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黨史博采》2015年第六期同名文章的原稿。
1936年7月，美國記者斯諾到延安采訪。在那里，他看到了共產黨領袖們的簡樸生活：毛澤東住在十分簡陋的窯洞里，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做成的背心……。他在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十年后的1946年9月，另一位美國記者斯蒂爾走進了延安。他采訪十天結束后，當別人問起延安之行的感受時，他說：“我體味到共產黨常常說的‘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具體事實，我認為這是貨真價實的。”
延安時期領導干部廉潔奉公，以身作則，其行為和品質創造了邊區政府聞名中外“只見公仆，未見官”的清風正氣。“官風正則民風淳”。抗戰時期延安清廉的黨風和良好的社會風氣，不但影響了整個中國，也影響了世界。老一代革命家陳毅曾賦詩贊道：“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
各界名人的觀感展現延安的魅力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盡管正面戰場戰斗慘烈，但節節敗退，特別是潰退，嚴重挫傷了國人的信心。當時的共產黨武裝只有5萬人，其戰績卻不乏亮點。例如1937年11月出版的《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就刊載了關于山西八路軍“屢次告捷”的消息。因此，不少人開始到延安去尋找希望。著名學者梁漱溟于1938年1月專程到達延安。
梁漱溟此前曾與國民黨軍事學家蔣百里交談過三次，盡管他聽過蔣百里的“打不了也要打” 、“最后勝利定規是我們的”等等說法，但他的心情還是：“日寇侵略我們，全國處于崩潰邊 緣”“我非常失望，對蔣介石政府失望”。到延安后則感到“毛主席完全樂觀，我是悲觀的， 我聽了他的談話，也就由悲觀變得樂觀了。”“我非常佩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
梁漱溟的由悲觀到樂觀不僅在于和毛澤東的談話，也在于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他說：“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里的氣象確是活躍，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無悠閑雅靜之意。軍隊皆開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隊。所見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數為學生。”“(這些學校)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因為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了從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學興趣轉勝，一般身體并不見差，不是成功嗎?”曾長年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梁漱溟還特意加了一段注釋：“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隨我去的鄒君參加到他們學生隊中，故知之詳且確，沒有虛假。奇怪的是身體并不見差(面色不見黃瘦難看)，興趣都很好。這不是一種成功嗎?”
而他在國統區的看到的則是：“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今后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發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不足，饑餓狀態。其不潔不衛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于現代。故如何急求社會進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一年，其窮如故，甚陋如故。”(均見梁漱溟《我生有崖愿無盡》)
梁漱溟對這樣的鮮明對比極為震撼，后來他經常談到他的觀感，時不時在言談之間極力稱許毛澤東，稱其“天資高，天生豁達。”延安之行還加強了他歷來的反對在中國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的理念。后來對蔣介石推行的所謂“憲政”也嗤之以鼻。
陳嘉庚先生是僑居南洋的華僑領袖。他組織募捐了巨款，支持祖國抗戰。1940年3月，他親自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訪問。到達重慶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了這個戰時首都彌漫著“前方吃緊，后方緊吃”之類的奢靡之風。于是他決定到延安去看看。
延安使他耳目一新。他感到延安和重慶是兩重天。作為祖籍福建的他，還特地找華僑和閩南學生進行交談，了解情況。在女大參觀時，他約兩位華僑女生到招待所來敘談，不覺天色已晚，陳嘉庚問她們自己徒步回校是否懼怕，是否需要派人送一程，一位女生說：“陳先生放心吧，我們一個人走夜路都不怕，兩個人就更沒有問題了。”陳嘉庚聽后十分驚奇地說：“真想不到，共產黨統治下的地方民風這樣好，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陳嘉庚7月17日返抵重慶，于7月25日晚作了《西北之觀感》講演。談到延安，他說，在離開重慶前聽到了很多關于延安的傳聞，但他剛到延安“兩三天，已明白傳聞均失實。”講完后他還一再聲明，這些都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陳嘉庚這篇演講在重慶很快流傳開來，使國統區的廣大民眾感受到了來自延安的新鮮氣息。與此同時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國民黨官員紛紛指責陳嘉庚以華僑領袖的地位發表這樣的演講，“未免為共產黨涂脂抹粉，火上添油”。陳嘉庚則回應說：“我所說的都是事實。你們說我替共產黨說話，那么貴黨也應該實行良好的政治，同共產黨競爭，這樣就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又說：“我是憑良心與人格說話的，我決不能昧著良心，指鹿為馬。”蔣介石于7月28日召見陳嘉庚。陳嘉庚語氣委婉地規勸，國民黨必須革新政治，否則即使共產黨不反對，也有其他的人反對。蔣介石聽后聲色俱厲地說“抗戰要望勝利，必須先消滅共產黨，若不消滅共產黨，抗戰決難勝利。此種事外國也多經驗，凡國內反對黨必先消除，對外乃能勝利。此話我未嘗對人說出，今日對你方始說出，確實是如此”。
在隨后巡視國統區各地時，一路見聞大都使他感到失望。他1946年出版的《南僑回憶錄》有如下記載：
他對那些動輒擺宴的單位說，“余此次代表南僑回國，系工作職責，在抗戰困難時際，凡可節省一分便當節省，勿作不必要應酬，致或有不便。隨誠意設宴招待，然反使余不便，徒花許多費奚益。”
在考察滇緬路時，他發現車路管理仍腐敗。“西南運輸委此腐敗之人，有意如此開銷，彼必呈報昆明機關，歡迎某某費去至少千元，其實為他舞弊，且誤余工作。”“車站陋習如此，西南運輸安有成績可言。”“當次軍運緊張，而當局冥頑無知如此，可勝嘆哉。”
在進入故鄉福建省后，“余在南平，則有漳州兩代表來迎，又有永春某君等，具報閩南民眾，受苛政慘苦，有不聊生之概。余聞后以閩南既如此凄慘，閩北不知如何。詢福州兩代表亦略相同。”“余自到福州后，報界記者及此間訪員，男女十余人，紛紛來言，此間民眾苦景，而尤以貧民為慘，都由貪官污吏，種種苛政。”“市內貧民隨如此悲慘，而茶樓酒店，日夜仍熱鬧不休，多系軍政界公務人員花天酒地也。”
令他震驚的還有那些壯丁的悲慘命運。“九月二十七日，上午離南平，將往崇安縣。甫行不遠，見路旁有兩死尸，其一全身無衣服。據同行憲兵言：‘該尸系壯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當平民，就被拿去抵額，將衣服與穿，故民眾多有中年失蹤者。’”“壯丁用繩索縛聯，此為余親見之。至于其他多樣，如用鉛線環于頸項，然后用繩穿在鉛線，相聯成對，與及鉛線環于手臂，再用繩索縛之，此系余入省之前所未聞者，余未敢信為事實：迨今親見用繩縛之事，乃信前聞不謬也。”
返回南洋，陳嘉庚在新加坡歡迎大會上，把歸國的所見所聞作了介紹。在陳述完延安地區和國統區有如天壤之別的情況之后，激動地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7月1日到5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領導成員、國民參政員黃炎培等一行六人訪問了延安。延安的山水、人物等萬千氣象都讓黃炎培等人耳目一新。街道是整潔的，階下有水道。沒有看見茶館，沒有看見一個游手好閑的人，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特別秀碩。不論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學生短發，有一種蓬勃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政府對于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負責的”。黃炎培把這些觀感都寫在他的《延安歸來》中。此書經過精心策劃，終于沖破國民黨的嚴密控制，發行成功，一時洛陽紙貴。他在書中描寫共產黨的領袖們一個個“樸實穩重，沉靜篤實中帶著文雅，談笑風生，隨便得很，一點沒有粗獷傲慢的樣子”，“毛澤東先生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行者”。
各界名人發表的觀感使國統區人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延安，看到了一個令人感到親切有著光明前途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風貌。
國共交往擴大了延安的影響力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國共兩黨重新開始交往。這些交往大都擴大了延安的影響力，當然也就大大地增強了共產黨的影響。
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任命衛立煌將軍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二戰區前敵總指揮，令其率軍開赴山西。蔣這樣做除了有抗戰的目的外，還有監視、鉗制、甚至消滅駐山西的八路軍的目的。因為衛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調他進山西，可以與西北胡宗南部隊遙相呼應，包圍封鎖以至進攻陜甘寧邊區。
但八路軍的一系列表現，特別是平型關大捷，使衛立煌對這支裝備落后的共產黨武裝刮目相看，他稱贊八路軍“是復興民族的最精銳的部隊”。
1938年4月17日上午，衛立煌以借道為名訪問了延安，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熱烈歡迎。到達后毛澤東就親切地會見了他，雙方洽談甚歡。這一切都給了衛立煌意外的感動。當他看到抗大以至整個延安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平等、互助、團結的同志式的關系，看到所有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事物的時候，感到非常新鮮、敬佩。延安人民在生產勞動上、支援前線上表現出熱火朝天、干勁十足的情景，也同樣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演講時動情地說道：“邊區各地的人民組織實為全國的模范，應該把邊區好的例子更加發揚起來。”“今后要繼續和八路軍親密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和八路軍一道堅持華北抗戰，絕不退過黃河。反對投降妥協，反對倉皇失措、退卻逃跑，收復一切失地!”
延安之行后，衛立煌有了更多的變化。不久他批給了八路軍大批軍用物資;他學習研究延安出版的書籍，研讀毛澤東《論持久戰》，增強抗戰必勝信念;他大膽吸收延安抗大的學生到他的部隊中來;消極應付和拒絕蔣介石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內戰命令。
在后來的國共內戰中，衛立煌態度消極，被蔣介石軟禁。1949年初設法逃出南京，隱居香港。1955年3月終于回到大陸，后擔任了國家的重要職務。
在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處先后派遣六批約十人次的軍事聯絡參謀到延安。在這些聯絡參謀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軍的，有從事特務情報工作的，有生活作風不檢點的。其中少將徐佛觀的經歷很值得一提。他不但多次與毛澤東暢談過，而且他撰寫的延安觀察報告，警示如果國民黨不思改過，共產黨將會奪取全面政權，深得蔣介石的賞識。有學者這樣描述：“徐復觀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葉劍英等皆有接觸，對中共勵精圖治留有深刻印象。”“徐復觀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何應欽，受到蔣氏的重視。蔣介石曾在徐復觀意見書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
徐佛觀1943年5月進入延安。初到不久，就對延安產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在和朱德、葉劍英的談話中，高度稱贊延安的精神面貌，認為仿佛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令人敬佩。他還痛斥國民黨內的貪污腐化行為。
在與中共領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觀覺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歷史巨流的人，不以為毛有本領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認為“中共許多現象，只有順著歷史的巨流來加以解釋，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還說：“我們雖然身在海外，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我們非常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希望共產黨做得好。我們的國家，現在不錯，是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在我們的腦子里面，當然第一功勞，是毛澤東。沒有他的氣魄，沒有他的號召力，沒有他組織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還有其他一些先后在國民黨陣營工作過的人士，也對擴大延安的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丘琮是臺灣抗日英雄丘逢甲的兒子。他中學畢業后，即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礦冶專業。學成回國后，曾先后在大陸執教大學，從事實業，一度擔任廣東省政府的顧問。
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丘琮為尋找抗日真理，來到延安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考察。在這期間，他見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他還經常到“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聽課。他曾訪問過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了解邊區政權建設，了解各級政權是怎樣進行民主選舉的。他訪問過群眾團體，了解怎樣組織和教育群眾，怎樣建立人民武裝，怎樣進行軍事和政治訓練的。經過考察以后，他說共產黨對日作戰很堅決，而且有一套辦法，最根本的是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這是國民黨做不到的，值得學習。離開延安前，他向毛澤東表達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日的敬意，并表示要返回廣東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許。
丘琮回到廣州后，通過做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部的工作，取得了第七戰區少將參議的職銜。他利用這個身份，組織成立了“東區服務隊”，運用從延安學來的經驗，大力發動群眾，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宣傳全民抗戰，并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抗戰勝利后，丘琮重返臺灣，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后辭去職務，常以私人身份訪日，在旅日僑胞中宣傳愛國思想。
陳志昆是夏威夷的美籍華人。1934年，他的堂姐夫，時任國民黨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在夏威夷探親后，帶他回國擔任了自己的英文秘書。在此期間，因為特殊的工作關系，陳志昆與蔣介石等國民黨的高官有較多的接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受孫科之托，帶其兩個兒子到美國就讀。
回到美國大學讀研究生的陳志昆牽掛著中國的戰事。他迷戀上了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后來當他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時，心靈受到了震撼。于是，1938年8月，他克服重重困難到了延安。
陳志昆進入延安就親眼目睹了全國各地的青年們紛紛涌向延安的熱烈情景，親耳聽到了連綿不斷的抗戰歌聲，親身感受到了處處洋溢著團結抗戰的蓬勃朝氣。他確信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不久他就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幽默風趣，使他很快消除了拘束感。他們開始談孫中山，談孫科，談蔣介石，談國共合作，談時局，談美國……陳志昆把毛澤東與早已熟知的蔣介石在心里做了個比較，認為:蔣介石令人生畏，毛澤東讓人敬仰。 毛澤東還為他題詞鼓勵他的抗日熱情。
第二年春天，周恩來告訴陳志昆“你要為抗日戰爭做出貢獻，就不是上前線去殺幾個日本鬼子，而是回重慶去，告訴孫科這些人你的所見所聞，促進大家共同把抗戰進行到底”。于是，陳志昆回到了孫科身邊。他利用各種機會向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介紹了延安的真實情況，后來孫科發現他受到監視，就安排他去和斯諾夫婦、路易.艾黎一起搞“中國工業合作社”(公合)，以另一種方式支持抗戰。
新中國成立后，陳志昆和新婚妻子一道，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從1950-1961年那11年，我們親眼看到和親身經歷了新中國的變化。”“雖然當時物資貧乏，但人的精神是充實的，思想更是純潔的。至今我們還是說，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就是在北京的11年。”晚年，他回到夏威夷，擔任了當地華人華僑社團的領袖，為中美友好貢獻余熱。
無論是當時的各界名人，還是來自國民黨方面的人士，他們實事求是的所見所聞一經傳播，延安的形象就變得愈加光彩奪目;同時，延安之行也改變了他們之中很多人的命運。
外國人眼中的“另一個世界”
自1936年7月美國記者斯諾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采訪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以后，就不斷有外國記者和其他外國人造訪了延安。他們的報道，他們的觀感，逐漸使延安成為了世界各國關注中國的一個亮點。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徐中約在他的權威力作《中國近代史》中寫道：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只有一個天主教神甫比較明顯地例外。 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入為主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 《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
“用作比較的標準不是共產黨中國與美國，而是重慶和延安。前者代表著‘舊中國’--死氣沉沉、頹廢衰微、自私自利、逆來順受、對普通百姓漠不關心、貧窮落后、不講人道，任人唯親，而后者則代表‘新中國’--滿懷希望、朝氣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揚、綱紀嚴明、熱情洋溢。斯諾稱-顆紅星正在中國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則認為國民政府正因其行為不當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淪喪和濫施暴政而腐朽枯萎。雖然白修德‘不信任共產黨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國被淹沒在紅色浪潮中’，但他還是認為國民黨‘頹廢衰微’而共產黨則‘生氣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除了個人訪問，還有兩次較大規模的團隊訪問。一次是1944年6月至7月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另一次是1944年7月22日到達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
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以后，美、英等國為了戰勝德、日侵略者，特別是為了打敗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國的軍事力量。由于當時的國民黨腐敗無能，抗戰不力，軍心渙散，士氣衰落，美、英等國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為此，他們于1944年3月向中國共產黨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國記者，到延安及黃河以東各解放區了解八路軍武裝力量和敵后斗爭情況，并考察陜甘寧邊區及敵后根據地的情況。
盡管國民黨一萬個不愿意，但面對的是西方列強，不敢公開拒絕，只得表示同意。為了控制記者團，國民黨將外國記者團改名為中外記者團，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報》等記者參加，安排國民黨官員領隊，并規定中外記者的統一行動紀律，最后在重慶組成21人的中外記者參觀團。
外國記者結束延安之行返回大后方和本國后，對延安和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面貌及八路軍、新四軍的輝煌成績做了翔實的宣傳和積極報道。比如，福爾曼1945年在美國出版了《紅色中國的報道》，引起美國人民的普遍關注;斯坦因1946年在美國出版了《紅色中國的挑戰》，并先后寫出《中國共產黨與解放區》、《八千六百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等文章，發表于美、英報刊，引起了各界良好的反響。
自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和軍隊中的有識之士已對消極抗日和腐敗無能的國民黨表示不滿，因而希望美國政府與中共建立聯系。經過不斷努力，1944年6月21日，訪華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重慶當面向蔣介石提出羅斯福總統關于派軍事代表團訪問延安的要求。6月23日，蔣介石被迫同意，但為了降低代表團的規格，把名稱改為“美軍觀察組”。
美軍觀察組除在延安活動外，還到晉綏和晉察冀根據地考察、訪問。在此期間，他們發表了很多講話，寫了許多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及中共的方針、政策。特別是主要成員謝偉思，先后寫了50多份報告。他在1944年7月28日第一次發回的調查報告中說：“延安民眾官兵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文化運動極為認真，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范，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美國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在美軍觀察組的報告基礎上，于1944年11月7日寫出一份新的報告。該報告稱：“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它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中國的命運不決定于蔣介石，而決定于他們。”
抗戰時期的延安，黨風正民風淳，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內外史學界的共識。當然，無論是在那時，還是在現在，個別學者持有不同看法亦不足為奇。例如當年的傅斯年和當代的高華。關于后者，著名黨史學者金沖及坦率地指出：“他父親被打成右派，我想這對人看待問題確實會有影響。 高華的書出版后就寄給我了，當時因為其他原因沒有全部看，但我聽別人說了大概印象。關于延安整風，他用的是公開發表的材料。延安整風核心的材料是會議記錄，特別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記錄等等，很關鍵，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統地看過就會知道，有些東西他還是比較隔膜，很多是靠猜。”關于傅斯年和高華等學者看法中的值得肯定的內容，因為是另一個話題，在此不贅。
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抗戰時期的延安社會也一樣，但無可置疑的是光明面肯定大大超過了陰暗面，因而才有可能被萬眾矚目。歷史已經證明，抗戰時期的延安不但造就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黃金時期”，也為中國的社會治理提供了寶貴經驗，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盡管近年來不斷有新的“歷史真相”問世，但一直無法撼動國內外史學界的基本共識。被稱為西方新一代中國抗戰史權威學者的英國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其最新著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中依然認為，“延安和國統區顯然在各個層面都截然不同。”“延安領導人樸素的生活和著裝，街上沒有乞丐，也沒有赤貧的難民。”因而“普遍感覺‘他們來到了另一個國家，正接觸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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