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和政治建設中間的毛澤東化，對很多干部來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的”，反過來，非毛化對于多數共產黨干部來說才是合乎心意的。1931年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結果是空前的失敗和戰略轉移，遵義會議上，由于毛教員的努力，部分高級干部認識到：必須否定軍事上的非毛化。遵義會議之后放棄正規戰，回歸運動戰，意味著多數高級干部部分承認第一次非毛化的失敗。
一、否定軍事上的非毛化：終結正規戰的打法
在遵義會議八十周年過去之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令人沭目。回顧遵義會議的話題和回顧的方法，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十分引人回味。有官學機構的學者，非要把遵義會議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扯在一起，似乎若非如此就無法界定遵義會議的價值和意義。
遵義會議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曾經發生過，但是，在后來的歷史流變中間遵義會議的意義如何，這是一段新的歷史，而今天回顧遵義會議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與歷史過程發生了巨大的疏離。共產黨進程之后，一些私心雜念很深的知識精英，獲得了共產黨歷史的壟斷性解釋權，其中陳伯達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這些知識精英把學術場域中間文化資本積累的邏輯，不自覺地帶到黨史和毛思想的解說中間來，在這樣的解說中間：似乎馬克思主義就是真理的唯一壟斷者，而其他一切革命家的思想和實踐都需要根據這一真理來加以評判。
毛澤東本人也使用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說法，但是，那是在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群體所創造的“本本至上”語境中間使用的，開會時一些留洋學生發言動不動就說“拿本本來”，毛教員很是氣憤，曾專門寫了篇文章題目就叫做《反對本本主義》。真實的歷史和認識過程是1958年毛澤東所說的：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和列寧。更為通俗滴說，共產黨革命的實踐和毛澤東所思所想的問題，多是馬列未曾接觸和處理過的新課題。
遵義會議的真正轉折，是終結了“等同于送死”的正規戰打法，這個正規戰戰法最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死守湘江的戰役，重新開啟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模式，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之戰就是代表。
回顧一下黨史，我們很清楚，毛教員一上井岡山就是開啟游擊戰模式。但是，1931年上海中央立足不住遷入蘇區之后，毛教員的戰略戰術和政治方略被指為“逃跑主義”和“富農路線”。也就是說，共產黨在上海中央遷入蘇區之前，原本有著正確的應對方略，但是，從廣昌戰役開始被終結了。這應該是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毛教員的軍事和政治方略被全面拋棄，結果就是：共產黨和紅軍作為弱勢競爭者，從此開啟了按照強勢競爭者需要的正規戰打法，后來的喪師失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上海中央進入蘇區之后，除了軍事上采取正規化戰法之外，根據地建設上也相應地正規化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一進入蘇區，就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政的正規化，是相輔相成的，也自然地就取消了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既然根據地是一個國家，軍隊當然就應該在國境上作戰，所以，御敵于國門之外就成了無可爭辯的唯一正確方略。為了排斥毛澤東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方略，分三次降低毛教員的話語權，先是1931年寧都會議上奪去毛澤東的黨權(撤銷其前委書記職務)，然后1932年贛南回憶上又奪去其軍權(撤銷總政委職務)，1933年還預備奪去其行政權(據李維漢回憶，某些人預備在蘇維埃共和國主席職務之下再設執行主席，把毛澤東架空變成蘇聯的布爾加寧那樣的空架子)。
二、不同的軍事競爭方略要以不同政治建設方略去支撐
遵義會議之后的戰爭方略的轉變，實際上意味著軍政和軍民關系的再一次轉變。毛教員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就已經指出，像黃巢、李闖等流動作戰方式已經很難取得好的效果了，必須通過建設根據地的方式來為革命戰爭獲取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后來所提倡的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實際上意味著不同的政治建設和軍事建設方略。還是在1929年古田會議上，毛教員就已經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不是單純執行軍事戰斗任務的戰斗隊，還必須履行工作隊和宣傳隊的職能，在延安還曾經因為經濟困難追加過生產隊的職能。
有一個很可笑的皮相之論，說毛澤東主張“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反復閱讀1927年八七會議上毛教員的講話，真實意思有兩個：一是不能夠再迷信和依賴國民黨了，別人已經拿起槍來了，所以必須反抗，也就是說，國民黨作為強勢群體選擇了戰爭解決問題的博弈方法，共產黨作為弱勢一方就只能夠而且必須主動跟進，不應該有任何動搖，這個方面出現了底層要革命、黨的指導不革命甚至有反革命嫌疑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革命已經只能選擇武器的批判了;二是過去共產黨人的工作重點是工農運動，現在必須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強調軍事工作。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清醒認識，所以，毛教員在秋收起義失利時，就迅速地尋找建設根據地的可行地理條件和進行持久戰的打算，而不是與黨內大多數同志那樣迷信外國，迷信攻打大城市。也就是說，共產黨人干革命的問題，首先是被逼拿起了槍桿子，拿起槍桿子之后就必須尋找維護紅軍生存和壯大的根據地政治條件。與八七會議上毛教員批評的“黨的指導不革命”一樣，共產黨高層很多人雖然被逼拿起槍桿子反抗，但實際上尚未進入如何進行有效反抗的思路，毫不關注根據地建設和紅軍如何以弱勝強的合適方略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毛教員的講話當時才會被誤解為“槍桿子主義”，還因此被撤銷政治局委員職務。更為可笑的是，這個錯誤處分被糾正過來之后的很多年里，還有人在那里散布毛教員主張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紅軍作為承擔政治任務的集團，要求紅軍承擔戰斗隊之外的職能，實際上準確地反應了紅軍作為弱勢競爭者一方的政治競爭困境：缺乏必要的強制力量在軍隊內部和外部實現高水平的管理效率。而官兵一致和軍民一致，實際上是以建設政治認同為中心的新型管理模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論斷中間，有一個說法：國家是一個暴力機關，諸多管理職能的實現端賴暴力機關所支撐的有效的強制性。而紅軍和后來的八路軍，一個典型的特點就是在 暴力方面不如對手，也就是說，紅軍和八路軍必須尋找那個強制性不足情況下的有效管理方案。
為什么敵軍是可以瓦解的?很顯然，不是共產黨干部水平高、管理招法多，而是因為敵軍內部官民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階級對立，紅軍和八路軍實際上就是要鉆這個空子。反過來，如果紅軍和八路軍內部的官兵對立超過了國民黨，顯然，被瓦解的就只能是自己。在國共對立的環境中間，到底是誰瓦解誰的問題上，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競爭：哪一方能夠把內部的官兵對立降低到遠遠低于對手的程度，誰將是勝利者。有一個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記錄到：“某些愛發牢騷的蔣介石軍官中流傳的一些說法，頗足以說明蔣軍的戰斗力如何。例如說蔣軍有‘五不和’：一、軍政不和;二、軍黨不和;三、軍民不和;四、軍內不和;五、官兵不和。”(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
三、軍隊建設的“毛澤東化”和非毛化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美國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毛澤東化為什么可以強化軍隊的戰斗力，很簡單，就是內部的官兵對立業已最小化了，戰士作戰的努力水平不再依賴于軍官的強制和激勵，而主要地來自于政治認同的提升。軍隊內部官兵對立程度的高低，最終決定了到底是誰可以對誰搞“瓦解敵軍”——瓦解別人而不是被別人瓦解。
同時，軍民之間的緊密合作，也讓指揮員有了新的作戰方略選擇，可以最低限度地動用全部的機動力量。最典型的就是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戰役，當時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46萬人，共產黨軍隊粟裕部27萬人，但湯部進入解放區之后不得不處處分兵把口，守護交通線和打下來的城池，為什么這樣?因為國民黨軍隊與民眾之間的嚴重對立關系，決定了整個的交通線都處于不安全狀態。而粟裕部僅僅27萬人，就敢于把所有的機動力量全部投入一個狹小的戰場，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發生共軍潰敗，但是，零散的共軍能夠很快滴得到老百姓的幫助，生存下去并重新集結起來，因為永遠不存在損失軍隊百分之百的風險，所以，把全部力量一次性投入戰場的孤注一擲打法，也一樣是可取的選擇。結果就是孟良崮戰場所呈現出來的：只有27萬軍隊的華東野戰軍在局部有著軍力優勢，對強敵實施了包圍，并短期之內殲滅了國軍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編七十四師。
在認同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就只能夠強化管理權，保證軍官對士兵的有效控制，舍此就不可能獲得高水平的努力。在資本主義國家及相關環境產生的管理學知識中間，無法想象弱化管理權的管理模式，一切關于管理學的知識都著眼于如何保證管理權的有效性。而紅軍自從上井岡山開始，就處于“無人、無錢、無槍”的局面，強化管理權的努力，其所能夠達到的上限也很低，因此，只能夠反過來設想：如何激發紅軍戰士的自覺努力，消除雇傭思想。這其實就是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的系列努力方向：通過最小化官兵對立來消除認同提升的障礙，同時開放管理權讓士兵參加，營造提升認同的良好氣氛。
紅軍和八路軍的管理特點是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設置政委和政治工作系統，使其地位不低于軍事指揮系統。以政委為代表的政治工作系統，要實現兩大目標：對內要實現官兵對立最小化同時促使積極分子參與管理權開放，對外政委要幫助士兵學會并承擔起工作隊和宣傳隊的職能。換句話說，紅軍的管理效率主要來源于認同提升，而不是控制權的有效性，因此，在紅軍中間，守護認同使其不被官兵對立程度上升所破壞，乃是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管理事務。
所以毛教員總結說：“(一一五)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論持久戰》)
四、實踐中間的軍隊“第二次非毛化”進程
老田曾經訪問過一位楊連長，這位老楊同志參加過老山輪戰，當時他擔任營射擊隊隊長。老楊根據自己的感受，回顧了軍隊內部官兵一致的破壞過程，以及官兵對立程度上升的方式。老楊是文革期間去部隊當兵的，他說自己剛剛去部隊的時候，生活方面很無能，都是老兵和班長幫助他洗衣服和解決各種困難，冬天的時候部隊住窯洞，班長和老兵都住在外面，靠里的一面暖和都讓給新戰士，有什么困難和心情糾結，常常得到老戰士和班排長幫助排解。老楊回顧說，很多東西其實就是潤物細無聲的，一個人對于自己對于戰友對于國家的看法和認同，不是說教所能夠解決的。老楊說，雖然自己在家里很少做家務，但是到了部隊之后得到老戰友的多方面的幫助，家里父母知道之后也很高興和放心，完全不擔心他在外面受委屈。
老楊說，到了1980年代中期，就不再從優秀士兵中間提拔干部和培養積極分子了，軍隊指揮系統就失去了“帶頭作用”這一塊力量的支持，優秀士兵身上所集中的影響力，就與部隊管理效果提升沒有關系了。差不多的時候，士兵探親假回來開始給班排長連長帶禮物，平時也常看到士兵給班長敬煙了。慢慢地，戰士跟連長要親一些，因為訓練時總是在一起，跟指導員就比較疏遠了，這跟他開始當兵的時候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戰士跟指導員很親，有什么實際問題甚至心里郁悶也都去找指導員。
這個時期，有優勢的群體開始追求優勢了，無優勢的群體開始體認自己的劣勢地位。不再關注官兵對立最小化之后，政治工作系統的效果就慢慢地出現了“空轉”現象。在軍隊內部，有優勢的群體服務于弱勢群體，這是營造官兵一致的關鍵。反過來，弱勢群體服務于或者取媚于優勢群體，則是不認同上升的關鍵。至于徐才厚那種收錢給官的提拔方式，對于重建官兵對立或者上下級對立的作用，就無需多談了。
老楊還說，老山輪戰的時候，他們站在大山的陰影里等待炮火準備完成，當時自己的心里是極度緊張的，因為文革結束時《人民日報》老是宣傳說經過文革的一代年輕人是“垮掉的一代”，大多數都中了四人幫的流毒，他心里特別緊張的就是戰士會怎么樣?沖鋒命令下達之后，會不會部隊發不出去?如果發不出去的話，就只能自己在前面帶，那樣的話戰斗效果就無法想象了。炮火準備結束后，命令一下達，證明老楊的擔心完全是多余，戰士們都很勇敢。老楊總結說，當時的戰士具有強烈的英雄主義精神以及為國立功的思想，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驅使就表現得很勇敢，老楊還談到一個江蘇的戰士家里是老板，這個戰士預備退役之后回家接班當老板，根本就不追求立功受獎提拔什么的，但是，依然表現得很勇敢，這讓他很感動。戰爭非常艱難，整個營的傷亡很大，等到輪戰下來，全營只有三個帳篷就都住下了，上面的嘉獎令下來的時候，老楊回憶他們營幾個干部沒有任何一個高興的，都是痛哭失聲。對于自衛還擊戰電影表現的說軍官戰后喝酒歡呼勝利的場景，老楊表示：一是不相信基層軍官中間有這樣的人，二是對高層軍官有這種反應表示強烈憤慨。官兵一致不僅僅是說說而已，而是會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深處，至少在當時，對基層軍官個人來說，榮辱升遷還沒有超越對戰友生命和健康的真誠關心。
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時間段來對比，從更大的社會視野去看政治認同問題，結論就更清楚了。2014年在麻栗坡烈士陵園，有上萬名參戰老兵聚會紀念老山輪戰犧牲的戰友，這個活動是完全民間的，沒有任何官方媒體報道，相關參加紀念的官兵多是各地維穩辦重點關注的長期上訪對象，這一群人業已被視為危險分子了。國家和政治認同就這樣逐步消解了，老戰士認為自己沒有得到國家的合理對待堅持長期上訪，還因此成為各級維穩辦的重點對象，這是不是復制國民黨的軍政軍民不和，值得仔細分析并認真對待。
老楊自己也是一個長期上訪人士，他轉業之后在企業里工作后來被買斷，參加過多次上訪。與政府部門強硬地駁回國企職工上訪訴求不同，對轉業軍官的長期上訪，政府相關機構做出了唯一的一次政策讓步。2003年人事部等機構聯合下文，對轉業軍官上訪的訴求給予回應，結果是劃了幾個政策杠杠：什么級別在企業退休后如果不到某個數字就調到這個數字，各地執行政策的部門采取“政策最小執行方法”：結果是“一拉平”，所有的連級營級團級師級干部都拿同樣數量的退休工資，原先的年資和級別差距全部取消了。這種“政策最小執行方法”，老楊和他的上訪戰友們都表示不認同，到現在為止上訪依舊在持續進行中，說年年都會找時間去省委門口坐一坐。
2014年4月28日萬名參戰老兵回麻栗坡祭奠戰友
(照片引自：http://blog.163.com/shizheng_de/blog/static/14088635620144811167192/)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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