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在南京開始其全國當政的歷程后，奉行一黨“訓政”理念，在政治上建立不受監督的“黨治”，經濟上創立由國家政權控制的經濟體系，企圖經由中央統一的、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政策而達成其“建國”目標。國民黨在政治上的“黨治”得益于北伐戰爭的疾風暴雨而一夕告成，而其經濟統制政策的實施則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成效也不及政治上的“訓政”和“黨治”那般顯然。不過，抗戰爆發后內外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戰時集中資源支持戰爭的需要，使國民黨實施經濟統制政策的進程明顯加速，以“四行兩局”(中央、中國、交通、農業銀行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為代表的國家金融資本和資源委員會為代表的國家工業資本，逐漸在中國經濟的相關領域占據了壟斷地位，而國民黨“訓政”體制下“黨治”之無人、無力監督的狀況，使負責管理、運作這些國家資本的各級官員利用其權力尋租，貪污腐敗的情況不斷出現并日漸嚴重，由此亦使國民黨控制的國家資本漸以“官僚資本”之名義而為社會各界所詬病，并為輿論所強烈批評。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控制的國家資本力量達至其歷史最高峰，而同時社會各界對“官僚資本”的批判聲浪亦擴大至各個層面，甚至國民黨高層內部也無法漠視此等批判與事實。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其黨內對戰后經濟政策及其實施成效以及由此引發的“官僚資本”問題曾有激烈的討論和爭執，本文即以此為中心，討論“官僚資本”在國民黨高層內部引發的爭論及其與腐敗關聯的有關問題。[1]
一、戰后國家資本的急速膨脹及其社會反響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獲得最終勝利，國民黨也因其執政黨地位而基本壟斷了戰后接收，從日偽手中獲得了其執政以來最大的一筆經濟、文化、教育、社會資源，[2]并幾乎全部轉入官方的控制。正是因為接收，原日偽產業中的大多數以自營、轉讓、標售、拍賣等方式，轉移到國民黨當局手中，從而使國民黨控制下的國家資本急速膨脹，并發展到其最高峰。據估計，戰后中國資本總值為142億元(按1936年幣值計)，其中國家資本占54%(戰前為32%);如果以分類計，則國家資本占產業資本總值的64%(戰前為22%)，金融資本總值的89%(戰前為59%)。[3]可以說，當時的國家資本已在中國產業資本中占據了優勢地位，并在金融資本中占據了壓倒優勢地位，反映出國民黨歷經20余年的經營，已經建立了由國家政權掌控的、可以左右中國經濟發展的、集中在官僚經營下的經濟體系。
戰后國家資本的膨脹，一方面是原有單位規模的擴大，如“四行二局”、資源委員會等，另一方面是新建的若干壟斷性大公司，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鹽業公司等。原有國家資本單位發展的代表首推資源委員會。1946年5月，資源委員會由隸屬于經濟部改為直屬行政院，規格提高為部級單位，下屬九個重工業部門與兩個輕工業部門，共96個單位，員工22萬余人。[4]生產量占全國產量的百分比為：電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鋼鐵80%，有色金屬90%以上，基本控制了中國的重工業生產。[5]新建國家資本單位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為代表，國民黨不顧當時強烈的民營呼聲，將接收的日偽紡織業交國家壟斷經營，在1945年12月組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下屬85家企業，囊括了紡織業的幾乎所有部門，員工7.5萬人，擁有紗線錠占全國總數的44%，布機占55%，棉紗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40%，棉布產量占70%，[6]從而使國家資本在原本并無任何基礎的紡織業幾乎是一夜間就建立起具有壟斷性的地位。而且，中紡公司作為國營壟斷性企業享有種種特權，如低息貸款、官價外匯、低價棉花，以及免受限額收購、壟斷紡織業進出口貿易等，在與民營紡織業的競爭中具有特殊的優勢地位。
國民黨政權控制下的國家資本，有多種實現形式。[7]經濟學家王亞南將其大體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資本，即由官僚自己參股或經營的企業;其二是官僚使用或運用資本，即名為國營企業但由官僚處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資本，即既非自己經營，也非通過國營形式運用，但卻因種種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資本。[8]在這三種形式中，第三種形式牽涉較廣，概念有欠嚴密，姑可不論。第一種形式屬于官僚個人資本，亦即純粹意義上的官僚資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揚子公司等。而通常所說的國家資本大多以第二種形式出現，即名義上為國營公司，由國家政權控制及支配，但實則操縱在企業負責人即官僚個人之手。由于這些企業負責人的派系與人際關系及其個人素質等因素，使得企業運營往往成為部門、集團甚或個人謀利的工具。無可否認的是，因為這些企業國有而又由官僚掌控的特性，國民黨內確有一批權貴、官僚、豪門、世家，利用權勢尋租，以國家資源為自己謀私利，從而成為社會眾矢之的。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國家資本無論其運作形式如何，有無官僚豪門插手，均被外界和輿論指為“官僚資本”，遭至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見出自經濟學家馬寅初。[9]而歷史學家傅斯年也曾經不假辭色地抨擊說，中國的國家資本“糟的很多，效能兩字談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于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10]曾有國民參政員提出議案，痛斥“官僚資本往往假借發達國家資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論為掩護，欺騙社會。社會雖加攻擊，彼等似亦有恃無恐。蓋官與資本家已結成既得利益集團，聲勢浩大，肆無忌憚也。”要求公務員及公營事業人員，應宣誓不兼營工商業，如有兼營者應在兩者間作一選擇，否則任何人得告發之;如有利用職權經商圖利者，應依法加重處罰。[11]
對于“官僚資本”的社會抨擊，多始于抗戰后期，其影響逐漸蔓延到國民黨內，其黨內部分“清流”人士也開始呼應社會輿論，批評“官僚資本”。由于蔣介石長期信任以宋子文和孔祥熙等為代表的財經官僚，在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派系矛盾作用下，不當權的非主流派、缺乏實際權力而又自奉“效忠黨國”的黨務系統干將以及抱有各種目的的其他各色人等，亦紛紛借此發難，攻擊當政的宋、孔等人。一時間，在國民黨內甚而形成以批判“官僚資本”為號召的特異現象。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后，由CC系文宣系統控制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曾多次發表社論，抨擊“官僚資本操縱整個的經濟命脈，且官僚資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權力，壟斷一切，以妨礙新興企業的進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資本，如果不從此清算，非僅人民的利益，備受損害，抑且工業化的前途，也將受嚴重的影響。”提出“我們應該查一查，黨內的官僚資本家究竟有若干?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是國難財的累積，還是勝利財的結晶?是化公為私的贓物，還是榨取于民間的民脂民膏?并且應該追究一下，這些年中間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一切政策和方案擱在一旁的，究竟是誰?把財政經濟弄到今日不可收拾的田地的又是誰?然后實行一次大掃蕩的運動，從黨里逐出官僚資本的渠魁，并沒收其全部的財產，正式宣告官僚資本的死刑。”[12]由此構成了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討論“官僚資本”問題并引發激烈爭執的大背景。
二、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官僚資本”問題的爭論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屆二中全會。這是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后召開的首次中央全會，也是全盤檢討并決定其戰后政策及施政綱領的重要會議。有關對共關系、對蘇外交、東北問題等等，都成為全會討論的重點，而日漸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亦為與會者所關注。4日，財政部長俞鴻鈞、經濟部長翁文灝分別向全會報告財政及經濟工作，他們的報告就事論事地談及財政、經濟的一些具體問題，并對政府政策有所解釋與維護，但對與會者關心的如何解決收支平衡、穩定物價、公平接收、懲治貪腐、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等重大問題，并未多見提及，結果引起部分與會者的強烈不滿，成為全會討論的熱點。
3月5日，六屆二中全會舉行第四次會議，集中討論經濟問題。蕭錚(中執委)首先發言，表示對經濟報告“根本不滿”，認為經濟問題在于忽視民生主義，沒有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反而培養了官僚資本，統制經濟亦全失敗，派遣接收人員不廉，社會指責甚多。他直率地提出，這些失策之處，應由經濟部負責，經濟部長如承認錯誤，應即辭職，否則，全會應予罷免。
賴璉(中執委、海外部副部長)認為：現在的經濟，只見通貨一天天膨脹，物價一天天高漲，可說民窮財盡，水深火熱，老百姓的厭惡心理都集中到政府身上;病根所在，就是沒有實行民生主義的財政經濟政策，以致一切落空。他提出，應清算責任，明是非，嚴賞罰，有辦法的拿出辦法來，沒有辦法就光明磊落的退下去。他將不能實行民生主義的原因歸于官僚資本作祟，認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運用公家資金及其他力量，操縱物價，把持國營事業，破壞國家信用，就是官僚資本;而官僚資本猖獗的結果，使工商凋敝，建設無從著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全國財富漸漸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可謂是危機四伏，大難臨頭。他要求必須實行官商分開，實行官吏財產登記，絕對不許官吏經商，以消滅官僚資本。
吳鑄人(中執委)認為：當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經濟，如果經濟問題沒有適當解決辦法，前途將不堪設想;而經濟問題之不易解決，是官僚資本的作祟。他疾呼，這些人就是革命的對象，我們千萬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吳紹澍(中執委、上海市副市長)在發言中指責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帶頭漲價，應對上海的物價上漲負責。他質問宋子文對人民和公務員活不下去的情況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長應為此負責，如果說沒有辦法，可以向二中全會辭職。
鄭亦同(候補中執委)說，國民黨本來不準官吏經商，但現在官吏經商遍地都是，此問題不解決，任何經濟部長也無辦法。希望中央或監察院加以調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護以經商的有多少人?他們做的金融、商業和工業究竟有多少財產?調查清楚以后，拿公允的辦法去處理。
在當天的討論中，以劉健群(中執委、三青團副書記長)的發言最為慷慨激昂，他強烈批評財政部和經濟部的報告既沒有看到整個問題的嚴重性，也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認為現在的問題十分嚴重，時機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當局疾呼：有辦法的趕快拿出來，沒辦法的說出來;有辦法的擔起來，沒辦法的放下來。他的發言得到全場的鼓掌歡呼，于此亦可見當時的場內氣氛。
綜合5日的會議討論，發言者基本站在對國民黨財政經濟政策的批評立場，幾乎沒有人說當時經濟政策的好話，而對“官僚資本”卻有嚴厲的抨擊。其實，發言者批評的官吏經商、官商勾結的情況，與會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中未必就沒有，但鑒于會場的氣氛，這些人即便不同意發言者的意見，但也不便或不敢公開反對。不過，應該注意的事實是，發言者以在行政當局沒有實際任職的黨務系統尤其是CC系中央委員為主(包括本文未引用的發言者的身份)，他們在理論上更堅持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黨統”，常常將民生主義掛在口頭，故對所謂“官僚資本”謀利的情形確有不滿;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國民黨以行政為重心的權力體制下，不能掌握實際的資源，從而與行政當局有很深的矛盾，往往借題發揮，表示自己的不滿與怨氣。因此，他們對“官僚資本”的抨擊，究屬固持“黨統”理念，還是企圖以此掌握更多的資源，以在國民黨當政時分一杯羹，還可探究，至少，后者在他們心中所占的分量恐未必少于前者。也是在此次全會因對蘇外交“軟弱”而備受攻擊的外交部長王世杰，即將CC系委員的發言解讀為“彼等預定之攻擊計劃”。而蔣介石過后亦憤憤認為，他們“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務委員”。[13]再者，批評者的發言也沒有對解決“官僚資本”問題提出多少有創見的、可操作的政策意見，空言放炮的結果，實際于事無補。
5日的會議結束時，蕭錚臨時提議對經濟部報告認為不滿意并請撤回的提案。表決的結果是，贊成者78人，未過到會者174人的半數，未能通過。[14]該案得到與會者近45%支持的事實，說明國民黨內確有不少人警醒于“官僚資本”問題的嚴重性，企圖予以一定的補救，但其提議不過是對經濟部的報告不滿意，并未提出任何具體的改革措施，實際上相當溫和，最后卻未能通過，也說明國民黨內的多數人還是沉迷于以往的既得利益而不能自拔，不愿將口頭的不滿付諸于改革的行動。
繼5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官僚資本”問題的激烈爭論之后，8日的會議再次掀起對“官僚資本”問題爭論的高潮。當日，六屆二中全會舉行第十次全體會議，由行政院長宋子文作政治報告。他通篇所談幾乎不涉政治，重點卻在“當前最緊要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他坦承“目前的經濟狀況可以說人人都不滿意，這是勢所必然的，即本席個人亦覺得不但不能滿意，而且是極不滿意”。他將經濟問題的原因歸結為戰爭帶來的收支不平衡，但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卻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辦法，無非還是增加收入、減少支出的老套，而且承認“還需要相當時期，方能成就”，表現出他對此亦無充分的信心。[15]他曾在稍后舉行的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上表露過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沒有離奇巧妙的辦法，不過無論任何辦法，必須切合國內外情勢環境，……政治問題非常復雜，目前的困難尤多，因此，我極希望有能力的人來代替，本人能力薄弱，與各位所理想的人，相距甚遠。”[16]至于六屆二中全會部分與會者在前幾天會議上對經濟問題的責難和“官僚資本”的抨擊，宋子文在報告中幾無回應，因此，作為擔負主管經濟責任的行政院長，他的報告遭到與會者的批評自難避免。由于宋子文報告后即離開會場，更引起部分與會者的強烈不滿，他們的批評所向自始即毫不隱晦地直指宋本人。姚大海(中監委)提議，應待宋子文出席后再行檢討，得到與會者的鼓掌支持。國民黨元老張繼(中監委、國民政府委員)呼應說：(宋子文)這件事是不對的，這種態度太不對了。開會往往不到會，你們說你們的，愿意聽就聽，不愿意聽就不來聽，在常會在國防會早嘗到這種滋味，今天全會還是如此。你們質問，我聽不見，這是世界美國所沒有的。主持會議的何應欽和稀泥說，我們一面打電話請宋院長來，一面繼續進行討論。但張繼堅持暫不討論，等宋來了再繼續討論。他的發言得到全場的熱烈鼓掌支持，何應欽只能派人請宋子文回到會場，聽取發言。
宋子文到會后，討論繼續進行，不止一位發言者將攻擊矛頭對準宋子文，直指其施政不當及經商謀利，宋“大受攻擊，體無完膚”，“神態極窘”。[17]袁雍(中監委、漢口《華中日報》社長)說，國防最高委員會公布了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兼營商業或公司銀行的董事長及總經理，但現在南洋煙草公司的董事長是宋院長，香港廣東商業銀行及中國建設銀公司的董事長也是宋院長，試問這種法律的意義在哪里?違法的是官吏還是人民?李宗黃(中執委、云南省黨部主委)諷刺說，什么叫官僚?從外形看，是裝腔作勢，依勢作威，大擺其架子，大打其官腔，不中不西，帶通不通，這就是官僚。胡秋原(候補中執委、國民參政員)提出，我們的政府不是萬能政府而是無能政府，行政院長應負政治上的責任，因為勝利以后政治無能，接收問題天怒人怨，我們確已到了不能不調整整個黨政陣容的時候了。黃宇人(中執委)質問說，今天檢討行政院工作，感覺是失敗了，沒有盡到責任，官吏貪污之風不但不能澄清，且比以前更甚，尤其是收復區接收人員貪污更多，行政院不但不能推行政務，即連所屬的人員也管不了，行政院下面某部次長一人兼了十一個商業機構的董事長，請問，這種違背國防會與行政院規定的行為，政府知不知道，知道了何以不辦，不知道便是失察。鐘天心(候補中監委)認為，宋子文就職以來，現在比從前好，已經是成大問題，假使照這樣做下去，將來能不能比現在好，尤其成問題;負行政責任的人以及行政院與人民生活有關的各部，要多替沒有錢沒有飯吃的老百姓設想，而不再替產業家等有錢人設想才好。
面對與會者的直言批評，坐在席間的宋子文真是如坐針氈，當發言告一段落后，他不能不起而答復與會者的批評和質詢。他首先承認，今天蒙各位的批評，真是體無完膚，各位加我的罪名實在太多了。但隨即為自己辯護說：各位也實在把我看得太重了，說經濟問題是我弄出來的，財政問題是我弄出來的，紀綱問題又是我弄出來的，不要說像我這樣沒有能力的感覺困難，恐怕其他人辦起來也感覺困難。對與會者的批評，他知道難以解釋，而且無論何等解釋也未必使他人滿意，故其干脆不再解釋，而是表示完全承認。至于要他承擔責任、掛冠辭職的呼聲，他先說自己第一個贊成，接著不無怨氣地表示：財政如此困難，我又沒有發明搖錢樹的才具，是難辦得妥當;許多事情沒有計劃好，工作未積極推動，但是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一個人只有兩只手一張嘴，而且又是一張不會講話的嘴，有些事情不能辦好，覺得十分抱歉。宋此說采取的是以退為進之法，因為在當時情況下，不僅他還得到蔣介石的信任，而且臨陣換馬，又是難解之局，國民黨內也未必有人挺而出面接這個攤子。宋子文著重對他兼職以及由此引發的“官僚資本”問題作了解釋：有人說我是官僚資本，聽了實在受不了;因為南洋煙草公司是我以前辦的;廣東銀行一度倒閉，我是廣東人，許多廣東朋友在我下野時候，勸我設法復業，后同孫科、吳鐵城先生共同恢復業務;中國建設銀公司也是在我沒有到政府以前辦的，但我不是直接的負責人。我做了官吏之后，所有董事監事的職務都已辭掉了，所以說我提倡官僚資本，實在不敢當。如果我利用地位職權發國難財，監察院可以查辦。[18]
六屆二中全會部分與會者對宋子文的猛烈批評，可謂其來有自。首先是他擔任行政院長，負責戰后接收與經濟重建，但是，戰后接收卻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局面與貪污腐敗行為，“接收辦法公布既晚，且復一再變更，致敵偽事業，先經軍事機關接收，復經地方機關接收，又經主管機關接收，接收一次，損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軍警勾結地痞流氓，明搶暗盜，所在多有，損失更所不貲。敵偽強占或強租強買人民房屋，經各機關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鎖，使人民無屋居，此為各城市之普遍現象，喪失人心，莫此為甚。”[19]當時民間輿論的代表——《大公報》在接收開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兩次發表社評，痛責國民黨“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來頭，就人人捷足先搶”;呼吁“收復失土，千萬不要失去人心”。[20]盡管宋子文是接收開始兩個月之后才統管此項工作，接收中的種種弊端與貪腐行為未必都能由他負責，但作為行政當局的最高主管，他為此受到社會各界的責難也是很難避免的，如參加會議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王子壯所言：“自勝利以后，接收污弊，物價日增，確為人所痛心，故對宋發泄亦為情理之常。”[21]其實，六屆二中全會部分與會者對宋的批評，不過只反映出外間對宋批評的一部分而已。
其次，宋子文處理接收日偽產業的政策，尤其受到外界和國民黨內的批評。宋處理接收日偽產業政策的重要方面，如前所述，是將這些產業以種種方式轉由國家經營，從而大大加強了經濟產業的國營化和統制化。此舉固然與宋的經濟理念與國民黨的統制經濟政策有關，還在1930年代初期，宋就表示認同統制經濟理念，提出“確有必要棄置各部門互不相謀各自為政而定出的種種雜亂重迭計劃，成立真正有效的計劃機關，以指導國家的生產力，協調各部的行動，并縝密規定各有關機構今后若干年所應達成的基本目標。”[22]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少接收產業被化公為私，即便是轉為國營的產業，也在一些官僚的經營下，效率低下，并成為部門、單位和個人謀利的工具，由此招致外界對“官僚資本”的強烈批評，并被解讀為宋子文以此壟斷接收資源，為其個人和屬下小圈子謀利。由陳立夫主導的CC系黨務系統本來就對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壟斷行政和經濟資源不甚滿意，對其日常施政措施屢有批評，陳立夫還曾多次當面指責宋經濟政策之不當，并通過其掌控的《中央日報》等傳媒，對宋發起公開批評。[23]此時更借機向宋發難，CC系中央委員成為全會期間批評宋子文的主力，他們的批評集中在對“官僚資本”的不滿并將宋子文視為“官僚資本”的代表和代言人。他們的言論當然不乏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派系矛盾因素和對權力與資源的渴求，但對“官僚資本”的問題能夠公開批評并見之于國民黨黨報，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共鳴，顯見又不單是國民黨黨內的問題，而已成為國民黨官方也無法諱言的社會問題。
六屆二中全會部分與會者對宋子文的批評責難，不能不引起蔣介石的關切，而且如此激烈的批評，可能也出乎蔣事先的意料，并使蔣感覺其不利于國民黨的團結和對外形象。3月17日，蔣介石在六屆二中全會講話時出面為宋子文公開辯護說：“自去年到現在為止，各種經濟上的情況日益嚴重，我以為這根本沒有危險，尤其法幣基金與外匯基金根本沒有動搖。現在財政金融的情形，法幣增加，物價增高，只是一時現狀，根本沒有動搖。……經濟沒有很大危險，這不是安慰各位，而確實如此。”[24]值得探究的是，蔣在其講話中只是為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現狀辯護，卻完全沒有提及全會發言者對宋批評的又一重點——“官僚資本”問題。以蔣與宋的關系和他對宋的辯護，蔣未提及此點，或許多少也表明了他的態度。不過，蔣介石的表態使宋子文的處境有所好轉，與會者顧及“總裁”的面子，至少對宋的公開批評有所收斂。全會在15日通過的《政治報告決議案》和17日通過的《財政經濟金融決議案》也都沒有提及“官僚資本”，而代之以“官僚主義”和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批評。[25]這樣，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曾有過激烈爭論的“官僚資本”問題，在其對外發表、宣示政策的正式文件中卻是雁過無痕、水波不興，正所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但是，其對國民黨統治穩定的嚴重影響卻是其黨內也無法完全回避的問題。
三、國民黨執政的嚴重危機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官僚資本”問題之爭論及不少與會者對之言辭激烈的抨擊，姑不論其間蘊含的派系矛盾與利益之爭的因素，確也反映出國民黨內部分高層人士對其黨的性質蛻變及其執政力弱化所造成的統治危機的深重擔憂。全會期間，由國民黨中央常委吳鐵城(兼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和陳立夫根據“黨內同志對于黨務革新頗多建議”而整理匯編為《黨務革新方案》，明確表達了國民黨對其執政前途的危機感。該“方案”將“官僚資本”問題提升到“為全國所痛恨，亦為全黨所痛恨”的高度，但又無奈地表示，“事實如此，無可誰何”;“壞者欲去而無力以去，好者欲作而無力以作。”為何如此，該“方案”追根尋源，總結其原因在于：國民黨既離開民權主義，亦離開民生主義，在建國最基本之經濟問題上，思想混亂紛歧，政策彷徨曖昧，既未能以減租或土地利益與農民，未能以立法保障與工人，亦未能以經濟保護與中產以上之階級，遂使政府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政府，黨即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黨，失去各階層之同情與擁護。該“方案”不無感嘆地言之：黨無社會基礎，既不代表農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體官吏，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就其對國民黨執政危機根源之認識而言，此等表述不可謂不深刻，亦不可謂不沉重，何況其還出自國民黨中央的提案，也可見此等認識非其黨內個別人的想法。既然國民黨已經從當年號稱代表全民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淪落為不僅不能代表工、農、商之利益，甚而不能代表維護其政權基礎和運作的官吏的利益，“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的政黨，那么，國民黨怎么還能要求哪怕是自己的黨員(更不必說黨外的廣大社會階層)為維護這“少數人之利益”而不惜奮斗犧牲?當國民黨其時正在與中共爭奪對未來中國的主導權時，這樣的結論豈不預示著國民黨在這場爭奪中的黯淡結局?
當然，國民黨并不甘心就此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黨務革新方案》為此提出應該在國民黨內實行徹底的“革新”，其原則為：必須堅決反對黨政軍內之官僚主義及與此互為因緣之官僚資本;黨內須同時展開肅正運動，其對象首為有重大貪污事實而未受懲處，及官僚資本剝蝕國家利益，阻滯本黨政策，潰墮本黨聲譽，與專作黨內奸細之掛名黨員。[26]問題在于，國民黨的行為做派往往是言大于行，看其言論表述是“政治正確”，然其實際作為卻是言不及義;何況其黨內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傳統和復雜無比的派系糾葛與矛盾，使國民黨這部龐大的官僚機器形成了久已為之的惰性與慣性，任何革新動議提出后都如石沉大海，難以付諸實施，以至其享有獨裁權的最高領袖蔣介石也不禁感嘆：“權利是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是沒有一個人肯來分擔。對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就是爭權奪利，互相防范”;“我們為什么會弄到這種地步，為什么會弄到人人束手無策，人人失去信心”;“本來在很好的環境，具有很好的條件，一到我們的手里，就毫無辦法，這真是最恥辱最可痛的問題”。[27]勢已至此，夫復何言;一葉知秋，何論其他。
一般認為，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腐敗的普遍化而使其在與中共的爭奪中失去民心，尤其是在抗戰勝利以后的接收過程中，國民黨各級官僚的貪腐行為所致之“天怨人怒”，是其黨內也不能不承認的事實。然而，那些具體而微的貪腐行為固然嚴重損害了國民黨的公信力與影響力，而其黨內高層的政治腐敗，致其對黨內和全國局勢漸漸失去控制力，則在更廣大、更深刻的層面，侵蝕著國民黨的統治力與執政力。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官僚資本”問題的爭論或可為例證。無論“官僚資本”在經濟學上如何界定，至少在戰后的社會現實和輿論語境中，“官僚資本”已經不完全是經濟問題，而實際成為政治問題，成為國民黨備受社會各界抨擊及失去民心人望的軟肋，當然也是國民黨的政治對手中共可以動員民眾和輿論、批判國民黨、從而有利于其革命事業的利器。對此，不能說國民黨沒有認知，也不能說國民黨沒有提出解決之道，但最終的結果如何，已經為以后的歷史所見證。當國民黨面臨其統治的嚴重危機之時，其黨內從上到下毫無團結奮斗、力挽狂瀾之決心與信念，一般黨員麻木不仁、得過且過，有權有勢者更是只圖利用權位、謀取個人私利，以至拔一毛而利其“黨天下”所不為。后人或可由此探究其間之種種前因后果，然結論卻并不高深奧妙，所謂物必自腐而后蛀生，腐敗與政治的關系于此得以充分的表現，難怪并非國民黨員的歷史學家傅斯年這樣寫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28]
注釋：
[1]本文是作者對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系列研究之三，研究之一和之二請見《戰后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重要轉折——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關于戰后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激烈爭執——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之二》，《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
[2]關于接收日偽產業的總數量，現有統計數字不一，最少估計為33496萬美元(《我國接收敵產估計表》，“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日本投降與我國對日態度及對俄交涉》，臺北1966年版，第106—107頁)，最多估計為79914萬美元(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70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頁)，今人統計為67896萬美元(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頁)。另據國民黨當局在1946年底的統計，僅蘇浙皖區的接收總值即達法幣12648億元，約合美元1億多元(《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工作報告》，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157—167頁)。以上不論何種估計，接收的日偽產業都是一筆巨額資產。
[3]吳承明、許滌新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722—723、727、731頁。
[4]“國史館”編：《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上冊，臺北1984年版，第82、131、142頁。
[5]錢昌照：《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始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組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頁。
[6]陸仰淵：《中紡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質》，《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28頁。
[7]據研究，“官僚資本”的概念最早來自于中共領導人瞿秋白1932年所著《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而“官僚資本”名稱的盛行是在1941年以后。但是，“官僚資本是個通俗名稱，原義并不明確”;“它的實質，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在這些不同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總序第18頁)
[8]王亞南：《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1947年3月25日《文匯報》。
[9]相關論述請參閱周勇林、張廷鈺編：《馬寅初抨官僚資本》，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
[10]傅斯年：《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陳昭桐主編：《中國財政歷史資料選編》第12輯(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頁。
[11]《國民參政會關于嚴厲清除官僚資本的建議》，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6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頁。
[12]青年遠征軍第二○八師政治部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輯要》，重慶1946年版，第114、123頁。
[13]《王世杰日記》第5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版，第280、288頁。
[14]《六屆二中全會第四次會議速記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藏檔，檔號6.2/6。
[15]《宋院長政治報告》，1946年3月9日《中央日報》(重慶)。
[16]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68冊，第930頁。
[17]《張嘉璈日記》，1946年3月8日，Chang Kia-ngau Papers，Box 18，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18]《六屆二中全會第十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檔號6.2/6.19—25.4。
[19]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編：《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二次大會提案原文》下冊，重慶1946年版，審4第134號。
[20]《收復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盡人心》，1945年9月14日、27日《大公報》(重慶)。
[21]《王子壯日記》，(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版，第10冊第540頁。
[22]阿瑟·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陳澤憲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328頁。
[23]據此后接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張嘉璈所記，陳立夫曾“批評宋子文經濟政策，一對生產緊縮則通貨更膨脹，二對國產工業認為不足重輕，三國營不應贏利”。(《張嘉璈日記》，1946年11月12日)
[24]《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九次會議速記錄》，1946年3月17日，黨史館，檔號6.2/6.26—29。
[25]黨史館，檔號6.2/11.5—15.2。
[26]《黨務革新方案》，黨史館，檔號6.2/8.13—1。
[27]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系研究(1938—1947)》，(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63頁。
[28]傅斯年：《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世紀評論》第7—8期，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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