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個“五四”夢

　　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心向西方學習“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中國知識分子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們的凡爾賽和約打了當頭一棍，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并沒有獲得戰勝國應有的榮耀，“和約”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這個傲慢的決定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也使那些篤信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能夠引導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幻滅感，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分化，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左翼轉向以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他們開始致力于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并最終在思想上、干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誕生。

　　“五四”運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這次革命塑造了毛澤東，“文化革命”的概念植入了毛澤東思想的深處，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按照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的說法：“‘文化革命’是毛澤東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前馬克思主義知識分了那里繼承下來的一個概念。無論是在延安時期還是在革命勝利后的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文化革命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一直居于中心的地位。”

　　早在“五四”運動之前，毛澤東就成為新文化動動的追隨著。1917年，毛澤東在新文化動動的旗幟《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熱烈響應，在湖南領導學生運動，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并于1919年7月14日創刊《湘江評論》，作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發表了《創刊宣言》、《民眾的大聯合》等政論、述評、雜文41篇文章充滿戰斗激情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商場散發傳單時被捕，引起社會群情激憤。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文中寫道：“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于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也可算是罪罰相敵了!……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并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1919年8月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三)》中寫道：“怒濤西邁，轉而東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罷工，印度朝鮮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話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萬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1920年7月27日，毛澤東等發起湘潭教育促進會，促進湘潭教育，宣傳新思潮，倡導革新教育。毛澤東在起草的《湘潭教育促進會宣言》中說：“故教育學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進化，乃能促社會使之進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進化，乃能吸收運用此種進化之學理及方法而促社會使之進化。自世界思潮日趨轉變，吾國新文化運動，隨之而起。文學革新，思想解放，全國風傳，進行甚速。”

　　1920年7月，毛澤東、易禮容、彭璜等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7月31日，在湖南《大公報》刊發的《發起文化書社》中寫道：“我們認定，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那真是我們馨香禱祝、希望不盡的!”

　　1921年1月1日，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這篇發言標志著毛澤東在探尋救國救民道路中開始把目光投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對蔡和森來信中闡述的組織共產黨等問題的意見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

　　“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毛澤東成為其中的重要領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日益膨脹，對中國的侵略愈演愈烈，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峻威脅。在民族大義面前，毛澤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聯合一切愛國力量，拯救民族危亡。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信中說：“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澤東一輩，少年者則今日之學生，不論貧富，不分工農商學，不別信仰尊尚，將群入于異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將非復我之河山，人民將非復我之人民，城郭將非復我之城郭，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于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國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

　　1937年7月，為了解決革命隊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現象，毛澤東寫成了哲學著作《實踐論》，他在論述認識與實踐的關系時指出：“中國人民對于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并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后才開始的。”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次會議上對戰爭和戰略問題進行了闡述，以克服黨內存在的右傾機會主義，他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斗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著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和斗爭，是為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后的一切組織和斗爭，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例如北伐戰爭時期，革命軍后方的一切組織和斗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北洋軍閥統治區域內的一切組織和斗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

　　1939年3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將5月4日規定為中國青年節。1939年5月1日，毛澤東為中央機關報《解放》撰寫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運動》，他寫道：“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于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于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毛澤東在文章中提出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主張：“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他指出：“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歷史上叫做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么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后堡壘。”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后載于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毛澤東在演講中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對五四運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領域的目的：“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他把“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文化和思想領域的分水嶺：“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嗎?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毛澤東在演講中充滿激情地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講，他把黨八股當作對五四運動的反動：“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于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丑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還有和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斗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后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后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后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于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于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斗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邀集文藝界進行座談，他在座談會上作了著名的講話，他在引言中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國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抗日戰爭爆發以后，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毛澤東在講話的結論中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論斷，成為革命文藝的指導思想。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對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指出：“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著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必須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斗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斗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斗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干部，并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1949年10月1日，正如毛澤東的預言，“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規定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知識分子如果不把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中批評了當時的教育體制，他說：“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么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么?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么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指出：“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莫里斯·邁斯納曾經這樣認為：“青年毛澤東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產物，而老年毛澤東則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發動者。”他把毛澤東放在兩次文化革命中進行考量，并且得出了與眾不同的結論：“兩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問題都是反對和否定過去的傳統，都存在著協調反傳統的沖動與民族主義的感情這個問題，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夠鑄造社會現實，并且都確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邁斯納的這種認識是比較客觀的，這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能夠經受住歷史檢驗的結論。“五四”運動對毛澤東的影響至深至徹，并最終引導毛澤東從紛繁蕪雜的一眾思想派系中走向馬克思主義學說，并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文化革命”是毛澤東用來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把鑰匙，是縈繞在毛澤東心頭的一個永不消逝的夢想，他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疑是承繼“五四”運動文脈的一種新的嘗試，這種內在的關聯是無論如何都割裂不了的歷史存在。1971年11月15日，在26屆聯大會議上，馬里代表團副團長布巴卡·坎特歡迎中國代表團的發言頗有代表性，他說：“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那個國家的人民實現它的偉大使命和勝利地生存到今天這個偉大的日子。此外，使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臻于完善的文化革命的開展是由于他們有力量，有能力。這次革命尚未結束，但是全世界已經感到驚異。誹謗者們已經看到，中國事實上是強大的，還看到，中國已經經過了戰斗的洗禮，準備著在文化道德遺產已經過重新評價、原子已被馴服、技術已經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進經濟的情況下迎接歷史的使命。勝利是全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被公認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我們當代的歷史上，除日本外，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個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進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邁斯納也曾預見性地指出：“事實將證明，今天對文化大革命一味進行的全盤譴責與過去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肯定一樣，都無助于對這一事件作出歷史的理解。”我們今天所缺失的正是一種“歷史的理解”，因為這種缺失，導致了歷史虛無主義的盛行、信仰的動搖、思想的混亂，也導致了對毛澤東以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評價的矮化。

　　1918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他在文章中說：“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74年，毛澤東留下了最后一首詩詞《訴衷情》，他在詩中問：“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從毛澤東的心路歷程，我們看到了一個孜孜以求的偉大靈魂，我們也能夠多一些對毛澤東“文化革命”的“歷史的理解”。“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在繼續那些未竟的事業，他所希冀的是建立中華民族新的生活法則，新的精神風貌，新的道德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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