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先生之女，云南財經大學特聘教授顧秀林女士5月26日發表博客《吳敬璉不是顧準的“傳人”懂不懂？糾個謬行不行？ 》直指《炎黃春秋》副總編徐慶全等人歪曲事實，將吳敬璉吹捧為顧準傳人的做法。顧秀林女士是5月25日看到徐慶全的文章的，實際上原文發表于5年前（2010年第8期）的《中國新聞周刊》，原題《吳敬璉:顧準的承澤者》，網傳文章對原文進行了摘編。以下是顧秀林博客原文：
有個人叫徐慶全，5-25發篇文章叫“吳敬璉人生的一個節點”。
我一看，徐先森你太不尊重事實、太不尊重歷史了;更重要的是，你不尊重最關鍵的不同意見。
看你急急忙忙只顧吹捧了 --肉麻麻地吹，熱辣辣地捧。這是何必呢?有什么用意呢?
從徐文中可以看到：吳敬璉的85壽辰有點冷清，也許跟我不無關系：我在今年1月26日前后寫過十幾條微博，把一些事情挑明白了。但是那已經是1-24之后了。
那幾天網絡上熱鬧了一陣，我的微博被澎湃新聞串起來，掐頭去尾攢成短文【http://www.icaijing.com/wemedia/article2844864/】。把我最尖銳最深刻的全話都隱去，也足夠“熱辣辣”：熱辣辣的事實，熱辣辣的批判。
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條：吳敬璉和顧準同在政治經濟學室(1956-1974)，這是多少年，徐先森算一算。怎么非要到文革末期，顧準生命最后3年，才以吳的超人的才能“真正了解”了對方?
說的更明白一點：1957年批判“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價值規律”，吳敬璉動沒動手?如果沒有，他為什么要私下當面向我道歉?1964年顧準第二次當右派，吳敬璉不是工作組成員?1966年經濟所定牛鬼蛇神名單，定顧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敬璉沒參加?為什么，40年來連一次悔恨的暗示都沒有?他是神，能在運動和文革中做到處處正確、一貫正確?從沒有做過虧心事?
為什么，多年來在幾乎每一個出有關書籍的場合，他都不會忘記再說一遍“文革初期顧準子女受了左的思想影響劃清界限讓顧準很痛心”? 這不是我的問題，是澎湃新聞網垂顧本人后，網民的質問。我“同問”，加一問：如果真的顧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我們不劃清界限，吳敬璉當時會怎么說?事后會怎么說?
在這個時刻，如此肉麻地吹捧吳敬璉，不會是沒有用意的。生日過去4個月了，沒法補了。
別的不說了，我只問兩點：
1. 歷史要不要尊重?事實要不要搞清?問題要不要討論?歷史真相被被指出后，寫在紙上的謬說，要不要糾正?難道名人一言出，一字不得改?成名了就成神了?他過去和現在從來沒有犯過一次錯誤?名高者言重，吳敬璉所言有錯，對政策有繆導但不能批評，就因為牌子大，名頭響?不夠響了，就再吹一吹?
2. 講道理，文人名人該帶頭吧?為什么要掩蓋真相，為什么不分析自己，為什么從來不做自我批評?是的啦，這就是為什么今天講道理、講事實，會難如上青天，其中一個根本原因的淺層表現——名人的私心，大名人的大私心。沒有人管的時候，這種私心太可怕了。
我判斷：吳敬璉力主的自由主義的“市場主義”玩不下去，需要抬出顧準這個人造的圣人來幫忙。所以徐先森這樣肉麻地吹吹吳敬璉，順便把顧準再一次拉出來、端出來。
你們堅決不理睬這個事實：顧準說的是“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調節”，徐說吳敬璉要“爭取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好像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今天的市場經濟似乎不太好】徐先森還給加上帽子：這“何嘗不是”顧準的心聲?
你們弄個白紙黑字印出來就會幾十年不讓別人說話!現在，徐先森弄出個“何嘗不是”!
對不起，你們消費顧準，消費得太過分了。
如果我沉默，你們就要再一次鐵板釘釘了。實在對不起——我必須說：我，堅決反對。
重復一遍：吳敬璉不是顧準的傳人，從立場，觀點，精神，人品，做派，人生的目標，一個都不是，懂不懂?
徐文全文(照片刪掉了)
當光陰開始裝載故事的時候，不知不覺中，人們就有了回望時間大吃一驚的感覺。對于吳敬璉的擁躉者來說，2000年2月為吳敬璉七十壽的研討會記憶尚未漸遠，一轉眼，流水又帶著冬天的落陽進入2010年，吳敬璉八十壽了;再一轉眼，七十壽、八十壽的記憶交互前行，吳敬璉又八十五壽了。
2014年4月26日，在杭州偶遇吳敬璉，我用手機拍的照片。題圖照片來自網絡)
2000年的七十歲祝壽，吳敬璉的朋輩和弟子按照他“不突出個人”的意思，把一場研討會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他的還禮是，將“尋租”與“腐敗”在中國的經濟學意義的思考，端給了與會者。10年的光陰，“尋租”與“腐敗”已超越經濟學意義，而成為社會意義的考量尺度。
2010年1月24日，吳敬璉80歲壽辰的紀念奉獻的是以“發展與轉型中的制度”為題的研討會：中國經濟的一批重要決策者、實踐者和思想者，以及來自海外的重要經濟學家，再次為吳敬璉送上一份厚重的生日禮物。吳敬璉的還禮是，兩本沉甸甸書：一本是凝聚他10年思考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本是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
2015年的八十五壽，吳敬璉悄悄地自己走過了;他也悄悄地開始了口述回憶的寫作。
胡適曾有言：人生過四十時就應寫回憶錄——意謂人生已至不惑，該總結前半生了。可對吳敬璉來說，他的不惑之年卻在“五七干校”中度過，其時中國正處于大困頓狀態，作為大時代下的小我，吳敬璉的困惑正與日俱增，何談總結前半生?
不過，吳敬璉又是幸運的，在困惑中過了不惑之年之后，他重逢了顧準。這是他一生的節點。其后四十年間，吳敬璉能從書齋走入政府決策智囊再進入社會公眾視線，都與這個節點有關。
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的學者被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吳敬璉與顧準被分在同一個排，一起勞動和生活。在此之前，追求進步和自詡為“革命者”的吳敬璉，對這位兩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輩并無親近感，他們在經濟思想上也南轅北轍。而在“五七干校”這個非常的時間非常的地點，歷史的機緣，使56歲的顧準和41歲的吳敬璉接近起來，開始真正了解對方。
一直身處逆境的顧準，對來自于蘇聯的中國計劃經濟制度的模式的弊端，已有深刻的認識，開始從經濟制度以外去直接追擊問題的本源。他認為，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過頭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和探索人類的未來發展，就容易看得清楚。為此，顧準把追溯的源頭放在了古希臘的城邦制度。直到顧準謝世，這種頑強而隱秘的探索，一直持續了4年，而吳敬璉也成為顧準有所思的討論者與承澤者。
對于顧準來說，在背負著身心的苦楚之中，吳敬璉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時光心靈上的慰藉。在1973-1976年，吳敬璉開始自學英文、西方歷史和中國通史。這一段在逆境中奇異的充滿了酸楚和快樂的讀書經歷，成了吳敬璉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吳敬璉說，“我后來的政治傾向、學術觀點、治學態度以及為人處世無不浸潤著他(顧準)的教益。”
帶著顧準的“浸潤”，40年光陰一路走到今天，吳敬璉的故事才那樣讓人動容。吳敬璉認為，“爭取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并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說到底，是為了解答一個困擾了好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怎樣才能振興百年積弱的中國。”
這是吳敬璉的心聲，何嘗不是40年前顧準的心聲呢? :吳敬璉人生的一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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