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糟糕的舊世界
在一個更長的時段中去看中國人民十四年的抗日戰爭，歷史演進的邏輯，將會有更加清晰。二戰結束之前的一百多年，是中國一段很不幸的時期。一次、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以及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蒙受失敗，我們耳熟能詳。進入中華民國之后，又有二十一條、巴黎和會失敗以及濟南慘案這樣的不幸事件刺激國人。
簡單說，近代史上中國反抗侵略的戰爭與及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外交努力，最終換來的，都是“不盡屈辱滾滾來”與“萬兩白銀滾滾去”這樣痛心疾首的結局。
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這是晚清史。但我們仍可注意到晚清也存在另一種積極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改造國家民族的力量。晚清的仁人志士，寄望于通過重塑政權，走上強國之夢，一洗國家之恥辱。他們的路徑，或是以追求清皇室立憲，或是通過外在的革命再造新邦。但究其本質，異曲同工。最終，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在并1912年成立一個在形式上統一南北的共和國，中華民國。
推翻清王朝的“中華民國”，對于傳統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中國。在1912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各黨派、知識界，對于這個新國家，都有很高的期待，有主張學習法國做成責任內閣制的，有主張學習美國搞總統制的。總的來說，這些主張或許存在很大的差異，甚至于南轅北轍，但是強國之夢，都是一致的。甚至于，我們可以認為，像楊度一樣，鑒于二十一條，要搞君主立憲的，其目的本身，也是要實現強國夢。
但是，很不幸，中華民國，很快就國不下去了。這只植根于民國本身就不是一個通過革命而塑造出來的共和國，它是南北妥協的產物，它的產生，包含了各種力量，尤其是包含了對北方軍事政治集團北洋系的妥協。
1916年袁世凱復辟失敗，身與名俱滅，中華民國也隨之四分五裂。北京政權主導者走馬燈似地換，軍閥各自為政，北與南爭，北與北爭，南與南爭。這樣的狀態，令當時人非常絕望，楊絳的父親楊蔭杭，當時是《申報》的時評人，他把民國看成了五代十國，他是這么講的：
皇帝之賤，莫賤于五代，親王之賤，莫賤于蒙古。需要少而供給多，其價必落；大總統當如是。今日國民之需要，不在大總統員數之多，止須有統一全國之大總統。(《楊蔭杭集》，p176，《民國與五代之比》)
僅從北京政府來看，僅1916年到1928年，政府首腦(總統或大元帥)，更換了9次，平均16個月換一人;24次內閣改組，26人擔任過內閣總理，最長的17個月，最短兩天，平均一屆內閣的存在時間是半年左右。
軍閥混爭，成了常態。全國范圍內的戰爭，主要圍繞南北紛爭、北與北紛爭展開，而連帶的，一些南北交界的省份，不是成了真空地帶，就是成了雙方爭奪的工具。四川省，地處南北之間，時而成為南北戰場，時而成為真空地帶，更成為一個特例，從1916年到1928年僅四川省在這段時期就發生了400余次內戰。至于全國范圍內的戰爭次數，更難以進行有效的統計。
總的來說，1916年之后的中華民國之糟糕，到了幾乎無月無小戰，無年無大戰的地步。國家茍延殘喘，群眾民不聊生。
1917——1918年中國軍閥割據圖。
1926年，國共兩黨發起北伐戰爭，試圖統一中國，結束軍閥分裂的狀態。事未竟而變已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國共分裂，隨之共產黨反動武裝起義，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這又是一次十年內戰的開端，要直到37國共再次合作抗日，才大體上上結束兩黨之間第一次的軍事競爭。
1928年，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張作霖退走東北，在皇姑屯為日本炸死。隨后，張學良東北易幟，大體上完成了中華民國又一次形式上的統一。
但軍閥混戰并沒有結束，1930年，發生了民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軍閥混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晉系的閻錫山，以及西北軍系統的馮玉祥，與蔣介石打了一場中原大戰，前后調動兵力達百萬之多，約三十萬人傷亡。
1931年，又發生了寧粵之爭，南京的蔣介石與廣州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為爭奪黨內的最高領導權，兵戎相向。
這是抗戰前的中國，軍閥紛爭的世界。顯然，軍閥本身，沒有能力結束軍閥之間的斗爭，最好狀態，只是形成暫時性的妥協局面，而在更多時候，軍閥之間的斗爭，則表現為各種各樣的軍事沖突與混戰。
在中國國內的整合與軍事斗爭遠未能結束之時，在1931年這個時間點上，日本人發動了9.18事變。
軍閥心態的避戰與消極抗戰
從抗戰爆發的時間點來講，中國遭遇日本之侵略，是處在了很不幸的時刻，內亂頻仍，黨爭紛起，積貧積弱。
一個大國，同心同德，哪怕國力在不斷衰弱中，也很難為外力一擊即潰。堡壘往往從內部被攻破，以中國歷史為例，南宋和南明，兩個偏安政權之間的反差，就可明了歷史的教訓。南宋政權，由皇權與相對穩定的文官集團主控軍政大權，延續了一個半世紀;而南明，自建立開始，就處在文官集團內部黨爭和軍閥競雄的政治格局之中，短短堅持了十七年，這還得算1648年之后抗清的主流，實際是張獻忠余部。
外人未摧折，家國已破敗。而民國的敗壞，也正由于其軍閥底色。從軍閥紛爭這個角度，去看前期的抗戰，很多問題，就能得到有效的解釋。
在局部抗戰之后，蔣介石所奉行的國策宗旨，是“攘外必先安內”。而這一政策提出時間，卻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的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內”，攘外，就是抗日的意思，不需贅言，而“安內”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們很多人理解的安內，單純為“剿共”之意。其實蔣之原意為要打兩個方面，剿共，不過其中的一面。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中，蔣如此解釋：
“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剿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即不能攘外。”（《中華民國史》第八卷，上，p92）
也就是說，“安內”，在31年提出的時候，指的不僅僅是要“剿滅赤匪”，還要“削平叛逆”。就此策略提出的時間來看，此時正處在國民黨寧粵爭權之際，國民黨元老、粵派領袖人物胡漢民向南京的蔣介石挑戰最高領袖權，而“攘外必先安內”，其意所指中的“削平叛逆”，首當其沖的，就是國民黨粵派，泛而言之，還包括盡管中原大戰失敗，卻仍然不贊成蔣介石各派系軍閥以及地方雜牌軍。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策的一塊極好的試金石，也能說明局部抗戰之期，蔣所奉行的抗戰策略。
一二八淞滬抗戰主戰部隊十九路軍，是較為獨立的部隊，既不隸屬于寧派，也不隸屬于粵派，所以，也就有了調解寧粵之爭的資格。因調解寧粵之爭，保護與會雙方安全，十九路軍偶然性地出現在了淞滬。又因其獨立性，不服從寧派要求后撤的命令，在淞滬抵抗越界的日軍，進而引發局部性的第一次淞滬會戰。一二八淞滬會戰，前后持續兩月之后，除了臨時組建的張自忠第五軍赴援之外，基本是第十九路軍以一己之力對抗日本對上海的進攻。
而此時，蔣的精銳部隊，主要仍在贛南，既要剿共，又要防止粵逆北上。在國內輿論洶洶之際，蔣勉強臨時拼湊第五軍增援上海，但后續的增援部隊，則始終不來。十九路軍最終因彈盡援絕、自身傷亡過大失去作戰能力，不得已退出戰場。但即便如此，十九路軍在上海一戰中，以民族大義為念，扛住了日本的四次增兵，彰顯中國軍人之本色，增中國軍人之榮譽，仍屬難得。
十九路軍淞滬抗戰舊照。
第一次淞滬會戰中國之挫敗，實因國民政府既無抵抗之決心，又無抵抗之實際支援，最終使得十九路軍幾乎陷于孤軍奮戰之絕境。也就是說，盡管蔣介石此時已經大體上完成了對黨內外“叛逆”的“削平”與統戰，盡管寧粵紛爭以蔣汪(蔣介石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合流的妥協方式，再次確定了新的統治格局，但在整個第一次淞滬戰役過程中，其南京國民政府的表現，卻常完全是一種軍閥性的做派：劃地自雄、愛惜實力、首鼠兩端。
往后的長城抗戰與及全面抗戰之初徐州會戰、豫東戰役，也再次說明了蔣介石所主導的南京政府與及中央軍，往往只是以一個大軍閥私屬部隊的面目出現：
1933年長城抗戰之前期，東北軍、西北軍在長城各個關口抗戰，而蔣介石卻坐鎮南昌調集三十個精銳師剿共，只派三個師北上增援承德，兵未至而城已失;長城抗戰之后期，各路軍隊欲一雪前恥，而中央之政策，是以戰求和，至有城下之盟《秦土協定》，割地求和，國土淪喪，為日后日軍入侵華北，敞開門戶。
37年全面抗戰之后，徐州會戰李宗仁以桂系和各雜牌軍人馬血戰臺兒莊，中央系湯恩伯部在邊上僅牽制敵軍而已，遲遲不見動靜，不出力，幾至延誤戰機，功虧一簣。
38年豫東戰役，桂永清以勝于日本人的精銳之師，不戰自潰。第8軍黃杰所部駐守商丘，競以電臺失聯奔敗。桂永清、黃杰，為蔣介石之嫡系，以奇恥大辱之敗而免受軍事法庭之裁決，事后又能馬上復出。足見國民政府之用人，亦以私人性依附關系為主。而為敗軍受難的，卻實河南、安徽數百萬黎民百姓。正因二人無緣故的奔敗，為延緩日軍南下進攻，以黃河決堤改道，數百萬人口受災、數十萬百姓遇難的人為慘劇。
盡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政府，較為積極地投入了全面的對日抗戰，但其間的一些表現，仍然說明蔣所領導的南京政府，并沒有放棄昔日軍閥的成見，并沒有真正地推動全民族的抗戰。
非但蔣介石本人在抗戰之初首鼠兩端，各路軍閥在抗戰初期，亦難有上佳表現。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九一八事變及其后的應對。九一八事變，實力大占優勢的東北軍不戰而拱手送出東三省，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張學良保存實力的意圖。又比如馬占山在東北的反復，其背后最為核心的考慮，即是自身的利益與地盤，而絕非民族國家利益為先。
從整個抗戰來看，對于資源的分配，也說明蔣介石系統與共產黨、原隸屬于各路軍閥系統之部隊的緊張關系。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有兵源，有武器，有糧草，而雜牌軍(實際上是舊軍閥系統的部分)，則一概全無，更惶論與蔣介石有十年恩怨的共產黨。
既要抗戰，又要保存實力，又要耗掉各諸侯的實力，這在武漢會戰之后，戰線進入到相持階段，尤其明顯。而各諸侯方針，多數則奉之以有限的抗戰，既要抗戰，又要圖存。圖存而不存，是為山東之韓復渠，抗戰而圖存，是為山西之閻錫山。更有一種軍閥部隊，不得中央之信任，又失了地盤，就干脆投敵做了偽軍，原西北軍馮玉祥系統，投敵不在少數。
據統計，從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國軍高級將領投敵。其中，原西北軍系統的，投敵46人，約占總比例的46%;東北軍投敵將領計有11人，約占總比例的11%;而中央軍系統，前后投敵只有7人，除一人“追隨”汪精衛之外，大部分是戰敗被俘，不得已而投降，后又反正。這也能說明在抗戰全局中，因資源分配不均衡，而導致各派勢力的離心離德，偽軍之養成，多半不由日軍之招降，而是受中央軍之排擠。
1931年至1939年，中國之抗戰，節節潰敗，固然有純粹軍事的因素，如日本在武器方面的優勢、兵員訓練方面的優勢、軍事動員的優勢，以及軍事組織、運輸方面的優勢，但這遠不足以說明強必然勝弱。歷史再往后幾年，同樣是中國，同樣是中國的軍隊，在國家百廢待興之際，勒緊褲腰帶抗美援朝，從鴨綠江邊一直打到三八線，擊退的，是軍事優勢世界第一的美軍。
一個軍閥性質、名義上的“共和國”，或者說，一個“軍閥共和國”，沒有能力抵御一個強悍的侵略者，這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反復證明的事實，這也是抗戰前期的慘痛歷史。
軍事抗戰，還是人民戰爭？
從單純的軍事史角度來講，一戰和二戰之間，有一個巨大的變革：即相對有限制的軍事性斗爭，轉而變成了全面戰爭。我們將視野從二戰拉回至一戰，在一戰最為重要、決定勝負關鍵的西線戰場上，卻是人類戰爭史上最血腥、最殘酷的陣地戰，或者“老鼠戰爭”。由于勢均力敵、也由于防御性武器的革新與進攻性武器無法突破敵方陣地，戰爭變成了非常專業化的軍人與軍人之間殺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總動員之類的現代民族國家才具備的新的全面戰爭已經被有效力地組織起來了，但是在軍事上，戰爭仍然是一小部分受過軍事訓練的軍人的專業殺人技能。但二戰并非如此，防御工事的強弱，不再是戰爭雙方的制勝法寶。二戰的戰場，遠比一戰要廣闊得多，在整個歐亞大陸與太平洋，戰爭在叢林、在沼澤、在山地、在天空、在平原、在海洋，甚至于在沙漠，無處不在。戰爭策略也由一戰的攻堅模式，轉而變成了以閃電戰、大縱深包圍戰以及通過島嶼鏈的蛙跳戰術這樣的新型戰法。總之，二戰同盟國與法西斯之間的較量，是國土縱深，是國家能力，是綜合實力的比拼。
在另一方面，戰爭動員能力更強、技術更精細、規模更大、覆蓋面更廣的戰爭，也將人類文明敗壞到了極致。盡管一戰期間有對于平民、戰俘的不人道行為，但相比起二戰之中法西斯諸國對戰俘與平民的屠戮來說，一戰仍然要克制的多。就中國戰場而言，戰爭初期，日軍在1937年淞滬會戰之后，沿路屠殺，直至制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累累白骨，至今仍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玻璃走廊之下，無聲訴冤;戰爭相持階段，日軍對中國內陸重要城市，進行無差別轟炸，制造大規模的平民傷亡，重慶大隧道千人窒息而死，就是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悲劇性事件;在華北，日軍的掃蕩政策，致使整村中國民眾罹難。日軍在華之罪惡，罄竹難書。
回顧一戰和二戰的差別，是想引出下面一個問題。兩次世界大戰，在最根本意義上的區別，不在于技術條件的革新，不在于戰術策略的變化，而在于，戰爭已經脫離軍事對抗本身，在戰爭面前，人人平等。這里的平等，是負面意義上的平等：戰爭無差別地威脅敵占區與非敵占區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面動員戰爭，推向了全民戰爭、民族戰爭。戰爭的勝負，不再是統治集團的變更，不再是王朝興替，而是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民族既不存，軍閥也無生存之余地。正是在此意義上，1935年召開的國民大五大，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系終于聯合起了西南系、桂系、晉系以及馮玉祥的西北軍系統，矛頭一致對外，指向日本，從而展開一系列軍事備戰、動員以及外交合縱。這種軍事寡頭之間面臨生死存亡的聯合，盡管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在抗戰初期，在最低限度上，確實動員了國內能動員的所有軍事力量，也使日本遭受重挫。
正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所指出：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手這一個時期內，國民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
盡管全面抗戰初期沉痛難堪，但必須承認國軍有其巨大的貢獻。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以及武漢會戰，正面戰場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卻頑強阻擊并擋住了日本的攻勢。淞滬會戰之后，日本“三月亡華論”破產，武漢會戰之后，日本短時間內再沒有能力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戰線得以僵持下來。這一戰線，要到1944年豫湘桂戰役因國軍一潰千里，才被打破。
然而，純粹軍事的斗爭與消耗，遠不足以戰勝日本。內耗與分裂，在全面抗日戰爭之后，仍然在繼續：國民政府二號人物汪精衛的叛變，導致了大批軍官與大量軍隊的投敵;各原屬于地方實力派的軍隊，因失去地盤，復又受到中央軍的排擠，也產生了大規模的投敵行為;在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防共也成了國民政府的一項重要軍事工作，至有皖南事變之發生。
內部分化，原屬于抗戰前二十年軍閥斗爭之繼續;蔣汪失和，汪精衛投敵，是國民黨內最高領導權爭奪之后續;從反共走向防共，是國內革命戰爭之繼續。統而言之，持久戰之遲久而不決，正在于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蔣介石國民政府缺乏足夠的權威以資號召，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更為重要的問題凸顯了出現，到底什么樣的戰爭，才能戰勝日本侵略者?是一場純粹軍事的戰爭，還是一場人民自覺反對侵略的人民戰爭?在什么樣政治環境與動員之中，人民才能被喚醒，才能真正成為為新的中國奮斗的戰士?
重慶與延安：兩種不同的政治空間
中原大戰、剿共、聯汪妥協，蔣介石在1930年代的最后幾個年頭里，建立起了軍事獨裁統治，盡管其統治基礎并不是那么穩固。
在1935年五大前后，國民黨黨內足以和蔣介石分庭抗禮的汪精衛勢力，因其在華北政策上的親日作風，逐漸被趕出國民黨中樞，胡漢民病逝，也促成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權力的進一步集中。
在訓政體制下，蔣對于政權與軍權是把控，仍屬于外在的強制性控制，它所依靠話語，是通過國民革命戰爭、反共剿匪以及削平叛逆構建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蔣介石政權依賴訓政話確立統治，其內在邏輯是，革命政權必須控制在領袖的手中，才能將革命進一步推向勝利，并且這種控制，帶有高度的軍事獨裁色彩。訓政體系暗示了一個前提，即共和國中大多數人民，因為缺乏教化，缺少經驗，沒有參與政治的能力，必須要通過軍政領袖的訓導，才有可能步入政治成熟。也就是說，在訓政體系中，國民黨秉持的政權結構，與北洋系的軍紳政體無異。在此意義上，大革命獲取的成果，僅為形式上消滅軍閥割據之勢，而沒有進一步的政治革新。
從歷史實踐來看，訓政理論在大革命時期軍事優先的實際狀況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但在革命已經完成，國民黨已經在形式上統一中國之后，從訓政轉入到憲政，卻成了至關重要的命題。1935年國民黨五大，將此議題提上日程，但由于對日戰事日漸緊迫、國民黨內蔣介石派力量對此抵制強烈，遂無果。而在整個抗戰過程中，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系力量，進一步伸展至原屬內地、邊緣地區軍閥控制區域，蔣本人軍事獨裁特征，并沒有削弱，一定程度上，仍在加強。
通過借助訓政話語，控制軍權、黨權與政權，構建起了蔣介石政權，但這種統治模式，仍是來自于上層的強制模式，它不足以控制基層、邊緣性組織與反對派。由此，在1930年代初期，產生了兩套新的控機技術，一，重新恢復保甲制度以應對基層組織;二，建立秘密特務組織以應對反對派。從整個實踐來說，保甲組織因戰亂與國民黨基層控制力弱，始終沒有實際作為，而真正發揮了作用的，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機構。
1930年代初期，以行使秘密任務為特征，獨斷權掌握在蔣介石手中的特務組織——軍統與中統，建立了起來，并逐漸擴張，甚至越出特務組織的職能，直接控制人事、財政大權。
軍統，是蔣介石特務統治一個典型案例。盡管國土淪喪，但是戴笠的軍統人數，卻在1937年到1945年得到了飛速擴張，其規模從幾千人擴張至五萬人之多。作為戰時的特務組織，軍統理論上最重要的任務應是鋤奸，但實際上軍統更多針對的是國民黨黨內的反對派、民主派，更有甚者，軍統甚至控制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財政部緝私署、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財政部貨運管理局的大權，以及交通警備司令部九個團的交警和上萬人的緝私武裝。軍統集特務權與財權一體的特征，很類似于明代中后期的錦衣衛組織。
戴笠（前引路者）陪同蔣介石在重慶視察。
這是抗戰中后期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的基本形態，一個壟斷黨政軍大權以及依賴特務組織控制人民與反對派的獨裁政權。戰爭的緊張感，地方勢力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個人獨裁的加強，使得重慶政府日漸被壓縮成一個封閉性的封建軍事寡頭獨裁政體。
高層極盡腐敗而人民食不果腹、強制性的抓壯丁征兵制導致兵卒皮病致死、缺乏有效訓練的士兵，使得抗戰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得不到實際的效果，豫湘桂戰役的大失敗，就是一個明證。
在重慶日漸成為國內民主人士所不抱希望、國外友邦觀瞻不雅、海外華僑不再傾慕的封閉性軍事獨裁政體之時，延安成了國民黨的對立面。延安在1940年代，成為了受人矚目的抗日大后方，恰恰是在與重慶的對比中呈現出來的。
早在1935年年底的瓦窯堡上，共產黨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策略，做了調整，該次會議提出：黨的策略任務就在于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這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統戰辦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面對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共產黨調整了其斗爭策略，從依賴工農，走向聯合全民族優秀力量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
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七大主席臺上。
1945年，抗戰即將勝利之際，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毛澤東是如此論述中國的命運的：
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兩個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國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存在于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面前。
既然日本現在還沒有被打敗，既然打敗日本之后，還是存在著兩個前途，那末，我們的工作應當怎樣做呢？我們的任務是什么呢？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一個！這就是我們大會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全黨的任務，這就是全中國人民的任務。（毛選，卷3,1025—1026）
也就是說，抗戰并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追求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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