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目睹的中華民國

　　▲年僅14歲的王蒙在河北高中就讀期間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圖右為中學時期的王蒙。

　　▲民國時期的街頭乞丐。

　　民國時期的語匯與官銜

　　現(xiàn)今一些描寫民國時期的電視劇，一聽里邊的對話我就幾乎暈倒，因為只要說上三句話就露餡了。

　　提起中華民國，對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偽的“中華民國”，原因是日偽政府仍然自稱中華民國，仍然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執(zhí)政黨”仍然名為國民黨。不同之處是“國旗”上加一個小黃條，上書“和平反共救國”字樣。“和平”，意味著漢奸路線，不準抗日;“反共”，以此標榜，耐人尋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偽當局在華北推行的窮兇極惡的“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第一條口號就是“我們要剿滅共匪，肅正思想”，當時我是小學三年級學生，學校緊緊張張地要求我們背誦，說背不下來就有可能被“帶走”，可以看出日偽勢力是如何地視中共為心腹大患，為頭號敵人。有意思的是，正是這種敵偽口號為共產(chǎn)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鐵證。

　　還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原汪記的漢奸國民黨黨部立即在報紙上發(fā)表《告同胞書》，大張旗鼓、大言不慚地慶祝抗日戰(zhàn)爭勝利，并高喊“蔣總裁萬歲”。原來說的是“汪主席”“陳(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馬換成了“蔣總裁”，讓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見到處理汪記國民黨機構(gòu)的任何后續(xù)消息。

　　后來報上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國府“接收大員”的報道。國民黨貪官污吏當了大員以后頤指氣使，化公為私，什么“五子(房子、車子、票子、兒子、金條子)登科”啦，什么發(fā)國難財、接收財、娶接收夫人抗戰(zhàn)夫人(把淪陷區(qū)的夫人拋棄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這些事情，在報紙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大員，這是民國時期對于官員的一種說法。那時說到高一點兒的官員，還有要員、要人一類名詞，對他們絕對不叫領(lǐng)導也不叫首長，而叫上峰、長官、×座(如局長就叫局座，主任就叫主座)，夸獎一個官員時說他“忠黨愛國”，說部級副職時不叫副部長，叫次長，說到“匯報”，絕對只能叫“報告”。國民黨的各級委員會叫黨部，絕對不叫什么省、市、縣委員會。而那些不學無術(shù)的國民黨政工干部，被輿論稱為“黨棍子”，國民黨召開的動員會長官講話會被稱為“精神訓話”，某些會議開始時的默哀，日偽時期稱作“默禱”，國府時期稱作“靜默”。這些我已經(jīng)記不太清楚了，但很多詞兒如領(lǐng)導、任務(wù)、組織、首長、匯報、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坦白、從嚴、從寬、貫徹、摸情況……都是解放區(qū)的詞兒，國府控制區(qū)絕少用這樣的詞兒。現(xiàn)今一些描寫民國時期的電視劇，一聽里邊的對話我就幾乎暈倒，因為只要說上三句話就露餡了，劇中我黨的諜報人員等于不打自招，國民黨方面的人員也似乎是剛剛受過解放區(qū)的“洗腦”的“新生”人員，國共雙方諜報人員滿嘴都是老解放區(qū)的名詞。

　　此外，其時將公務(wù)人員與教育界供職者稱為“公教人員”，大體上是指工薪階層的白領(lǐng)。民國時期稱呼男人為先生、×公、公子、少爺、老爺、老板，稱呼女人為小姐、太太、老板娘。小學時稱老師為“老師”，中學以后稱“先生”(不分男女)，稱班主任為“級任老師”。稱呼商家為“掌柜的”，稱呼服務(wù)員為“侍應(yīng)生”“跑堂的”，稱呼管家、幕府人員、秘書等為“師爺”，稱呼會計、出納為“賬房先生”，說到妓女稱為“窯姐”，說到小偷扒手稱為“小捋”，公安局叫警察局，派出所叫“段”上，女仆叫“老媽子”，男仆叫“聽差”，家務(wù)勞動介紹機構(gòu)叫“媽媽店”，機關(guān)學校的勤雜人員叫“管役”，這些用詞與解放區(qū)、新中國的稱謂完全不一樣，差遠了去啦。

　　民國報刊

　　那時的報紙還有一個說法，將大學生中致力于反蔣的學生稱為“職業(yè)學生”，即他們不是學生，而是以學生的身份打掩護，專搞顛覆國民黨政權(quán)的。

　　當時北京有三家報紙我印象深刻：一是國民黨黨報《華北日報》，銷路很差;二是民營報紙《平明日報》，銷路不錯，副刊上看到過蕭乾、焦菊隱的文章;三是日偽時留下的《實報》，小開張，人稱“小實報”，八卦新聞多，主編管翼賢，解放后1950年代以漢奸罪被處決。“小實報”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給我留下了印象，一個是日本發(fā)動突襲珍珠港后，宣布開始了“大東亞戰(zhàn)爭”，《實報》上登載有什么人搖旗助威慶賀(后隨著戰(zhàn)況失利日方更名此戰(zhàn)為“保衛(wèi)東亞戰(zhàn)爭”)。二是詳細報道了槍決漢奸、間諜金壁輝即川島芳子的情況，說什么金被處決前要求換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國府執(zhí)法人員拒絕。三是報道冬季慈善粥廠開張的消息。我那時還能見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1946年舊政協(xié)會議達成停戰(zhàn)協(xié)議(沒能執(zhí)行)，《大公報》用頭版通欄刊登四個特號大黑字“停戰(zhàn)令下”，非常醒目。

　　說起民國的期刊，日偽時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畫報》，即每月陽歷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娛樂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劇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該刊版面上我有興趣的內(nèi)容有鄭證因的《鷹爪王》，叫作“技擊小說”，沒有叫武俠小說，還有白羽的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鏢》。此畫報社舉辦過短篇小說大賽征文，獲冠軍的小說題名《點絳唇》，是凄婉的愛情故事。

　　國府時期，有儲安平辦的《觀察》雜志，主張第三條路線，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語言比較古雅與學院氣，少年的我讀起來比較吃力。另外在舊中國臨近壽終正寢了，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編姓耿，筆名“笑天”，創(chuàng)刊號第一篇文章叫《列寧的叛徒與國父的逆子》，破口大罵完了國民黨再罵共產(chǎn)黨，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陽紙貴，但沒出幾期，嚴正宣布停辦，未知其詳。

　　1948年，一家賠本的小報突然別出心裁，發(fā)行了套紅號外，聲稱“共軍”的劉伯承等已被“國軍”俘獲。為此，國府有關(guān)部門宣布此報造謠傳播失實消息，欺騙讀者，罰他們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實，他們正是因為報紙辦不下去了才玩這么一手“奇葩”，光這樣一份號外，已經(jīng)賺回了不少虧空，你不停它的業(yè)，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時愛看報，許多消息是從報上得來的。1948年年初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當選為大總統(tǒng)，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tǒng)，江南一家報紙說蔣中正當選為“小總統(tǒng)”，后來說是經(jīng)查確系排版緊張所致，沒有政治意圖。“受害人”蔣介石也未提出訴訟，不立案。還有一事，中國國民黨一個機關(guān)的牌子被示威學生換成了“中國刮民黨”，于是一批人在報紙上表態(tài)，說是該黨受到了嚴重污辱，令人哭笑不得。國民黨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后報上登了許多對嫌犯的審訊消息，居然還大量刊登了他們對聞、李的咒罵，連“嫌犯”的捶胸頓足、情緒激動、流淚喊叫都有報道，似乎是在宣揚“殺之有理”。1946年美軍皮爾遜強奸北大學生沈崇案發(fā)生后，各報紛紛連篇累牘地刊登對沈崇的婦科檢查病歷，污七八糟，觀感十分惡劣。1947年四川說發(fā)現(xiàn)一個女子楊妹不需要吃飯，國府組織了國家級專家去調(diào)查，后來報上登的調(diào)查結(jié)果是在她肛門上發(fā)現(xiàn)有食物殘渣，說明她不是不吃飯。為此引起媒體冷嘲熱諷，說國民政府主導的我國科學專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類必須吃飯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關(guān)于郝鵬舉的報道令人難忘。郝鵬舉是個有名的變色龍，他在國共日偽之間來回反水。1946年年初，民國方面的媒體報道郝鵬舉的日偽軍部隊要從“共軍”處投靠蔣軍了，可是沒幾天說是沒有此事，并說是郝受到共軍高級將領(lǐng)的看望宴請云云，個把月后又大張旗鼓地報道，說是郝司令當真投蔣了，數(shù)周后，卻是郝司令被共軍槍決了。

　　民國時期的報紙有一套專門語言，戰(zhàn)事失利撤退，叫“轉(zhuǎn)移陣地”，學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實“自行失足落水”的說法早就受到過魯迅的聲討。那時的報紙還有一個說法，將大學生中致力于反蔣的學生稱為“職業(yè)學生”，即他們不是學生，而是以學生的身份打掩護，專搞顛覆國民黨政權(quán)的。根據(jù)我個人對舊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的了解，“職業(yè)學生”實屬罕見，相反，地下黨的要求是進步學生首先必須學好功課，才能在同學當中樹立威信。倒是有幾個“職業(yè)教師”，例如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校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楊伯箴同志，解放前在北平的身份是某校童子軍教員。楊后來擔任過北京師范學院院長、外交學院院長等職。

　　百姓生活

　　當時的我們恨不得引爆舊世界，把舊北平徹底翻一個個兒。

　　那時失業(yè)人口極多，我們家住的西四小絨線胡同一帶大多數(shù)人都沒正經(jīng)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兩間，勉強維持生活。再有就是過往略有積蓄的人，靠賣上一輩的遺物維持生活。我不止一次聽到這些鄰居祈禱上蒼，希望給自己以機會撿到一個裝滿大票子的皮夾。

　　那年月到處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單、東單、北溝沿都見過大垃圾堆，蒼蠅嗡嗡叫，惡臭撲鼻，小孩子在上面撿煤核，有時撿到殘羹剩飯，就吃了。報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由于誤食垃圾魚頭一家人慘死”一類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歲，參加了國府第11戰(zhàn)區(qū)政治部舉行的中學生演講比賽，我當時就說：“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們，國父(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哪里去了?”我的演講稿得到了當時在北平軍事調(diào)處執(zhí)行部任中共代表的葉劍英同志身邊工作人員李新同志的指導。由于我的講話的調(diào)門不符合主辦者的要求，雖然我的演講反響最熱烈，連一個主持發(fā)獎儀式的軍官都說“王蒙那個小孩講話聲如洪鐘”，可是仍然只給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沒過幾天，解放軍就用車拉走了所有市內(nèi)的垃圾堆，真是說干就干，立竿見影，贏得了民心。

　　當時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話說“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鐘敬文教授家中看到過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說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風里過，教人梅雨憶家鄉(xiāng)”，意為北京的風水劣過江南的梅雨。那時北京下水道問題嚴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沒膝。雨后到處是蜻蜓，入夜則是螢火蟲到處飛舞。那時候螢火蟲多除了生存條件與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電力少，常常停電，供電時貧民也舍不得開燈，給了螢火蟲光芒四射的機會。小汽車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軌電車，車上擠得連門窗上都扒著人。這種場面我1999年去印度訪問時又看到了。我們那時青少年普遍不買票，想買票也買不成。

　　民國街頭，刺激人的還有乞丐的群相。我們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個赤裸著上半身的女丐帶著一個小女兒行乞，她的表現(xiàn)被認為是瘋癲，有時小學生下學時看到她們，一些淘氣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瘋子，瘋子!”這時女丐會慘叫一聲嚇得所有的路人瘋跑。我不懂為什么那時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貧民與弱者。

　　有一種叫作“叫街”的乞丐，他們走的是駭人聽聞的自我施暴苦肉強討路線，見了他們估計有錢可給的乞討對象，就用磚頭砸破自己的腦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劃開自己的臉面，血流滿面地跪下乞討。令人不寒而栗。

　　還有一種乞丐，寒冬臘月，破衣爛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門口，嚇得居民趕緊掏錢送食物，只求可憐人不要死在自家門前。

　　再有就是各種生理畸形或殘疾的乞討者，慘不忍睹。

　　這樣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覺是歷史通過他們在進行發(fā)動人民大革命的動員課，傾情發(fā)力，號召顛覆造反。一個國家，能夠這樣混下去嗎?這里不發(fā)生，這時不發(fā)生一個天翻地覆的革命，難道能發(fā)生什么溫柔美麗的沙龍派對嗎?

　　現(xiàn)在重溫那時的北平舊照片，蕭疏、陳舊、破爛、貧窮、饑餓，搖搖欲墜，是徹骨的絕望感。當然也令人發(fā)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墻、牌坊、灰瓦頂子、平房、四合院，還有那時不擁擠，全北平只有200萬人，而現(xiàn)在是2000多萬人，等等。再說懷舊就是懷自己的少年時代啊，誰能毫無這種向后看的波動呢?但當時的我們恨不得引爆舊世界，把舊北平徹底翻一個個兒，《國際歌》的詞兒叫“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終于等到到處是高樓大廈了，又會懷戀舊日的某些特色或遺憾于某些舊日圖景的失落。文化就是這樣的，生命就是這樣的，時時在失去，時時在創(chuàng)造積累。當然，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憤然!

　　學校經(jīng)歷

　　我的地下黨單線領(lǐng)導人對于我與另一位進步學友雙雙考入河北高中，深為滿意。

　　1945年我跳班上平民中學(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學)初中，校長常蘊璞(字玉森)是國民黨市黨部委員，他工作非常負責，督導大家背“總理遺囑”，多次在大會上講“管學生必須體罰，一定要造成不守紀律孩子的肉體痛苦”。有時上課，我忽然聽到后邊啪啪打耳光的聲音，異常恐怖，我們都不敢回頭看，那是校長從后門悄悄進來，大打出手，打那些他認為不守紀律的學生。

　　南溝沿有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機構(gòu)，一天級任老師通知我們班幾個功課好的同學去那里座談。我年齡小，一聲沒吭，聽見幾個大個兒學生提意見，說三青團員凈是歪戴著帽子的紈绔子弟，和小流氓一樣，給人印象不好。

　　我隨后唾棄了三青團，去追求革命追求左翼思潮。我在國會街北大四院欣賞了大學生們演出的《黃河大合唱》，只覺得是驚天動地、氣貫長虹，左翼意識形態(tài)尤其是文藝的氣勢壓得國民黨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1946年，我所在的平民中學通知全體同學收聽市社會局局長溫崇信的講話。他是公鴨嗓，南腔北調(diào)，全部腐朽透頂?shù)膰顸h套話，沒說一句明白話，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根本不會說“人話”，連我父親在家聽了此人講話也完全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我后來得出一個結(jié)論，一個政權(quán)要完蛋，首先表現(xiàn)在語言上的撐不起門面來，簡單地說，就是說不成一句人話。

　　當時的平民中學給我印象深的是音樂教員喬書子(音)，他一面教著我們課一面晚間演出著歌劇，人的樣子也極帥氣。他自己也作曲作詞，如“第一次的春雨，只是幾滴，像少女第一次的眼淚，我問你，什么是你第一次的悲哀呢?”據(jù)說，他也可以教授“國文”。平民中學的校歌詞曲也是他作的，唱的是“你是智慧的海，你是真理的燈”，追求高遠。

　　教學樓前有幾株大合歡樹，一到放暑假的時候，紅花盛開，著實難忘。

　　高中時我上了河北高中(簡稱“冀高”)。這個學校有革命的傳統(tǒng)，“一二·九”運動中，河北高中的許多學生參加了以大學生為主的游行。榮高棠、康世恩等都曾在這個學校就讀。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學生自治會成立，校內(nèi)的中統(tǒng)特務(wù)和國民黨警察局配合，大打出手，一次就逮捕30多個學生自治會人員，使學校進步力量受到打擊。為此，我的地下黨單線領(lǐng)導人對于我與另一位進步學友雙雙考入河北高中，補充進去，深為滿意。我們的考入，使冀高增加了一個地下黨的平行支部。冀高原校址現(xiàn)在是地安門中學，該校至今以每年4月17日為校慶。

　　我在冀高時，用復(fù)寫方法辦了一個刊物《小周刊》，手抄的，抨擊社會不公，被校長穆庚寅找去談話，說是辦這種周刊會造成事件，下令取締。但冀高仍有大量黨員與盟員(共產(chǎn)黨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lián)盟)在活動，有兩個平行的黨支部，以便于與國府周旋。學校也有中統(tǒng)組織，他們以“暮鼓社”名義張貼大字報和“肅清匪諜”一類標語，但誰也不知是誰干的，鬼鬼祟祟。

　　1948年寒假，河北省教育廳在冀高辦冬令營，伙食糟糕，白水煮蘿卜，沒油，苦的;房間里溫度在零下，有爐子沒煤，冷到極點。年齡大的學生到教室偷桌椅，劈了當柴燒。當時我家也是這樣，冬天洗腳水、尿都會結(jié)冰。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軍四野和華北野戰(zhàn)軍包圍，國府方面在學校招募“自救先鋒隊”成員，意圖垂死掙扎，與解放軍拼命。后來這些人不戰(zhàn)而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懲處。

　　同時以傅作義為首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組織了包括軍警憲三方面人士的執(zhí)法隊，打著執(zhí)法隊的旗子，開著卡車在大街上橫沖直撞，聲稱遇到“通匪”的“匪諜”，他們有權(quán)“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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