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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不抵抗”的軍令讓大片國土在短期內迅速淪陷，但讓驕狂的日軍意外的是，中國軍隊并沒有完全放棄抵抗。有組織的抵抗在江橋、天津、淞滬展開，給日本侵略軍以迎頭痛擊。本文通過敘述江橋抗戰、天津事變、“一二八”抗戰的展開，展示當年的抵抗與抵之痛抗之難。
義勇軍江橋首挫偽軍
江橋抗戰是由多次戰斗組成的戰役，首戰之中的首戰，發生在1931年10月16日，據”九一八“事變不足一個月。這個義勇軍大規模抗日斗爭的揭幕之戰，擊敗了為日軍充當先鋒的偽軍張海鵬部。
“九一八”事變后，在日軍的拉攏下，洮南鎮守使張海鵬于1931年10月初宣布”獨立自治“，自封”邊境保安司令“。日本人在沈陽所辦《盛京時報》10月4日的報道稱，張海鵬”所部一個旅三個團，分配各地，擔任四洮沿線之警備“。叛國投敵后的張海鵬部，旋即成為日軍進攻黑龍江的前鋒，沿洮昂鐵路進擊。洮昂鐵路通過嫩江的鐵路大橋，當時是一座木橋，被稱為哈爾葛(或稱哈拉爾葛，蒙古語譯音，意為”黑色的崖岸“)江橋。10月15日，張海鵬手下少將徐景隆率部到達江橋一帶。
關于當天的一些情況，東北軍駐北平副司令行營情報處長沈能毅的電報稱：“本日(15日)下午1時，有日軍飛機一架由洮南出發，旋向泰來擲彈2枚，復到省城旋轉數周而去。查日軍掩蔽張海鵬叛軍進取黑龍江省城，飛機越過中東路向泰來鎮擲炸彈，其居心可見，上電足為鐵證。”
在日本飛機來助陣的次日(10月16日)，張海鵬部先鋒部隊在徐景隆的率領下，沿著洮昂鐵路進抵嫩江南岸。《盛京時報》報道此事的標題堪稱”囂張“——《張軍振旅進逼，齊齊哈爾休矣》。報道里竟狂妄地宣稱：”觀其形勢，張軍于15日日中即可進占該城(指黑龍江省當時的省城齊齊哈爾)。“但這個報道是不完全的。所以其在當天印好的版面上，以緊急補印新聞的方式，發出了這樣的消息：”(哈爾濱16日電)張海鵬軍與黑龍江軍在齊齊哈爾城外開始戰斗，形式激烈，勝負未分。“當然，當讀者看到報紙的時候，江橋抗戰的第一仗勝負已經見了分曉，黑龍江省防軍成功挫敗了張海鵬部的進犯。
要說明的是，打這一仗時，馬占山尚未到齊齊哈爾，率部抗擊偽軍的，是時任“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官公署參謀長”的謝珂。謝珂回憶當時向張學良請示，得到回電大意是：“如張海鵬進軍圖黑，應予以討伐。”他隨后和軍官們討論的結果是“應遵照電令施行，最后決議準備隨時迎擊。”謝珂還回憶：“16日拂曉，張(部)前鋒進抵江橋南端，我軍開炮迎擊。偽司令徐景隆誤觸我駐守江橋工兵埋在南岸的地雷身亡。我軍當即開出陣地進行襲擊，把張逆3個團一齊擊潰，四散逃走。同時我軍把江橋破壞三孔，阻止敵軍再犯。”
曾任洮遼鎮守使署軍法處上尉軍法官的黃顯升(瞧這名字起的，跟當時抗戰的英雄遼寧警務處長黃顯聲將軍音同字不同)，當時在偽軍中任職，他在回憶中詳細敘述了擊潰徐景隆部偽軍的情形：16日拂曉，徐景隆旅長率3個騎兵團向江橋奔來，先頭部隊抵達嫩江橋南，見江橋北端有兵阻截，就開了火，黑龍江省抗日部隊原以為開來的是日軍，后來看清了原來是張海鵬的漢奸隊伍，向徐寶珍團長報告之后，徐團長立刻下令：“打!”士兵們立刻還擊，橋上雙方槍彈互射，北岸的大炮這時也響起來了，打的張偽軍后續部隊不敢前進。徐景隆幾次下令要不惜傷亡沖過江橋，可江橋北岸猛烈的炮火，使張偽軍不能近橋上一步······徐景隆得知先頭部隊已傷亡很大，為了扭轉戰局，他想到前沿看個究竟。就在他觀察前沿形勢，尋找突破環節的時候，在走動中，踩到了黑省工兵埋在南岸的一顆地雷，炸掉了一條腿，當即斃命。徐景隆一死，張偽軍一時亂了起來。黑省抗日軍隊趁亂沖出陣地，齊向南襲擊······在黑省軍隊打擊下，(偽軍)前頭一亂，后續部隊立時潰散，四處逃亡，各奔他鄉。
要說明的是，此戰發生時，偽滿洲國還沒有成立，雖然徐景隆的“少將”軍銜是張海鵬封給他的，日后的偽滿洲國政府卻也承認了此軍銜，且將其作為“戰死第一人”。于是，徐景隆就成了偽滿洲國的第一個“少將”，也成為14年抗戰里中國軍隊擊斃的第一個偽軍將領。
天津再敗漢奸武裝
日本侵略軍通過“九一八”事變占領沈陽后，又將視線投向了華北的天津。這一次，他們用的是“以華制華”的陰謀。1931年10月間，日軍從冀魯豫地區招募了漢奸武裝2000余人，在天津日租界秘密訓練，然后依托這批漢奸組成“便衣隊”武裝，發放統一的藍色服裝，并佩戴黃色袖章為標記。
1931年11月8日晚10時許，日軍在日租界向漢奸武裝發出進攻令，自稱是“自治救國軍”的“便衣隊”分成多路沖出日租界，進攻天津市區的中國保安隊和警察的陣地。日軍則在日租界內開槍助威。這是繼“九一八”事變后，日軍第二次在大城市市區制造的事變，史稱“天津事變”。因為有日軍的督陣和撐腰，漢奸武裝公然在占領的建筑物上懸掛日本國旗。
早在事變之前，中國軍警就已接到日租界遞出的“便衣隊”要暴動的情報，河北省主席王樹常開會宣布：“我絕不做臧式毅(’九一八’事變時執行’不抵抗’命令的遼寧省主席，后投敵)，當民族罪人，讓天津父老兄弟罵我無能。”所以當漢奸武裝的行動開始時，中國保安隊和一線警察收到的命令是堅決抵抗，他們用迅速果斷的還擊，宣告天津不是沈陽。駐防天津的東北軍獨立第15旅也派出一個連(換保安隊的制服)上陣殺敵。中國軍警齊心協力，連續挫敗了漢奸武裝的攻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軍警還勇敢朝日租界內還擊。
午夜12時，張學良打電話給第15旅旅長姚東藩：“如果日軍發動戰爭，你在大沽與天津兩處，要不顧一切犧牲，支持7天，以待全軍集結。”這一軍令表現出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過去近兩個月之后，已看清“不抵抗”的惡果，有了抗擊侵略的思想。
戰至11月9日凌晨0時30分，日軍第7聯隊第10中隊的士兵澤田政治被擊斃，這是14年抗戰里在華北地區擊斃的首名日軍士兵。日本1932年3月出版的《抗日運動與天津事變》一書里記載：“在旭街(今天津和平街)北端警備中的一等兵(死后升為上等兵)遭到保安隊的狙擊，，前額被子彈打穿，成為皇軍最初的犧牲者，光榮戰死。”戰斗中，中國的水上警察還從水面與日軍展開對射。前述《抗日運動與天津事變》里記載：“5點左右，在山日街(今天津張自忠路)北端警備中的宮本武明曹長(死后升為特務曹長)，遭到了暗藏在白河民船中的保安隊的狙擊，也光榮犧牲。事態急轉直下。”所謂“事態急轉直下”，就是漢奸武裝雖是“一時占據了城內各機關”，但“不久其陣地就被保安隊奪回”。
“抗旨”打響“一二八”
1932年1月中旬開始，上海的局勢日趨緊張，日本為了獲得侵略借口，連續在上海制造事端。南京國民政府繼續“不抵抗”政策，要求駐守上海的第19路軍撤退，并派出何應欽勸說第19路軍軍長蔡廷鍇，稱：“現在國力未充，百般均無準備，日敵雖有壓迫，政府均擬以外交途徑解決。上海敵方無理要求，要十九路軍(第19路軍)撤退30公里，政府本應拒絕，但為保存國力起見，不得已忍辱負重，擬令本軍于最短期間撤防南翔以西地區，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
據蔡廷鍇記敘，1月26日撤退令就已經下達到一線：“政府的撤兵命令已到了，即轉令第78師區師長(區壽年)準于本月27日撤退完畢，但憲兵為到接防以前，須留小部隊仍在原陣地警戒。命令轉下后，相信上海局勢會由此緊張而(變得)和緩了。國家屈辱如此，我為軍人，殊覺無味。”如果按照這一局勢的發展，第19路軍本該在1月28日左右將陣地交出，然而就在1月28日夜9時，蔡廷鍇突然聽說虹口“敵方已吹號集合”。派人偵察，知屬實之后，蔡廷鍇打電話給在一線的第78師第156旅第6團團長張君嵩。張團長匯報后說：“現在虹口等處商民驚恐異常，憲兵尚未接防。據報敵寇今晚向我防區進攻，請示如何處置。”蔡廷鍇立即指示：“倘憲兵未接防，仍須固守原來防線，如日寇無故向我挑釁，我軍為自衛計，應迎頭痛擊。”但張君嵩的上級、第78師師長區壽年在戰后說得一段話，也許更接近開戰的真實背景：“······是張君嵩不肯交防打起來的，也是我區某不愿做亡國奴打起來的。如果當時照軍政部和參謀本部電令行事，還有什么淞滬抗戰呢?”
這一違反南京“不抵抗”命令的及時指示，讓因為憲兵接防遲緩而留在陣地上的部隊，在當夜組織起來，英勇還擊了進犯的日軍，拉開了“一二八”抗戰的帷幕。日軍在上海虹口一帶率先發起進攻的“上海(海軍)陸戰隊”第1大隊第2中隊，在虬江路一帶的淞滬鐵路附近，遇到了第19路軍的堅決抗擊。該中隊的海軍三等兵曹宮越光義被擊斃在虬江路上，這是“一二八”抗戰之中擊斃的第一名日軍士兵，也正是從這個成績開始，中國軍隊在以后的一個多月里持續重創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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