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城外的盧溝橋向 中國軍隊發起武裝挑釁,中國軍隊堅決回擊,由此拉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全面抗戰開始后,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堅持了抗戰的立場, 領導了正面戰場的作戰,并對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過去的研究,曾經低估國民黨堅持抗戰的立場和在抗戰中的地位,并一概以“消極”定論,實不 無偏頗之處。最近若干年來的研究,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如實肯定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學術研究的發展與進 步。
然而,凡事都不可 有偏向,科學研究更是如此。如果說過去對于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無低估之處,并已在后來的研究中得以改進,近些年來則又有些說法,尤其是學界之外 的一些言論,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無高估之處,在盡論其“積極”面之外,對其“消極”面又有些忽視,值得學界反思和回應。早在將近30年前, 著名史學家胡繩先生就曾經提出,研究抗戰的領導權問題,應該著重研究其轉移的過程,“不研究這個過程,是說不清領導權問題的”。抗戰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 對抗戰的領導權確有個此伏彼起、此降彼升的過程,而這個轉變的緣由,實際也就埋藏在國民黨對抗戰的某些“消極”面之中,而這樣的“消極”面,還不僅僅存在 于一般認為的抗戰中后期以后,實際上,自全面抗戰爆發后,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全面抗戰開始后,在全國上下的抗戰聲浪中,國民黨內對形勢和前途悲觀者不在少數,部分從政精英尤然。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甚傾向和議”、“對大局 似甚悲觀”。(《王世杰日記》)且每逢政府開會討論抗戰事項,孔祥熙總是說“中國哪得不亡”、“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等,“仿佛自己不負一些責任”,令與會 者頗為反感。(《陳克文日記》)南京失守前后,國民黨決策層中因對日作戰不利而使對日妥協思潮還在蔓延滋長,“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 不可,幾乎眾口一詞”(《蔣介石日記》)。這樣的言論和認識,大概是不能以“積極”論的。
政治上對戰爭前途悲觀,行動上則表現為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戰爭激烈之時,一些國民黨官員仍鶯歌燕舞、嫖賭不避。在中國軍隊奮勇抗敵的槍炮聲中, 孔祥熙出訪歐美大半年,于10月回國,行政院各部會長官為孔祥熙接風宴請,共計花費190余元,其中僅煙酒便花費50元。須知當時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平均收 入不過15元上下。而此刻,正趕往前線參加抗戰的廣西軍隊,“沿(南京)中山路步往下關。寒風峭雨之中,皆穿黃色單衣,自頂至踵,淋漓盡濕。此皆開赴前線 抗戰之壯士也,壯士為國犧牲,未至戰場,已飽受風雨饑寒之苦”(《陳克文日記》)。所以,著名學者傅斯年當時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抗戰以來,“最可佩的是革 命軍將士,最無聊的是南京官僚”(《傅斯年遺札》)。
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心態的國民黨官員不在少數。 南京失守前,國民政府官員乘輪船撤往武漢,同船者有何應欽、吳鼎昌、張厲生、梁寒操、王世杰、熊式輝、孫科、周佛海等一眾高官。船上,他們為高宗武新婚夫 婦辦酒會,“共相歡笑”。同行的翁文灝不禁說,“在政府離散,國基瀕危之日,風雨同舟,偏有此豪情逸致,讀‘商婦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感慨系之 矣!”(《翁文灝日記》)陳克文亦記載,“聞長興輪來漢時,船上滿載黨部及政府高級職員,途中外交部某司長夫婦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愛你》一曲”; “時至今日,‘效死勿去’之精神似乎已易而為‘卅六著走為上著’之精神矣。事勢至此,寧不可哀”。一些國民黨官員撤到武漢和重慶后,有人“在旅館里開了許 多房間,叫妓賭錢,終夜的跳舞,正經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淆混黑白”。所以,國民黨內有人說,“國民黨早已自挖墳墓,現在是待敲喪鐘的時候了。話雖 過于悲觀,卻有幾分事實”(《陳克文日記》)。
與此同時,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在后方大力開展抗戰宣傳動員,影響不斷擴大。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認為,“全國對抗戰心口如一,第八路軍的人第一……其 余類多口是心非。”(《徐永昌日記》)而且,“戰爭中始終看不見國民黨的活動”,“許多人仿佛都在說,國民黨不成了,共產黨快要起來了!”有國民黨人甚至 說,“政府改組,最好請毛澤東做行政院長,朱德做軍政部長,他們的辦法要多些。”(《陳克文日記》)即便是蔣介石,對國民黨的表現也頗為不滿,在國防最高 會議“痛言,國民黨程度低劣,有亡國之罪”(《翁文灝日記》)。后又在招待留漢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的席上,“斥責數年來黨部工作不力,以致我方軍隊所到之 處,不見黨部人員或黨員之協助或存在”(《王世杰日記》)。
由上述國民黨人自己的觀察,可知抗戰初期其黨內政治生態和官員所作所為,不無“消極”方面,且在后來更為擴散,嚴重影響其領導力及政治地位。如此,就不 難理解,為何國民黨在經歷抗戰后,其領導力不升反降。說到底,政黨的政治地位是自己通過各種方式爭取民心和民眾擁戴的結果,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地位變化的 緣由,便植根于此。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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