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提出成立聯合政府主張

　　1940年，南方局婦委以陜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駐渝代表團名義在重慶街頭進行抗日宣傳(資料圖)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缎氯A日報》刊載了報告全文(資料圖)

　　順應民意 中共提出聯合政府主張

　　1944年，日本侵略者為扭轉在太平洋戰場上的不利局面，打通中國大陸的鐵路交通線，發動了代號為“一號作戰”的豫湘桂戰役。從4月至11月，日軍以5個軍16個師團和若干旅團共40余萬兵力，向國民黨戰場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沿線的豫、湘、桂等省區發起進攻，國民黨軍隊一觸即潰，在短短8個月中先后丟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廣大地區。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役中的潰敗，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當局抗戰以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致使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社會各階層紛紛要求國民黨實行根本變革，改弦更張，放棄一黨專制統治。

　　中國共產黨順應民意，適時提出了結束一黨統治，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將憲政運動提到一個新高度，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因而獲得了各中間黨派和各階層人士的一致擁護，極大地推動了大后方民主運動的發展。

　　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組織聯合政府主張前，8月17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給周恩來的電報上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8月18日，周恩來又致電董必武、林伯渠，請他們考慮，如果中共提議要求提前召集各黨派及各界團體代表會議，改組政府，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響應，尤其是各黨派、各地方實力派的同情和支持。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同各中間黨派進行了商談，得到了他們的一致贊成。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9月17日，《新華日報》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報告，重慶各大報紙亦全文登載，引起國民黨統治區社會各階層的廣泛關注。

　　10月10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進一步闡明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一、由各抗日黨派、各抗日軍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自己推選代表，人數應根據各方所代表的實際力量按比例規定;二、國民政府于最近期間召開國是會議;三、在國是會議上，根據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通過切合時要、挽救危機的施政綱要;四、在各方代表制定的共同施政綱領的基礎上，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五、聯合政府有權改組統帥部，延納各主要軍隊代表，成立聯合統帥部;六、在聯合政府成立后，即著手籌備真正人民普選的國民大會，實施憲政。

　　10月13日，林伯渠致函張治中、王世杰，要求國民黨按照中共所提方案，立即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新政策，并請王、張二人到延安一行，以便國共兩黨就聯合政府問題進行談判。

　　由此，國共兩黨圍繞是否和如何建立聯合政府展開了新的談判。

　　1945年7月1日，毛澤東與6參政員在延安就餐時的留影(資料圖)

　　談判無果 對大后方的民主運動卻有著重要意義

　　對于國共兩黨圍繞建立聯合政府問題的談判，美國政府從其戰后的戰略利益出發，表示特別關心，并開始與國共雙方接觸，幫助調解國共關系。美國政府希望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有效地適應美國需要的政府。

　　1944年9月6日，羅斯福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來到中國。林伯渠、董必武同赫爾利在重慶舉行了3次會談。11月7日，赫爾利又飛往延安，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等舉行了3天會談。他同意中共提出的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方針，并同中共簽定了關于建立聯合政府、聯合軍事統帥部及承認中共之合法地位的5項協議。

　　11月10日下午，赫爾利乘飛機返回重慶，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也同機抵渝，準備同國民黨談判。可是，赫爾利回到重慶后，當蔣介石堅決反對他和中共達成的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的5項協議時，赫爾利也立即改變了態度。國民黨針對5項協議提出3項“反建議”，要求中共將軍隊交給國民政府“整編”、“管轄”，然后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對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則明確地加以拒絕。赫爾利認為國民黨的建議有積極因素，“勸說”中共接受。周恩來當即嚴正拒絕了國民黨的“反建議”，與董必武于12月7日返回了延安。

　　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再次為成立聯合政府到重慶談判。次日，國民黨方面提出一個“新建議”，其主要內容是：在行政院下，設立各黨派參加的戰時內閣性質的機構;成立國、共、美各一人參加的整編委員會，負責整編中共軍隊，并由蔣介石委派一美國軍官作總司令。周恩來同樣予以拒絕。26日，周恩來與宋子文、王世杰、赫爾利再次會談。周恩來提出召開各黨派會議改組政府，為國民黨方面所拒絕。

　　為了推進國共談判，2月2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關于召集黨派會議的協定草案。內容包括會議的代表組成、負責人、權限、作用等，未被國民黨接受。周恩來與王世杰遂又共同草擬了一份建議案，提出由國民政府召集一次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后，于2月3日提出共產黨參加政府的先決條件：“請明白告訴國民黨及小黨派：除非明令廢除一黨專政，明令承認一切抗日黨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活動，準許人民有真正自由，釋放政治犯，撤銷封鎖，承認解放區，并組織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我們是礙難參加政府的。”并表示，國民黨如不同意，中共“就不參加政府，周恩來立即返回延安”。2月5日，毛澤東在來電中再次強調：“如無真正的民主，我們是萬難加入政府的。”

　　2月10日，周恩來同赫爾利、宋子文、張治中、王世杰繼續談判。周恩來指出，在召開黨派會議前，國民政府必須實現中共提出的取締特務、給人民以真正的自由、釋放政治犯、撤銷對邊區的包圍這4條主張?？墒牵諣柪麉s提出先和周恩來發表一個由他和宋子文起草的對國民黨有利的共同聲明，被周恩來拒絕后，又提出要周恩來起草共同聲明。周恩來回答，如要發表聲明，必須說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國共雙方主張的不同之處。赫爾利當然不同意。這一天，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毛澤東認為，拒絕赫爾利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將長獨裁者的志氣，滅民主的威風。

　　2月13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說，他不會接受聯合政府的主張，共產黨要聯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開黨派會議就是分贓會議。赫爾利也表示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他看來會削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地位的原則和做法。

　　由于國民黨拒絕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召開黨派會議的先決條件，談判無法再繼續下去。2月15日，周恩來就國共談判發表聲明，說明這次談判同過去一樣沒有結果，完全是因為國民黨當局堅持一黨獨裁，反對建立聯合政府和實行人民民主，并企圖吞并八路軍、新四軍的結果。16日，周恩來回到延安。

　　2月17日，毛澤東為新華通訊社起草《國共談判無結果，周恩來返延安》的新聞稿，指出：“由于國民黨當局依然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反對人民與民主，并企圖吞并八路軍、新四軍，以致仍如過去一樣，未能成立任何協議。”5月，國共會談宣告停止。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最后一次談判，無果而終。

　　國共談判雖然沒有結果，但對大后方的民主運動卻有著重要意義。毛澤東指出，每次談判都對中共有益，因為每次就更加孤立了國民黨頑固派。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在南方局關心支持下，為革命培育了大批人才(資料圖)

　　各界響應 大后方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

　　中國共產黨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反映了各中間黨派和各界人士的要求，使大后方民主運動有了新的明確的奮斗目標。南方局對民主運動及時給予推動和引導，大后方的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

　　為了適應民主運動深入發展的需要，在第二次憲政運動中空前活躍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于1944年9月19日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瀾任主席。民盟改組后，進一步靠近中國共產黨，明確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9月24日，各黨派、各界人士代表500余人在重慶集會呼吁民主，贊成中共聯合政府主張。與會的有各中間黨派領袖及社會名流張瀾、沈鈞儒、章伯鈞、李璜、左舜生、黃炎培、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等，國民黨元老及民主派人士馮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鐘天心、司徒德、王昆侖、鄧初民、屈武等，與會的還有眾多的各界青年男女，董必武也參加了集會。會議一致認為：實行民主，挽救危局，只有召開國事會議，成立聯合政府。

　　10月1日，由宋慶齡、于右任、張瀾、章伯鈞、郭沫若、沈鈞儒、黃炎培等發起，在重慶舉行了追悼杰出的民主戰士鄒韜奮大會，與會各界人士有800多人。他們憤怒譴責國民黨法西斯專政對鄒韜奮屢加迫害的罪行，表示要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實現而奮斗到底。他們發出呼吁：現在是時候了，是向法西斯進軍的時候了，是到了要干的時候了。這個追悼會實際上是一次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政治動員大會。

　　10月8日，張瀾、李璜等主持的民主憲政促進會在成都舉行第五次座談會。與會者提出要以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和人身三大自由為主要任務。會議提出，要立即發動各種職業的民主組織;用民主憲政促進會名義在雙十節發表召開國事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要求政府表示給予人民真正的三大自由;不再在技術上爭取，要用組織發動全民的民主運動。

　　10月10日，民盟發表《對抗戰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共5項36條，明確提出“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并具體提出“召集各黨派會議，產生戰時舉國一致之政府”等十項主張。

　　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民主運動中，十分重視對民主的宣傳和教育工作。陶行知認為：“我們必須在民主的生活中學習民主，并幫助老百姓在民主的組織中學習民主，學習管理眾人的事，學習怎樣做中華民國的主人。”為此，他先后撰寫了《實施民主教育的提綱》《全民教育——為四萬萬中國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計劃》等文章，并將生活教育社主辦的《戰時教育》雜志改刊為《民主教育》。1944年11月24日，張奚若在昆明西南聯大演講，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張奚若大聲疾呼，國民黨“只有徹底的改弦更張，立即召集各黨派各團體所組成的國事會議，不能因為這是共產黨或民主同盟人士所提就厭惡。” 這些宣傳，幫助大后方廣大青年進一步認清法西斯主義本質，同時積極宣傳了民主主義，使人們了解中國共產黨及中間黨派的民主政策。

　　大后方的婦女界是堅持抗日爭取民主斗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從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婦女界在重慶共召開7次座談會，參加人數由100多人逐漸擴大到300多人。先后討論了“憲政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憲政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關系”“如何促進憲政運動和爭取婦女參政問題”等，鄧穎超經常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參加這些集會。1944年9月，中共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后，婦女界舉行多次集會，號召婦女組織起來爭取民主。

　　抗戰后期，民族工商界人士對國民黨當局實行的經濟統制政策叫苦不迭，紛紛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經濟統制，廢除統購統銷等政策。在經濟界的一再呼吁下，1944年9月的國民參政會上，黃炎培等33名參政員提出了廢除統購統銷的主張。接著，四川貿易界范崇實、古耕虞、溫少鶴、康心如和潘昌猷等人不斷發表談話，要求開放對外貿易，結束統購統銷辦法。1944年底，重慶商會、中華全國工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生產促進會、中國西南實業協會、國貨廠商聯合會等6個工業團體聯合發表對時局主張，希望政府迅速實施憲政，厲行民治;厲行監察制度，加強法治精神，掃除政治上之貪污與腐化;容納人民公意，裁減政府不必要之機關與冗員;提高士兵待遇，掃除中飽，整飭軍紀;一切以國家民族為第一，而亦天下之大公;免除一切不必要之猜防，貫徹官兵合作，團結一致，爭取勝利。1944年12月12日，剛剛獲得自由的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工業界經常舉行的星五聚餐會上作演講。他大聲疾呼中國需要工業化，尤其需要民主。因為中國工業化與民主不可分割。他認為，中共今日在西北所做的工作，就是最接近于社會的和政治的民主制度。今日惟有從速組織聯合政府，召開國是會議，開放言論，確立各黨合法地位，建立地方自治。

　　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使大后方文化界深感壓抑。他們用各種方式進行爭取言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斗爭。在大后方民主運動逐漸高漲的形勢下，他們再次強調自己的要求。1944年，9月23日的《云南日報》指出：“言論出版不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同日，重慶《國民公論》發表社論要求：“解散一切鉗制壓迫言論出版自由之暴政。”在1945年元旦來臨前夕召開的重慶文化界歡迎來渝文化人的會上，發言者認為：“文化界人士今后將繼續地為促進民主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但必須有起碼的自由，要有言論出版自由。”

　　國民黨宣布不顧各方反對，執意于7月7日召開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以審議召集國民大會及其他憲政問題。6月15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不參加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的聲明，以示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為召開一黨國大作積極準備的嚴重抗議。

　　1944年5月，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王若飛赴重慶，就建立聯合政府問題與國民黨談判。王若飛(右一)、董必武、林伯渠(右三)、錢之光在紅巖村合影(資料圖)

　　訪問延安 看到希望和歡欣

　　國共關系的緊張和公開化，使中間黨派和民主人士深感憂慮。1945年5月，國共在聯合政府問題上的談判僵持不下而停頓后，他們便開展一系列活動，力圖促成國共商談的恢復。6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鈞7人對蔣介石談他們發起促成國共繼續商談，并已商定致電延安一事。蔣介石對此表示“無成見”。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也致電王若飛，表示歡迎七參政員去延安商談國是。

　　7月1日，除王云五稱病未去，褚輔成等六參政員由中共代表王若飛陪同，從重慶乘飛機抵達延安，他們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中共中央于次日專門設宴招待，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致詞，歡迎6位在大后方為抗戰、民主、團結奮斗多年的老朋友，感謝他們長期以來對中共的鼓勵與贊助，尤其對民盟支持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表示感謝，希望他們把解放區人民“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的愿望帶回給大后方各階層的人民。

　　在延安期間，褚輔成等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進行了3次正式商談，雙方主要討論國民大會和政治會議問題。7月4日，中共和六參政員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停止國民大會進行;從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會談之余，參政員們還閱讀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施政綱領》;會見了邊區政府李鼎銘副主席;對減租減息政策、機關供給制、工農業生產狀況等也作了詳細的考察。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路不拾遺的社會風氣，特別是各項事業蒸蒸日上的發展氣勢，給他們留下了良好印象。

　　訪問期間，有感于延安生機勃勃的氣象，黃炎培曾向毛澤東坦陳“歷史周期率”問題，并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對于黃炎培的憂慮，毛澤東明確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態度，更加深了六參政員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

　　7月6日，六參政員結束對延安的訪問，乘飛機返回重慶。隨后，他們正式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停止召開國民大會，從速召開政治會議的建議。

　　黃炎培回到重慶后，用半個月的時間寫出《延安歸來》一書，在大后方引起了轟動。初版兩萬冊，幾天內銷售一空。它向大后方人民介紹了一個真實的延安，一個令人感到親切，有著光明前途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風貌。書中所描述的在延安“如坐春風之中”的感覺，如陣陣春風拂過，給大后方人民帶來希望和歡欣。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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