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在抵抗并最終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然而，由于國貧力弱，加之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抗戰勝利前夕，在大國強權政治的交易操控下，中國非但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勝利成果，甚至連自身的主權也受到了嚴重損害。這樣一個殘酷的歷史事實，給今天的人們留下了無盡的反思。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4年的艱苦抗戰。歐美列強為了自身利益，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予以默認。1937年，日本進一步發動了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機。然而，西方主要大國仍然對中國的抗戰作壁上觀。美英法三國均與日本保持著密切的貿易聯系，美國甚至還向日本源源地不斷地提供戰爭急需的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大發戰爭財，上演了一場丑陋的“東方慕尼黑陰謀”。
最先對中國抗戰施以援手的是蘇聯。1937年，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后，蘇聯鑒于自身安全形勢惡化，開始轉變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七七事變”后，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根據條約規定，蘇聯政府不但斷絕了同日本的貿易往來，禁止向日本出口軍事物資，而且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進行了毫無保留的譴責。
同時，中國的抗戰也拖住了日本的“北進”步伐，在戰略上保障了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斯大林說：“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1940年，歐洲戰火愈演愈烈，法國在納粹德軍的進攻下迅速敗亡，英國也被打得焦頭爛額、自身難保，根本無暇東顧。于是日本乘虛而入，于1940年9月出兵占領法屬殖民地印度支那，并和德國、意大利結成軸心國集團，嚴重威脅美英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利益。
直到此時，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已數年之久、并牽制大量日軍兵力的中國戰場的作用才受到美英的重視。珍珠港事件前，羅斯福在給丘吉爾的電報中就曾擔心：“中國的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險。”
(1945年8月，華盛頓特區，民眾在閱讀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2年1月1日，26個對法西斯宣戰的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宣言》以美英蘇中四大國領銜，其余國家按照國名的英文字母順序簽字。隨后，蔣介石還被羅斯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負責指揮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盟軍的對日作戰。
為了鼓勵國民黨政府對日作戰，以減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同時為了在戰后遠東地區培植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美國開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積極支持國民黨政府。
1943年1月，美國主動與中國簽訂廢除治外法權及其他特權的新約，在其帶動下，英國政府也與中國簽訂了類似新約;同年10月，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討論戰后安排問題，由于美國的堅持，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成為《莫斯科宣言》的簽字國，這表明中國不但是戰時大國，也將在戰后國際秩序中與其他大國享受同等待遇;1943年11月，蔣介石應邀到開羅與羅斯福、丘吉爾會晤，商討徹底打敗日本及戰后對日處置問題，會后發表的《開羅宣言》強調，日本自1895年以來非法竊取的中國領土如臺灣、澎湖列島、東北等，全部歸還中國，三國還聲明堅持共同作戰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
至此，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盟國之一，在二戰中的國際地位達到巔峰，至少在形式上獲得了與其他大國同等的對日處置話語權。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令國家地位迅速下降
根據中美達成的協議，1942年2月，羅斯福派史迪威中將來華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曾長期在中國工作生活，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是一位“中國通”。他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非常不滿，曾說：“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中國人是好人，剩下十萬是貪官污吏。”
1942年，美國政府向國民黨政府提供了5億美元無償貸款;同年6月，宋子文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簽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美國又向中國提供了35億美元的物資援助。但是，國民黨腐敗的官僚系統卻趁機大發國難財，人人都想從美國援助中分得一杯羹。
美飛行員歷經九死一生越過“駝峰”航線，將救命的抗戰物資運達西南機場后，相當一部分卻被各級官員私吞。不久，這些物資就出現在黑市上，有的甚至通過黑市流入日本人手中。史迪威將這些情況密報給羅斯福，稱之為“二戰中最大的丑聞”。
與國民黨各級官僚貪污腐敗相對應的，則是國內民眾極度困苦的生活。1942年至1943年，河南發生罕見大饑荒，一時間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大批災民背井離鄉，賣兒賣女，甚至發生了人吃人這樣慘絕人寰的事情。全省餓死300多萬人，另有300多萬人西出潼關成為難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被軋死的不計其數。
這次大饑荒，天災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人禍的因素絕對不容忽視。駐守河南的湯恩伯部隊以“抗日”的名義，橫征暴斂，不斷向農民加征捐稅糧食，弄得當地百姓怨聲載道，將湯恩伯部隊與洪水、旱災、蝗蟲并稱為“四害”，即“河南四荒，水旱蝗湯”。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深入河南災區采訪后，將大饑荒的慘景公布于眾，在美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美國各界紛紛指責國民黨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做法。宋美齡看到報道后，認為這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無理要求《時代周刊》雜志解聘該記者，但遭拒絕。
除了政治上的腐敗和經濟上的糟糕狀況外，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表現更加令人失望。史迪威一到中國后，便向蔣介石提出東進奪取武漢和南進奪取河內的進攻計劃，但后者對此毫無興趣。
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鑒于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瘋狂抵抗給美軍造成了巨大傷亡，希望蔣介石盡快發動對日軍的有力進攻，以減輕美軍壓力。但蔣介石卻沒有表現出對日作戰的熱情，推說中國軍隊裝備落后，補給困難，要等到打通滇緬公路獲得足夠援助后才能發起進攻。后在美國方面的一再催促和壓力下，蔣介石才下令中國遠征軍渡過怒江，向盤踞在滇西的日軍發起進攻。
1944年4月，日軍拼湊兵力發動“一號作戰”，即豫湘桂戰役。此時，國民黨長期執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政策的惡果終于顯露出來。至12月戰役結束，日軍向前推進2000千米，打通了與東南亞的陸路交通;國民黨損失軍隊近60萬，丟失河南、湖南、廣西等省20多萬平方千米國土和包括洛陽、長沙、桂林等在內的大小城市146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根本好轉、盟軍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卻遭受如此慘重的失敗，充分將其腐敗無能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更為嚴重的是，設在衡陽、零陵、寶慶、桂林、柳州、丹竹、南寧的7個空軍基地和36個機場的喪失，使美國在華空軍利用中國基地空襲日本的計劃化為泡影。
這也迫使美國軍方重新調整東亞戰略。1944年夏天，豫湘桂戰役還在進行之中，美軍高層就開始考慮一旦國民黨政府被消滅或重慶失守的應急方案。與此同時，美軍在馬里亞納群島建成空軍基地，原本部署在中國的美空軍最新式的B-29轟炸機相繼飛離，轉而利用新的基地繼續轟炸日本。
(1945年8月15日在關島的日本戰俘，在聽到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聲明后低頭鞠躬。)
10月份，隨著國民黨軍的不斷潰敗，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確否定了原先以中國沿海作為反攻日本基地的計劃。中國戰場的戰略價值急劇下降。要做到既徹底打敗日本，又盡量減少美軍的傷亡，就迫切需要一個可靠的盟友開辟“第二戰場”，來分擔美軍對日作戰任務，美國當初之所以大力支持蔣介石政府，主要也是基于這個考慮。如今，既然國民黨政府指望不上，美國只能轉而尋求其他盟友的幫助。
雅爾塔會議上的秘密交易與中國對日處置話語權的喪失
與中國在美國遠東戰略布局中地位下降互為因果的，是蘇聯因素的上升。
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后，沙俄帝國的勢力被驅逐出中國東北。此后的沙俄及蘇聯政府，一直試圖恢復在中國東北的權益，這是其追逐遠東戰略利益的一個重要部分。蘇德戰爭開始后，雖然蘇聯政府忙于應付西線戰事，但斯大林一直沒有忘記對遠東問題的關注。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給了蘇聯重新介入遠東事務的機會。蘇聯非常清楚，二戰結束后世界上真正有實力的大國只有美蘇兩家，因此在遠東問題上離不開與實力強大的美國的合作。所以，在涉及中國主權的東北問題上，蘇聯從一開始就繞過國民黨政府，直接與美國磋商。
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動向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提及蘇聯對日作戰;在1943年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斯大林再次向美國國務卿赫爾談起這一問題;在同年底的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向羅斯福承諾在打敗德國3個月后對日宣戰。蘇聯政府的這一態度，自然引起了美國高層的重視，成為其決策時的一個重要參考因素。
(1945年8月15日，大公報報道日本投降的消息。)
與中國正面戰場豫湘桂大潰敗同時發生的，是蘇軍在西線戰場不斷突破德軍防線向前推進，打敗希特勒似乎只是時間問題。隨著美軍高層決定放棄將中國作為反攻日本的基地，轉而向蘇聯尋求幫助，斯大林開始正式考慮籌劃對日作戰問題，并隨后向美國拋出了參戰條件——恢復其在遠東地區特別是中國東北的傳統權益。
很明顯，這種條件是損害中國主權的。雖然當時這些地區還在日軍占領之下，但是按照《開羅宣言》精神，中國將在打敗日本后作為戰勝國恢復行使主權。對于一個尚在對日作戰中的國家，其主權被別國拿來作為換取第三國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這是一個何等的諷刺，又是一種何等的屈辱!
但是與中國的利益相比，美國政府顯然更關心自身的利益：即盡快讓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減少自身損失。1945年2月，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三巨頭在雅爾塔召開會議，商討處置德國及打敗日本等問題。這樣一個重要且與中國密切相關的國際會議，卻沒有中國國家元首參加。
非但如此，美蘇之間除了正式公布的會議內容外，還背著中國，秘密簽訂了一個《關于日本的協定》(即《雅爾塔秘密協定》)，作為蘇聯出兵的條件。該條約規定戰后外蒙古維持現狀、大連商港國際化并保證蘇聯的優先權、蘇聯租用旅順軍港作為海軍基地、中蘇共同經營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等。
更為可悲的是，對于這個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當時蔣介石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45年6月美國方面才正式將協定內容告知國民黨政府。對此，蔣介石除了在私下里表示“憤怒”和“悲痛”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他既不敢公開提出抗議，更不敢斷然加以拒絕，因為無論是從維護個人及國民黨統治地位考慮，還是抗戰結束后與共產黨打內戰來說，蔣介石都離不開美國的支持。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國的政策轉變上，指示外交部長宋子文反復與美政要交涉，天真地希望美國人能夠回心轉意，出面維護中國主權。
但是美國政府豈肯因為中國的利益而放棄美蘇合作的大局?相反，杜魯門總統還督促國民黨政府盡快與蘇聯展開談判，通過簽訂條約的形式落實雅爾塔密約的內容。
最終，在美蘇雙方的共同壓力下，蔣介石萬般無奈地派出代表團赴蘇談判，最終與蘇聯簽訂了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可以說，以《雅爾塔秘密協定》出籠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為標志，中國基本上失去了在戰爭中艱難得來的大國地位，也丟掉了對日處置問題的話語權。作為一個戰勝國，連自己的主權都無法保證，遑論對戰敗者處置的發言權。
(日本民眾跪在地上聽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消息。)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政府在接受投降、戰犯處置、索取賠償、領土歸還等一系列對日政策上，基本上唯美國政府馬首是瞻，完全失去了一個大國政府應有的擔當和作為。
而且，國民黨還為了一己之私，不顧民族利益，將原本派駐日本的占領軍用于打內戰。更有甚者，敗退臺灣后，國民黨當局還打算通過簽訂美國一手主導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來保住所謂的“盟國”地位。然而由于種種因素，最終連這個愿望也沒有實現，只好單獨與日本簽訂了一個雙邊協定，并私自完全放棄了處置日本的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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