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黨的高層在農村土地改革后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這種不同認識集中在兩個事件上表現出來，一個是關于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一個是關于山西互助合作問題的爭論，到1951年召開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并形成決議后，認識上基本統一。
一、關于1950年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
東北地區解放較早，解放區及時進行了土地改革，大多數市都是在1948年前完成。到建國前夕，農村經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出現分化的趨勢。一方面，土改以后，農村生產力還很低下，很多農戶靠家庭自身的力量還缺乏發展生產和致富的條件，還有的農戶由于一時的困難把自己的土地租出或賣掉，甚至又成了雇工，重新受剝削。另一方面，一部分家庭實力較強的農民開始積累財富，成為新富農，出現雇工、租地、買地、放債等現象。其中有的是土改時的村干部、積極分子，也有一些是黨員。這就是東北農村出現的新情況、新趨勢。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問題，需要黨的高層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和政策。
黨員中出現了富農，那么，黨籍問題怎么辦?1949年7月，東北局組織部曾就是否保留農村富農成分黨員黨籍問題請示中央組織部，中央組織部批復“暫保留其黨籍”。1949年12月5日，東北局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會上圍繞是否允許黨員當富農，是否允許黨員有雇工、放債等剝削行為進行了討論，形成兩種不同認識：一種是，雖然目前黨和政府的政策允許社會上富農經濟的存在，但不應允許共產黨員成為富農，不允許黨員有剝削行為。持這種意見的人占大多數。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政策允許社會上存在富農經濟，也就應該允許新富農中的黨員在黨內，以使黨內外政策一致。這一爭論的背后，實際上是新中國農民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革命就是讓廣大農民翻身致富，但是如何引導農民致富，多數人認為不能靠發展富農經濟，而是應當通過互助合作或者更高級的形式，如高級合作社或集體農莊，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此時在東北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農業互助合作的典型，實踐效果也是很好的，東北地區各級領導都了解這些情況。所以，經過討論，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認識趨于一致，明確了東北農村工作方針應是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發展更高級的形式。關于如何對待剝削，會議認為應以東北局名義做出決定，說明對黨員和普通農民應區別對待，不允許共產黨員有剝削行為，要帶頭走組織起來共同致富之路。對于堅持剝削的黨員，應勸其退黨，情節嚴重的要開除出黨;而對農民則應堅持正面教育，積極引導他們走合作化道路。
農村工作座談會閉會前，高崗在12月10日作了總結發言。他強調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這是農村發展的基本方向。他也提到允許單干、雇工，但強調限制，要加強領導，組織起來。他對“要求單干，對單干、對舊式富農感興趣，對組織起來感到苦惱”的思想和行為提出了批評。關于黨員雇工、單干問題，高崗說，從原則上講，黨員是不允許剝削人的，黨員要雇工時，要說服他不雇工，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但這些問題主要是采用教育的方法解決，非在必要時，不采用組織手段。此次會議以后，東北局組織部形成一份《農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文件并上報了中組部，號召共產黨員積極參加變工組、在合作社入股，批評共產黨員只想個人發財，不管多數群眾貧困，甚至想剝削的富農思想。
到1950年1月，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到北京開會時，提出了關于富農黨員問題并請中央明示對待富農黨員的政策。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張秀山隨即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反映了這一問題。1月23日，中組部為了批復東北局組織部的文件，安子文向劉少奇匯報了張秀山反映的情況，中組部即根據劉少奇談話的精神，對東北局文件作了批復。批復文件的主要內容是：“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制，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被開除。”“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么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劉少奇對安子文談話的大意是：東北地區在土改之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新富農，這不可怕。東北地區人少地多，去年山東人逃荒到東北，沒有地，只好當雇工，他們還會感謝富農的剝削。如果有100萬山東人到東北當雇工，不但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而且也把東北的生產搞上去了;黨員要帶頭發展生產，帶頭致富，就要帶頭雇工。東北農戶，家有3匹馬、1副犁、1掛大車，不算富農，而是中農，這樣的農戶多一些是好事;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么辦?這個問題提的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黨員生產發家了，將來實行集體化，將自己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所以黨員當富農也不要怕……關于變工互助組，是建立在生產十分落后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依靠這種互助合作的方式不能發展成為集體農莊，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同社會主義混在一起。
張秀山把劉少奇的談話內容與中組部對東北局的批復向東北局主要領導進行了傳達，這一爭論暫時告一段落。這場爭論的背后，實際上是高崗和劉少奇在土改后農村發展的方向問題的不同看法 。1950年春，高崗與劉少奇在東北富農問題上又展開了一場爭論。高崗認為：“今后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在一方面，應該是獎勵農民生產發家，勤勞致富，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而另一方面，又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新民主主義的農業經濟的發展道路，應該是逐步地——起初是在供銷及生產互助方面，然后是在農產品集體生產方面——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道路。”而劉少奇則認為：“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要防止急性病。轉變得早了，是不對的。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一個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業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當時雖然沒有對這場爭論公開表態，但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于顏色。”
到1951年10月14日，高崗寫了一份關于東北農村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于10月17日批送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此件請閱，閱后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同時，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發至地委一級的批語，指出：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同時不要輕視和排斥不愿參加這個運動的個體農民。每個省區都要建立生產新式農具的國營工廠，以便農民購用此種農具。省、專區和縣都要建立至少一個公營農場，以為示范之用。中央已經起草了一個關于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發給你們。”(《毛澤東年譜》第405-406頁)至此，這場發端于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最后以毛澤東對高崗等人的明確支持而宣告結束。至于富農黨員問題，到1952年6月9日，中央下發了《關于處理富農成分黨員的黨籍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首先聲明： 1949年7月中央組織部電復東北局組織部中 “暫保留富農成分黨員黨籍”的規定，今天已不適用，應即作廢，特作新的規定。共有3條：(1)目前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即將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黨在農村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組織起來”實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農村黨員必須積極地宣傳并以實際有效的行動，即以模范帶頭作用，來實現黨的這種政策。因此對于已成為阻礙或破壞勞動互助生產合作的富農成分的黨員，必須加以嚴肅的處理，以貫徹黨的政策，保持黨的純潔。(2)在處理農村中富農成分(不論是舊富農或新式富農)黨員的黨籍時，首先應說明：目前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許社會上富農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的，但共產黨員則不準許剝削他人(不論是封建剝削或資本主義剝削)，不準許黨員去作富農，也不準許黨員去做資本家、地主或高利貸者，今后農村發展生產的方向是逐步走向農業集體化。所以要做一個共產黨員就必須取消他的剝削他人的生產方式，積極地參加互助合作運動。如果他接受黨的這種條件，他的其他方面，亦未喪失黨員條件，自應保留其黨籍，黨亦不應以富農來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棄剝削行為，繼續進行富農的或其他方式的剝削，則應無條件地開除其出黨。(3)對于富農家庭出身、不直接參與剝削行為的黨員，只要他能堅持黨的立場，劃清他與剝削家庭的界限，則其本人黨籍不應受家庭成分的影響。
二、關于1951年山西互助合作問題的爭論
關于山西省互助合作問題的爭論發生在三個層面：首先是山西省長治地委與華北局調查組的分歧，其次是山西省委與華北局的分歧，最后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分歧。
1、長治地委與華北局調查組的分歧
山西省長治專區在晉東南，是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地帶，抗戰時期就組織過互助組，又是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土改以后，農村中逐漸開始出現新的階級分化。為了引導農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年3月下旬，長治地委召開了長治專區互助組代表會議，地委書記王謙作了報告，華北局派出的調查組也列席了會議。會上，華北局調查組與長治地委在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華北局調查組強調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講話，不同意長治地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意見。結果，會議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見。
2、山西省委與華北局的分歧
會議以后，華北局調查組將他們與長治地委的分歧報告給山西省委。山西省委支持長治地委的意見，不同意華北局調查組的意見。于是，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起草了向華北局的請示報告，題目是《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提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后退。”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報告的結論是：“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和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報告強調逐步在互助組織內部增加公共積累和加大按勞分配的比重。報告認為，這些因素“雖然沒有根本改變私有基礎，但對私有基礎是一個否定的因素。對于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消弱它，直至否定它。”報告中所說的發展“更高級一些的形式”，是指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但是，華北局并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5月4日，華北局批復了山西省委4月17日的請示報告。批復中明確提出，“你們提出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華北局的意見得到了劉少奇的肯定。劉少奇批評了山西省委的觀點，認為用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華北局第三書記劉瀾濤甚至要求山西省委為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作一個檢討。
山西省委不同意華北局的批復意見，并決定以中共山西省委的名義向華北局申訴，省委書記賴若愚起草了申訴報告，再次表達了省委的不同意見。而后，劉瀾濤還找到當時尚留在北京的山西省委第二副書記陶魯笳進行談話，繼續要求山西省委進行檢討。陶魯笳堅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明確表示4月17日的請示報告，是經過多年農村調查實踐產生的，反映了老區農村的實際情況，也反映了我黨幾十年來發動農民組織農民的一條紅線，山西省委沒有錯。劉瀾濤說服不了陶魯笳，只好再次強調劉少奇也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讓山西省委再考慮考慮。
3、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分歧
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報告中，直接批評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組織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他再次強調：用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
到6月3日，劉少奇在同薄一波、劉瀾濤、陶魯笳等人的交談中，又進一步提出：“在農業生產上，不能發動農民搞生產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組。”“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農業集體化要機器，不要機器不妥當。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使農業能用機器耕種和土地國有為條件。”
7月3日，劉少奇在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耦齋，向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作報告時說：“農業集體化要經過一個大的運動來達到，而不是零碎地、慢慢地建立，十幾年后，就發動一個運動，經過兩三年搞起來。”“農業集體化不是逐步進行的，不是單純依靠農村條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強大的工業。”
在劉少奇多次對山西省委進行嚴厲批評、山西省委的申訴意見再次遭到否定的情況下，長治地委書記王謙等人于7月下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后面附有1949年至1951年上半年《中共長治地委關于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幾個報告，王謙和長治地委分別寫的兩份材料。
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后，明確表示不贊成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并找劉少奇和華北局的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根據薄一波的回憶：“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并且從理論上說服了他們。 薄一波認為，毛澤東說服他們的主要觀點是：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總結說：能不能在沒有實現工業化、國家還不能提供大量農業機械的條件下，根據農民自愿的原則，組織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合作化，是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當時及以后實踐證明，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農民比較容易接受的一種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的適當形式。在中國，即使沒有大量的農業機械，但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力，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做到的事情，特別是在抗御自然災害方面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這一“農業空想社會主義”和“先機械化還是先合作化”的爭論很快結束了，后來在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在對農業合作社問題的這一不同認識的爭論中，恰恰是劉少奇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條條，堅持照搬蘇聯的辦法，主張在國家完成工業化和有了大量的農業機械以后，“再由國家下一個命令，采取嚴重步驟，強行實現集體化”。而毛澤東卻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通過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逐步過渡的辦法，解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薄一波認為“毛澤東提出一個全新的觀點，突破了蘇聯的模式，為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走出一個新的路子”。
在關于山西農業互助合作問題的爭論剛剛結束，經毛澤東倡議， 1951年9月，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除中共中央西南局因忙于土地改革而沒有派人參加外，其余各中央局和山東分局及部分省委有關負責人參加了會議。為籌備這次會議和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陳伯達連續幾次召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主要是華北局的部分領導干部和政策研究室的部分工作人員。陳伯達將座談會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對如何起草《決議(草案)》作了指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起草了《決議(草案)》的初稿，然后拿到座談會上逐條宣讀。座談會上有人提出，沒有農業機器能不能實現集體化?陳伯達根據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回答說，手工勞動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大致相當于資本主義工業的工場手工業階段。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此后，波瀾壯闊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逐步展開，到1956年，全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個體農業走上了合作化的康莊大道。
2015年7月2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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