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字上的歷史，小時候我是完全相信的。到了青少年時期，抱著一些傷痕文字讀得淚流滿面的時候，甚至可以將這樣的文字也當作是真實的歷史所在。實踐固然可以檢驗真理，可是隨著社會生活逐漸積累，發現有那么一些文字上的歷史，往往不是真實的，甚至是有意識根據某一些人的利益需求而去編造的。這其中，就包含了讓我曾經流過淚的傷痕文字。
讓人最為痛恨的，至少在我個人這里認為，就是那些讓我相信無疑的騙子，包含了騙子所編輯的一切文字上所記錄的所謂歷史。
既然有人杜撰出來什么“公有制也存在剝削”這樣的謬論，用作立論的根據是“城鄉差別”。早已認定，對于那些一心一意去否定人民共和國的那群垃圾來說，對它們講再多的道理，也是沒有用的，這是由它們的本性和利益所在決定的，永遠都改變不了它們。它們該干什么的時候，永遠都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悔改之心去改變自己。這就如同猴子一樣，雖然有著一個絕頂聰明的小腦瓜，可永遠不會變成人。今天，使用鍵盤敲打一些文字述說那個偉大時代“城鄉差別”的一些社會現實時，就是在共同有過那段生活的人們有一個共同的回憶，并且使得一切善良的人們，能借用這樣的一些回憶內容，記住那個時代的中國農村的真實到底有那樣的一些社會情景。
回憶那個偉大時代所圍繞的中心，就是“城鄉差別”。
中國農村，因為各自所處地域不同，各自的生活情景是不同的。還由于當地人們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不同，城鄉交流密切度不同，當地民風各異，都會形成一定的差異。也就是說，中國農村各地也是有差別的。
我從小生活在現在武漢市黃陂區縣城邊的鄉村中，相對來說，各種條件是不錯的，我是看到了一個當年一個可以與華西村可有一比的鄉村，如何在后來的“分田單干”中破落的。可以坦誠地說，后來的這三十多年，對于當地的大多數農民來說，其生活發生改變情景，不是極大的進步，而是從具有很強的凝聚力的集體經濟狀態，淪落到一盤散沙狀態下的混亂狀態下，農村基層政權基本上癱瘓。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這個地區的農村民眾的生活，確實比武漢的工人家庭的收入差不少，這是事實。一般城市家庭，當時一個家庭基本上是三個孩子居多，四個孩子以上的比較小。武漢一個城市家庭，五到六口的比較多。武漢市城市工資收入是按照五類地區確定的，一個二級工的工資月收入水平，大致在四十二元左右。那個時候沒有什么績效工資這一塊，最多是有點夜班費、外勤補助費等，有這部收入的家庭不算多。一般而言，這樣的家庭按照雙職工來計算，較多家庭的月工資也就是九十元左右。平均到每一個家庭人口的月支出，基本上是十五元左右。孩子超過四個的，家庭只有一個人有單位工資正常收入的，家庭老人需要贍養的，等等的這些具體生活情景，這樣的家庭在城市里生活，也是需要更加節儉過日子的，具體這個比例有多高，我不知道。這是我對武漢市那個時代的一個基本了解。
我從小生活的那個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生產及分配單位是生產小隊，年終核算時，公布的是一個工的價值是多少。五十年代后期組完成集體經濟組織過程，真正意義上走向正常的集體經濟生產過程，應該是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的。
通過詢問老人，六十年代時期，絕大多數生產小隊，一個工的價值，基本上在零點四元到零點六元之間，好一點的，超過零點八元的極少。
一個工，是十個工分。男裝勞動力一般正常出工，無定額勞動時，每天記十個工分。女裝勞動力，一般無定額勞動每天記八個工分。不是農忙時節，農業勞動基本上按照出工時間來計算。
比如說一個女裝勞動力，出早工記兩個工分，出午工記時上午和下午各記三個工分。女勞動力可比男勞動力早走約半個小時左右，這主要是需要回家去忙著做飯。有老人做飯的，可以到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去干點農活。
農忙時間，基本上是按照具體勞動的定額去拿工分的。不同地區的農村，這個定額是如何確定的，這是由當地的基本習慣來確定，基本上是比較合理的。多勞多得，就反映在這種按照定額勞動中去獲得工分。生產小隊中每年獲得高工分的，基本上就屬于那些勤勤懇懇的勞動者。一般來說，男裝勞動力特別勤勞的，一年基本上都在七千工分以上(七百個工以上)，那些特別能吃苦的女裝勞動力，一年忙下來基本上可以達到四千五百至五千工分之間。因為一些看夜場的勞動，基本上是不會安排女人去做的。再就是那些特別需要很大強勞動的力氣活，女人干這樣的高工分活也較少。再加上家務勞動因為傳統緣故需要女人去做，也影響到了她們一年的總工分量。正常的情況下，對于大多數男裝勞動力，一年下來基本上在六千工分左右，女裝勞動力基本上在四千工分左右。
那個時期的中國農村家庭，孩子確實都比較多。如果按照七零年來劃線，這個時期的農村家庭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四五個左右。超過四五個孩子的家庭比較少，只有兩個孩子的家庭也比較少。七十年代之后結婚成家的農村家庭，孩子在三個的為多，兩個孩子的家庭這個時候開始有了。農村中的老人，自己單獨過的也有，跟著兒子過的也有。那個時期農村的人們都比較純樸，都比較勤勞，老人一般能給家里干點活的時候，總也是不會閑著。做做飯，帶一帶孩子，始終在忙著。忙得不能動了，沒有老伴了，基本上都是跟著小兒子過。兒子比較多的家庭，老人老了，基本上都是共同贍養著父母。后來農村計劃生育政策為什么不好執行，其中一個很客觀的事實，那就是農民養老的問題，沒有兒子是難以解決的。
農民家庭的勞動工分，除了家里的大人可以通過參加集體勞動去獲得之外，稍微大一點的孩子，在農村基本上都需要參加一些勞動了。如每到農忙季節，半大不大的孩子(初中生)，是要參加一定量的強體力勞動的。對于小學二三年級以上的孩子，插秧這類勞動，基本上都是由這么大的女孩和未出嫁的女青年來完成的，想不參加這樣的勞動，在那個時期是不行的。為什么很多農村女孩想離開農村，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插秧這類農活，是很苦人的。“粒粒皆辛苦”這樣的話，對于那些沒有插過秧的人來說，是無法理解的。因為重男輕女的歷史習慣在那個時代還留有烙印，男孩子在農忙時間稍微“懶”一點，參加務工勞動的時間稍微向后推遲兩年左右，這些都是中國農村那個時代的現實。這樣下來，農村家庭孩子多是事實，只是孩子稍微大一點的時候，已經在逐漸開始通過參加集體勞動，給這個家庭增添工分以增加收入。
除了通過勞動從集體那里獲得收入之外，還可以通過基肥交給集體的方式獲得工分，這也是按照不同肥料按照一個規定的量給一個規定的工分。不如說一籮筐草木灰一個工分，一百斤豬糞十個工分，在每一個家庭的肥料工分本上都記著，年終都要算在每一個家庭的總工分上面。
一般農村家庭，在有兩個正產務工的裝勞動力條件下，一年下來有一萬工分(一千個工)，是比較正常的。一個農村家庭，一年正常為一千個工左右，六十年代生產小隊一個工價值零點五元計算，則在集體經濟的六十年代，一個農民家庭從集體生產那里直接得到的收入，大致上就在五百元左右，平均每月約四十元。
農民除了從集體那里獲得收入來源之外，還可以通過對自留地的精耕細作來獲得最大的生活保障及經濟收入。因為離縣城非常近，我從小生活的那個農村家庭自留地，獲得現金收入的一種方式，就是在保證家庭蔬菜方面供應的時候，最大范圍內種一點甘蔗，年底之后，可以挑到縣城里去賣，哪里有傷痕文字里所說的“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樣的大范圍現實。
除了自留地可帶來的生活收入之外，那個時候的農民家庭，基本上是每一個家庭都養一頭豬，一年下來基本上可以養到二百斤左右，每斤生豬的價格大約在伍角五分左右，賣了豬之后馬上再購回來一頭小豬仔，最終落下來的現金，基本上在八十五元到一百元左右。農民家庭養兩頭豬的不多，一個生產小隊，這樣的家庭也就三五戶，因為當時養兩頭的時候，人很需要更加勤快，一年中要去打不少豬草，從河里去撈浮萍，等來喂養。“十斤康一斤肉”說的就是農民家庭養豬時的飼料關系，那個時候，一般家庭稻谷磨米之后的稻糠剛好可用來養一頭豬。一個農民家庭養一年養一頭豬，這多少有點在比較“閑散”中，就可以給這個家庭帶來年收入百元，也顯得清閑，家里也能在養豬中有些生活的氣氛。
農民家庭養豬，獲得的收入主要是作為年預算方式去支付的。一般月、周支付方式，一般農村家庭，主要還是靠養一些雞和鴨來解決。希望閑散一點過生活的，一格農民家庭一年下來，養上一二十只雞，就可以了，平時的油鹽醬醋茶煙等開銷，是可以應對的。向供銷社售賣一斤雞蛋，收購價基本在七角錢，時不時提著籃子去賣點，家庭一般日常支付，是夠用的。希望家里多點收入，可以養傷十來只鴨子，順帶養幾只鵝，都是可以的。因為天熱雞不好好地下蛋，而這個時候，正是鴨子下蛋的旺季，可以保證一格農民家庭每月的日常開銷是平穩的。也就是說，按照以上這幾項農業勞動收獲去計算，一個正常農民家庭，在六十年代家庭收入可以有六百元左右，是不會有太多差異的。農民家庭孩子多，按照七口人來計算，平均每月農民家庭的實際支付能力，按照貨幣單位去計算，大約是在八元左右，這比當時武漢的城鎮家庭，大約要低七元左右。
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從小生活的那個農村，農民家庭收入的情景，“城鄉差別”是不是擴大了呢?正好相反，是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縮小。
七十年代中后期，一些生產小隊的經營越來越活，一些大隊的集體經濟也越來越強大，這個時候已經在各個方面擴大了農民收入的來源和幅度。
一個是生產小隊年終核算時，一個工基本上到了一元左右，差的也很少有低于零點六元的。有個別集體經濟比較活泛的，副業搞得不錯，每一個工年終核算時，超過一元四角的，已經有了不少。每一年一般家庭所得到的那個工分，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變化，可是這個時候每一個家庭的人數，隨著孩子長大和成人，家庭人數在降低，平均差不多降低一到兩個。
從小我生活的那個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得非常好，這個時候農民家庭的年收入，基本上可以在一千元左右，基本上可以說已經與武漢市的一般家庭有一比。伴隨著集體經濟積累而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所帶給農民生活質變的具體措施最為明顯的就是合作醫療有了一個可支撐的集體經濟做保障。生產大隊隊部的那個衛生所雖然治不了什么大病，可是不管看什么病，給什么藥，每一位只收五分錢。小學的學校重新建了，開始試辦一屆的初。完成了整個生產大隊農業生產過程的機械化，所有拖拉機等農業生產機具，都是由生產大隊來購買并無任何收費按照農業生產的具體需要去安排的。在這樣的一個現實生活面前，這種狀態下的農村，在對比周邊武漢市的時候，農村人民的生活，還能說有“城鄉差別”嗎?
是不是湖北農村的情景都是如我從小生活的那個鄉村一樣，我可以直接說，不是的，因為中國農村的發展，是有差別的。我有一位伯伯，七零年前后到三線去干過數年。回來之后，向我們講述那個地方的中國農村生活情景，是相當差的，比之于我們這個鄉村，要差不少。曾經是全國最為貧困的兩個縣，我去過其中一個(十多年前)，那落后的狀態，依然記憶深刻。像湖北的紅安(過去的黃安)，我就去過，那里的生活狀態，確實有一些比較落后的情景。說這樣的話，就是說明中國的農村，在人民共和國的那個偉大時間里，其發展也是不均衡的，依然會有一些地區的農業經濟沒有發展起來，需要整個國家繼續基于幫助和扶持才對。可是，對于那些已經發展起來的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采用一刀切的行政命令去為某些人物創造偉大的時候，對于一個國家政權的穩定和這個國家的經濟建設，難道就是有益的嗎?
過去的國家建設過程中，有好的，有不足的地方，一會兒用極左的方式，一會兒用極右的方式去處理國家的事務有所發生的情景下，認認真真總結一下，是應該的。可是，不顧那個偉大時代的一切所已經產生了巨大良好現實去否定，只能說是不那么光明正大的。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