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約我寫篇文章，談談我親身經歷的民國時期。這個題目對我來說有點大。1949年5月，我的家鄉解放前夕，我剛滿10周歲。我記得，在十分陰郁的環境中，父親為我煮了一碗面條，為我過10歲的生日，只有我的堂兄陪著我，而且還把大門關起來。那時候時局不靜，深怕外面有什么事。事實上，我不記得10歲以前，我家里替我過過生日。大約10歲是一個大日子，盡管人心惶惶，父親還是為我過生日。
我是民國二十八年(1939)出生的，到1949年5月，我在民國時期生活了10年，正在上小學四年級，我對那時的生活已經有不少記憶了。
我的家鄉在漢口西50公里，在江漢平原東北端，張姓聚居，附近六七個村莊，戶口過千。我家在張姓中，房小勢弱，人丁不旺，在日常生活中常受家族中有勢力的人欺凌。我在兒時常聽父親為此嘆息，這在我心靈中留下了創傷。
漢口對我是遙遠的異鄉，神秘不可測。那時小孩不聽話，大人用來嚇唬小孩的有兩件利器，一是老虎，一是漢口來的人販子。所以我很小時候就對漢口抱有敵意。七八歲的時候，一次看見漢口來了一個人，年輕英俊，一身白紡綢長衫，衣著談吐果然與鄉下人不一樣。那時候的城鄉對立是很明顯的。
我記事的時候家庭貧寒。父親在他的兄弟姊妹五人中，是老幺，出生在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母親在1946年去世。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父親租一兩畝水田，外加做一點小生意。所謂小生意，是炸油條、蒸發糕，或者煮豆絲(用豆子磨漿制成，類似北方的面條)，主要是應付早市。我哥哥參加了新四軍，在家里，父親帶著我和姐姐以及比我還小五歲的妹妹過日子。姐姐和我也幫父親做點事。這些僅能糊口，生活艱難。
每年春夏之間，江漢一帶經常有狂風暴雨、電閃雷鳴。我家住的土坯房子，每逢暴雨，屋內都要漏雨，后墻也到了快倒塌的程度。每到狂風暴雨、電閃雷鳴之時，都是我們家惶恐無奈之時，母親或者姐姐都要把我拉到跟前，口稱“龍王善過”、“菩薩善過”，這是向龍王、菩薩求情的意思。可是，龍王、菩薩并未善過，往往回報以傾盆大雨。有時候刮起了狂風，屋頂上的瓦片被掀翻，此情此景，一家人極其無奈。
大革命時期，我的家鄉是農民運動活躍的地區之一。父親閑談中提到，民國十六年(1927)，母親正懷著哥哥(張海濤)，還到15里外的馬口鎮去參加游行，高呼“打倒列強”的口號。
蘇維埃運動時期，漢川縣也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有一位張姓族人是中共黨員，做了漢川縣長。蘇維埃失敗，舊政權反水，這位縣長出家當了和尚。反水后，父親也受到過沖擊和威脅，這是聽父親說的。舊政權恢復，農民運動活躍的地區受到報復，家鄉人被殺的近80人。這是我上高中后聽鄉政府人士說的。中國出了紅軍、白軍，年邁的二伯父閑談時說過。
家鄉有一個惡霸，大革命失敗后橫行鄉里。他到南鄉(橫山)許姓搶親(搶許姓女子為妻)，父親沒有去參加搶親，后來不斷受到這個惡霸的羞辱。父親不愿意提起這件事，哥哥和姐姐有時候給我說到過，大概那時候我還未出世。
我出生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占領了武漢，我們鄉下也來了日本人。但是我對日本人沒有印象，比我大兩歲的同鄉說他記得很清楚。我只記得父親說過，日本投降時，有一個日本兵被我們鄉下人打死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國民黨的兵。我親眼見過抓壯丁，鄉丁極為橫蠻，抓到人，五花大綁，拉走了。我們鄉下有新四軍地方部隊活動，鄉下人稱他們為“老四”。有一天早晨起來，看見我家門口不遠處有一個人被砍了頭，躺在地上，身上蓋著蘆席。父母告訴我，大概后半夜，天快亮，“老四”來了，街上正住著十來個鄉丁，平時為非作歹，“老四”上過當，這回“老四”摸了他們的老窩，一個當頭的不肯走，就在我家門前不遠處被砍死了。那時候，我父母已經起了床，準備早上的生意，聽到外面的聲響，一清二楚。他們趕快把燈吹了，大氣不敢出一聲。
有一次，鄉人張印甫帶頭，繳了前來收稅的鄉兵的槍。國民黨軍隊開過來，大事張皇，把稻草放到居民屋頂上，準備放火焚燒。家家戶戶關門閉戶，不知道如何渡過這一難關。母親把我拉到懷里，告訴我不怕不怕。后來聽說，大概是鄉里有勢力的人送了錢，才免去了這場災禍。
大約1947年，我家鄉駐扎了國民黨正規部隊，美式武裝，士兵戴船型帽，綠嗶嘰軍服，腰里掛著手榴彈，很威武。我對這支軍隊有兩個印象，一是在上學路上，他們放出大軍犬嗷嗷大叫，嚇得我們要繞很遠的路去上學;二是有一天早上，一個小軍官和幾個士兵到我們家里吃油條等“過早”，吃完了起身就走，父親上去要他們“會賬”，那小軍官摸著腰里插著的手槍，眼睛一橫就出門，父親哪里敢跟他們要錢。那時我正在場，親眼目睹。我后來到臺灣開會，在會上遇到一個少將，還跟他開玩笑說：“貴軍現在紀律如何?還搶老百姓的東西嗎?”
1948年，記得我在上小學三年級，學校組織“童子軍”，也要我參加，規定要穿著正規的童子軍軍裝。我父親用白土布請裁縫做了一套，用土顏料染色。我穿著這套自制的“軍裝”到學校上操，被老師叫出來罰站，當眾出丑，我深感侮辱，但是沒有辦法。
1949年之前的幾年，地方很不安定。有一伙被老百姓叫做“清鄉揪鎖盜壇隊”的似兵似匪的人(大約由敗兵、土匪等組成，帶槍的)，經常出入鄉里，抄家搶東西。那時候，只要狗一叫，老百姓就知道“盜壇隊”來了，大門都不上鎖，趕快躲起來。記得有幾個晚上，聽到狗叫，父親趕快把我們幾個孩子從床上拉起來，躲到菜園里，趴在地上，一動不動，狗叫的聲音漸漸遠了，才敢回家。
1949年春，正是解放軍要進軍武漢前夕，武漢沒有打過大仗，我們鄉下倒是有交火。總的印象，國民黨軍隊來，大家都跑，叫“跑兵荒”;解放軍來了，大家都歡迎。記得我還到解放軍的戰壕里，幫他們挖戰壕，他們教我們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子。有一次真要開戰了，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出來“跑反”。父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斜背著包袱，隨著人流，一步一回頭。在長堤上眼見一顆炮彈飛過去，老鄉們還在猜測炮彈可能落到哪里。
那幾年，我就是在這種環境里上學的。那時候上小學要寫毛筆字，我的毛筆字寫得不好，與缺少必要的練習環境有關。我上的這所鄉村私立小學，是1946年開辦的，辦在張氏宗祠里，校長應該是張姓族人，訓導主任是襄陽人，至少是一個有進步思想的青年。那所學校里的老師似乎多少都有點進步思想。現在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張厚安在1949年上半年就教過我的課。學校每天早晚要升國旗、降國旗，要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下學要排隊唱《讀書郎》。上世紀80年代我偶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讀書郎》，說是臺灣校園歌曲。我聽了大為驚訝，這不是我在小學里天天都唱的嗎?幾十年后，我才知道《讀書郎》作者是我們漢川的革命詞曲作家宋揚。還有一首《古怪歌》是諷刺當時的社會現實的，也唱過《山那邊呦好地方》。
許多年前，南方一所大學的老師打電話給我，說他在研究20世紀30年代贛南農村、農民問題，說據他研究，農民歡迎高利貸。我說你僅憑個別文字資料得出這個結論是很危險的。我父親說過鄉下“打會”的事，說如果不是實在過不去，是絕不會參加“打會”的。至于借錢，利滾利，那是多大的壓力呀。
作為孩子，我看到父母那一輩人每天都是愁眉苦臉的，他們愁了上頓愁下頓，每天都在為明天的生活操心，很難得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社會動蕩、政治壓力和經濟壓力，使他們四五十歲就變成老人了。
最近家里發現了1946年8月我哥哥從漢口寫給父母的信(這時候母親已去世，他不知道)，信里有一段話，我摘抄在這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處在這種社會里是一輩子也是不能翻身的。借一石谷還兩石，借一萬元緩得幾個月就要還兩萬;今天遭人驅逐，明天遭人打罵，種種的剝削與壓迫加在我們家庭的身上，這樣子也能夠翻身的嗎?雙親：辛苦了一生到現在還是沒飯吃。這就是個證明。我們故鄉的一些窮族人到現在沒有一家發了財的，這又是個證明。處在這樣人吃人的社會里，你瘦了他要吃你;你肥了他更要吃。他使你一輩子都不能肥。所以處在這種社會里的家庭是沒有翻身希望的。所以要想我們這種家庭翻身，就要改革這人吃人的社會不可。”這段話，把父親偶爾告訴我的生活苦衷文字化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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