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上山下鄉60周年，2015年7月1日，知青博物館鳥巢展在北京舉辦，并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是北大教授賀衛方卻指責知青展“把罪惡全變成了偉業”，該言論引發廣大網友包括多位知青的不滿。學者郭松民以及多位知青或撰文或現身反駁。7月8日，鳳凰熱追蹤采訪了知青鳥巢展負責人潘忠林，潘忠林對北大賀衛方的評論進行了回應。
賀衛方7月2日評論截圖
【鳳凰網：你如何回應北大教授賀衛方的質疑?
潘忠林：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偏頗的，不是實事求是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從1955年開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關系嗎?沒有關系。1955年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墾荒隊，60人，隊長是楊華。到了1962年的時候，國家已經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上山下鄉，納入到了國民計劃。到了1968年的時候，全國進入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所以我說這個賀教授，我不能說別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對黨有什么不滿，對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點，當時毛澤東同志組織青年上山下鄉這件事，其實與文革沒有任何關系，這其實源自于他對青年運動方向的一種思考。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就曾和那些進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農調查的報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開了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大會，在那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有一個講話，叫作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標準?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夠和工農群眾相結合。1946年，毛澤東就把他的兒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去補上農村這一大課。緊接著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關系?所以我說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說我不針對某一個人，我認為有的同志他不客觀就在這。
賀教授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聯系我，都希望我能夠從正面去回應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和他們講，我們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觀點，人家要說，你也不能夠非得要針尖對麥芒，各抒己見去爭執，沒什么意義。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從正面來介紹知青這一段歷史，來反映再現這一段歷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我們只要從正面去做，慢慢的這些人的觀點或許會淡化。
我覺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觀點，讓我挺痛心的，因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結。】
以下為專訪全文：
鳳凰網：鳥巢這個知青展覽館是如何建起來的?
潘忠林：我們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館，這個建的比較早，是2009年開的館，那個時候全國各地沒有知青館。我們這個館開得也很艱難，當時寫完了大綱之后，無論是當地政府還是上一級的，比如省文化廳，都不大敢批。
后來趕上有一個機會，我們遇到了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龔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結很深，于是我們就把這個大綱給了他，他找了一些專家給審，黑龍江省文化廳又組織專家給了論證，這樣這個館才能夠得到上級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線，之后，我就帶著知青博物館開始在全國巡展。因為黑河館比較偏僻，全國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來我們就考慮在全國巡展，但巡展費用比較高，也還是滿足不了知青需要。我們在北京的地質博物館展了一個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來萬觀眾，我們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萬多觀眾，根本就不能夠知青的要求，所以我們才決定在北京建館。2013年在北京展覽期間，我接觸到了中國萬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就開始和他們談合作的事。他們在鳥巢有兩萬平米的場地，給我們提供了三個廳，我們建了這個館。
鳳凰網：這次展覽首次展出一張李克強在田間得知大學錄取時與朋友的合影，這也是知青捐贈的?
潘忠林：整個展覽的照片有三部分來源：第一，是我們逐個走訪知青得到的，我們了解到一些知青事跡，就去和他一對一走訪，然后核實他提供的照片，文字。第二，人民日報社黨史辦出了一本知青畫冊，這個畫冊的圖片都是當年《人民日報》刊發的一些照片。第三，就是隨著展覽開放，知青源源不斷地給我們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們又跟蹤采訪核實清楚之后，再上版面。比方說像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照片，都是我們在國家的黨報黨刊上找到的，或者是當年跟他們一塊下鄉的知青給我們提供的。李克強那張田間照片應該是知青提供的，因為那張照片在網上也能搜到。
1973年上山下鄉時期，習近平(左二)在陜西延川縣。新華社發
20多歲在鳳陽縣插隊時的李克強(中)。資料來自李誠故居。
鳳凰網：有港媒稱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是這樣嗎?
潘忠林：現在還不好這么說。十八大之后全國各地知青館蜂擁而上，習近平、李克強他們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結，所以這個時候口子就開了。我們在春節前統計過，全國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館，截止到現在可能是有百十來家了，但是目前這些博物館，實實在在地說，展覽內容就不一定能夠很客觀地反映知青這一代的歷史。而我們這個館，為什么我敢理直氣壯的說呢?第一個，這個展覽是經過龔心瀚組織專家論證的。第二是經過黑龍江省文化廳專家組論證審批的。第三，我進京展覽之前，又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王偉光親自給把的關，包括這個主題“與共和國同命運”都是他給幫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現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館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館是隸屬于國家文物局系統管理的館，而且是國家四部委批準的免費開放的博物館，它是黑龍江省級愛國主義基地。鳥巢館實際上就等于是黑河館的分館，所以說這個展覽無論從內容、形式設計方面，還是從國家、省級層層審批這個環節上說，都是立得住的。
鳳凰網：強調黑河館和鳥巢館是“客觀”的，為什么?
潘忠林：我們這個館之所以辦得好，就是我們和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性，我們弘揚的是正能量，是在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心聲。知青心聲是一種什么心聲呢?在建國初期，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新中國的長子長女們，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承擔起了一個老大應該承擔的責任。因為他們從學校畢業之后，國家沒辦法安排他們的工作，散落到社會，那不是個辦法，所以怎么辦呢?農村又需要文化，這個時候他們從繁華的都市來到了祖國需要的地方，這是與共產黨同命運，也就是我們這個館的主題。國家有困難了，你作為祖國母親的大兒子、大女兒，你就得要承擔這個困難，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擔當、是奉獻、是拼搏、是創業。我們要弘揚知青精神，就是我們這個館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樣。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覺得它和紅軍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大慶精神、載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災救險精神一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要傳承它，要弘揚它，這就是我們現在辦館的目的。我們不想在學術上去糾結什么，至于知青那個年代，有沒有一些知青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難道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就沒有了嗎?何況70年前。我覺得有些人，起碼我覺得他們不是弘揚正能量，和黨中央、國務院沒有保持一致。
鳳凰網：你如何回應北大教授賀衛方的質疑?
潘忠林：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偏頗的，不是實事求是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從1955年開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關系嗎?沒有關系。1955年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墾荒隊，60人，隊長是楊華。到了1962年的時候，國家已經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上山下鄉，納入到了國民計劃。到了1968年的時候，全國進入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所以我說這個賀教授，我不能說別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對黨有什么不滿，對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點，當時毛澤東同志組織青年上山下鄉這件事，其實與文革沒有任何關系，這其實源自于他對青年運動方向的一種思考。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就曾和那些進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農調查的報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開了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大會，在那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有一個講話，叫作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標準?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夠和工農群眾相結合。1946年，毛澤東就把他的兒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去補上農村這一大課。緊接著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關系?所以我說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說我不針對某一個人，我認為有的同志他不客觀就在這。
賀教授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聯系我，都希望我能夠從正面去回應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和他們講，我們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觀點，人家要說，你也不能夠非得要針尖對麥芒，各抒己見去爭執，沒什么意義。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從正面來介紹知青這一段歷史，來反映再現這一段歷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我們只要從正面去做，慢慢的這些人的觀點或許會淡化。
我覺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觀點，讓我挺痛心的，因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結。
事件回放：
在7月2日的微博中，賀衛方說：“不久前我曾參觀預展，有關人士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參與策劃，無怪乎展覽強烈的文革歌德派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難一點都不提，罪惡全變成了偉業。”在6日的微博中，他又給知青博物館提出建議，認為：“知青展應通過解說和各種實物展現：1)作為文革組成部分的知青運動;2)反智主義與知青下鄉;3)對下鄉的擁護與抵制，事例如李慶霖事件;4)廣闊天地中的苦難。書信歌謠圖畫及文學作品;5)那些真實和虛假的英雄人物;6)風起云涌的返城抗爭;7)傷痕文學里的知青。”
認證為前《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對賀衛方提出反駁，直指其是“雞永遠理解不了鷹”，并贊揚知青運動的優點：“知青運動的本質，是防止工業化進程變成對農村的單方面榨取，也是為了防止中國從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分裂成兩個對立的社會。”
人大教授張鳴與賀衛方有著類似的觀點：“把人人為地投入到災難之中，然后拼命強調這個災難對個中人的鍛煉。現在說知青下鄉運動好的人，都是這樣干的。別客氣，請你們把你的子女，孫子孫女也行，放到最艱苦西北農村，干上8年。”
延伸閱讀：郭松民駁賀衛方：知青運動是罪惡還是偉業?
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在鳥巢體育館開展，這引起了北大教授、中共黨員賀衛方的強烈不滿，他以自己一貫不分青紅皂白掄起“文革”大帽子亂扣的作風評價道：展館把“文革罪惡變成了偉業”。
號稱精通法學的賀教授，似乎并太不懂邏輯和歷史。要知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發端于文革尚很遙遠的1950年代，結束于文革已經結束的1970年代末，既比文革“年齡大”又比文革“壽命長”，如何就成了“文革的罪惡”呢?賀教授似乎認為，任何自己反對的事務，只要扣上“文革的罪惡”的大帽子，就可以否定其存在的正當性了，賀教授真的可以達到目的嗎?一頂“文革”的帽子真的就可以掩蓋一切歷史真相嗎?我想是不可能的。
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意義，這里我只想向賀教授指出兩點：
第一，新中國成立后，近代以來延宕已久的工業化進程終于開始啟動。但在被西方封鎖、圍堵的情況下，工業化的成本只能由農村、農民來承擔，人才和資金主要是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而知青運動的興起，改變了城市對農村單方面榨取的局面，人才和知識開始從城市流向農村。知青們在農村辦教育、辦醫療、辦農機、辦水利，辦各項事業，或者像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當年下鄉時那樣，擔任農村人民公社的基層干部，帶領人民公社社員戰天斗地，有效改變了農村面貌。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城鄉差距是逐漸縮小的，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即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中國之所以能夠先于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抓住西方制造業轉移的契機迅速發展，終成今日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局面，農村能夠提供大量受過初、高中教育的優質勞動力是關鍵因素……，農村所有這一切進步，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居功至偉，賀教授憑什么不允許當年的知青為此而自豪呢?
第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更重要的成就是為中國培養了整整一代人。他們生于城市，但卻有著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和農村保持著密切的情感聯系，他們中有的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像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出身高級干部家庭，卻有著擔任大隊支書，帶領農民修沼氣的經歷，這在各國政治家中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國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代;有的知青成長為各領域優秀人才，今天還在用自己掌握的各種資源回饋農村，他們在農村獲得的鍛煉，成為支撐中國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雖然大部分知青回城后成為普通工人和市民，但無論如何，中國城鄉之間，由于他們的存在而凝聚成一個有機的命運共同體，而不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城鄉之間高度對立。
全面評價知青運動，不是本文的目標。但僅此兩點，知青運動難道不是空前的偉業嗎?難道它不應該被贊揚嗎?
賀教授在給知青運動扣上“文革的罪惡”的大帽子后，似乎覺得仍不解氣，又發了一條微博說：“【荒謬】假如某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說：“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我學會了各種生存技藝，體會到最嚴峻的苦難，感受到難友之間的溫暖，磨練了意志。因為這段經歷，我后來的人生變得更加堅強。所以，奧斯維辛和其他的集中營都應當得到歌頌，是一種偉大的創造!”這中間的邏輯對頭么?”
賀教授在這里明顯是把知青運動和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相提并論了。這種比喻的確荒謬，不僅荒謬，而且邪惡且不倫不類。
奧斯維辛是納粹為了滅絕猶太人而建立的死亡集中營，而當時共產黨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城市青年接受艱苦生活的鍛煉，能夠和農民建立起感情，以便將來“接好革命的班”。我很好奇，究竟需要多么邪惡的腦子，才會把接受鍛煉當成是進毒氣室?在賀教授一向崇拜的美國，西點軍校的新生也要接受“魔鬼訓練”，難道西點軍校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嗎?
賀教授微博中引號里的那些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來自習近平總書記回憶自己知青生活的一段話：“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這是在暗諷總書記是非不分嗎?在賀教授看來，只要膽敢肯定知青運動還有積極意義，無論是誰都該得到一頂“文革余孽”的帽子，是不是這樣呢?
賀教授應該知道，咒罵不能貶低真正的偉業，長城曾經被咒罵，但其后的歷史證明，沒有長城的庇護，華夏民族的農耕文明可能早就湮滅在游牧民族的鐵騎洪流中了，正如一位長者所言：一切對有功于中華民族偉業的詛咒惡罵，總是一時的，如春鳥秋蟲，而人民對它的崇仰贊頌，則總是萬世千秋的，如日月之升如松柏之青——長城可證!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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