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去世了。雖然撒切爾夫人與蔣介石先生和毛澤東先生都不相識，也不可能直接打過交道，但是圍繞著香港問題，從他們身上，卻可以看出時代的變化，各種力量的興衰。
撒切爾夫人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插曲是在1982年在出北京人民大會堂下臺階時摔的一跤。據說，撒切爾夫人在與鄧小平談判香港問題后心里總有些不爽，甚至埋怨鄧小平的的“粗魯”。或許對鄧小平的“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不是阿根廷”的強硬態度有點不滿。其實，這也在情理之中。現在回顧香港漫長的的回歸過程，對今天仍很有現實意義，也算是對撒切爾夫人去世的一種紀念。
現在有些人喜歡“還原”歷史真相，其中之一就是當年蔣介石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歷史上是有那么回事，蔣介石也有所貢獻，但完全沒有夸大其詞的必要，且不說1943年1月，中美、中英簽訂了平等新條約后不久又有一個不平等的中美新協定。而這個新協定出現了“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的美國在華軍人的新的治外法權，而且為害更烈。(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1943年后的蔣介石政府簽訂的其它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就暫時不在這篇文章提了，因為此文主要談香港問題。
1942年10月下旬，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鼓勵蔣介石配合美國政府盡快結束戰爭，通過外交途徑在中國進行了一次旨在廢除美國在華不平等條約、重新締造一個中美新約的外交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一致認為，如果中國能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時機，有可能取得二戰后收回香港主權的成果。蔣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上述建議，并把戰后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權的希望，全部寄予美國戰時的重新締約談判上。
當中英開始談判時，英國大使薛穆(Seymout)知道那個廢舊約定新約不過是“過場戲”，沒想到蔣介石政府還當真，竟然要收回香港。于是請示英國當時的首相丘吉爾。英國當然不會同意交還香港。蔣介石只好求助美國對英國施加壓力。這個談判過程持續了一段時間，蔣介石不斷從開始的立場往后退，由初時提出戰后從英方手里討還香港的主權，退而提出二戰結束以后英國應歸還被租借的九龍地區。雖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這樣的讓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約》中寫上這么一句根本就不能實現的話。因為這樣可以給他一個臺階下，以便給中國政府和他一個面子。后來，蔣介石見英方談判代表拒絕了這一建議，又通過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約》之外，采取口頭的方式談到“戰后九龍歸屬問題”。可是，英國談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爾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龍的戰后歸屬問題上寸步不讓。為什么蔣介石對收回香港地區如此不遺余力，因為他已經認識到：“如果英國方面連這種口頭上的許諾也不答應，那么這樣的新約就毫無意義。”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年蔣介石政府廢除的不平等條約，廢除的基本上是“中國沿海沿江條約口岸及要城，為日本占領后，美英在中國原有的特權實際多已不能享受”的東西，是一種“惠而不費”舉動(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現在有的學人熱衷于重說中國近代史，對于香港問題，自然又有新見解，比如有位叫秦暉的就說：“如果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半個世紀后，我們才收回香港澳門，就不能不承認，在那短短幾年內，又是在內憂外患天災人禍如此之多的亂世條件下，中國能接連收回青島、威海、湛江等重要口岸和許多租界，實現關稅自主，在取消治外法權方面取得關鍵進展，堪稱奇跡。”這段話的某些內容或許有一定道理，但那個“半個世紀之久”的說法卻難言嚴謹。不過，這也是當下某些學人的通病之一。
鄧小平之所以敢于對撒切爾夫人“粗魯”，道理不言自明，中國已經不是1949年以前的中國了，盡管現在某些人還在熱捧那個時代的舊中國。中國當今的為何國力強盛的起源，不但可以追溯到新中國誕生的1949年，也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延安時代。1946年12月，毛澤東在與幾位外國記者進行交談。當記者問到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態度時，毛澤東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么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好，先急著要這塊小地方干嘛!將來可以按協商辦法解決。這就是孕育了解放后我們長期沒有收回香港并最終通過談判解決的思路。這種策略，一來有可能分化英美鐵盟，二來準備應對解放后可能面臨的西方封鎖。
毛澤東關于香港的談話是高瞻遠矚的。1949年10月17日，已到達香港的北部邊境的人民解放軍，傳話給港英當局，說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維持和平并準備恢復貿易和重開廣九鐵路。英國人敏感地注意到這是“維持香港現狀”的暗示，非常默契地抓住了這個機會。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這一著棋是極具戰略眼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認為非共產黨國家不必急于考慮承認”，企圖把承認作為迫使中國共產黨就范的杠桿之一。而美國最為關心的就是它的頭號盟友，同時也是英聯邦盟主的英國。1949年10月14日，美國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又迫不及待地致電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很不客氣地要求英國在承認方面的任何步驟要事先與美國充分協商，因為“一個在遠東有類似利益的大國采取獨立行動的任何表示都有可能被中共加以充分利用，并將不可避免地對亞洲獨立國家的決定和合作產生負面影響”。當年的資訊條件肯定比現在差得太遠太遠，估計毛澤東當時并不知道這則電文，但毛澤東也肯定預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這則電文后的第三天，人民解放軍就勒馬深圳河，傳信港英當局。英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馬上決定將“率先承認”，并在《華僑日報》上以大標題刊登：“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共”。就這幾天的功夫，硬是把英美鐵盟拉開了一道口子，其意義不言自明。隨后的事實證明，決定留下了香港這個“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聯系和溝通的“橋梁”，確實為新中國的鞏固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關于這一點，說得最傳神的還是美國著名學者羅斯o特里爾，他的《毛澤東傳》是西方數百種毛澤東傳中的最被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在談到香港問題時寫道：“盡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澤東不打算碰香港，這是一只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為祖國下很多金蛋的鵝。”毛澤東在1963年8月9日在與外賓談話時還指出：“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不動它并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當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談香港問題的時候，鄧小平要談的無非是英國怎樣站好最后一班崗的問題，其他的免談!這種底氣從何而來還用說嗎?
不管怎樣，撒切爾夫人的后來的明智還是值得贊揚的。她說：“中國領導人對談判采取了高瞻遠矚的態度，對此我謹向他們表示敬意。”
這個高瞻遠矚的態度首先還是要歸源于毛澤東，不知撒切爾夫人意識到了這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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