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當地主沒什么難的，牌好一些就敢——”斗地主”已經成為一種全民娛樂。也許是打牌時當過幾次地主，人們對地主的厭惡也漸漸消散。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地主是社會的中流砥柱，人人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熟讀四書五經，到處修橋鋪路做好事，個個都是活雷鋒。土地改革成了謀財害命、殺人越貨，甚至今天社會自私自利、物欲橫流也和土改脫不了干系。如果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地主一定是被化妝成萌妹子了。
真實的地主是神馬樣子?為什么當年要搞土改呢?土改是怎么搞的?在介紹《十里店》這本書以前，我們需要了解一下歷史背景。首先，我們看看土改前的土地占有情況：根據陶直夫1934年《中國現階段的土地問題》，舊中國占戶數4%的地主，土地占有達50%;20%的中農占地15%;而70%的貧農、佃農，占地僅17%。這個數字得到其它調查的證實。而且，地主所占土地多半是肥沃的上等田，所以產量上的比例應該更高。由于土地少，產量低，除了少數富農，大部分農民需要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種，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存。農民除了滿足基本生產生活需要，全部剩余生產物都被地主無償占有。這個東西叫做地租。地租有多少呢?土改前全國平均的地租是，五成。注意，這個五成，在70%以上的地方(國民政府1934年調查報告)并不是土地產量的50%，而是一個定額。地主估算一下產量，然后你在文書上畫押，哪怕顆粒無收，年底也要繳納這個產量的五成。地主旱澇保收，至于你能不能達到那個產量，他不在乎的。更可惡的是，地主只管收租不管土地治理，地淹了、旱了，租子照收。所以，很多地方地租高達農民實際年產量的六成到八成。在浙江省蕭山縣，1921年地租竟然達到喪心病狂的九三折(93%)。于是這里發生了中國第一次gc主義影響的農民運動。什么?你說交不起租子?遇到災荒沒收成怎么辦?你不是還有一丁點地么?抵押給地主借高利貸，驢打滾，平均年利率大約200%。什么?還不上?你家不是還有喜兒么?這就是舊社會，這就叫剝削!
地主和農民間的生產關系，就是一種封建剝削關系。佃農為了生存，必須隸屬或依附于地主，以全部剩余產品為代價租種地主土地。從前面的土地占有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舊中國經濟中起決定作用。小農土地所有制是從屬的附庸，富農是地主的后備和補充。舊社會的經濟基礎就是這樣一種生產關系。封建地主為了鞏固統治，還要建立相應的上層建筑。維護國家機器的費用也加到了農民頭上。歷朝歷代土豪劣紳都是相互勾結，盡可能把賦稅負擔轉嫁給農民。封建社會的稅收，其實就是整個地主階級以國家名義強制掠奪農民。
民國的20多年中，田賦普遍增長50%以上，此外還經常”預征”。《讓子彈飛》里鵝城收稅收到2010年那都不是事兒，湖南慈利——此地有資格名垂青史了——1931年把田賦預征到了公元2117年(趙效明主編，《中國土地改革史》，第53頁)。然而地主勒緊的不僅是農民的褲腰帶，也是自己脖子上的絞索。由于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手里，農民逐漸走向破產。交不起地主的租子，只能跟地主借高利貸 。抵押掉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財產后，農民或者賣身給地主成為奴婢，或者逃亡他鄉。青壯年勞動力逃亡，導致土地大面積拋荒，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社會生產力衰竭的時候，橫征暴斂和自然災害的后果會更加嚴重，成為最后一根稻草。于是農民揭竿而起，以暴力打擊地主，重新分配土地，一定程度上削弱土地兼并，恢復社會生產。農民破產的征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已經很明顯了。根據抗戰前對山西263 個村2000多戶的調查，有30-40%的農戶明顯入不敷出。1933年22省統計顯示，56%以上的農戶都是借錢的。1929-1931年，河北定縣526個農戶里借債戶增加了四分之三，借債額增加一倍多。到1948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河南、湖南、廣東、江西四省，荒地面積達到6200萬畝，湖南和廣東荒地竟然占到耕地面積40%。
地主土地所有制還阻礙了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發展。如前所述，農民的勞動成果被地主剝削了去，導致農村基本買不起工業品。而大部分地主有了錢，會用來買地，或者投入高利貸領域，通過向農民放貸繼續兼并土地。因為對地主來說，收取地租旱澇保收，投資新式工商業卻要擔風險。地主把大量資金和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束縛在落后的生產方式上。沒有資金和勞動力投入，沒有農村市場，這導致舊中國工業發展非常緩慢(原編者按：所以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也提出”耕者有其田”，而國民黨卻因為割不斷與地主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不能完成其歷史使命，最終由順應歷史潮流的GC黨完成了土地革命)。所以，改革土地制度，把原先為地主控制的大量土地分配給農民，首先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也順應了廣大農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土改以后，1948年的華北、華東解放區與大面積拋荒的南方地區形成鮮明對照。兩區消滅了一半以上的荒地。僅冀中32縣在1948年上半年就消滅荒地近15萬畝。東北解放區1948年糧食產量1187萬噸，1950年增加到1800萬噸。土改后農民購買力提高，工業市場也擴大了。1947年東北銷售布匹80萬匹，1950年達到了900萬匹。
工商業繁榮的同時，農民用沒有被地主剝削去的剩余勞力組織手工業和副業生產，獲得了大量利潤。太行山區平順縣運輸合作社賺洋3000萬元，1947年全區合作社總資金達9億元。有人說，分地以后還是會有貧富分化，還會產生新的地主啊。實際上，土改后的情況取決于不同的社會制度。在封建社會里，均田(如果可能的話)后確實會產生新的地主，繼續以租佃和高利貸結合的形式剝削農民。資本主義社會里，小農必須采取商品化、機械化等新的經營方式才能富裕起來。采取這些新經營方式的農民會成為資本主義農場主，而大多數破產農民則進入城里打工，變成雇傭工人。而到了社會主義，發生的是農業合作化，農民不是破產分化，而是團結起來經營合作社，提高農業生產力，并用剩余產品發展農村工業(比如，1976年，農村的水泥產量已經占到全國20%)。
其次，通過土地改革，千百萬農民被動員起來，第一次參與政治、參與公共管理。地主階級的美容師(鑒于地主已經消亡，也許應該叫入殮師)有一點沒錯——地主的確是舊社會中國鄉村的管理者。農民在經濟、政治、習俗等束縛下，像綿羊一樣乖乖服從。然而他們現在不安分了，站起來了。土改是在gc黨領導下，農民階級自己改變自己命運的群眾運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命令。一直以來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的中國農民，通過土地改革運動，砸碎了那個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第一次認識到，自己不是地主的附庸，而是創造新世界的勞動者。最能概括這個過程的詞語，就是”翻身”。一旦農民翻了身，地主就回不來了，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國民黨也回不來了。
土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翻身”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情緒牽引著農民的行動。有對土地和牲口的向往，有對平均主義樸素的要求，有傳統的農村互助習俗，也有對壓迫者的憎恨。GC黨的工作隊則通過各種方式發揮影響，使群眾運動沿著正常的軌道發展，實現前面說過的雙重目的——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群眾的政治動員。《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電子版下載http://dl.dbank.com/c0h60p7522)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本書作者柯魯克夫婦來自加拿大和英國，1947年來到中國解放區研究土地改革運動。本書是他們1948年在河北武安縣十里店村觀察土改的紀實性著作。本書詳實生動地記錄了土改的意義，土改過程中有哪些錯誤路線，而這些路線怎樣得到糾正。兩個西方人通過他們的視角看gc黨怎樣發動土改，非常有趣。
這篇書評，好像用了大半的篇幅講歷史資料。這是因為我們在講嚴肅的歷史。為什么那么多農民跟著共產黨走?統治階級的傳聲筒解釋不了這個現象。于是他們用了最簡單的方式——人身攻擊，把參與土改的農民說成流氓，地主說成善人，土改說是打家劫舍。可是我們要分析的是歷史的真實，當然站在不同立場所看到的“真實”也是不同的，但一個制度是否有利于大多數人、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是決定其存亡的。從現實社會的物質生產、在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分析問題，才成其為歷史科學。不分析具體社會經濟基礎的歷史評論，就好像根據圣經研究人的產生，顯然是不科學的。所以，我們看待土改和地主時不能被部分現象迷惑。聯系地主和農民的并不是勤勞節儉、修橋鋪路、溫良恭儉這些’側面’，而是地租、高利貸、土地兼并和農民破產。只有從社會群體的經濟關系出發，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土改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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