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萬里同志逝世，這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黨中央在訃告中對萬里同志給予了很高評價。
支持包產到戶是萬里同志的歷史功績之一，值得后人紀念和感謝。但是，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在悼念萬里同志的聲音中，也有一種觀點很有影響，那就是把包產到戶這一歷史事件極端化、迷信化，有的媒體借著宣傳包產到戶提出土地私有化等主張，甚至把一些要中國走向全盤西化、自由化道路的主張有意無意和萬里同志聯系起來。這既不符合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農村政策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萬里同志當年支持包產到戶的本意。
圖為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風險，在包產到戶契約上按下的手印。(新華社發)
包產到戶要用歷史的視角來看待
怎么看包產到戶，也就是怎么處理農村經營制度“統”和“分”的關系。包產到戶是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能把包產到戶的經驗絕對化，迷信“一分就靈”。改革開放初期農業豐收，既得益于包產到戶，也得益于集體經濟奠定的農田水利建設、良種推廣、農業機械、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等基礎。家庭聯產承包提高了農民積極性，但是在發展規模經營、提供公共產品、加強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博弈能力、加強基層治理等方面，仍然要發揮集體經濟的優勢。改革開放初期，主要問題和矛盾是集體經濟統得太死、活力不夠。而今天，小農經濟的弱勢地位凸顯，就更應該重視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改革開放初期“吃飽飯”不能完全歸功于包產到戶
很長時間以來，主流的觀點認為包產到戶是80年代初農業產量增長的主要原因，后來發展到極端，認為包產到戶是農業增長的唯一原因，從而把包產到戶的作用推到極端，主張“一分就靈”、“一私就靈”的觀點，也往往以“一分地就吃飽飯了”為依據。這種看法并不全面。
1978-1984年，除了包產到戶這一制度變遷之外，我國農業領域還發生了這樣兩方面變化：
一方面是現代農業因素的增加。建國以來長期約束農業生產的“土肥水種”等生產要素，隨著70年代初步實現工業化等因素，得到迅速改善。70年代初我國初步具備工業基礎，引進的十條大型化肥生產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成投產，化肥使用量從1978年的8840萬噸增加到1984年17398萬噸，六年翻一番。依托覆蓋全國的農業科研推廣體系實現了雜交水稻研發和推廣，覆蓋率從1977年12.6%擴展到1984年26.7%。農業機械則爆發式發展，從1970年21653馬力增加到1977年102617馬力，7年增加到5倍。
第二方面變化是糧食收購政策的改變，提高征購價格、減少征購數量。計劃經濟時期的統購統銷政策，為服從工業化的需要，征購數量多、價格低，留給農民的糧食僅勉強滿足基本溫飽的需要。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已經有條件放寬糧食收購政策。1979年3月1日，國務院決定提高糧、油、豬等18種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統購價格從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50%，十八種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4.8%[1]。另一方面是征購數量的大幅減少。1978年到1984年，統購糧食所占的比例從75%急劇下降到26%，也就是說強制農民賣給國家的糧食從3/4下降到1/4，其余糧食都可以以更高價格在市場上出售。這些同樣有利于激勵農民增加糧食生產。
也就是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國農業實行了包產到戶，同時農業機械化、雜交水稻、化肥也實現了迅速普及，而國家又調整了糧食收購政策。這些因素，都有利于農業產量的增加。那么，包產到戶這一制度變化，到底對于農業增產起了多少作用呢?這需要利用當時的歷史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經濟學的諸多研究梳理了這些因素的相對貢獻率，包產到戶的貢獻率在27%到71%之間，其中最典型的是林毅夫教授1992年的研究，他認為1978年到1984年間的糧食產量增長有47%應歸功于包產到戶。對這些研究也有不少批評，但是即使按照這些研究，也不能把農業增長的原因完全歸功于包產到戶，而忽視了新中國前30年奠定的現代農業的基礎。否則，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多年都是小農經濟，為什么糧食產量始終沒有突破畝產300斤，而新中國成立之后30年糧食畝產就翻了一番呢?
(注：據對我國歷史上糧食畝產的研究，明萬歷期間為243.5斤，清康雍之際279.2斤，道光末期325.5斤，這已經是傳統農業能達到的極限[2]。經過多年戰亂，1950年我國糧食畝產僅197斤，1979年即達到了553斤，超過歷史最高水平70%以上)。
農村“去組織化”是今天三農問題的癥結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對提高農民積極性起了促進作用。但1985年之后，包產到戶帶來的政策效果減弱，原來由人民公社承擔的基礎建設、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職能弱化，小農在面對城市資本和市場競爭時弱勢地位凸顯，農村陸續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都同農村“去組織化”有密切關系。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凸顯。1985年之后，包產到戶的政策紅利逐步消失，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又凸現出來。由于農民是億萬戶分散的市場結構，沒有任何市場勢力，就會出現谷賤傷農的情況。在這個階段，農業政策本應該是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效益，延長產業鏈、開拓下游市場，而這些任務都是單個小農難以完成的。這就造成80年代最后三年，農民收入連續下降，并進而形成90年代的農村公共服務和民生的危機。包產到戶后很長一段時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長期處于停頓甚至倒退的狀態，使農業生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降低。在金融方面，合作社的作用也削弱，一些地方的合作社改制之后，變成單純以營利為目的的銀行。農業組織形式的分散，制約了在農村演化出基層金融組織。金融服務供給的不足，制約了農業的技術升級。
公共服務的削弱。一方面原來人民公社提供的基本醫療、基礎教育、社會保障、養老的功能失去了，但另一方面又沒有重建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這一階段，公共服務從公共產品變成了必須由私人負擔的個人消費品，帶來居民稅費負擔的加重和服務的不公平性增強。農村基層政府為了對公共服務籌資，主要形式是收費，而收費又缺乏規范，再加上基層組織膨脹，農民負擔日益加重。
基層治理能力的弱化。由于大部分地方的集體經濟削弱，農村治理失去經濟基礎，再加上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增加，農村的年輕人和精英流動到城市，以及分田到戶和計劃生育導致了家庭規模的縮小，農村的家庭結構從過去的以大家族為主轉變為核心家庭為主。農村既沒有條件發揮宗族這種傳統的基層管理機制，又失去了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因此成為農村治理較為薄弱的局面。這種狀況還引發了鄉村政權依靠力量的改變，一些基層政府從過去依靠勞動模范、黨團員、有威望的老人，轉變為依靠富戶、“強人”和黑惡勢力。
到了重新思考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時候了
1990年，面對農村改革出現的新情況，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飛躍”的思想，他說：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從國際上看，農業生產進入到提高價值和農民收入的階段之后，通常有兩種方式來實現這一目的：一是新大陸模式，主要分布在南北美洲，其特點是地廣人稀，典型的是水草豐美的亞馬遜河兩岸和北美大平原，美國一個農場的平均規模達到3000英畝以上，這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一個家庭農場就有足夠的規模應對市場風險。由于這些原因，歐美國家可以采取私有的農業企業這種公司化的組織形式。
第二種方式是東亞模式，他們的特點是人地矛盾緊張，人均耕地面積小，在這種情況下，單個家庭農場不足以有足夠的規模應對市場風險和提供公共投入。解決這個問題較成功的是日本、韓國、以色列和我國臺灣，采取的綜合農協模式。農協比我國人民公社要松散，沒有行政管理職能，但也是政府支持舉辦的、由農民集體參與的合作組織，承擔著金融、生產資料供應等多種職能，作用是把農民集合起來，增加談判力量和市場影響力，提高農民的市場勢力。與之相對應的，是人多地少的國家實行完全的土地私有化，讓城市資本下鄉兼并土地，導致嚴重的城鄉差距，成為現代化的阻力。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菲律賓和印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堅持農村集體所有制、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提出：“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并特別強調：”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要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試點過程中，要防止侵吞農民利益，試點各項工作應嚴格限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
包產到戶確實是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從歷史的視角來看是一個巨大進步。但是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任何改革都不能成為迷信和教條。當前一些主張極端市場化、私有化的觀點，正是常常拿著包產到戶作為說辭的，這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實。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辯證看待”統“和”分“的關系，重視如何在新形勢下提高農村組織化水平，解決當前農村還存在的各種問題，才是對包括萬里在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真正紀念。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79年3月1日》，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史志宏：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糧食畝產量及總產量再估計，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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