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的群眾路線緣何深入民心

　　【摘要】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清醒地認識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我們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從抗戰一開始，我們黨就提出了全面抗戰路線的核心問題就是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抗戰，使整個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共產黨的發展要以人民大眾為基礎，而人民解脫枷鎖，翻身做主同樣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

　　上世紀六十年代，許多西方學者就“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為什么能得到農民的擁護”展開激烈的討論，有的說是民族自覺性，有的說是道德經濟問題……總的說是說法多樣，偏頗得失各得其所，討論結果不盡人意。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一問題，我們會發現，共產黨之所以能融于老百姓中，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和愛戴，是因為共產黨需要老百姓，老百姓相信共產黨，二者之間存在一種“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的關系，也就是說，共產黨的發展要以人民大眾為基礎，而人民解脫枷鎖，翻身做主同樣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

　　抗戰時期黨的群眾路線深入民心，思想根基牢固

　　抗日游擊戰爭一開始，黨就和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了一起，得到了群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影響同時也在人民群眾中迅速擴大。太原失守前，中共北方局就帶領各級黨組織積極開展宣傳工作，進行黨內黨外大動員，為開展山區游擊戰爭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群眾準備。太原失守后，中共上層迅速作出反應，緊密與犧盟會、動委會、決死隊等配合，把建黨、建軍等各項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還與當地工會、青救會、婦救會、農會等地方組織密切配合，使得新的抗日民主政權很快建立，將抗日游擊戰爭的火焰燃遍了恒山、太行山、太岳山、管涔山和呂梁山區，將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北等廣大游擊區建成敵后山區抗日根據地。

　　從全面抗戰的立場看山西抗戰，我們不否認國民黨政府軍和閻錫山所領導的晉綏軍在抗日戰爭中所做過的犧牲，但如果仔細分析國共兩黨所堅持的抗戰策略，那就大相徑庭，這也是抗戰勝利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一步步走向強大，而國民黨政權一天天萎縮直至失敗的原因。從抗戰一開始，蔣、閻軍隊打仗所依靠的就是他們的政府和所有的軍隊，而與百姓互不相干，沒有以人民群眾利益為出發點，當然更談不上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了。而共產黨則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去看問題，發動的是一場人民戰爭，共產黨和八路軍有了群眾的支持和配合，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并一步步走向全面勝利。抗戰時期，時任交城三區的區委書記李立功在回憶當年的抗戰形勢時說：“(抗戰)全靠老百姓了!毛主席講我們是人民戰爭，不靠老百姓戰爭就勝利不了!你靠誰?我們吃的是老百姓的，喝的是老百姓的呀!”“那個時候群眾覺悟高，老百姓抬擔架、照顧傷員，熬稀飯、熬雞湯，都是自覺的。除了打仗以外，老百姓就是個大供給部，老百姓就是個大后方，什么都是靠老百姓，所以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老區的老百姓，確實是覺悟高，革命的成功全靠老百姓啊!”①這是一位山西的老領導，更是一位戰爭的親歷者從心底所發出的對老百姓的崇高評價!

　　彭德懷就如何建立鞏固的軍民關系指出：“軍民關系之好壞，決定于軍隊本身有無嚴格的紀律，以及每個軍人有無愛護人民的觀念。假如一個軍隊能有嚴肅的紀律，每個官兵對于人民，能夠做到買賣公平，態度和藹，雖在極困難極混亂的環境中，不亂拿民眾一點東西，那這個軍隊必然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取得人民的幫助。”②

　　黨員干部平易近人、八路軍紀律嚴明，百姓有口皆碑

　　在山西，紅軍東征給當地百姓所留下的良好印象是深刻和普遍的。

　　山西長治縣西村焦福水老人在回憶中說：“日本人進攻上黨，長治是兵家必爭之地。彭德懷東征太行山就是從這里開始的，西火是太行山的西大門。彭德懷東征太行山來到西火，建立敵后革命根據地。剛開始就碰上咱這兒犧盟會成立，我是犧盟會的領導人。當時何長工來過西火，何長工(編者注：1900年-1987年，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來西火主要是實行根據地政策，實行合理負擔。

　　當時何長工借米救窮人。為什么說是借米救窮人呢?當時沒有個正軍，來了就是賓客，來了就想扎住腳了，紅軍要依靠犧盟會，犧盟會同樣需要依靠紅軍做后盾。有了紅軍后，犧盟會就在長治撐起翅膀來了，這就和閻錫山有了磨擦。

　　那會兒的人可難活呢!人人哭爹叫娘的，有錢的人不舍糧，窮人們沒出路。何長工就想，這就得先救民，毛主席說要扎住腳就得先救窮人，我們要把窮人先救起來，吃飯問題是最重要的。可是當時紅軍自己沒米，也沒了錢，紅軍自己的布袋也是空的，子彈也少，一個子彈袋里就三個子彈，也不是人人都有槍，這可咋弄呢?又想救窮人，又沒米。這樣就聯合犧盟會開會，討論如何救窮人。

　　當時西火的偽村長是西火的一個大財主，叫鄭金水，是個高利貸，有米，可他后來也被感動了。他是怎的感動了呢?紅軍進村時很冷，也沒住民房，就住廟里了。他開了很多堡號，也沒住他的堡號，他想，紅軍真好，毛主席說的對。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到老財家拜訪請米，說鄉親們應伸出友誼之手，我們打個條子，保證政府以后加倍償還!這個鄭金水受了感動，于是就把紅軍接到他那里，把紅軍安排好后就開始借米。他一人就借出30石米來，后來總共從有米的一二十戶家借出幾百石小米。

　　所以說，救饑民好比播種機。西火有個郭長樂吃了紅軍的飯后，就積極報名參加當紅軍。到十月、十一月份，紅軍就進太行山了，建立根據地，西火很多人成群結隊地跟上去，紅軍一下就擴大了。”

　　八路軍的嚴明紀律也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愛護。八路軍部隊進入山西抗日，開始實踐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萬事開頭難，八路軍從入晉到站穩腳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第一二〇師宋時輪支隊初到雁北時，十室九空，糧食采辦非常困難，然而由于政治紀律嚴肅，戰士寧愿忍受饑餓的痛苦，無論如何不動群眾一草一木，而且還積極打擊日寇漢奸。群眾看到八路軍不僅紀律嚴明，而且抗日堅決，于是口耳相傳，紛紛送糧送菜，甚至從別的地方買來白面支援八路軍。沒過多久，百姓的抗戰熱潮席卷整個雁北地區。

　　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發動的“九路圍攻”是抗戰開始以來規模空前的一次洗劫。可以說，在“九路圍攻”中，敵人對老百姓的殘酷是難以言表的。1938年5月18日的《新華日報》披露說：“敵人對民眾的殘酷，實在是誰也意想不到的。有許多事情不但民眾聽見了要懷疑，就是我們自己聽見了，也要懷疑到它的真實性。”凡是日軍走過的地方，可以破壞的東西沒有不被破壞的。日軍制造的觸目驚心的場面在深深刺痛國人的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敵人的仇恨。

　　陽城縣政協主席潘小浦講抗戰時期的軍民關系時就舉唐天際被救的例子來說。唐天際(晉豫邊抗日根據地創建者之一)三次遇險被救，其中有兩次就是當地婦女所為。有一次，唐天際正在次營鎮的一個村，有漢奸告密，日本人就派人來抓他，再加上唐天際不是本地口音，日本人就將他這個村子包圍了。唐天際看到形勢危機，主動站出來，說我是外地的，是來這個地方收蠶絲的。日本人將信將疑，準備把唐天際帶走。這時，村里的一個女同志(她的丈夫是共產黨員)跑出來，一把抓住唐天際，說她和唐天際是夫妻，說唐年輕的時候就在這里做生意，每年在這里住半年，在那個家住半年，我們還有幾個孩子。最后，日本人終于相信了，把包圍的兵撤走了。

　　晉綏邊區縱然不像太行區的災情那樣嚴重，但從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到1943年這一段時間，其財政狀況也是相當困難。特別是在1941年到1942年這兩年里，由于日軍的掃蕩和連年的災害，根據地生產破壞十分嚴重，土地荒蕪，鄉村殘破，商業凋敝。而蔣閻反動派又趁火打劫，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使抗日根據地的局勢日益惡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軍隊每人每天吃七兩黑豆，還得勒緊褲帶打仗、搞生產。”③面對軍民生活困難，軍隊戰斗力受到影響的嚴重情況，盡快扭轉這一局面成為當務之急，為此，賀龍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一面帶領司令部的機關干部開荒種地，一面號召和幫助邊區軍民開展生產自救運動。他還派人從外地引進棉籽種植棉花，逐步恢復和發展紡織業。發動軍隊就地取材，利用羊毛紡毛線，編織毛衣、背心、毛襪、手套，解決過冬穿衣問題。又發動邊區軍民開采煤炭、燒制木炭，通過對外交易來換取邊區奇缺的醫藥、食鹽及紙張等物資。在賀龍的感召和帶領下，邊區軍民的手工業逐漸得到恢復和建立，軍民生活所需不僅能夠自給自足，而且部分盈余還可以通過磧口、柳林等地對外交換。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清醒地認識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我們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從抗戰一開始，我們黨就提出了全面抗戰路線的核心問題就是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抗戰，使整個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那時候這個八路軍和老百姓那個關系緊密的很，都掩護咧，無論是八路軍住到誰家，誰家也是很照顧，給釘鞋、補褲子、補襪子。那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做軍鞋，再一個就是圍公糧、碾碾子，推(碾)下小米子，往苛嵐、五寨送糧，往興縣灘上送。”④

　　(作者為山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西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注釋】

　　①張成德，孫麗萍：《山西抗戰口述史(第一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②彭德懷：《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時事類編特刊》第五期。

　　③龐懷志，田子俊：《賀龍同志與晉綏解放區的創立》，《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一卷)，1998年。

　　④陳旭清，馬文麗：在五寨采訪徐慶元的談話記錄(未刊稿)，200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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