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黨史博采》2015年第七期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八路軍的三五九旅是一支聲名卓著的抗日部隊。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爆發。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政府提交了“國共合作抗日宣言”。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同年9月11日改稱為十八集團軍)。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出改編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三個師：115師、120師和129師。其中120師下轄358旅和359旅及4個直屬營，359旅下轄717團和718團。改編完后，八路軍主力隨即開赴山西前線抗日。
1937年9月3日，359旅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旅長陳伯鈞率718團及師屬四個營留守陜甘寧邊區，副旅長王震率旅部和717團前往抗日前線，開始活躍在晉西北地區打擊日寇。10月2日，王震被任命為359旅旅長兼政委。
八路軍英勇戰斗，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斗志，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359旅表現突出。上海淞滬會戰結束的第三天，即1937年11月14日，上海出版了《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一書。該書收錄了一篇美國人寫的文章，稱贊了共產黨武裝的游擊戰威力大，文中特別提到活躍在晉北的八路軍“屢次告捷”。1938年1月，英國《每日先驅報》記者貝特蘭專程采訪359旅，除了感覺到八路軍的游擊戰的收效大以外，給他最深的就是：“我覺得這個旅團的長官和士兵的團結，即使在八路軍里也是最強固的。”在后來八路軍繳獲的日軍文件中，有份電稿稱359旅“作戰勇猛，出沒無常”，告誡日軍“千萬謹慎，切記!”。八路軍總部和邊區政府曾分別授予359旅“模范黨軍”、“百戰百勝的鐵軍”稱號。毛澤東特別看重這支隊伍，稱贊其“歷建戰勛”。
毛澤東提議調359旅回師陜甘寧邊區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正面戰場的節節抵抗，敵后戰場抗日根據地的相繼建立，使日軍不得不停止在正面戰場上的戰略進攻，改取以保守占領區為主，逐漸轉移其主要兵力，用以打擊敵后戰場的各抗日根據地。因此，日本對國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在日本誘降和英美勸降的國際氣氛下，蔣介石開始從與共產黨合作轉向消極抗日，想方設法遏制共產黨。在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盡管聲言“堅持抗戰到底”，“要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但實際上最重要的決定是確立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
毛澤東早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就指出，抗戰要取得勝利，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惕性。紅軍主力全部出動要依情況決定，要留一部分保衛陜甘寧邊區。
面對國民黨五中全會后出現的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摩擦事件和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邊區的包圍，毛澤東確立的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斗爭的策略是有理有利有節，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無理摩擦堅決反擊，但必須要與靈活性結合在一起，以達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磨”而不“裂”的目的。毛澤東認為，此時國民黨內的投降勢力可能已經成為最大的危險，而其反共活動則是準備投降的步驟。但是只要共產黨的力量造成了抗戰的局面，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抗戰。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加強中共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安全就成了當務之急。毛澤東在與朱德商討調一支得力的部隊加強邊區保衛、阻止日軍渡過黃河進犯西北并有效地整治一下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挑釁時，首先想到了359旅。毛澤東提議將359旅調回邊區，立刻得到了朱德的贊同。1939年8月12日，中央軍委發電報給359旅所在的120師師長賀龍等同志，命令：“為了反對國民黨的反共部署，鞏固邊區與河防，并準備將來萬一起見，我兵力應有一部調動，望速準備從一二零師抽調有戰斗力的一個旅(如王震旅)到綏(德)米(脂)吳(起)一線......。”
為了順利將359旅調回而又不給國民黨頑固派以任何造謠生事的口實，毛澤東親自審閱了邊區留守兵團肖勁光給國民黨有關方面，即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和駐榆林地區的鄧寶珊將軍的報告電文。毛澤東審閱后覺得不滿意，特別是措詞不夠策略，于是親自動筆改寫。改寫后的電文指出：“日寇猖獗，河防屢急，迭奉鈞座電令，加強防御。近以敵占柳林，盤據不去，窺其用意，似有西犯摸樣。迭以此情呈報朱彭總副司令。嗣奉電示：指派一二零師王旅布置德綏警備區，鞏固河防，以資休整。現該旅已到東岸。兵力既強，河防當可鞏固。惟仍當恰尊鈞諭，激勵士氣，不使稍有疏忽......”。毛澤東還確定發送電報的時間須在359旅確實到達黃河東岸并先頭部隊開始渡河之時。因為發早了，恐怕節外生枝;發遲了，恐有先斬后奏之嫌，遭到閻錫山和鄧寶珊的責怪，為今后的統戰工作埋下隱患。后來事情的發展證明，359旅的回師陜北不但得到了閻錫山和鄧寶珊的認可，而且得到了他們兩位的鼓勵。盡管國民黨頑固派還是抓住這件事想大做文章，但邊區將閻錫山和鄧寶珊這兩位長官的電文發表在《新中華報》上。這個“有理”的舉措使得頑固派立刻詞屈理窮。
359旅回師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共計進行大小戰斗數十次。在這些戰斗中，有的不但粉碎了日軍強渡黃河的企圖，而且數次東渡黃河突襲日軍，有力地協助了八路軍兄弟部隊反掃蕩。同時針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的反摩擦斗爭也頗有成效。毛澤東一直非常關注359旅的發展，有時還親自幫助分析情況、給予指導。
國民黨綏德專員何紹南，是一個著名的“摩擦專家”。他屢屢制造事端，挑釁邊區軍民。在多次說理交涉無效的情況下，終于進行有力的反擊。在最后一次戰斗中，本來可以活捉或者擊斃何紹南，但由于指揮戰斗的副旅長郭鵬的一時大意，致使甕中之鱉的何紹南得以逃脫。
郭鵬請求王震給予處分。王震將此事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卻說：“郭鵬有功。”王震還想向毛澤東承認錯誤，毛澤東說：不用認錯，郭鵬的一盤棋下得有功了。你要撤郭鵬的職，我還要嘉獎他呢。王震一時不能理解，毛澤東耐心解釋說：國民黨搞反共高潮，密鑼緊鼓正唱得熱鬧。為了爭取他們放棄錯誤政策，我們還要同國民黨講統一戰線，合作抗日。你若打死何紹南，我怎么好向他們蔣委員長交代。即使抓住何紹南，為了給頑固派面子，我們也不好處理。讓他自己溜走，倒省掉我們一些麻煩。3月5日，毛澤東就此事發出一份長電報給王震，要他妥善處理善后。電報說：“追擊何部未越界是對的，注意以后我軍不要侵入榆(林)橫(山)地境寸土尺地。”“在何紹南走后，你的態度要放緩和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間派紳士的同情。我們打擊的方向，僅是何紹南派的最反動分子(何派之改變態度者仍應暫時爭取)”“我們的政策是極謹慎地爭取這些中間勢力。頑固派正用全力與我們爭奪中間派，用盡挑撥離間的能事。故你十分注意這些。”“鄧寶珊是三省邊界總司令，肖勁光與你都是他的下級，如他有電來，應好好回答。”“對友軍、對紳士和對頑固派完全不同，你們需要研究這些問題，要使他們覺得我們是講道理的。”
接下來王震又奉中央之命。帶著毛澤東寫給鄧寶珊的親筆信，前往榆林拜訪了鄧寶珊，向他們說明何紹南如何向邊區挑釁和嘩變逃走的經過，誠懇地表示愿與他們繼續保持友好關系，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鄧寶珊將軍本人是國民黨人中的愛國將領。不出所料，王震受到了熱情接待。王震深深體會到了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和斗爭藝術，也更加感覺到黨中央、毛澤東對359旅的高度信賴。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民黨就此掀起了又一波反共高潮。1941年10月，駐綏遠伊克昭盟地區的國民黨新編第二十六師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三邊分區進逼。
三邊分區是延安的北大門，又是邊區的生產基地。坐落在長城線上的靖邊、安邊、定邊(陜西)和鹽池(寧夏)，歷來為邊塞要地，內戰時期就是陜北紅軍的主要活動地區之一。為對付何文鼎部，毛澤東親自召見王震和賀晉年。由王任司令員，賀為副司令員。組建一個野戰兵團立即開赴三邊前線。王震即率717團等各部迅速到達后，于11月6日開始布陣，占據了有利地形。由于此前與鄧寶珊建立了友好關系，爭取到了駐安邊的鄧寶珊新編十一旅中立。在擺好嚴陣以待的架勢以后，王震指示部隊立即大力開展攻心戰。這種多管齊下的措施，使得頑軍知趣地自動退兵了。
359旅的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毛澤東說，沒有打就是大勝利，把它們嚇跑就行了。毛澤東還特別表揚了王震采取的攻心戰和主動出擊的精神。他說：一個指揮員的可貴之處，在于能夠根據瞬息萬變的實際情況，采取出奇制勝的決策。
1942年初，毛澤東特意在八路軍大禮堂接見了359旅717團的全體指戰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毛澤東說：“你們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的領導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你們到了東邊東邊就安全，你們到了南邊南邊就安全，這次你們又到了北邊，北邊也安全了。總之，不管你們走到哪里，都沒有辜負黨中央和邊區人民的重托。希望你們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在保衛和建設邊區的斗爭中再立新功。”
毛澤東盛贊359旅南泥灣屯墾
陜甘寧邊區地處西北黃土高原，經濟落后，地瘠民貧。抗戰初期，全國各地及海外華僑青年學生紛紛奔赴延安，邊區脫產人員不斷增加。而這時，邊區財政來源主要靠外援。因此毛澤東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發出了“自己動手”的號召。
1941年到1942年是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最困難時期。國民黨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侵占陜甘寧邊區5座縣城6個區43個鄉，邊區范圍縮小;又在邊區周圍構筑五道封鎖線實行經濟和軍事封鎖。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邊區同外界一切聯系被切斷，外援完全斷絕。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陜甘寧邊區及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掀起了生產的熱潮。這場大生產運動，對于邊區增強物質力量，支持長期抗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陜甘寧邊區及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經歷嚴酷考驗而屹立不倒，始終堅持抗戰，有效地遏制了國民黨內的妥協投降勢力，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塊抗戰基石“磨”而不“裂”。
早在359旅進駐邊區之初，毛澤東就對王震說過：“陜北是個窮地方，養不起很多軍隊，只能放一些精兵強將在這里，你們一定要在經濟上做到‘自力更生’”。1941年2月底王震從綏德到延安后，毛澤東很快接見了他并對他說：皖南事變后，急需加強延安和邊區南線的防衛力量。調你們359旅到南泥灣是守衛延安南大門。你們不但要隨時準備迎擊國民黨可能發動的軍事進攻，還要通過開荒生產，盡快做到生產自給，從根本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1941年3月12日，王震親自率領旅直、718團、第四支隊、特務團開進南泥灣(717團已在1940年底到達，719團于1942年8月也開進南泥灣)。
1941年5月，南泥灣墾荒初現生機。最早選定南泥灣為屯墾地的朱德，專程前來看望指戰員們。他在談到屯墾的偉大意義時說：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的“自己動手”“發展生產”的偉大號召。不是暫時的權宜之計，有其更深遠的意義。我們全體指戰員，要堅決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敵人來了，就去打仗，敵人不來，就生產。毛主席說：敵人要封鎖我們，我們對敵人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用我們的雙手，做到生產自給，豐衣足食。人民的軍隊一定要做群眾的模范。
359旅的指戰員沒有辜負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期望。從1941年1月至1944年11月，克服了種種困難，開荒種地，把一個遍布荊棘的荒山深林變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鴨滿池塘，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359旅不僅解決了自己的全部吃飯、穿衣問題，還節約了大量的經費，上交了公糧。同時，還大力發展了工業、運輸業和商業。做到經濟和財政全部自給，有力地推動了邊區大生產運動，支援了抗日前線。
毛澤東一直關注著這支部隊是怎樣為“保衛和建設邊區再立新功”的。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時，高度贊揚了359旅。他說：“他們不僅起了保衛邊區政治上與軍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解決大數量的財政供給與幫助發展邊區的作用。”
毛澤東認為大生產運動對于建設人民軍隊有很大的積極作用。他指出，官兵一道生產勞動，親如兄弟，可以改善官兵關系。當他了解到359旅各級干部都能夠以身作則參加生產勞動時，很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特別注意到了718團的團長陳宗堯和政委左齊。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深情地說：“陳宗堯同志是八路軍的團長，他率領全團走幾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騎馬，自己背米，馬也背米，全團指戰員為他的精神所感動，人人精神百倍，無一個開小差。左齊同志是該團政治委員，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只手，開荒時他拿不起鋤頭，但在營里替戰士們做飯，挑上山去給戰士們吃，使戰士們感動得不可名狀。”他號召全體黨的干部“學習這兩位同志的精神，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只要這樣，“我們就一定會勝利”。在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毛澤東親筆題詞表彰了22位生產英雄，其中359旅的團以上干部就占4名，而王震名列第一;受獎單位3個，359旅也是名列第一。西北局贈送359旅的錦旗譽稱為“發展經濟的先鋒”。359旅以屯墾南泥灣的優異成績，為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
1943年秋，毛澤東、任弼時、彭德懷、林伯渠等來到南泥灣視察。他們進入南泥灣地區后，不時停下車來察看田里的莊稼，向田邊地頭的同志們了解情況。本來一個小時的車程用了三個小時，直到中午時分才抵達718團駐地馬坊村。
毛澤東對一路所見所聞非常滿意，心情十分高興。下車后就和指戰員們談笑風生。當請毛澤東等人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打趣道：“剛剛來到就開飯，可見你們糧食很多嘍!”當看到酒坊的大缸酒并聞到撲鼻的酒香時，就以玩笑的口吻地稱，酒量大的同志“這下可以下去好好洗個澡了。”當看到大得出奇的洋芋時，便幽默地說：“嗬!這洋芋蛋真頑固啊!”把大家都逗樂了。當359旅副政委王恩茂匯報說大家的伙食都很不錯的時候，毛澤東問道：“有沒有發生柳拐病?(一種延安地區常見的關節病)”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一個也沒有。”于是毛澤東很風趣地說：“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他們越困你們越胖了。看，困得同志們連柳拐病都消滅了。”話音剛落，引來笑聲一片。
毛澤東在南泥灣地區停留了五天多。在參觀和聽取了部隊同志匯報時，多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你們把滿山遍野梢林荊棘、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地區，變成了陜北的江南。王震同志領導的359旅，是執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謝你們為黨創造出怎樣建軍、養兵的新辦法。現在我們能這樣說了：我黨我軍可以抗戰到底，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了!
毛澤東還說：三年前委員長下命令，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經費，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不讓一顆糧食、一根線、一粒子彈運進邊區。甚至連許多國際友人支援我們的藥品也封鎖起來，使我們在抗日戰場上負傷的傷員沒有藥物治療，妄想以此困死我們，餓死我們。現在看，委員長所說的話又要不算數了。
毛澤東指出：困難是個怪物，前幾年厲害得不得了，你們不怕它，披荊斬棘，努力生產，只經過三年，就徹底把它戰勝了。
當彭德懷插話說要把359旅的經驗推廣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去，毛澤東立即表示贊成，說：彭總的意見很重要，“自己動手，自給自足”的生產經驗，王震同志領導的359旅通過實踐已經總結出來了。回去后，我們黨中央要很好地研究，要把359旅的經驗推廣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去。現在，我代表黨中央祝賀359旅全體同志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毛澤東為359旅兩支南下部隊送行
由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維持，中國戰區成為了第二次大戰的主戰場之一，中國為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43年11月,美國、英國和中國參加的開羅會議和隨后的美國、英國和蘇聯參加的德黑蘭會議，都肯定了中國的貢獻。同時，英、美、蘇也對中國，特別是對擁有全國資源(包括外援)、指揮國家正規軍的國民黨寄予了厚望。美國由于正在進行對日戰爭，特別希望中國能夠繼續拖住侵華日軍。
然而，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戰役，在參戰人數上五倍于日軍的國民黨軍隊，被日軍打得潰不成軍。這使得美、英、蘇、特別是美國大失所望。為了盡快打敗日本，美、英、蘇于1945年2月召開了雅爾塔會議，達成秘密協議：美英以犧牲中國利益換取蘇聯出兵。豫湘桂戰役使國民黨的嚴重腐敗暴露無遺。
1944年7月19日，毛澤東指出：國民黨軍隊在河南、湖南作戰中大潰敗。國民黨政府直接包圍陜甘寧邊區的軍隊并未減少，封鎖依然存在。國民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機構的腐敗達到極點，醞釀著極大的危機。我黨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個敵后戰場，近幾個月有新發展，消滅許多敵偽軍奪回許多土地。我黨的敵后戰場和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之間的區別，越來越明顯。一個在進攻，在發展，在鞏固;一個在退卻，在萎縮，在充滿危機。但我黨的困難仍是很多的，決不可粗心大意。同年9月18日，毛澤東又指出，中國抗戰形勢發生了顯著的巨大的變化。豫湘桂戰役，敵人如入無人之境，情形極為嚴重。中國不亡，是由于有了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主要由我們支持了抗戰局面。在接下來的10月3日舉行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討論了河南工作大發展與調部隊和干部去河南、湘贛問題。
為了把國民黨軍隊丟失的國土再奪回來，擴大解放區，早日打敗日本，黨中央在1944年7月計劃派遣一批干部南下開展工作。但南下之路情況復雜，需要一支過得硬的部隊護送。毛澤東又首先想到了359旅。1944年7月下旬，毛澤東找王震談話。毛澤東告訴王震：“因為路途遙遠，沿途情況復雜，想從你們359旅抽一名團長帶一個加強營護送這批干部南下。今天找你來，就是想先跟你商量一下，聽聽你的意見。”王震回去和幾位團長商量后，決定自己率部隊護送。毛澤東回答：“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黨中央研究一下，再談。”剛剛過了一天，毛澤東又找王震談話。顯然，關于南下問題，黨中央已經作出了新的部署。
毛澤東首先詳細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然后闡述了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毛澤東說：我們要抓緊時機，到日本軍隊后面去收復失地，發動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推翻敵偽的殘酷統治，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接著毛澤東把對359旅的重新安排通知了王震，新的安排不是只抽一個營護送南下干部，而是安排整個359旅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從廣東、廣西等地來延安學習的干部，分成兩個梯隊。他要王震帶領第一梯隊先走，等第一梯隊與廣東的東江縱隊匯合后，第二梯隊再出發。
毛澤東還著重分析了南征前途的兩種可能，提醒王震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他說：第一種可能，就是整個國際的反法西斯戰爭，包括我們的抗日戰爭還要持續二三年。這樣，你們就可能在華南利用日偽和蔣頑之間的矛盾，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武裝力量，鞏固和發展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第二種可能，就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迅速勝利，日本很快投降，整個局面就會發生重大變化。蔣介石決不允許你們這把刀子插在咽喉，他會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們，這樣，你們孤軍深入，沒有根據地，斗爭將十分殘酷，你們的處境將極其艱難，甚至可能全軍覆沒，包括你本人在內。你們要準備迎接這場嚴重斗爭，發揚不怕犧牲英勇奮斗的精神，力爭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你們還能回到鄂豫邊李先念那里，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對即將去前線的干部作報告。他指出：國民黨反共，抗戰不積極，貪污腐化，沒有一點希望了。中國人民要解放，中國要得救，只有共產黨才有辦法，全國人民都仰望著我們。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自國共合作以來，就是改良的方針，不是打倒它。因為日本人還在我們面前。我們要盡量發展自己的力量，抗戰以來，中央就是這個政策。從現在的環境看，還需要大大的發展，廣東、湖南、河南都可以大發展。
194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了359旅主力南征的區域和組織機構問題，決定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領的干部和部隊在湖南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11月1日，南下第一支隊在延安機場舉行誓師大會，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親臨講話和送行。毛澤東說：你們這次到南方去，到敵人的后方去插旗幟，開辟新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這是一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你們會遇到許多困難，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們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困難，上下一心，團結一致。要像“王者之師”那樣，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真正做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要同群眾打成一片，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最后他祝全體指戰員身體健康并取得遠征的勝利。
11月9日，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檢閱了出發前的南下第一支隊。王震率隊出發后，一路按預定計劃開進并不斷取得戰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形勢正如毛澤東事先分析的那樣，果然起了重大變化。南下支隊受到了國民黨部隊的嚴重圍追堵截，未能與東江縱隊會合而被迫北返。北返路上遇到了國民黨部隊的重重阻擊。為了幫助359旅安全回到延安，1946年夏，毛澤東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給習仲勛(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和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寫了九封信,指示接應王震。習仲勛后來回憶道：“1946年夏，國民黨、蔣介石撕毀和平偽裝，發動全面內戰，集中重兵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我中原解放軍在李先念、王震率領下，于6月底順利突破國民黨30萬軍隊的包圍。王震同志率領一支隊伍向陜甘寧邊區轉移。毛主席把我叫去，問我路怎么走，從哪里過渭河，并要我派人接應。這期間，主席不幾天就來一封信，一個多月寫了九封信。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體，既談到要派熟悉情況的得力干部去接應，又要我收集沿途敵人駐防和分布情況，還指示我如何配合開創游擊根據地，甚至部隊到達后要開群眾歡迎會都想到了。”
任弼時曾對回到延安的南下第一支隊的同志們說：“在你們沒有過渭河以前，黨中央有兩天沒有收到你們的電報，中央為你們的安全著急。毛主席好幾個晚上沒有睡好覺，他手里拿著蠟燭在地圖上查找你們的行軍路線。兩天以后，接到你們的電報，才知道你們勝利地渡過了渭河，并且與中央派去接應你們的兄弟部隊會和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聽到這些消息，很放心，很高興。”
1946年9月29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接見了359旅南征將士，高度評價了這次南征。他說：“你們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勇敢頑強，深入敵人的心臟，敢于和敵人作斗爭，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數十萬大軍的圍剿，勝利返回延安，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二次長征。你們雖然犧牲了不少同志，但是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你們是黨的寶貴財富，也可以說是從戰爭這所大學里畢業出來的優秀的大學生。”
當南下第一支隊在南方鏖戰之時，1945年6月，以359旅留守陜北建制為基礎的南下第二支隊成立。支隊組成后，毛澤東和支隊司令員劉轉連等同志進行了親切的談話。毛澤東首先表揚了359旅，說：“你們在南泥灣搞得很好嘛!做到了豐衣足食。”毛澤東在聽完劉轉連匯報部隊士氣高漲準備大反攻的的情況后，頻頻點頭。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叮嚀說;“這次南下，你們要經過好幾個省，有的是我們的根據地，有的是日本人的占領區和封鎖線，還有的是國民黨的統治區，他們還會打你們嘛，蔣介石還要下山搶桃子嘛!你們一路上要逢山翻山，遇水要過河，這就要依靠群眾，有了群眾就有辦法了!”
南下二支隊的指戰員們都熱切希望在出征前能夠見到毛澤東。有一位359旅的營教導員，利用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聽毛澤東作報告的機會，向毛澤東提出了大家的希望。毛澤東說：“你們359旅是一支英雄的部隊，現在馬上要去前線了，我們中央的同志都要來送送你們。”1944年6月9日上午，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在延安機場為南下二支隊送行。毛澤東說，同志們，我們中央的領導同志來為你們送行。去年我們在這里送走了一批，今年又送走一批，這是革命的需要。你們任務比較艱巨，環境比較艱苦，等于又要走一次長征。蔣介石看到桃子快要熟了，他是要下山搶的。日蔣勾結在一起反對我們，所以困難很大。毛澤東還極有風趣地說：“你們經過的路線有五大飯店(指五個抗日根據地)。請同志們給我帶個口信，說延安有個姓毛的，叫毛澤東，向老百姓問好!”
毛澤東在講話中歷數了359旅回師延安后創下的佳績。他說，敵人沒有什么了不起，而你們359旅卻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隊。你們擠走了何紹南，趕跑了胡宗南，嚇得國民黨頑固派不敢進犯邊區;在南泥灣大生產中，你們又創造了盤古以來從未曾有過的奇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困死餓死我們的陰謀。毛澤東最后鼓勵說：你們到了那里，就要象“母雞”一樣，孵出千萬只小雞來，這樣，革命的力量就會更加蓬勃壯大起來。
6月11日，359旅南下二支隊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當部隊進入晉東南的陽城地區時，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部隊繼續南進到河南洛陽、新安一帶。由于形勢變化，9月中旬奉命向東北進軍，此后參加了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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