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學術界推出了一批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來紀念這一偉大勝利。但在個別研究成果中，存在著下結論比較隨意、有悖歷史事實的奇談怪論。比如有位作者發表文章《熬出來的勝利(上)》(以下簡稱《勝利》)，聲稱“在抗戰期間，中共發表戰果時是內外有別，對外發表的數字要夸大一些”。其依據是胡哲峰、于化民著《毛澤東與林彪》中引用毛澤東所說的一段話：“我們現在發了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枝講一枝，不報虛數。我們曾經有個時期分對內對外，內報一枝是一枝，外報一枝是兩枝。我們專門發了這個通令，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枝為一枝，兩枝為兩枝，是知也。”但是，《毛澤東與林彪》這部著作或許出于疏忽的原因，并沒有注明該段話具體的文獻出處。《勝利》一文的作者在沒有認真查證毛澤東這段話來源的情況下，就加以直接引用作為立論依據，并且由此斷定中共對外發布戰果存在夸大數字的現象。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毛澤東這段話中“曾經有個時期”是否特指抗日戰爭時期?筆者經過查證發現，這段話是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在1983年2月共同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以《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為題最早公開了毛澤東的部分講話內容，其中就包括這段話。此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以及《毛澤東文集》第三卷都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這篇文稿。但是，與1983年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進行核對，發現《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和《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的編者對該段話做了技術處理，刪去了“我們曾經有個時期分對內對外，內報一枝是一枝，外報一枝是兩枝。我們專門發了這個通令”。2014年10月再版《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也采取了相同的技術處理。顯然，我們現在要研究這段話的本意，如果以1983年版《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作為文獻分析的文本，能夠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其內容。
由于《勝利》一文的作者只是片面摘引他人，沒有下功夫查證毛澤東這段話的出處，所以就無法聯系該段話的上下文，不能從中領會其特定的語言環境，從而導致曲解和牽強。在“關于講真話”這段話之前，毛澤東還講了一大段“不要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問題。他說：“在座的同志不是討論過黨的歷史嗎?大家發言，說內戰時期我們養成一種習慣，向上級報告工作，講好一點、夸大一點才象樣子。”很顯然，毛澤東在此處所特指的是“內戰時期”而不是“抗戰時期”，由于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當時一些黨報的確存在著數據模糊甚至有意夸大的現象。其實，毛澤東早在1931年3月就對這種吹牛撒謊、虛報數字的作風進行過堅決的抵制。當時蘇區各地為了宣傳和發動群眾而出版了《時事簡報》，毛澤東對《時事簡報》的內容和編寫方法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其中指出“嚴禁撒謊，例如，紅軍繳槍一千說有一萬，白軍本有一萬只說一千。這種離事實太遠的說法，是有害的”。
當然不可否認，紅軍在戰斗結束上報戰果統計時，的確有可能存在個別戰果統計不準確的現象。對于這種現象，應當把它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來看，有的是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比如戰情緊急無法精確統計而只能大致估計，有的是戰斗結束后需要立即向上級匯報因而只能粗略地報告，還有的是為了鼓舞士氣而作些適當的宣傳，等等。事實上每一個戰斗結束，的確不太可能完全做到對戰果作精確統計。中國共產黨很重視戰果公布的真實性，也注意及時糾正個別不實報道。正由于中國共產黨注意到了這些個別數據不準確現象并向全黨全軍提出嚴格要求，在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期間，朱德總司令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解放區戰場》，其中公布的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消滅日偽軍的戰績就力求準確。
通過上述史實的還原和查證，我們發現當前個別“新觀點”，其“創新”并不是建立在扎實嚴謹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往往是隨心所欲地任意截取史料，或者是不加辨別考證地為我所用，結果提出的觀點表面上似乎令人耳目一新，但實際上經不起推敲和歷史的檢驗。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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