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明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所長張順洪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長期以來，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研究，黨史部門、軍史部門、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機構等單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宣傳文化部門和社會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時，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要“著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1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指示，十分重要。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取得的第一場反侵略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任何重大結果總是有著多個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個，這就如同任何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個一樣，否則就是“二元論”。
現在，大家都已基本形成“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這樣一個共識，但追根溯源，這一結論是不是問題最終答案或頂層答案的根本性因素呢?
在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個月，毛澤東在他的哲學名著《矛盾論》中指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2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后，針對林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的觀點，毛澤東在一次談話時明確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3 我們認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結論。一個政黨要引導一個國家和民族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最為關鍵、最為重要的是必須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的正確。
真正認清毛澤東的上述結論，不僅對于正確總結偉大抗日戰爭勝利的經驗，而且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們絲毫不否認蔣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條件下的重要貢獻。在這場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國共兩黨有一些相同點;但也存在著不少根本性的差異。對國共兩黨和正面、敵后兩個戰場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著不少的爭議，本文試圖結合對主題的闡發，對相關問題也順便作出一些解讀。
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執行了正確的政治上的路線
1．中國共產黨主張堅決抗戰，徹底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了抗戰宣言，動員全民抗戰。1932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正式對日宣戰，比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整整早了9年。而此時國民黨面對日本侵略卻采取“不抵抗”政策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調動大軍“圍剿”紅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國發出通電，呼吁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國共兩黨合作抵抗日本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等又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愿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7月13日毛澤東題詞：“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4 并在延安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上，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需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日還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而7月17日，蔣介石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準備實行對日抗戰。這比共產黨整整晚了十天。1939年6月，毛澤東發表紀念抗戰兩周年的文章《反對投降主義》，針對國民黨的妥協投降傾向指出：“我們僅僅愿意和全國一切愛國黨派、愛國同胞一道，鞏固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合作，實行三民主義，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實地，而不知其他。”5 當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潰退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卻迎著喧囂的日本侵略者挺進敵后，開辟敵后戰場。這些事實，不僅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堅決抵抗日本的侵略，還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堅定性和全面性，把抗戰到底作為自己始終不渝的路線。
2．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實行全民抗戰。
“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也斷言：“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6 他們只看到國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資源。
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就指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7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的《論持久戰》，更是闡發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十分強調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就必須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才能取得持久抗戰的勝利。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的路線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8 這一路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抗戰的政治路線。全面抗戰路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黨的宗旨和“人民戰爭”的思想。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群眾實行全民抗戰。日本著名的史學家井上清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于美國，而且更慘的是敗于中國。正確地說，敗給了中國人民。”9
3．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推動建立并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忠誠的倡導者、推動者、維護者、組織者和執行者。中國共產黨首先向全國人民宣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積極協調、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目的就是要達到“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以避免了中國新的大規模內戰，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缎浴诽岢霭l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同年9月23日，蔣介石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同意這一宣言，表示團結御侮的必要，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宣布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成立。這比共產黨晚了兩個多月。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精心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使在蔣介石政府實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動政策時的1939年7月9日，毛澤東在對陜北公學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同學講話中仍指出：現在時局的特點是妥協投降分子要鬧分裂，我們就以抗戰的進步、全國的團結、堅持統一戰線來對付。一定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長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們就留他一天，能夠爭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飯再去也是好的。10 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9000多人被國民黨80000多人包圍，激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除2000余人突圍外，3000余人壯烈犧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即使如此，中國共產黨依然把民族存亡看作山重，對國民黨以德報怨。皖南事變一發生，毛澤東在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華時即指出：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把日本侵略者作為打擊的主要敵人。如果國民黨企圖破壞這一全國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將遭到反擊，它的計劃必將失敗，但中國共產黨絕不鼓勵內戰。11此后，毛澤東還指出：蔣介石之所以發動皖南事變，“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敵人進攻”;“豈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樣”，“利用國共沖突，乘機進攻”。“故河南進攻，對蔣是一瓢極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12 皖南事件發生后，毛澤東確定了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策略。13 在抗戰的整個歷史時期，在處理國共兩黨關系上，中國共產黨都盡全力避免軍事沖突，避免與蔣介石決裂，始終致力于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還努力團結全國各類抗日民主力量，發展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以結成最廣泛的鞏固的統一戰線。1937年10月9日，就在敵后和迫近敵人地區是否沒收大地主問題，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大地主而未為漢奸者，當然不在沒收之列。在一切漢奸分子中，首先應堅決沒收大地主，而對中層分子之為漢奸者，在未得民眾同意以前，不應急于沒收。工農中有被迫為漢奸者，應取寬大政策，以說服教育為主。這是統一戰線中的階級路線，有向全體明確說明的必要。”14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這就為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提供了可行性。1938年 2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作講演時說：現在世界的侵略者結成一條侵略陣線，世界的反侵略者則團結世界上大多數人民保衛世界的和平，這兩個相反方向的陣線在全世界斗爭著?，F在有三個反侵略的統一戰線，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總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國一定能戰勝日本侵略者，悲觀主義是沒有根據的。15 中國共產黨還力爭建立和維護與美國的統一戰線，有力地促使蔣介石政府留在統一戰線之內。1944年10月23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對董必武、林伯渠說，蔣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當場退回。至于方案的內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個比喻說，蔣叫你們在前面打，他們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滅你們。他問蔣為什么不可以和共產黨并肩作戰?他已告蔣，要馬上行動，實行民主，釋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16
同時，毛澤東還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的蘇聯在國際統一戰線中的作用。1939年9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大會上作關于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講演，指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是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將在這個戰爭中起維護人類利益、干涉帝國主義的偉大作用。中國、蘇聯、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應該組成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用以對抗反革命的統一戰線。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將會出現。
1941年，蔣介石政府制造皖南事變后，美國立即決定將擬援華的5000萬美元暫緩實施。17 蘇聯駐中國大使潘友新即會見蔣介石，指出中國內戰意味著滅亡。使館武官崔可夫也向何應欽和白崇禧表示內戰有害于反侵略斗爭，暗示繼續內戰可能導致蘇聯方面停止援助。18 僅此就可以充分說明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
在倡導、推動建立并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我黨一直毫不動搖地始終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并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早在全面抗戰前的1937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的抗日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19 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共合作。1937年11月，毛澤東又尖銳指出：“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為什么要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呢?”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等;“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等，“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20 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這里只能引用毛澤東關于這方面的極少一部分的精彩論述。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都在深入發展的情況下，在國內外機遇與挑戰都前所未有的情況下，重溫毛澤東以上有關論述，對于進一步指導我們建立、鞏固、發展國際和國內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1939年10月，毛澤東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21 正因為我們黨毫不動搖地始終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才確保了抗日戰爭的最后而偉大的勝利。現在網上廣泛流傳的毛澤東關于“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論述如果是真實的話，筆者認為，這也是在充分肯定“黨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線正確”的前提下所講的。離開黨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與否去談論人的多少，正如毛澤東所說，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4．中國共產黨挺進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有條件的運動戰，建立敵后根據地。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自身特點制定的正確的作戰方針。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的依托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的經驗?？箲鸪跗?，當國民黨的軍隊大步后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卻挺進敵后，建立敵后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開展廣泛的游擊戰。黨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具體實際，堅持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有條件的運動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體戰略部署下，黨堅持獨立自主地領導和指揮人民武裝。1937年12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谷諔馉幙偟膽鹇苑结樖浅志脩?。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獨立自主，對敵軍來說我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來說我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來說是給下級以機動。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22 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我們總的政策是在團結中要斗爭，在斗爭中又要團結，是統一中的獨立，統一是主，獨立是輔。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戰略上是統一的，游擊戰是獨立的，即統一中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23 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在敵后牽制、打擊日軍，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友軍作戰。敵后根據地的廣泛建立和敵后戰場的開辟，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分子。
5．中國共產黨正確開展黨內斗爭。遵義會議后，主要是糾正黨的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政治上特別是思想上路線的錯誤還來不及糾正，這方面的錯誤在新的形勢下還有新的表現。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以糾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堅持從團結愿望出發，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先后糾正了以下四個原則錯誤即路線錯誤：一是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二是組織上鬧獨立性;三是速勝論;四是放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的正確的戰略方針，主張運動戰。堅持正確開展黨內斗爭，反對黨內在抗戰戰略和統一戰線方針上的錯誤觀念，堅持把全黨團結統一在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上，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軍事路線、成功主導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之一。
二、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是正確的政治上的路線的根基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她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黨的遵義會議后，逐漸擁有了符合自己國情黨情的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之后，毛澤東等一大批中央領導帶頭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1938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全黨要普遍地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1938年11月發表的《論新階段》中，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口號。為使黨找到并統一到一條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上，全黨開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春季結束，共計3年多時間，分為兩期進行。參加第二期整風學習的干部就有1.2萬余人，包括全黨范圍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黨校的有六、七千人，占總人數的2/3以上。延安整風使得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與思想水平不斷提高，教育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分析問題。整風運動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功克服了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潮對黨的危害，加強了黨風、學風、文風建設，使黨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強大。
1943年11月1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第八期開學時作整風動員講話指出：“我黨自從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著。”24
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很好地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與發展變化中的國際形勢，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及組織路線，才保證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
1．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從低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首先，從無階級的原始社會逐漸過渡到有階級的奴隸社會。奴隸社會是第一個私有制社會，存在著鮮明的兩大階級的對立，即奴隸主和奴隸的對立。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后，則存在著鮮明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對立和斗爭。進入資本主義階段后，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無產階級處于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解放，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并逐漸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無產階級以解放全人類為使命。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人是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解放，必須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和黨的革命理論;奪取政權是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途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深刻認識，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抗戰的全民抗戰路線;也決定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始終堅持正確的戰略策略，主導和領導統一戰線。
2．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黨的歷史任務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面臨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這兩對矛盾長期深刻地交織在一起，是我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最堅定力量，成為實現中華民族解放和中國人民解放的堅強領導者。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中國國情，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還十分落后，要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中國必須首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不能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對此做過精辟的論述：“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25“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26
關于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都作了十分明確、清晰的闡發，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國當時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綱領。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并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這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27 毛澤東當年制定和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特別是經濟綱領，今天讀來仍引人深思。
1939年12月，毛澤東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關于中國革命的動力，他指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28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進行深入闡述。他指出：在五四運動以后，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于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于中國無產階級了。29 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勝利的指導思想。
3．中國共產黨緊緊捉住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急劇上升。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多次發表宣言、做出決議，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開展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30 工農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派遣軍隊奔赴抗日第一線。1937年3月，毛澤東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31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全黨同志書》，指出：“我們要求全黨同志在任何曲折變化的形勢下，緊緊抓住中日兩國間的基本矛盾，作為自己一切行動的基點，認定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并堅信這個敵人我們是能夠戰勝的。”32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企圖迅速滅亡中國;全民族團結一致抗日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需要，國內階級矛盾處于次要位置?？箲鹌陂g，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當作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而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本問題是要處理好國共兩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顯示出了極大的忍讓精神，表現出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構建、維護和加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使在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時，中國共產黨都以民族大義為重，竭力維護統一戰線，避免與國民黨決裂，避免發生大規模內戰。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捉住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對主要矛盾，堅持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避免分裂，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4．共產黨人擁有先進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和勇于為國家、民族和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的精神。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人，都是這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對立，說到底，本質上是根本立場的不同，是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綱領的不同，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對立。
中國共產黨人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勞動階級的解放和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正因此，共產黨人具有無私無畏的戰斗精神和犧牲精神，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隨時準備做出自我犧牲，甚至獻出寶貴生命。在抗日戰爭中，無數共產黨人沖鋒陷陣，與日寇浴血奮戰，英勇犧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澤東為陜北公學成立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33 認真讀一讀毛澤東當年的這一題詞，我們不能不說，直至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要求也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談到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時，毛澤東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34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與人民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系，與敵寇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和黨所領導的軍隊，正是這樣一群優秀分子的集合。
黨的領袖帶頭踐行黨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1937年 11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其表兄文運昌，告他不宜來延安工作，因為無法解決其家庭經濟負擔。信中說：“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我為全社會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家及我家鄉一切窮苦人包括在內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諸兄弟子侄，及一切窮苦同鄉，但我只能用這種方法幫助你們，大概你們也是已經了解了的。”35
東北抗日聯軍主要領導人之一楊靖宇就是共產黨人的突出代表。他領導抗聯部隊對日寇堅持了長達九個年頭的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使得數十萬日軍不能入關，在完全斷絕食物的條件下堅持抗戰一年之多。最終解剖楊靖宇遺體時，看到的是“胃里連飯粒都沒有”，只有野草、樹皮和破棉絮。
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決定了其代表的廣泛性，決定了唯其才能組織、調動千千萬萬廣大民眾，使得抗日戰爭才有了力量和勝利之源。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就對此作了精辟明確地闡述。他說：“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6
而中國國民黨是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政黨，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專政。蔣介石政府的高級官員，往往本身就是大資產階級，有的甚至是官僚買辦階級。1939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政府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的一個秘密報告說，蔣介石擁有資產809萬美元、宋美齡有377萬美元、宋子文有637萬美元、孔祥熙有635萬美元。37 這在當時，完全都是天文數字。蔣介石背棄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后，代表的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具有深厚的封建主義特性，又具有極強的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這決定了這個階級對帝國主義具有妥協性，害怕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蔣介石集團的“抗戰”是為了保衛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妥協、退讓政策，長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造成極大破壞，還甚至幾度與日本談判，出現投降傾向。這些構成了蔣介石集團“抗戰”的總基調和價值目標。蔣介石集團“愛國”的“國”，是鎮壓剝削人民之“國”，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服從其狹隘的階級利益。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客觀上存在著不同的階級地位、不同的“家”、“國”及其觀念。政治路線首先是階級路線，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階級利益上是對立的。如此，我們才能理解蔣介石集團為什么在抗戰中、在解放戰爭中“兵敗如山倒”，才能理解國民黨政府不僅把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共產黨當成他們的主要敵人，而且也完全背叛了要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的孫中山?？谷諔馉幤陂g，他們還不擇手段，把蘇聯、美國等國的抗日援助攫為己有。美國總統杜魯門曾這樣痛斥說：“他們都是賊，每一個都是，他們從我們援助的數十億美金中偷了7.5億。他們就這樣把錢偷走, 然后投資在巴西圣保羅,有些甚至是我們的正腳底下--紐約的房地產。”38 在1944年的河南會戰中，當時國民黨軍隊共有軍用卡車七八百輛，但僅100輛用于軍運，其余的都被軍官們用來搬運私人財產和運送他們的親屬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會戰長沙保衛戰中，國民黨湖南省主席薛岳面對長沙三面被圍的態勢，竟將自己的指揮部安在遠離前線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于隨時逃跑。11月11日廣西戰役日軍進占南寧時，幾乎所有的國民黨部隊都沒有了長官。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在沒有開戰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北方作戰的情形，我只聽得說，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39 一些被金錢和私人利益完全俘虜的國民黨官員們，口頭上說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實際行動卻是為了自己的蠅頭私利?？窟@樣的官員，能夠帶領軍隊和人民打勝仗嗎？
三、從國共兩黨在兩個不同戰場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國共產黨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40 這一要求十分重要。
從整體上說，共產黨對國民黨抗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澤東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確、科學的闡發。毛澤東說：“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了自己的解放，為了幫助各同盟國，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于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斗，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41 其中所說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就包括了國民黨軍隊的官兵。毛澤東還明確指出：“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42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成熟的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推動、組織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才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這既是被剝削被壓迫半殖民地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本質上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勝利。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所倡導的“全民族堅決抗戰”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人先期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和后期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抗戰路線，本質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的相對立。全民族堅決抗戰，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團結全民族的、以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一唯物史觀為思想基礎的徹底的救國路線。而國民黨先期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和后期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抗戰路線，其本質則是對外乞求西方資本主義救援，對內依靠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鎮壓人民并以唯心史觀為思想基礎的亡國路線。
近幾年來，一些出版物特別是網絡、微信，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強烈質疑，又罔顧事實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進行“頌揚”，認為國民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究竟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讓我們從以下事實和數據看看國共兩黨在不同戰場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尋求答案，并反證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
我們可以把整個八年抗戰分為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從國民黨的角度，我們也可以把抗戰分為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從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至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這四個階段。
有人說，日軍主要的作戰對象是國民黨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國軍。國軍打了幾十場大會戰，戰死上百萬，損失了上百個將軍，國民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讓我們看看國共兩黨及其軍隊在以下四個階段的不同表現。
一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這是國民黨所謂抗戰的第一個階段，即東北淪陷階段。在這一階段，共產黨堅決抗戰，而國民黨政府卻實行“不抵抗”的妥協退讓政策。 “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留駐東北的有近20萬人，而日寇在東北各種軍隊包括武裝在鄉(退伍)軍人和警察，總共2萬余人，人數相差約10倍，東北軍的兵力明顯占優勢。43 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著名政論家、《申報》主筆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張“安內必先攘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結果，東北豐饒的大地和豐厚的資源，成了日寇全面進攻中國的前沿基地和物質基礎。在這一階段中，東北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著英勇的游擊戰爭。
二是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這是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當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時，中國共產黨軍隊卻挺進敵后，建立敵后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在此階段，國民黨軍隊共投入80多萬兵力，先后組織了淞滬、沂口、徐州、武漢等一系列大戰役，可謂壯懷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階段，日本軍隊把國民黨軍隊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占據著中國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于占領整個中國并以此高壓姿態逼迫國民黨政府投降。在此階段，國民黨政府對日作戰總體上是態度積極，同時也是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主力軍。主要原因是：蔣介石有民族主義的愛國的一面；全民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強烈要求抗日的強大壓力；美、英在對日實行綏靖政策的同時，也不愿意看到中國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導致自身在華利益受損；蘇聯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領中國,使其在遠東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脅；日軍的進攻直接威脅著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寧滬一帶，國民黨其他軍政要員的財富也有很多在寧滬及京津一帶，國民黨遷都、財富轉移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些都決定著國民黨既要抗戰，但又必然實行片面和消極的抗戰路線，決定著此階段國民黨軍的正面抵抗本質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狙擊戰和掩護戰，也必然導致正面戰場各個戰役幾乎都以退卻失敗而告終。即使著名的臺兒莊大捷，最終結局也不能例外。臺兒莊是徐州的門戶，李宗仁集結4.6萬國民黨軍與日軍2萬余兵力在此血戰，贏得斃、傷敵1萬多人的重大勝利。但這一勝利最終達到的戰略目的僅僅是為國民黨的大退卻贏得了些許時間。僅一個月后，日軍再整理集結奪取臺兒莊直撲徐州之時，國民黨的軍政機關都己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是國民黨抗戰的第三個階段。在此階段，共產黨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積極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陷日寇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國民黨正面戰場卻是妥協、退讓甚至圖謀投降、積極反共。廣州、武漢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國民黨的底牌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便對國民黨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國民黨也投桃報李。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成立了“防共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并把堅持抗戰的內涵解釋為“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44 這年4月，山東國民黨軍殘殺八路軍團級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國民黨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規定“共產黨活動最烈之區域應實行聯保連坐法”。此后，共產黨被稱為“奸黨”，人民軍隊被稱為“奸軍”，解放區被稱為“匪區”，許許多多英勇抗戰的共產黨員和人民戰士慘遭殺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此時的日本更急于解決中國問題，以便騰出兵力搶占西方列強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兩個盟國，并緩解德國因其解除對蘇聯威脅的不滿。日軍于1939年12月4日進占昆侖關，發動桂南戰役，企圖徹底切斷中國獲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線，即法屬印度支那線。在此階段，日軍為鞏固其占領區，在對國民黨勸降的同時，也曾發動過若干進攻性打擊，國民黨政府為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組織過桂南會戰、棗宜會戰等，國民黨軍隊也進行過一定的抗擊，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總基調。
共產黨的敵后游擊戰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到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從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萬人;除陜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建立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重心。45
四是從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至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這是抗戰的第四個階段。在此階段，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轉入戰略攻勢作戰，而國民黨卻是被迫抗戰、片面抗戰，并嚴重喪失民心軍心，最終釀成豫湘桂戰役大潰散。蔣介石政府對美英帝國主義的依附性，決定其對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態度。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宣戰時，國民黨政府也才正式對日宣戰。從一定意義上講，蔣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軌道。為配合英、美打擊日軍，蔣介石政府命令各戰區對日軍發起進攻，也曾給日軍以有力打擊。特別是1942年元旦發起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死傷5萬余人。為配合美英太平洋戰場，為了維護其西南政權的穩定性，同時也是為了開辟和維護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條件下的退逃戰略通道，1942年2月，蔣介石政府組成遠征軍進入緬甸對日作戰。遠征軍的將士英勇無畏，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史上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篇章。由于美國在華空軍加強，日本在中國東海的船只損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斷。為挽救失敗，日本提出新的作戰設想：東面在太平洋各島嶼盡力阻止美軍的進攻;西面在中國戰場打通被分割的華北、華中和華南占領區。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河南、湖南、廣西會戰，日方用于這次作戰的總兵力有50余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前總人數已達幾百萬。此時的日軍在各個戰場上全線潰敗，戰斗實力已如夕陽西下，但國民黨軍隊士氣更是不堪一擊。在豫湘桂戰役中，在美國空軍保障空中優勢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卻被日軍打得望風而逃。這次豫湘桂大潰散，國民黨損失50多萬兵力，丟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以及貴州省的一部，共約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46座城市。衡陽、零陵、寶慶、桂林、柳州、南寧等地空軍基地和飛機場被日軍侵占。6000多萬同胞淪于日寇鐵蹄之下，無數資源被強占，財富被掠奪，并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次豫湘桂大潰散，美國看到作戰能力如此不堪的國軍，才與斯大林達成協議：由蘇聯出兵東北，完成本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任務，代價則是外蒙古獨立。在此階段，蔣介石政府在經濟上更是拚命擴張官僚資本，大發國難之財;在政治上壓迫人民民主運動，在天水、西安、重慶、上饒和貴州等地設置的“集中營”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體折磨的共產黨員和各地抗日進步青年，達20萬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潰散，從而導致更多人包括國民黨陣營中許多人對蔣介石政府越來越失去信心。
1943年8月 13日，毛澤東致電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據今年七月統計，全部在華日軍三十六個師六十萬人，國民黨只抗擊二十五萬人，共產黨抗擊了三十五萬人。全部汪精衛、王克敏的偽軍六十二萬人(大部分是蔣介石軍隊投敵偽化的)，國民黨只牽制了廣東方面的六萬人(但并不攻擊他們)，在華北、華中五十六萬偽軍，均為共產黨所抗擊，國民黨對之一槍不打。”46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向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作了題為《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的長篇談話。他指出：“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分為正面和敵后兩大戰場;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后，敵后戰場就在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場。”“敵后戰場有三個，即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后戰場。在華北敵后戰場抗戰者為八路軍，在華中敵后戰場抗戰者為新四軍，在華南敵后戰場抗戰者為中共領導的游擊部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現有四十七萬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五;國民黨的軍隊有幾百萬人，只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如果把全部日軍和全部偽軍合計起來，則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產黨的軍隊抗擊日偽軍總數一百三十四萬人中的一百一十余萬，即百分之八十四，國民黨的軍隊只抗擊了百分之十六。“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在華北、華中、華南這三個敵后戰場與十五個以上抗日根據地上，進行異常殘酷的非未曾目擊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戰爭，至七年之久。賴有這些敵后戰場，才挽救了中國免于被日寇滅亡。”葉劍英的這篇談話，毛澤東作過修改，在談話講到偽軍處，加寫了一段話：“國民黨之所以讓這些偽軍投敵，投敵之后不加討伐，并反而暗地和他們聯絡，其目的，不但為著在現時反對共產黨，而且含有深遠計劃，而準備在日寇失敗退出大城市與交通要道時，好讓這些偽軍藏其敵旗，打起國旗宣布‘反正’，占領這些大城市與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國民黨軍隊，進行全國的反共戰爭。幾年來在偽軍中流行的所謂‘曲線救國論’，就是為著這種叛變民族的目的，全體人民是應該現在就起來注意這種陰謀的。”47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說：在過去，在盟國政府與盟國人民方面，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抗戰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國抗戰的主力軍是國民黨，將來反攻日軍也主要依靠國民黨。“這些印象，直到現在還是統治著盟國朝野大多數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現了這種完全違反事實的現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只許國民黨的丑詆、惡罵、造謠、誣蔑，向世界橫飛亂噴，決不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真相稍許透露于世。” 從一定意義上講，在當今的部分網絡、微信甚至有的小報小刊上，70年抗戰中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又被重新置于此種境地。這種狀況，令人不勝唏噓。但毛澤東當時就已經指出：“但是事實勝于雄辯，真理高于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中外記者團與美軍觀察組，均先后沖破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延安了。這是關系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國的問題，這是關系中國兩種主張兩條路線誰是誰非的問題，這是關系同盟各國戰勝共同敵人建立永久和平的問題。”“關于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這一方面，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與中國輿論，已經成了定論了。關于共產黨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一方面，大多數的外國人與大后方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和封鎖政策為時太久的原故。但是情況已經在開始改變。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中，已經可以看見這種改變是在開始。這次記者團與觀察組的來延，將為這種改變開一新階段。”48
1944年9月18日，毛澤東在招待八路軍戰斗英雄代表的大會上講話指出：“武漢失守以來，特別是最近二年以來，中國抗戰形勢發生了顯著的巨大的變化。現在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人民部隊抗擊了在華的敵偽軍六分之五，國民黨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戰役，敵人如入無人之境，情形極為嚴重。中國不亡，是由于有了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地由我們支持了抗戰局面。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抗戰形勢。”49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社論《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與中國的救國事業》。社論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軍作戰一千余次，俘敵偽軍一萬余人，繳槍一萬一千余支，攻克敵偽據點四百二十座。七月以來的三個月中，進行大戰役十三次。總計今年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解放國土十余萬平方公里，人口五百萬以上。毛澤東在加寫的文字中說：“對于新四軍的勝利表示痛恨的，只有兩種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與中國蔣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們，不必說了。至于蔣介石，他有兩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歡迎：一件是反共活動，一件是《中國之命運》。蔣介石的千萬件反共活動中，尤以陰謀襲擊新四軍，逮捕葉挺將軍與宣布新四軍為‘叛軍’，最受日本人歡迎。當一九四一年春，蔣介石干出此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背叛民族的罪惡事件時，日本同盟通訊社曾嘉獎說：‘蔣介石幾年來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軍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蔣如何合謀危害新四軍，但是新四軍依然在發展壯大，依然在打勝仗。”50
有人說，國軍打了幾十場大會戰，戰死上百萬，損失了上百位將軍?？谷諔馉幉皇怯糜螕魬稹⒙槿笐稹⒌氐缿?、地雷戰就能打贏的。它是用重兵集團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國民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讓我們看看如下實際情況。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喪失國土共275.3萬平方公里;當時全國城市1200余座，丟棄1100余座，當時全國人口4.5億，遺棄同胞2.8億。51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國民黨軍隊“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52
日軍開始時對八路軍、新四軍并不放在眼里，按1：10進行戰斗配置，屢吃敗仗后改1：5配置，后再改為1：3甚至改為1：1配置。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戰斗配置卻是1：10，即以一個連建制的中隊或加強中隊打國民黨軍隊一個團，且幾乎每每得手。
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數量的國家。這些偽軍的絕大多數，卻是來自國民黨軍隊。而整個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19塊抗日根據地。
國民黨軍一級上將，軍事家，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他們對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當我提出游擊戰建議時，曾有人指出，國軍未演習游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我表示說，以打游擊戰起家的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游擊戰，國軍當亦能打游擊。再者，又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敵后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歷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53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曾對其兒子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調到其它地方?可以騰出手來呢?他們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并埃及，斬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54 在這里，羅斯福清晰地描繪出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中的地位與作用。而這其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卻牽制日軍超一百萬，東北抗聯牽制日本關東軍七十萬，國民黨軍卻僅牽制住侵華日軍約五十萬。從總體上說，究竟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呢?
有人說，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是消極避戰，壯大自己。開始抗日時，只有5萬余人，抗戰結束時，已多達120余萬正規軍。這是共產黨消極避戰的明證。
抗戰勝利時，共產黨軍隊組成部分都在與日寇短兵相接之處，而國民黨軍隊許多軍隊卻在與敵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陸軍大將、侵華日軍戰犯崗村寧次都承認：“共軍的確長于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55 日本隨軍記者藤原彰也說：“八路軍的戰術是，如果看到日軍擁有優勢兵力就撤退回避，發現日軍處于劣勢時，就預設埋伏，全殲日本士兵，然后奪走他們的所有武器裝備。”56
再看看臺灣史學家陳永發所說：“國民政府向來自居民族主義的正統，指責中共乘其全力對付日軍進攻之時，在日軍未能占據的廣大敵后農村地區活動，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軍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實力，并以二分的力量應付反對中共‘破壞’抗戰的政府當局。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系;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于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并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于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57 在抗戰開始時，國民黨的軍隊已經達到二百萬，到抗戰勝利時，竟然膨脹到六百萬。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才是靠消極避戰獲得的。而共產黨的軍隊從5萬余人到120余萬，卻是在抗日戰爭的浴血戰斗中成長壯大的。
為擺脫日軍追擊，1938年6月9日，蔣介石竟下令在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阻日軍，造成人為的黃河決堤改道，89萬百姓葬身洪水，390萬災民無家可歸，黃河在中華大地上肆虐咆哮了九年。接著，日軍繞道沿長江繼續進攻武漢。武漢失守后放火焚燒長沙城，燒死無辜市民3萬余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有30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殘害，南京城被日軍縱火和搶劫，致使南京城被毀三分之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據以上事實和數據，從總體和本質上說，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曾在抗日戰爭中處過“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動搖、彷徨、妥協、退讓，結果是消極抗戰、潰散甚至潰逃，并沒有起過“砥柱”的作用。還可以進一步清晰看出，唯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我們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決不否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應有的地位和成就。從整個抗戰過程看，盡管國民黨在前期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后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但國民黨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蔣介石先生不僅在抗日戰爭中，而且就其一生來講，其中包括在1958年大陸炮擊金門之時，他都不失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有其愛國的一面。而汪精衛一類的賣國賊則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當然，愛國和愛國主義是分層次和程度的，并有著不同質的內涵。共產黨人沒有自己所代表的階級的任何私利，唯有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其愛國和愛國主義是最高層次最徹底的愛國和愛國主義。而蔣介石及其政府雖有民族主義的愛國的一面，但與共產黨人的愛國和愛國主義有著根本性質的不同，蔣介石集團是讓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從于他們的狹隘的階級利益。蔣介石政府在抗戰中的各種表現，無論是抗戰，還是反共，或是妥協，等等等等，其目的是為著實現他們所代表的大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妥協、退讓政策，長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造成極大破壞，甚至幾度與日本談判，出現投降傾向，這是不容否定的歷史事實。但他們抗戰和愛國的一面，對于國家、民族和人民來說，無疑起著和起過進步的積極的作用。八年抗戰，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共舉行過22次重大戰役，殲滅日軍100余萬，國民黨軍隊傷亡321萬。國民黨軍隊的廣大愛國官兵更是在前線與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戰，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些，都很值得全民族尊敬與紀念。
四、“黨的思想上的路線”與“黨的政治上的路線”相互關系淺析及歷史啟示
（一）、“黨的思想上的路線”與“黨的政治上的路線”相互關系淺析
1．“黨的思想上的路線”與“黨的政治上的路線”的各自內涵。我們認為，“黨的思想上的路線”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指黨的指導思想的本身，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廣大黨員干部應當確立的正確的理想信念。二是指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對黨的指導思想學習、領會、掌握和實踐的現實狀況。二者是有機的統一并相輔相成。而“黨的政治上的路線”同樣是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指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當時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制定的體現黨的性質、宗旨的階段性的政治綱領。這一政治綱領是黨的階段性綱領與黨的最高綱領、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有機有效的統一。二是指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對黨的政治綱領學習、領會、掌握和貫徹的現實狀況。二者同樣是有機的統一并相輔相成。
2．“黨的思想上的路線”與“黨的思想路線”的關系。二者同屬于文化的上層建筑，它們既有聯系，又更有區別。如前所述，“黨的思想上的路線”是指黨的指導思想的本身和黨的各級組織與廣大黨員干部對黨的指導思想學習、領會、掌握和實踐的現實狀況，而“黨的思想路線”則是黨對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觀察和認識問題行為指南的總體要求?，F行《黨章》明確指出：“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一“黨的思想路線”亦即認識路線也常常被我們簡稱為“實事求是”，但這決不能說實事求是已經是存在于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思想中的客觀現實，更不是說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已經具備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具備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備了正確的理想信念。
3．“黨的政治上的路線”與“黨的政治路線”的關系。二者同屬于政治的上層建筑，它們同樣是既有聯系，又更有區別。如前所述，“黨的政治上的路線”既是指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當時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制定的體現黨的性質、宗旨的階段性的政治綱領，又是指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對黨的政治綱領學習、領會、掌握和貫徹的現實狀況。而“黨的政治路線”則僅指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時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制定的體現黨的性質、宗旨的階段性的政治綱領，是黨對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政治行為指南的總體要求。比如，黨的七大提出的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58 ?！饵h章》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黨的基本路線也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路線。
4．“黨的思想上的路線”與“黨的政治上的路線”的相互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黨的思想上的路線”中的黨的指導思想是“自在”，而“黨的政治上的路線”則是“自為”。二者既是理論與實踐、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又是有機統一并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們常說，只有理論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堅定。或說政治上的堅定，來源于理論上的清醒。都可以引申并說明“黨的思想上的路線”與“黨的政治上的路線”這二者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59 說到底，黨的思想上的路線是“為什么人的問題”即為絕大多數人即人民群眾謀利益，而黨的政治上的路線是“如何為的問題”即依靠絕大多數人即依靠人民群眾自身為人民群眾自身而謀利益的現實途徑和辦法。站在歷史的長河中，從整個社會結構講，一般來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組成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反作用；在特定條件下，這種反作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指的就是其中的這個特殊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思想上的路線決定黨的政治上的路線。毛澤東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指的就是思想的上層建筑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反作用。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則是黨的中心任務。黨的思想上的路線和黨的政治上的路線則是為這一中心任務服務的。在這一歷史時期，正因為黨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所以我們黨才成為了抗戰的中流砥柱。在任何時候，黨的事業要取得勝利，首先要依賴于黨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的正確，同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也必須正確地理解和執行黨的正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黨的歷次整風運動和學習教育運動，就是為了提高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正確地理解和執行黨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能力。
5．毛澤東同志在晚年雖然犯了錯誤，但是也提出了不少十分精辟的思想和觀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一深刻思想的闡發，就是直接基于對林彪提出的“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的批駁而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上政治上的結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說的“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這一結論，其中“組織上的鞏固”，則依賴于組織路線的正確。而組織路線則是政治路線的有機組成。毛澤東在晚年把思想上的路線與政治上的路線并列一起并把思想上的路線放在前邊加以強調，是十分正確與科學的。這是他在晚年對他自己30多年前所作結論的發展。
6．毛澤東之后的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和發展著毛澤東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一科學結論。1989年政治風波和1991年蘇聯亡黨亡國之后，鄧小平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他說：“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60 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多次講，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61 這都說明，決不是有了政權和執政地位，就可以一勞永逸、永遠執政；如果喪失了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就可能得而復失、亡黨亡國。這實質上是從一個側面呼應了毛澤東關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一論斷的正確。
（二）歷史啟示
1．在任何情況下，黨必須始終堅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處于亡國的危急關頭，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成為了抗戰取得勝利的思想政治保障，成功地將民族危機轉化為民族開始復興的契機。堅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關鍵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時要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今天，根本的出路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當今國情世情相結合，這其中就已經包含了借鑒古今中外的各種優秀文化傳統，而決不能盲目照搬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搞“馬教條”，也不能盲目照搬國外特別是西方的經驗搞“西教條”，還不能僅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指導思想搞“古教條”?？谷諔馉巹倮母驹蛉栽谡蔑@著這一真理。
2．在任何情況下，黨必須堅持始終為了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之基，是黨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階級基礎和力量源泉?？谷諔馉幍膭倮C明了這一道理。黨既存在于人民群眾之中，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又是最先進的部分，必須始終緊緊聯系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引導和團結人民群眾，以緊緊抓住前進道路上的各種機遇，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挑戰。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就要求我們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始終做到真心實意、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真心實意、全心全意為著他們，依靠他們，他們才會跟著黨披肝瀝膽，一往無前，去創造無比燦爛的明天。無論何時，不管黨面臨什么樣的困難和危險，只要真心實意地依靠人民群眾，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和危險。這也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3．在任何情況下，黨必須正確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規律。抗日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并始終緊緊抓住“中日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這一歷史啟示要求我們要深入研究我國當今社會各種矛盾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主要矛盾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深入研究當今我國在國際事務中所面臨的各種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不斷與時俱進，及時根據變化著的形勢，尋找正確的應對之策。
4、在任何時候，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必須保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始終保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絕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共產黨人特別是高級干部的世界觀涉及黨和國家變不變質、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黨的高級干部隊伍中若多幾個億萬富翁，我們的黨、國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特別是思想家，極而言之，還可能最終導致黨的轟然倒塌。艱苦奮斗、清正廉潔是黨的政治本色。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正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之所以得到制定與貫徹，黨的各級特別是高級干部的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是根本的保障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同樣需要這樣的本色。這一本色的本質就是要克服私心、出以公心。周永康等人現象，很值得我們的深思與警惕。果斷堅定地反腐，這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充滿信心的根本緣由之一。
5、在任何時候，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黨的正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確定之后，干部便是決定的因素。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對黨的事業必須絕對忠誠，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必勝的信念。抗戰時期，即使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同志都始終表現出抗戰必勝的信念。這對堅定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抗戰信心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在抗戰即將勝利的黨的七大上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的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62黨的十八大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我們心目中同樣應該懸著為現在的階段性綱領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和為將來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一方面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同時也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如果不能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或是看不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前這一階段性綱領而對它怠慢，都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63 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來源于理論上的清醒和堅定。而要做到這一點，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就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同時也是生產關系總和組成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文化上層建筑中的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在人的這一因素中，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素養更具重要性。這一重要性集中體現在：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高低，二是能否具有出以公心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從一定意義上講，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這兩個要素決定著黨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則更具根本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進一步鞏固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水平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全文刊載于《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注釋：
1《人民日報》2015年7月31日
2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頁。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冊，第24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中卷，第2頁。
5毛澤東：《反對投降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頁。
6金一南：《從空前覺醒到偉大復興——論抗日戰爭勝利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見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720/c85037-27328790-2.html。
7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8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
9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上卷，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32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54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69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62頁;毛澤東：《目前的國共關系和我們的策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30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0-51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53頁。
17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上卷，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63頁。
19《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262頁。
20《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391—392頁。
21《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08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2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38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79-480頁。
2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9頁。
26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60頁。
27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2-678頁，第694-698頁;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5-1062頁;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58-160頁，第593-596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55-156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2-652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59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2-709頁。
3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冊，第335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上卷，第666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上卷，第671頁。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34頁。
34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9頁。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0-42頁。
36《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56、158頁。
37參閱楊津濤：《蔣介石究竟有多少財富》，《時代人物》，2014年11月，第116頁。
38據《紐約時報》報道：《他們是賊，他們每個都是賊》，見觀察者網站：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3_01_05_118358.shtml。
39蔣介石：《蔣委員長對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訓詞(上)》(1938年1月1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2編第1冊，70頁;參閱仲華著《試論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問題》，《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0《人民日報》，2015年8月1日。
41《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3頁。
42《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7頁。
43《中國抗日戰爭史》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1頁。
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07頁。
4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下冊，第548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65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21-522頁。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35-536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46-547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48-549頁。
51陜西省《東方紅》雜志2005年第3期46頁。
52費正清、費維愷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2007年重印)，下冊，第11章第3節，第567頁。
53《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304頁。
54(美)伊里奧•羅斯福：《羅斯福見聞錄》，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頁。
55[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5頁。
56[日]藤原彰著，林曉光譯，《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頁。
57[臺]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332-333頁。
58《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01頁。
5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頁。
60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頁。
61《人民日報》，2013年6月19日。
62《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9頁。
63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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