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駁賀衛方：知青運動是罪惡還是偉業？

　　駁賀衛方：知青運動是罪惡還是偉業?

　　★郭松民

　　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在鳥巢體育館開展，這引起了北大教授、中共黨員賀衛方的強烈不滿，他以自己一貫不分青紅皂白掄起“文革”大帽子亂扣的作風評價道：展館把“文革罪惡變成了偉業”。

　　號稱精通法學的賀教授，似乎并太不懂邏輯和歷史。要知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發端于文革尚很遙遠的1950年代，結束于文革已經結束的1970年代末，既比文革“年齡大”又比文革“壽命長”，如何就成了“文革的罪惡”呢?賀教授似乎認為，任何自己反對的事務，只要扣上“文革的罪惡”的大帽子，就可以否定其存在的正當性了，賀教授真的可以達到目的嗎?一頂“文革”的帽子真的就可以掩蓋一切歷史真相嗎?我想是不可能的。

　　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意義，這里我只想向賀教授指出兩點：

　　第一，新中國成立后，近代以來延宕已久的工業化進程終于開始啟動。但在被西方封鎖、圍堵的情況下，工業化的成本只能由農村、農民來承擔，人才和資金主要是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而知青運動的興起，改變了城市對農村單方面榨取的局面，人才和知識開始從城市流向農村。知青們在農村辦教育、辦醫療、辦農機、辦水利，辦各項事業，或者像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當年下鄉時那樣，擔任農村人民公社的基層干部，帶領人民公社社員戰天斗地，有效改變了農村面貌。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城鄉差距是逐漸縮小的，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即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中國之所以能夠先于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抓住西方制造業轉移的契機迅速發展，終成今日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局面，農村能夠提供大量受過初、高中教育的優質勞動力是關鍵因素……，農村所有這一切進步，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居功至偉，賀教授憑什么不允許當年的知青為此而自豪呢?

　　第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更重要的成就是為中國培養了整整一代人。他們生于城市，但卻有著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和農村保持著密切的情感聯系，他們中有的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像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出身高級干部家庭，卻有著擔任大隊支書，帶領農民修沼氣的經歷，這在各國政治家中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國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代;有的知青成長為各領域優秀人才，今天還在用自己掌握的各種資源回饋農村，他們在農村獲得的鍛煉，成為支撐中國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雖然大部分知青回城后成為普通工人和市民，但無論如何，中國城鄉之間，由于他們的存在而凝聚成一個有機的命運共同體，而不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城鄉之間高度對立。

　　全面評價知青運動，不是本文的目標。但僅此兩點，知青運動難道不是空前的偉業嗎?難道它不應該被贊揚嗎?

　　賀教授在給知青運動扣上“文革的罪惡”的大帽子后，似乎覺得仍不解氣，又發了一條微博說：“【荒謬】假如某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說：“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我學會了各種生存技藝，體會到最嚴峻的苦難，感受到難友之間的溫暖，磨練了意志。因為這段經歷，我后來的人生變得更加堅強。所以，奧斯維辛和其他的集中營都應當得到歌頌，是一種偉大的創造!”這中間的邏輯對頭么?”

　　賀教授在這里明顯是把知青運動和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相提并論了。這種比喻的確荒謬，不僅荒謬，而且邪惡且不倫不類。

　　奧斯維辛是納粹為了滅絕猶太人而建立的死亡集中營，而當時共產黨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城市青年接受艱苦生活的鍛煉，能夠和農民建立起感情，以便將來“接好革命的班”。我很好奇，究竟需要多么邪惡的腦子，才會把接受鍛煉當成是進毒氣室?在賀教授一向崇拜的美國，西點軍校的新生也要接受“魔鬼訓練”，難道西點軍校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嗎?

　　賀教授微博中引號里的那些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來自習近平總書記回憶自己知青生活的一段話：“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這是在暗諷總書記是非不分嗎?在賀教授看來，只要膽敢肯定知青運動還有積極意義，無論是誰都該得到一頂“文革余孽”的帽子，是不是這樣呢?

　　賀教授應該知道，咒罵不能貶低真正的偉業，長城曾經被咒罵，但其后的歷史證明，沒有長城的庇護，華夏民族的農耕文明可能早就湮滅在游牧民族的鐵騎洪流中了，正如一位長者所言：一切對有功于中華民族偉業的詛咒惡罵，總是一時的，如春鳥秋蟲，而人民對它的崇仰贊頌，則總是萬世千秋的，如日月之升如松柏之青——長城可證!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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