，海外僑胞也感受到了作為中國人應有的尊嚴和尊重。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會議，1969年形成的中蘇美大三角關系，促成了以第三世界為主的統一戰線，以及1971年聯合國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窮朋友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事實，使孫中山“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愿成為現實。上世紀60年代越南抗美戰爭中,中國政府警告美國不許越過北緯17度線，約翰遜政府就未敢越雷池一步。美國接受了朝鮮戰爭因求全勝反而得不償失的教訓,結合世界有可能發生核大戰的現實,提出了“有限戰爭”的新概念,即只要不涉及美國生死攸關的國家利益,就不要去追求全勝,其對外擴張的全球軍事戰略,也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1972年尼克松訪華再一次凸現了中國的國際威信和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只輸掉了兩場戰爭，而這兩場戰爭都與中國有關，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是克敵制勝的法寶。美國流傳著兩句話，一句是，“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思想化。”另一句是，“朝鮮戰爭是美國人和毛澤東打的，中國只有一個毛澤東。”前一句說對了，而后一句未免有失偏頗。十八大后，習近平強力整軍，為徹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的影響，親自提議召開第二次古田會議，全軍將士從古田再出發，敵人怕什么我們就做什么，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正在被廣大指戰員所掌握，強國先強軍正在變成現實，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人民軍隊正在走向世界。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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