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之后，對中國而言，對日一戰無可避免，這在全國已成共識。因此，年輕的毛主席在辛亥革命后救斷言，二十年內，中日必有一戰。就在此時前后，北洋政府內部雖然也存在親日派，但在北洋將領圈子里，對日必有一戰也是共識。所以，袁世凱與段祺瑞都說過，完成全國統一的任務后，就要整軍經武，準備對日戰爭。1930年前后，日本駐華軍隊日益猖獗，中日間爆發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大，打不打的問題漸漸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什么時候打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在干什么呢?打內戰。
北伐戰爭結束后，國民政府就開始考慮裁軍方案，整編軍隊，把各地的部隊都改編成正規化的國防軍。李宗仁回憶錄里對此事講得比較清楚。委員長當時的打算是，最好把地方部隊都裁掉，就剩下中央軍。但是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他們都不同意，認為北伐的時候，對敵作戰地方部隊是主力，功勞最大，怎么要裁軍了，反倒是要先裁地方部隊?
幾個地方部隊里面，馮玉祥的西北軍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在華北策應北伐出力最多，對委員長威脅最大，也就是委員長裁軍的首要對象。晉軍戰斗力最弱，對委員長威脅最小，為了拉攏閻錫山支持裁軍，委員長就提出來一個方案，把桂軍和馮軍都多裁一點，然后中央軍和晉軍基本保留。閻錫山對這個方案當然很支持。會上吵得不可開交，到后來馮玉祥干脆請假閃人了。委員長就指示老閻把馮誘騙到太原，然后軟禁起來了。等到桂軍反蔣失敗，地方軍閥救剩下閻錫山一家了，很顯然就是委員長的下一個對象。
這時候，老閻才著急了，又把老馮請出來，兩個人一起反蔣。一開始，老馮的西北軍部隊負責打仗，老閻負責供應。委員長使出傳統的技倆，各種收買，各種分化瓦解，把老閻給分化出去了，老馮自己的部隊里韓復榘、石友三這些人也被分化出去了，馮閻反蔣失敗。然后，委員長再拿出來一個裁軍方案，將老閻的軍，老閻著急了，又聯系桂軍、粵軍、馮軍和奉軍一起反蔣，打起了中原戰爭。西北軍戰斗力比較強，一度占據優勢，并制訂了一個龐大的攻勢計劃，但是碰上下雨，沒能執行，主動權就轉到委員長這邊了。關鍵時刻，一直在關外作壁上觀的張學良突然宣布，要率三十萬東北軍入關“調停”。毫無疑問，張學良一入關，救威脅馮閻后背，形成與中央軍夾擊馮閻聯軍之勢，馮閻于是失敗。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張學良電請中央給以支援，讓他打回老家去。但委員長給他回電指示說，不要著急，先穩住，坐等國際調停。不得已，張學良只得坐視東北淪陷。轉過年，日軍又借故尋釁，在上海發動了淞滬戰役。這時候，在上海駐防的是蔣委員長從粵軍中分化出來的蔣光鼐、蔡廷鍇的19路軍。19路軍孤軍苦戰了一個多月，連電請援，委員長說是要堅守待援，但是中央軍卻遲遲不來，最后只能和日軍簽訂了一個城下之盟。而且，為了安撫日軍，19路軍抗日不但無功，反而成了罪過，19路軍被從上海調防福建，去參加圍剿中央蘇區。
這里順便說，其實蔡廷鍇還參加過南昌起義，當時是師長，半路上才脫離部隊走了。蔡廷鍇到了剿共前線才知道，剿共這不是個好差事。一方面，紅軍英勇，19路軍損失大;另一方面，打完仗，委員長不但不給補充，反而借機縮編，還準備和粵軍夾擊19路軍。迫不得已，蔣光鼐、蔡廷鍇發動閩變，請出老領導李濟深領頭，以抗日為名，在福州搞了一個中華共和國政府，并且跟紅軍達成了和平協議。然后，蔡廷鍇又聯絡粵軍和桂軍，準備將部隊在衡陽集結，然后沿現在的京廣線北上抗日。委員長還是老辦法，一邊政治交涉，表面上言辭申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一邊收買分化，一邊調集部隊，準備撲滅。這時候，紅軍是教條主義當權，所以沒能配合蔡廷鍇他們作戰，反而在中央軍南下的時候主動讓開了道路，讓中央軍去打19路軍。
再接下來，就是華北的方振武、吉鴻昌的部隊號召抗日，并且將隱居泰山的馮玉祥請出山。這時的馮已經是落湯的鳳凰不如雞，原來的西北軍系統已經做鳥獸散，而且他在綏遠奪的就是他原來的部下宋哲元的權。馮玉祥從泰山舉家遷往綏遠，以示全家為國赴難的決心。在隨緣，他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并且發動了對倭寇的作戰，還收復了幾個地方。這時候，委員長不但沒有支援，反而要求馮玉祥解散抗日同盟軍，并派部隊北上，威脅抗日同盟軍后背。就在這時，日軍也調集部隊，準備向抗日同盟軍反攻。馮玉祥眼瞅著抗日無望，只好解散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再次通電下野，去黃山“讀書”。方振武和吉鴻昌不服，繼續堅持抗戰，被委員長和日軍前后夾攻，并且抓住了方吉二人。方吉逃出生天后，吉鴻昌避居天津，后來潛返華北，還是被蔣委員長抓住，最后處死了。
這還不算完，這兩次抗日高潮被撲滅下去后，粵軍和桂軍聯盟，又準備發動抗日了，而且要求委員長讓開他們背上必須經過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的通道。同時，粵桂聯軍將部隊集中到了衡陽。委員長當然是故伎重施，拉攏收買，分化瓦解。粵軍的前鋒部隊是余漢謀，時為師長。委員長給與韓某許以高官厚祿，余漢謀立刻率兵從衡陽回師攻擊廣州，陳濟棠措手不及，治好也通電下野，去了香港當寓公。這次沒搞成，桂軍還不死心。1936年，紅軍長征已經到了陜北后，桂軍在西南發動，組織部隊，呼吁全國抗日，也聯絡了紅軍，可惜事機不密，又功敗垂成了。
這時候委員長不知道中日必有一戰嗎?當然知道，但是委員長堅持認為，攘外必先安內，必須先把內部整理好了，然后才能與倭寇作戰。
委員長很清楚，各地軍閥們雖然都是以抗日相號召的，但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抗日只是借口，反蔣才是本意。而且，經過中原大戰，地方部隊的損耗已經相當大了，沒有恢復起來。這些地方軍閥的抗日軍事動員最終都能被委員長撲滅，就是這個原因。經過中原大戰，粵軍、桂軍和閻軍這幾個當時主要的反蔣力量都聯合起來，也不是中央軍的對手。所以委員長很清楚，如果他俯順民意，真的舉全國之力與倭寇一戰，以收復東北，那么肯定是要以中央軍為主力，而這就意味著，中央軍會在對日作戰中有重大損失。可以說，這時候委員長離翦滅地方軍閥勢力、完成真正的統一，已經不是那么遙遠了。而一旦開始抗戰，中央軍肯定要充當主力，消耗必然大于地方部隊，那么也就不能完成統一了。所以委員長一直堅持說，攘外必先安內。
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地方部隊的抗日熱情背后的實際情況。在華北與日軍直接對峙的是宋哲元的29軍，所部編有四個師，加上地方保安部隊，人數約在十萬左右。但是盧溝橋抗戰一開始，宋哲元并不打算全力抵抗，而是主動后退，穩定陣線，要求中央派部隊增援，并且給以財政上的補充和支持。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張公子也向委員長提出過近似的要求。所以委員長在這個事情上就很費躊躇，舉棋不定，左右搖擺，一會兒說要與倭寇決一死戰，一會兒又說要繼續談判。甚至到華北抗戰已經全面開始了，他的廬山談話也已經發表了，他還是希望能由國際上調停，達成妥協。
淞滬戰役前，張治中曾向委員長建議先發制人，委員長雖然表示同意，但是始終沒有下定決心，而且沒有作出相應的部署。所以，淞滬戰役雖然在國軍的戰史上也可以算是英勇悲壯了，但結果卻并不好。這里的原因就在于，委員長并沒有下定決心真的與倭寇全面開戰。如果他是真的想與日寇全面開戰，那么他肯定會集中兵力，選擇好戰場，速戰速決，將在上海的日軍一舉殲滅。這是軍事常識，委員長肯定懂，不會不懂。但他沒有集中部隊，而是根據日軍增兵的情況不斷向上海不斷增兵。
整個淞滬戰役期間，國軍先后投入的部隊達到六七十萬人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國軍精華，但是卻沒能解決倭寇。而且，在這種態勢下，委員長沒有采用大兵團圍殲的戰法，而是分批次輪戰，讓各個部隊都久戰疲憊，破損不全，然后再換一撥上去。戰役持續了三個月，日軍從金山衛登陸，抄襲國軍后路，對國軍形成夾擊之勢，委員長只好下令放棄上海戰場，退到蘇嘉國防工事線上再做抵抗。但是這些部隊指揮系統紊亂，又都是久戰疲憊之師，一撤退就成了大潰敗，到了蘇嘉國防工事，居然找不到鑰匙進門，只好踐踏而過，一口氣跑到了南京一帶。
委員長不傻，打仗這么多年，基本的軍事常識肯定是有的，為什么這么做呢?因為這個仗是打給國際友人看的。委員長的想法是，上海是帝國主義勢力錯綜復雜的地方，長期持續的戰爭肯定會損害各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只要堅持打下去，戰爭不結束，總有一天列強會出面干預，進行調停。所以，整個戰役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不知道戰役要達到什么目的，也不知道這仗到底怎么個打法，反正就是死了一批換一批上去，再死了再換。從這個意義上說，蔣委員長不是不抗日，而是沒有決心，總是搖擺不定，在戰與和之間徘徊，坐失戰機。而倭寇則一步一步前進，積少成多，終于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最終演變成了抗戰初期日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
而抗戰形勢的發展則是，正是因為抗戰，各地軍閥雖然在內戰中各為私利，但對日作戰卻都十分勇敢，最終也損失慘重。而蔣委員長親自締造和指揮的中央軍則游而不擊，保存實力，接收美援，坐等抗戰結束后摘桃子，統一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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